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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 ( 2006-10-09 第11版 )

余秋雨

●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礙

　　●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從經濟發展中作出這種奇怪判斷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會

　　●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少而又少，……國際間並沒有多少人癡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

　　●在今後，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國家話語、行政活動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橋樑式人物為中心來開展的

　　中國文化為什麼沒有展示出應有的魅力

　　我曾聽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音樂人說：“每個初次來華的西方人都會有點吃驚，為什麼沒來之前對你們有那麼多誤會。有可能，你們的宣傳方式造成了某種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說法顯然是過頭了。因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認中華文化的悠久輝煌，也很少有人拒絕中國的器物文化和餐飲文化，現在“中文熱”也在逐漸興起。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溝通上，雖然近幾年有所改進，放棄了一系列極“左”的、自以為是的單向灌輸習慣，但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國際間對我們的文化話語，在整體上仍然處於不樂於接受的狀態。

　　這是出於政治偏見嗎？其實不是，拿中國參加兩次世界博覽會來說吧，2001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開幕前，據民意測驗，中國館在“最想去看的館”一項中排在第二位。但問題出在哪呢？

　　我去看過漢諾威世博會的中國館，印象最深的是萬里長城和京劇臉譜的圖片，還有一些中國風景名勝的照片燈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長江三峽的塑膠模型，一個中國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後是一具標注著針灸穴位的人體模具，邊上放了一些中藥。所有排隊進來的外國觀眾，很少有人在某一個角落停步，都是用幾分鐘時間匆匆走過，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的中國館，顯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還是沒有多大改觀。當時，世博會大門口有一個電腦屏幕，上面標示出此時此刻到哪一個國家館需要在門口等候多少時間，那塊屏幕，幾乎成了各國文化魅力的一塊比賽牌，譬如，法國三小時，韓國三個半小時，日本四小時。而中國館門口卻基本不需要等待。

　　兩次世博會的窘境反映了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時的幾個重大弊病：一、自以為很懂中華文化，卻找不到中華文化的任何一個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徵圖像，找出來的都那麼枯燥和簡陋；二、幾乎不知道當代國際間的高層審美趨向，把各國觀眾都幻想成了“愛國老華僑”；三、連那些最發達的國家也小心翼翼地請出了全國一流的文化智者來設計自己國家的文化窗口，而我們顯然變成了某政府部門下屬的一個行政行為，越是層層審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現代魅力，以為展館的主體內容——滿壁浮雕、四大發明、先秦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會讓各國觀眾停步仰望。與德國館相比，中國館缺少智慧的巧思。與法國館相比，中國館缺少自嘲的幽默。與日本館相比，中國館缺少面對未來的創新。與韓國館相比，中國館缺少通俗的親切和美麗……加在一起，中國館嚴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創新，欠缺想像，欠缺親切，欠缺互動。

　　不能過度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借著兩屆世博會中國館的教訓，引申開來，證明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時還存在著一系列觀念問題。這是文化交流的起點，必須認真面對。

　　第一，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層面上，是人類共通的精神價值。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礙。中國文化確實偉大，但並不具有全人類終極意義上的特殊性。許多人都在說，中國文化獨創了許多東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於人”、“以人為本”等等，其實，這些原則在人類別的文明中也提出過，並不是我們的獨創。另外，像“和平”、“科學”、“和諧”、“平衡”、“與時俱進”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類的智者所共同堅持的，我們常常會賦予它們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含義，但不宜在文化意義上說成是中國文化的獨創獨有。

　　反過來，我們又常常有一個誤會，把許多人類的共同精神價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說西方文化又立即產生民族主義的防範心理。結果，明明置身在人類的共同精神價值之中，卻偏說民族主義的話語，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別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們更多地承認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頭上承認而是心底裏承認，情況就會大大改觀。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華裔學者成功地把南京大屠殺寫進了教科書，他們說，以前我們中國人往往在申訴中國的苦難。外國學生會覺得在過去的戰爭中世界上受苦受難的民族很多啊，不會太在意，我們把這件事提升為現代世界公民必須遵守的人道底線，那就可以被廣泛接受了。

　　在漢諾威世博會上，德國館大廳是一大堆德國偉人的未完成塑像，貝多芬、黑格爾、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說，德國偉人都無法在自己國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讓世界各國觀眾在心中去完成。而且，還請世界各國觀眾在黑板上補充在自己國家出名的德國人。德國人那麼驕傲，卻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動性之中。法國館的主題是法國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國觀眾出主意，它們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動價值。

　　文化的差異未必導致衝突

　　第二、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價值上承認人類共通，那麼，在具體呈現形態上則要承認差異互賞。在這兩方面，我們常常搞顛倒了，一方面對可以共通的精神價值心存疑慮，另一方面又對不可能趨同的文化形態進行著趨同式的誤導。例如，常見這樣的報導和評論：“京劇征服了世界！”、“美國好萊塢和日本動漫爭奪中國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態的問題上升為國家化、民族化的統一思維，幻想著文化形態上你死我活的衝突。

　　文化在呈現形態上，以差異為第一特徵，以差異間的互相欣賞為第二特徵。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們因為友情而產生了寫作上的趨同，則是唐代文化的悲劇，幸好沒有發生。這還只是在說一個民族的一個朝代，如果把事情擴大到不同民族國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間，差異就更重要了。

　　我們在外交上有一個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異”，但在文化形態上不能隨便地搬用此概念，因為在那裏最怕“求同”。好萊塢“征服”不了世界，發行量並不是“征服”的證據。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們沒有自己的電影業，看的全是好萊塢，連當時的伊拉克都是這樣，但說到底，他們根本沒有成為美國文化的俘虜。正如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所說，難道吃牛羊肉就會變成牛羊？同樣的道理，京劇也不會征服世界，《紅樓夢》也不會征服世界。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從經濟發展中作出這種奇怪判斷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會。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島、拉丁美洲的學校中都被迫響起了背誦楚辭和唐詩的琅琅書聲，那麼，屈原和李白在天之靈也會痛哭失聲。因為這對中國文化來說，也絕非吉兆。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征服亞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臘文明衰落的教訓，便是例證。

　　文化以差異並存為美，以消除差異為醜。文化上的差異，絕大多數構不成衝突，正如我心中的歐幾里德、黑格爾、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蘇東坡、王陽明，是互相欣賞、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衝突、互相取消。小小的靈魂能這樣，大大的世界為什麼不能這樣？因此，我不贊成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而贊成南非大主教圖圖所說的那句話：我們為差異而欣喜。

　　在當今世界，中國文化在傳播中要做的，不應該再頻頻發佈強加於人的信號，而應該崇尚文化差異，並從中爭取中國文化的話語權。

　　中國文化必須在現代世界尋找新的支點

　　第三個觀念性障礙，是對自身文化的認知。我們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長期身處其中，哪會不知道中國文化？因此產生了一種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還把別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實，中國的古人言談，並不等於中國的文化實踐；中國的文化歷史，並不等於今天的文化實力；中國的文化優勢，並不能掩蓋它的嚴重缺憾，而身處文化之中，更不等於獲得了文化自覺。這就像我們天天呼吸，卻並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統和循環系統，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氣質量。

　　中國文化在今天正處於重新選擇、自主創新的關口之上，而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對話和融合，正是中國文化選擇和創新的重要契機。

　　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把經濟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後面，這是一個聰明而又無奈的設計。沒有想到的是，經濟大發展所產生的震盪需要由文化來平衡，尚未轉型的文化卻成了大家索求的對象，於是文化更加變得怪異。把大話、空話當作文化話語，把偽飾、瑣碎當作文化格調，把嫉恨、互傷當作文化行為，出現了“處處是文化卻找不到文化”的現象。兩次世博會中國館的境況，正局部反映了中國文化在當代的失語狀態。

　　我誠懇地希望，從事對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國際座標來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少而又少，許多文藝演出在國外的所謂“轟動”，主要是那些在國外的中國新移民一解鄉愁罷了。國際間並沒有多少人癡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中國文化必須找到在現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點，既不是經濟支點，也不是地理支點，而是文化本身的支點。這就需要不少醇靜的中外文化學者一起來深思切磋，然後逐漸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斷調整。現在離目標還相距甚遠。

　　文化交流主要通過感性形象來實現

　　第四，文化交流的結果，是普通人對某種文化的自然喜愛和尋常好感，既不是國家話語，也不是概念話語。形象大於思維，感性大於概念，行為大於口號。最近幾年不少官員和文人越來越喜歡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語、古話、形容詞、排比句來描述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譯成外語後，很難讓別人搞明白其中明確的內涵和外延，變成一種捉摸不透的“語言流”和“概念團”，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障礙。

　　我記得，德國詩人歌德對中國人情感方式的驚喜發現，是通過中國古代一部三流小說《風月好逑傳》，而不是通過他早年就讀過的《論語》和其他中國經典。其實，我們對德國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過什麼官方話語，而是通過歌德、貝多芬、巴赫。

　　在當代傳媒間，連篇累牘的概念式話語，常常比不過一張照片的反作用，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此外，概念式話語由概念式人物說出來，更難感動普通人。政府官員、發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們的職務帶有一定的概念性，人們更容易想到他們的職務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頭的隨意採訪更有說服力。

　　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須選擇真正具有國際說服力的感性形象。一個泰戈爾，就讓印度文化納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個海明威，讓歐洲文化接受了美國文化。在中國古代，玄奘、鑒真、朱舜水、利瑪竇、湯若望、徐光啟，都是這樣的文化橋樑人物。在中國近代，胡適、趙元任、林語堂有可能成為這樣的人物，可惜兵荒馬亂間都不得不中斷了文化紐帶的作用。現在中國的姚明、郎朗和幾位具有國際號召力的電影演員，倒是實實在在起到了積極的文化紐帶作用。我相信，在今後，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國家話語、行政活動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橋樑式人物為中心來開展的。這種橋樑式人物，可能是藝術家、運動員、學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會是官員。對此，我們要期待，要發現，要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