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高伐林記者，似對中共黨史情有獨鍾。

獨家專訪：兒子眼中敢於反潮流的陳伯達
2006年7月3日多維新聞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7_2_19_22_32_288.html

多維記者高伐林報導／陳伯達在“文革”初期態度鮮明地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斥之為“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他所堅持和關注的“發展生產力”、“電子中心”，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在中共建黨紀念日，《多維月刊》刊發中國大陸學者陳小雅對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的長篇採訪記，再次提醒人們，黨史上有很多人與事，真實的情況與當權者灌輸給民眾的其實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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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二十多年沒用毛筆的陳伯達，重練毛筆字，把宋人張載的《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其中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

　　即將出版的《多維月刊》七月號，刊發中國大陸學者陳小雅採訪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請他回憶自己的父親，就將這兩句話作為標題：“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

　　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四十周年，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也剛巧是陳曉農年滿花甲。陳小雅對陳曉農說：“在這樣一個時間裡，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嘆﹔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

　　陳伯達三十年代首倡“新啟蒙運動”，在半個世紀後的近二十年裡，不斷地被思想新銳的人們重提﹔他所主張的“百家爭鳴”，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所肯定﹔他所堅持和關注的“發展生產力”、“電子中心”，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而他本人並未看到這些，他的兒子，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沒能享受到這一切進步理應帶來的歡樂。但陳小雅對陳曉農說：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和人文學者，我希望你能暫時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歷史話題，先讓讀者了解一下，你父親不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這一長篇採訪記中，5歲隨父親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陳曉農，詳細講述了他對陳伯達的印象——與中共灌輸給民眾的印象大相徑庭。

陳曉農說：大躍進中父親在福建家鄉走了一圈，又到一個生產隊蹲點，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嚴肅批評了脫離群眾的瞎指揮和浮誇風，卻和地方大員葉飛發生了爭論，1959年1月9日他還給中央寫了信，對密植、深耕、幹部作風、虛報數字等問題對毛澤東直抒己見，他甚至明確地說：“當群眾不同意幹的時侯，即使有黃金萬兩，也不要去撈。”後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葉飛和一些福建的幹部要求見父親，有表示抱歉之意。

陳曉農認為：父親本是個比較軟弱的文人。我母親親口對我說過：“你爸爸是個老實精。”叔宴媽媽也說過：“你爸爸性格太懦弱。”但有時在關鍵時刻，在重要問題上，他也能獨出己見，而且很倔強。陳曉農自己親見的父親表現倔強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對“血統論”的批判。當時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來勢洶洶，猖獗一時。不同意這個對聯的人一般也只是說這個對聯“講階級路線過了頭”、“過分了”、“過左了”，沒有人把它和“反動”一詞相聯系。“紅五類”、“黑五類”等說法也是這樣。有些領導人對“黑五類”的說法表示過質疑，但是沒有反對“紅五類”的說法。而父親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卻毅然決然說道：

“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制造這種謬論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什麼‘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

　陳曉農指出：定性為“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是父親力排眾議做出的論斷。有位老幹部曾當著我說：“陳伯達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這不是胡說八道嗎？”還有一位高幹子弟，在中南海裡發泄過惱怒情緒。為了制止血統論的嚴重危害，父親不怕得罪自恃“血統高貴”者，不惜犯眾怒，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陳伯達另一次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強調生產的九大報告稿被否定以後，面對中央認可的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在中央會議上無人提出異議，他卻坦率指出：“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惱羞成怒地嚷道：“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兩人在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陳曉農還說：父親另一令我佩服之處，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幫助他人的事後，他自己是不說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況下，他才會提到。他自己只說過1958年以後他沒有再領取過稿費。但這些稿費到哪裡去了，他一次也沒有說起過。他去世後，我才聽到他以前的秘書說，他1958年以後的稿費和他作為人大代表、政協常委的那份工資，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是秘書親手經辦的。

陳曉農也說：父親為人處事，也有諸多缺點錯誤，也有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時候，也有愚忠盲從、偏聽偏信的時候。“馴服工具”和“齒輪螺絲釘”的觀念也曾灌輸於他。在那個不正常的時期，雖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進行過不能算“微弱”的抗爭，但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

六十年代初，陳伯達提出“電子中心論”，後來在他被打倒後，這也被列為他的一條重大罪狀——竟敢與毛澤東“以鋼為綱”的指示分庭抗禮。陳曉農對陳小雅分析了專長在文史哲的父親能產生這一走在時代前列思想的思想基礎，並進而討論了當時中共在教育上的“重理輕文”傾向，與毛澤東反對文科辦大學思想的關系，以及毛澤東“愚民政治”的歷史文化淵源。

此外，在這一長篇採訪中，陳曉農還對父親出讓“百家爭鳴”方針的“發明權”的思想動機進行了剖析。劉少奇和康生都証明，“百家爭鳴”作為一個方針，最早是由陳伯達提出的，連毛澤東也說這個發明權在陳伯達，陳伯達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強調是毛澤東發明的，這是為什麼？陳曉農認為，這與父親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有關，是為了讓這個方針得以順利實行的一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