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談到的「暫時乃現代人的範疇」、「一覺醒來，發覺秩序、安全已經在他們的地平線上消失，而時間亦變成一種更冷酷更絕對的實體」、「價值的削平 （leveling of values）」、「倫理道德的虛無主義」等，其實一樣反映在台灣這個正在快速變遷的社會裏。
什麼時候才能在台灣看到這顆《石頭》？
夢境裡的集體共鳴 ．林沛理
原載《亞洲週刊》二十卷三十三期2006年8月20日
電影是一個特定時空的集體的夢，如果我們頭腦清醒、目光如炬，自然可以在這個夢境裡巨細無遺地看到那個時代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最近在大陸取得巨大票房成功的低成本製作《瘋狂的石頭》所引起的共鳴，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手把，用來掌握今日中國社會的光怪陸離。
在主流中國劇情片的範疇裡，《瘋狂的石頭》最瘋狂的是它的時間感 (sense of time)。導演寧浩以凌厲、不按本子辦事的剪接，打破劇情發展與角色行為的時間次序與邏輯關係﹔而他在把觀眾的眼睛轉向「事物本身」的時候，顯示的是一個遠為具體而偶然的過程﹕比方說，一道車門打開，變成了一場警匪大戰的高潮（反高潮）。
當然，這種對敘事的「直線性」（linearity）的顛覆並非寧浩所創，他受塔倫天奴的《危險人物》 （Pulp Fiction）、英國電影《兩根大煙槍》（Lock Stock and The Smoking Barrels），以及劉奮鬥的《綠帽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石頭》的重要，不在於它的原創性，而在於它的社會性。觀眾喜歡《石頭》，因為它展示給他們一個荒謬、殘酷、非理性的世界。貫穿全片的時間感不是一刻接著一刻，而是突如其來的，因此反而顯得急迫而真實。片中的角色，不管是兵還是賊，都逃不出時間。時間，對他們來說，不再是可以計算的連續次序，而是一種無窮盡、無所逃的存在。
暫時乃現代人的範疇，一如永恆屬中世紀人的範疇。西方的電影作者，以至香港的王家衛，皆十分注意時間的實在性。在中國的商業電影當中，能夠以嶄新的技巧，從嶄新的角度來處理時間的，《石頭》可說是佼佼者。觀眾對這種時間觀不拒反迎，其實不難理解。資本主義割斷了中國人跟土地的關係，市場經濟又把個人從政治的避難所中摔了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的價值－－中國人用來攀向「更高的真實」（a higher reality）的梯子早已不知去向。於是，今日的中國人一覺醒來，發覺秩序、安全已經在他們的地平線上消失，而時間亦變成一種更冷酷更絕對的實體。
所以《石頭》的形式實驗可謂來得正合時宜。中國的觀眾也許尚不能接受沒有開頭、中腰和結尾的無結構之結構，但他們對合乎邏輯、合乎理性形式的要求已經大減，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石頭》在中國成為一個社會現象，除了是一次形式的勝利之外，還跟它的內容大有關係。
《石頭》的盜寶故事和情節不值一哂，真正有趣的是在這套電影裡價值的被削平。這種價值的削平 （leveling of values）可見於影片的所謂「低俗成份」（vulgar elements）－－ 片中排泄和排泄物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匪角與反派的角色跟警察與正派一樣重要。的確，《石頭》這部表面上如此粗糙、庸俗、難登大雅之堂的電影，卻令我想到塞尚的靜物畫。在塞尚的一些靜物像裡，小的大的、高的低的、偉大的平凡的，都在扮演同樣的造形角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這種價值的削平其實反映了今日中國價值觀的混亂。在一個全民追財、你虞我詐的社會裡，沒有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光榮、榮譽、勇氣和犧牲這些字眼只會叫人難堪。人只有在服膺於他的動物性本能時（例如排泄），才會顯得稍微誠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石頭》大受歡迎，不是因為它破壞了由來已久的審美標準，而是因為它默許了在今日中國最雜亂元素的存在。在打破偉大和粗鄙之間的嚴格分野，拆除美麗和醜陋之間的銅牆鐵壁的同時，《石頭》向觀眾呈現了大時代小人物的生存處境。
這並不是說影片顯示出一種倫理道德的虛無主義。《石頭》畢竟只是一部要刻意討好觀眾的商業電影，所以即使它千方百計地從形式到內容都在模擬今日中國社會的錯亂失序，它最後也都逃不過一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說教式結局。在一個公認的結構和標準瀕臨瓦解或至少受到質疑的時代，這樣的一個結局既是一廂情願，又或許也是一種安慰，一種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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