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
紀坡民

2006年05月24日09:14深圳新聞網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06-05/24/content_128960.htm

我父親紀登奎於１９８８年７月因突患心臟病去世，已有十幾年了。１９８９年前，我還在外地工作，只是過年過節回北京探親。父親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閒時間很多，父親是個話很多的人，甚至有點太多，這也許不太適合搞政治。不過，這倒使我有機會間間斷斷地聽他談過不少他在政壇經歷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職辭職前後的情況，印象很深，至今記憶猶新。

　「九大」會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親是在「文革」期間１９６９年黨的「九大」會議後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說法，該算是「文革新貴」了。不過他在「文革」中也經歷過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親只是個地方幹部，在河南省委擔任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組長，處在「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上，那是個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眾」，還要被揪來揪去，到處作檢討。不過開始時身份還是省委領導成員，在極其混亂的局面中勉強維持著省委的起碼工作秩序。

到１９６７年１月，在上海所謂「一月風暴」影響下，省委被「奪權」，父親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組織」關押起來，音信完全斷絕，只有在開大會被批鬥的時候，家裡人才知道他還活著。這一段時間，有近半年。

時常聽人說到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是為了排除異己，可這個話對我父親卻不適合。「文革」時代，毛主席有句稱父親為「我的老朋友」的話，十分有名，流傳很廣。不過瞭解情況的老同志都知道，父親比主席小整整三十歲，僅從年齡看，地地道道只是個晚輩，因此所謂「我的老朋友」的來歷，只是從解放初期開始，向主席單獨匯報過工作，截止到文革前，聽父親說，有十三次。作為一個基層幹部，這算是相當特殊的待遇了。在許多人眼裡，父親是毛主席很喜歡也很器重的幹部，是主席的「紅人」，可是在「文革」時，主席讓領導幹部在「大風大浪中游泳」，作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親同樣嗆了個半死，差點丟掉了性命。

１９６７年６—７月，在中央解決河南兩派問題的八次匯報會後，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為河南「省革籌」副組長，成了「革命領導幹部」。１９６８年春，又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１９６９年４月，他出席了黨的「九大」會議。不知這是否與毛主席又想起了他這個「老朋友」有關係。１

父親談起過他在「九大」會上的一件往事：他作為「九大代表」到北京後，「九大」會議主席團派人和他談話，要他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父親說：「我作這個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幹部，只能算是個解放幹部。」

來人說：「那你認為誰是革命幹部呢？」

父親說：「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革命幹部，大概劉格平、王效禹他們（分別為山西省、山東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編者），人家那些人才應該算吧。」

來人說：「你知道嗎？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代表革命幹部作大會發言的。你應該服從。」

可是父親還是拒絕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來人表示很為難，說：「那我怎麼向毛主席匯報呢？」

父親說：「你就把我說的話向毛主席匯報。」

來人走後，很快又回來了，說：「我向毛主席匯報過了，主席說，他就是要讓你這個『解放幹部』作大會發言。」接著又講了一番那個時候很流行的「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會發言共９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我父親的發言，在報導的時候，還是「革命幹部代表」。在「九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的「九屆一中全會」，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我問父親，毛主席為什麼一定要你發言呢？

他說：被關押批鬥那一段時間，曾將我「坐飛機」一百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幹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１９６９年６月，「九大」之後兩個月，毛主席和他談話後，把他從河南調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間，父親在中央的黨、政、軍都有職務，管過不少事情。

　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許多資格很老、功勞很大的開國元勳、功臣戰將和大批領導幹部都被打倒，靠邊站了。我父親只是個「三八式」幹部，一下子當了「中央領導人」，也實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錯了，中央的路線錯了，他自然也跟著犯了許多錯誤。

１９８０年５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辭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１９８２年，中央安排他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農村政策調研。給他安排的職務，叫「部級研究員」，在中國，這大概是最高的「技術職稱」了。父親還談到：組織上和他談話時說，廬山會議後，張聞天同志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職務也是「研究員」。他有點調侃地說：「想不到下台以後，我和黨中央的總書記成了一樣的待遇，也算是很榮幸呢。」

關於辭職下台的事，我覺得父親還算比較通達，談起來也不怎麼避諱，也許是因為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吧。

父親說，他正式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是１９８０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思想和政治路線發生根本改變的轉折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由此開端。不過，我們後來所說的「三中全會」，實際上是前後相繼的兩個會議的合稱，前面是「中央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後面接著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有幾天。

就是在這次「三中全會」上，父親因為「文革」期間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批評，大家對他提了很多意見，有的意見還很尖銳激烈。和父親一起挨批評的，還有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和蘇振華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三中全會」之前，父親在國務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農業，三中全會上挨批後，工作要變動。在工作交接問題上，就誰來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徵求他的意見。父親先推薦趙紫陽，因趙紫陽說他在四川的工作離不開，父親又推薦了王任重，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

父親交出主要工作之後，鄧小平同志找他談話，又要他接任別的工作，後來父親又管了一段時間旅遊。所以，三中全會以後，他一方面接受批評、檢討錯誤，一方面也還在工作，不過事情不多了。

父親是個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們孩子都管他叫「拚命三郎」。工作負荷忽然減下來，就那麼一點兒事，他有點不適應。當然，挨批評自然也不是什麼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暢。１９７９年夏天，他和吳德商量，他準備向中央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請求。吳德不同意，對他說：「辭職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志曾對來訪的匈利牙卡達爾的一個高級顧問說過中央的人事「只進不出」的意見，在黨內傳達了。吳德可能是考慮到這個情況吧，他說：「工作和職務的事，聽中央安排吧，要顧全大局。」父親認為吳德考慮問題比較周到，說吳德是個「超級穩健派」。父親沒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辭職請求。

又過了八九個月，到１９８０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時，父親和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正式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中央全會批准了他們的辭職。

實際上，關於他們四人辭職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決定。父親辭職，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宋任窮、王鶴壽兩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談話時通知他的。

我問他：這次談話是不是批評你了。

父親說：沒有。他們對我說：「你是很有能力的幹部。文革前，我們就聽毛主席表揚過你；來中央以後，我們聽說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說了不少好話。最後，他們兩個一提到辭職的事，我立即表示：服從中央安排，同意主動辭職。

父親說：這些事情，都是中央決定了的事，他們兩位只是奉命辦事。我痛快一點，他倆的差使也好辦點，何必叫人家為難呢。

聽了父親談的情況，我對他開玩笑說：「我聽過一句順口溜：革命戰士是塊磚，那裡需要那裡搬；昨天壘在大會堂，今天砌在臭茅房；黨叫當官就當官，黨叫坐監就坐監，一切聽從黨召喚，誰也不准講價錢。不過，我們黨過去好像從來沒有辭職這一說，你也算是首開先河了吧？」

他說：「我還不是第一個，開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親一起提上來的，都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調中央後，他們兩人工作關係很密切。後來，父親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軍區，一個當政委，一個當司令，執行的任務叫「挖牆角」，是毛主席對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況很複雜，工作很困難，但他們順利完成了主席交給的任務，兩人合作相處得也很好。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有「文革」那樣的大背景？後來，一點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幫」乘機胡鬧，整李德生同志。那已經是「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李德生和陳錫聯從北京軍區和瀋陽軍區互相對調以後的事了。

可是對李德生同志辭職的事，父親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１９７５年黨中央的「一號文」公佈的。大概是１９７４年底吧，父親和李先念同志兩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大概也是我們黨內從來沒所謂辭職的先例吧，李德生聽了以後很詫異，還在對「四人幫」整他的事生氣。「文革」後期那種亂局，有許多事，也是說不清道不白的，父親和李先念只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同志爭論、再傷害他。父親便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李德生同志聽了這個話，便不再說什麼了。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後，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八十年代，李德生還擔任國防大學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們黨內開辭職先例的第一個人。對父親來說，向自己的「老夥計」通報辭職的要求，攬的自然不是什麼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許會損害他們在困難時候結下的友誼。不過，李德生同志是有風格的，父親去世時，他還親自來家裡弔唁，而且頗為動情地談起到當年他們任職北京軍區時「一起熬夜」的情形。

聽了父親這些斷斷續續談到的關於「辭職」的故事，使我產生一些什麼樣的聯想呢？首先當然是，「文革」的狂熱時代過去了，對政治問題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結束了，領導幹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變化。父親通過「辭職」下台，沒有再像「文化大革命」時遭到殘酷迫害的「彭、羅、陸、楊」、「楊、余、傅」等老革命們一樣的命運，是他和我們的家庭之幸。

其次，像那部電視劇的片名一樣——「激情燃燒的歲月」，現在也隨之而去了。其實，「激情」，作為革命戰爭年代的遺產，對處在「現代化強行軍」的中國，對於激揚民氣、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十年文革，讓它白白地「燃燒」掉了，也未免使人有點留戀惋惜。而黨內生活這些過於嚴峻的道德準則，歸根結底，也是適應這種「激情」的伴生物。像黑格爾說的那樣，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的現實事物，當時也會有它的合理性。

如今，我們從電視新聞裡，看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總理、首相、部長、大臣等政府高官，或因政見不合、或自感能力不能勝任、或因失職瀆職、或因道德形像污損而「辭職」的事，幾乎司空見慣。不像我們在「文革」時，非要弄成個「反黨集團」或者什麼「路線」才行，也不像父親他們「辭職」時，搞得那麼彆彆扭扭、羞羞答答、曲曲折折、費許多周章。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也需要現代化呢。

「辭職」的辦法，是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標誌。中國人民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政壇風雲之後，對政治高層人事變動在認識上逐漸理性化了。毛主席曾有這麼那兩句「語錄」：難道離了那一個人，地球就不轉了？難道離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如今，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強得多了，這兩句原來只認為是開玩笑的趣話，將會作為政治生活的現實而接受它。

「辭職」之法，作為政治生活的常規，應該提倡，而且應當制度化。

　出任軍職期間的軼事

任何一個政權，其核心的權力都是軍隊。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父親談起這個道理時，頗為感慨，他說：「文化革命」的時候，「天下大亂」，什麼黨中央、國務院，什麼各級黨委、地方政府，還有工、青、婦，全都衝垮了，實際上都不起作用了；但是，只要解放軍還在，這個國家的政權就還在。「文化革命」，把這個道理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老毛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徹底，他算是把國家的本質看透了。——父親說這番話時，把他通常時時掛在嘴上的「主席」，換成了口吻頗有一些不恭味道的「老毛」。

不過，現代國家，職能分化，術業各有專攻。軍隊的職能主要是對外。內部安全則主要依靠警察。當然，現代國家，是法制社會，現代政府，更多地是服務功能。所以，這個道理如果反過來講的話，其真理性則具有了一種衡量歷史進步的意義：政府職能分化的程度，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標誌。

這個道理，如果單從認識論的角度去看，不論是它的正命題還是其反命題，其真理性都是無可置疑的；可若是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去來看，用我們時下最流行的語言來說，就有了「與時俱進」還是「與時俱退」的分別。

我父親雖然也是個「老八路」，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但他一直是個「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親說，他雖然也算打過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揮過一個團的兵力吧，還是些個「地方部隊」。正規軍的大兵團作戰，他完全沒有經驗。可是，父親在中央工作期間，卻出任北京軍區的政治委員，統領過七八十萬軍隊，他還是軍委領導成員，起草過「八軍區司令對調」的文件。顯然，在我們人民解放軍如雲的戰將裡，他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戰功」。父親出任軍職，完全是政治性的。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父親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參加「批陳整風」的「華北會議」，去「挖牆角」；而後在北京軍區出任政委和司令，為毛主席對林彪的鬥爭，守住北京身邊這塊「陣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按毛主席的說法，「司令常來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陳錫聯來了，「政委歡送又歡迎」，父親一直留在北京軍區。

父親去「軍委辦事組」，更是毛主席親自點將。主席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當面對他們說：「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像粘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一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麼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父親講到這一段時，我問他：「你沒有搞過軍事，到那裡面怎麼工作呀？」他說：「主席是怕他們搞鬼，叫我去那裡，就是看著他們。有時候我提點意見，僅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們搞得精神很緊張。」

他還說到：「軍事上的事，我確實不懂。李德生比我強點，也只指揮過一個師、一個軍。當時，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北京軍區是首都門戶，萬一有點閃失，我不僅要掉腦袋，而且還會成為民族罪人。我對這件事十分擔憂，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請來了，那是我們軍隊的名將了。我給他配了幾名最好的作戰參謀，坐個吉普車，在邊境防區漫山遍野地轉了幾個月。粟裕搞出來一個作戰方案，交軍事科學院和軍事學院的內行和專家們看了以後，認為確實不錯，我才比較放心了。」

林彪事件後，父親又在葉帥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工作。就這樣，按父親的話，他也「和軍隊的老總們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軍隊任職，自然會和林彪打交道。當我問父親對林彪的印象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當地方幹部的時候，對中央的事情瞭解得很少。這位林副統帥，在我們眼裡，和你們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樣。到中央工作後，先是解決各省、各部、大型企業的文革兩派問題，黨政方面也管過不少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參加討論工業、農業、財貿、整黨、外交等各種問題，一個國家，頭緒很多的。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很奇怪：這位副統帥，究竟在考慮什麼問題呢？怎麼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他的意見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總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見」幾個字。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這我就更奇怪了，這位副統帥，究竟在幹什麼呢？……」

這段話，父親曾先後對我講過兩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一次是八十年代，兩次講的內容和口氣，基本一樣。大概中央的事，我們這些當老百姓的很難明白。對父親這段話，我一直不明白：既不明白中央的事為什麼會是這樣，也不明白父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父親還講過他向林彪匯報工作的情況，也很有意思。１９７１年夏天，周總理帶著黃永勝、張春橋和我父親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父親說，他向林彪匯報的問題是：「軍隊現在冗員太多，一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一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一直到基層，也都是一個正職，好多個副職……。」他請示林彪：「林總，您是打過仗的人，軍隊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有了戰爭，還能打仗嗎？」林彪聽了以後說：「就是啊，那怎麼辦呢？」

我問父親：「軍隊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父親說：「文化革命，三支兩軍嘛。軍隊幹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來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來一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幹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軍隊幹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這個樣子了。」

我問父親：「那林彪說怎麼辦呢？」

父親說：「情況他也知道，可他也不說個辦法。就這麼一句，沒有下文了。」

父親說：「小平的風格，和林彪完全不同。１９７５年，小平抓軍隊整頓，對存在問題，講了五個字：『腫、散、驕、奢、惰』。解決辦法，部隊各級軍政首長，一個正職，一兩個副職，剩下的統統清理，成立顧問組，都塞到那裡頭。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割瘡帶肉，快刀斬亂亂麻，問題就解決了。」

我問父親：「林彪為什麼不這麼搞呢？」

父親說：「林彪也不是不會搞，他是不願意搞。」

我問：「為什麼呢？」

父親說：「文化革命，林彪把他認為反對他的人都搞掉了，軍隊裡都成了他的人了。這種動大手術的事，一旦搞起來，又麻煩又得罪人，折騰的雞飛狗跳牆的，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搞亂了嗎？那個時候，離９·１３只有兩個月，他要和毛澤東鬥法，精神緊張得很，心也根本不在這些事情上。林彪手裡的軍權，是他政治上的本錢，要留著和毛澤東周旋。他怎麼會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去幹這種事呢？」

原來是這樣，「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看來，軍隊建設對統帥的要求，比軍事才幹、領導能力、專門知識更重要的，是立黨為公的道德心。據說在延安時，朱總司令把《孫子兵法》裡論「為將之道」的「智、信、仁、勇、嚴」，次序改為「仁、智、信、勇、嚴」，寫成條幅送給劉伯承作為他五十大壽的賀禮。這不論作為對劉伯承元帥的評價，還是作為一般的「為將之道」，都是至當至要的至理名言。「仁」字當先，不僅是愛兵，更是愛人民，是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政治忠誠，這才是軍隊統帥最可寶貴的品德。

辭去軍職的情況有所不同

父親談起他辭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的軍職，情況卻有所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挨了批，正式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黨政職務，是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也就是說，是一年多以後的事。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父親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辭去他在北京軍區擔任的軍職。

父親說，當時小平同志還表示要挽留他。大概一方面是他和小平同志幾年來一直相處得關係不錯；一方面也有小平同志對匈牙利卡達爾的高級顧問講過那段話的因素。但是，父親堅決要求辭去軍隊的職務，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辭職請求了。

當我問他為什麼堅決要求立即辭去軍職時，父親說：「我在中央、也在軍隊幹了這麼多年了，能連這個道理也不懂？」接著他講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１９７６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１９７５年的夏秋就揭開了序幕。開始，是劉冰告遲群、謝靜宜的狀的事，還有毛主席「評水滸」的事；後來，又是主席叫毛遠新上政治局會議反映社會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小平同志正在忙著搞整頓，先是鐵路、再是鋼鐵，而後軍隊，接著是文藝、農業等，各條戰線全面鋪開；小平還說：各項整頓，最重要的是黨的整頓。讓父親去搞試點，準備起草整黨的文件。小平同志大概覺得，整頓是大事，遲群、謝靜宜、毛遠新說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雞毛蒜皮。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回來以後說：沒有什麼事，主席還是信任我的。

可是，後來風頭越來越不對了，主席指示要「幫助」小平同志，接著又指派了八個人專門開會批評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鄧」會，父親也在「八人」之列。過了年，周總理去世，華國鋒召開「打招呼會議」，向全黨傳達佈署批鄧。事情越搞越升級，一直到「四·五天安門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職。

這段歷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辭去軍職的情況，一般人不太瞭解。父親說：「八人批鄧」開始後，小平同志的頭腦，從熱呼呼的「整頓」裡冷靜下來了，經過一段思考，鄧小平清楚地判斷：主席不信任他了。於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軍職。毛主席隨即同意了小平辭去軍職的請求，但仍然讓小平負責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辭去軍職，是１９７５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銷黨政職務，要早三四個月。

我自然不懂這些事，就問父親：「軍隊的職務就那麼敏感嗎？」

父親說：「掌握軍權和當個文官的情況，當然不一樣。掌握軍權，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也不一樣。」

這我就更不懂了，問：「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有什麼不一樣的？」

父親沒有直接回答，他講了吳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文革」期間，吳忠同志任北京衛戊區司令。這自然是一個要害崗位的關鍵角色，如果用人不當，在「文革」那樣的情況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幫」集團鬥爭的關鍵時刻，吳忠都發揮過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稱讚他：「吳忠有忠」。

中央清理「文革」的錯誤，吳忠同志也受到審查，用那個時候的語言，叫「說清楚」。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以後，東線進展不順利，許世友急得心臟病也犯了，就回來搬兵，找吳忠接替指揮。吳忠當時在廣州軍區任副司令，因為受審查還沒有「說清楚」，在家中賦閒，正在喂雞。

吳忠說：「讓我上前線沒問題，可是我還沒有『說清楚』哩！」

許世友說：「什麼『說清楚』不『說清楚』，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你打了勝仗回來，不管什麼問題，統統一筆勾銷，就都『說清楚』了！我給你打保票，到時候再『說不清楚』，你來找我。」

吳忠上前線，抱了個必死的決心，坐在一輛坦克裡，衝在最前方。可這樣一來，對戰場敵我態勢，自然情況明、決心大、反應迅速、指揮得力。結果，諒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從父親講吳忠的故事裡，我明白了：在戰爭時期，掌握軍權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誠受到懷疑的話，他可以用打勝仗立戰功和效命沙場以死報國的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和平時期自然就沒有這個條件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且「一切行動聽指揮」，軍人總不能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誠，就去挑起戰爭吧？這個道理是一目瞭然的。

有一次我向父親介紹看過的一本書：蘇聯的政權結構，主要是三種力量，黨、軍隊和克格勃。父親評論說：中國和蘇聯不一樣，我們的政權，主要是黨。不過實際上，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條，我們還不如蘇聯，蘇聯軍隊的政治影響力，還主要在中央；我們的情況，軍隊在地方上也亂攪和，搞得黨政部門過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兩軍，把事情搞壞了。

我問父親：文化革命時你在軍隊任職，不是也有這個問題嗎？

父親說：當然有。三支兩軍的幹部，又在軍隊任職，又在地方掌權，弄得誰也管不了他。北京軍區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比較徹底：要麼回部隊，要留地方的，脫軍裝。不能一手握著槍桿子，一手又在地方黨政部門抓權。

有一次，我談到我在軍隊的同學也在做生意時，父親說：這是小平決定的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搞經濟，做生意，改革開放。這個事情，黨內有阻力，如果軍隊再反對，事情就更難辦了，就可能搞不起來。現在的辦法，是把軍隊也拉下水，一塊搞。這可以使改革開放減少阻力。小平也不會不知道這個辦法的危害，可軍隊的事，小平也是難哪。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新中國是革命戰爭勝利建立起來的，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比重較大，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的。不過這裡有個「與時俱進」還是「與時俱退」的問題，一個波拿巴特式的政權，總不能算是現代化的國家吧。也許唯其如此，我們才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如果聯繫到我們黨是執政黨，所以我們的軍隊，實際上也是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這樣就和現代社會的國家政權「民權高於軍權」的原理一致起來了。不過，「黨指揮槍」，這還只是觀念的約束，而不是有效的制度約束。在我們國家關於政治生活的法制尚待完備的過程中，就實際的情況而言，掌握軍權者的自我約束，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應該抱定當年「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這是一個軍隊統帥的政治道德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們的黨和軍隊的歷史上，有過一些深刻教訓可資借鑒，如張國燾和林彪，也有許多優秀傳統需要挖掘、繼承和發揚。——這是我從中體會的道理。

又提到他辭去軍職的事情時，父親說：這其實並不一定是你要怎麼樣，像林彪一樣，想搞什麼圖謀不軌的事情；你的部下，對你的人品、水平和能力看法會有不同，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擁護你的人，也可能是想由此得到陞遷，而反對你的人，則可能想由取代而得到陞遷；如果他們有些人頭腦發熱、魯莽行事，軍人是拿槍的，萬一搞出什麼亂子來，還不是要算到你的頭上。華國鋒就是不知道這種事情的厲害，後來搞出來個「三炮團事件」，如果那種事情鬧大了，只會加重對他的處理。９·１３事件有偶然性，如果林彪的事情不是那樣的結果，而是跑到廣州，搞成南北割據的局面，打起內戰來，那國家可不知道要鬧出多大的亂子呢……。

父親對我們說話，一向挺正統的，可是聽這個話，還有點明哲保身的意思了。父親談起話來，時常是興致勃勃、滔滔不絕，可是，他似乎不願意對我多說這些事了。他以平日不多見的低沉的口氣、而且一字一頓地說：「和－平－時－代，……軍權，那是玩火！」

父親說這句話時的口氣和表情，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父親的話裡，我悟出的道理是：在和平時期，掌握軍權的人，如果他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誠已經不被信任、受到懷疑、而且陷入政治是非的漩渦，而他還要貪戀權位、要為此搞點什麼名堂、甚至不擇手段的話，那是十分危險的。父親說的「那是玩火」，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到頭來，害黨害國害人民，害人害友害自己。因此，掌握軍權的人，如果處於政治逆境，在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政治忠誠方面，他能夠為自己表明心跡的唯一方法，就是辭去軍職。這是為黨為國為人民，也是為人為友為自己。

對父親當年的明智選擇，我感到慶幸，也為他驕傲。宦海沉浮、世態炎涼、門前冷落之類的人情之常，又算得了什麼！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以國家民族的安危為重，自己和家人也得以免禍，要重要的多。這種事情，倒往往是「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呢。

父親談的這些政壇往事，已經過去多年了；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當年那種嚴峻而狂熱的時代了。不過，我們的先輩歷來有「資治通鑒」的優秀史學傳統，在我們國家關於政治生活的法制建設還有待完備、尚未納入現代國家的正常軌道之前，這些往事，也許還會有點借鑒的意義。有一句話，不僅適合於我們給日本人上課時作教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