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凱文專稿：毛澤東的欲加之罪“林彪要當國家主席”
2006年6月30日多維新聞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6_6_30_8_21_5_785.html 

　　吳潤生《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詳細地分析了林彪與張春橋之間矛盾的來龍去脈，指出林張之間“主要不是權力鬥爭，而是路線鬥爭”。這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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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鏡出版社繼2004年7月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一書後，今年4月又推出了吳潤生的《林彪與文化大革命》，全書約21萬餘字。在短短的不到兩年時間內，明鏡出版社就出版了兩部與林彪有關的著作，顯示林彪這一話題在當今文革研究領域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探討、研究林彪事件依然是史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和熱點，也顯示出明鏡出版社獨到的眼光和魄力。筆者近日對吳著先睹為快，有如下體會，簡要寫出，就正於各位方家。

體裁獨特

　　以往研究文革史或文革人物的史學家或作者，在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敘述研究過程中多採取按年代順序的方式予以展開討論。但是吳潤生在自己的新作中另辟蹊徑，採用專題的方式，對文革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加以討論，並在敘述過程中融進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此種寫法更能抓住重點，直奔主題，令讀者在閱讀中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吳著分為五章，即“林彪與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林彪與江青”、“林彪與張春橋”、“林彪與‘九﹒一三’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劇”。在每一章裡又有若干小節，緊扣每章主題。例如在第一章“林彪與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內，作者探討了林彪與毛澤東文革戰略部署的關系，其中涉及林彪與“彭羅陸楊”的倒台、林彪“五一八講話”、林彪如何處理“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的關系、“二月逆流”與林彪的關系、“楊余傅事件”、林彪與劉少奇的關系、以及林彪與江青為首的“上海幫”的矛盾鬥爭。抓住了這些事件的重點與要害，就能從中梳理出毛澤東發動操縱文革運動的基本脈絡，從而進一步講清林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承擔的責任。

博採眾長

　　林彪這位歷史人物在大陸文革史研究中歷來是個反派角色，無論是毛澤東當政之時還是後來鄧小平掌權之際，都毫無例外地將林彪歸結為“反黨集團”甚或“反革命集團”，將文革浩劫的歷史責任放到林彪與“四人幫”頭上。1981年在鄧小平一手操控下出台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將林彪定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三十多年來大陸的黨史學界基本上沿襲了這一說法，將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切言行放大為“處心積慮”地要搞“篡黨奪權”，且嚴密封鎖不利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資料，嚴格限制學術界就林彪與文革關系作深入探討。雖然有一些學者曾呼吁重評林彪事件，但終因人微言輕，作用不大。大陸黨史界在林彪事件的研討中依然是因循守舊、抱殘守缺，人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到海外，希望一些有識之士敢於站出來發表不同於官方的觀點，這就形成了海外研討林彪事件的熱點的基礎。吳潤生的《林彪與文化大革命》繼《重審林彪罪案》後也就應運而生了。

　　吳著後記中說，在寫作本書的近二十年裡，參考了有關的書籍、雜誌、文章達幾百上千篇，還得到一些文革史專家教授們的指導和幫助。細讀全書，我們的確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海內外研究者在林彪事件研究成果方面的影子。比如《毛澤東致江青信》真偽辨、所謂毛澤東與林彪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的分歧、毛澤東“逼”走林彪、對所謂林彪搞政變得“５７１工程”紀要的質疑、林彪座機何以墜毀等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曾經被一些專家學者反復認真探討過。

　　舉例來說，《毛澤東致江青信》真偽辨一事，最早在香港《爭鳴》雜誌上有披露，聲稱毛信是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為了維護威信和地位，由康生、張春橋等人執筆偽造而來，隨後周恩來再公開為此信背書，成為揭批林彪反黨罪証的一個武器。香港的馮治軍在《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書中也論証了此信乃系偽造。陳小雅女士在其《毛澤東〈給江青一封信〉真偽辨》一文中再次予以剖析（此文見《重審林彪罪案》）。

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的探討，最早由王年一與何蜀撰文《“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予以分析（該文最早見於1999年《吉林農業增刊》，1004年收入《重審林彪罪案》一書）。廬山會議後，毛澤東為了達到倒林的目的，使盡手段將林彪“逼”上了絕路。王年一教授在1996年出席當代中國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討論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913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制造出來的。”2003年5月出版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同樣指出毛澤東“把林彪逼上絕路”。王年一、何蜀與陳昭在《“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逼出來的》一文中，更明確地指出，毛澤東“使盡手段把林彪逼上絕路”（該文見《重審林彪罪案》一書）。

對於林彪是否參與了所謂的“殺毛政變”一事，林彪事件研究學者陳曉寧撰文《林彪參與謀殺毛澤東陰謀的罪名之証偽》，詳盡有力地論証了所謂林彪主謀指使林立果殺毛一事不能成立。大陸研究林彪事件的軍旅作家張聶爾同樣在《風雲九一三》一書中予以充分討論，筆者亦曾撰文《林彪事件幾點問題的再辨析》和《林彪事件幾點問題再辨析之二》，對所謂林彪參與“政變殺毛”一事予以辨析（見《重審林彪罪案》一書）。至於林彪的座機為何墜毀，陳曉寧在2002年就曾撰文《質疑林彪出走事件》，論証了林彪座機極有可能是蘇蒙方面發射導彈攻擊所致等等。這些都是這幾年來，圍繞林彪事件出現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無疑為後人的進一步探討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毫無疑問，吳潤生在撰寫本書時充分參閱了以上筆者提到的文章和著述，在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者能夠充分吸收並加以綜合運用。比如在“‘設國家主席’芻議”一節中，就從幾個不同方面，分析了林彪是否想通過當國家主席達到篡黨奪權的目的。吳著從“法理”、“主張”、“陰謀”三方面予以探討，指出“一、第一個提出設國家主席的人不是林彪﹔二、在公開場合堅持設國家主席意見最多的人也不是林彪﹔三、林彪的主張完全符合法理和國際慣例﹔四、林彪始終站在絕大多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邊。”在“中央政治局中，除毛澤東外，沒有人認為林彪當上國家主席就是分裂黨，就是奪毛澤東的大權”。吳先生這段分析說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既然話說到這個份上，下面還有一句話應說而未說，即所謂的“林彪要當國家主席”實乃毛澤東的欲加之罪，純屬整人借口。

　　還舉一例，官方以往的說法是，毛澤東為了換取林彪對文革的支持，誤信了林彪對羅瑞卿的誣陷，從而在“文革”之初即將羅打倒。吳著指出雖然羅瑞卿並不反對毛澤東，但由於“羅瑞卿客觀上站到了劉少奇一邊，成了毛澤東的對立面”。所以，“打倒羅瑞卿，是毛澤東最終打倒劉少奇必須施行的第一步策略。”由此而來，“林彪也好，葉群也好，‘突然襲擊’也好，‘死無對証’也好，任何‘檢舉揭發’，甚至‘造謠誣蔑’羅瑞卿，都會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和支持”。這就一語道破了毛澤東的天機，凡是對開展文革有妨礙作用的人都必須搬開，特別是毛澤東要絕對保証軍隊掌握在自己信任的人手中。由此讀者不難明白，為何林彪在1971年倒台後，羅瑞卿仍然不能被解放，因為真正要打倒羅瑞卿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本人。

　　再舉一例。以往大陸黨史界將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與江青為首的“上海幫”的鬥爭，曲解為林彪與江青互相勾結又矛盾重重，也就是所謂林江二人“做賊方面是一致的，後因分贓不均而反目成仇”，這種簡單化的分析從本質上講就是歪曲歷史事實，將原本複雜的豐富多彩的歷史過程單一化，從而為官方的一家之言服務。吳著詳細地分析了林彪與張春橋之間矛盾的來龍去脈，指出林張之間“主要不是權力鬥爭，而是路線鬥爭”。這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吳著指出“毛澤東晚年的政治路線需要張春橋，張春橋是毛澤東晚年政治路線最適宜最得力最忠實的執行者和捍衛者。稱其為毛澤東晚年的‘第一干將’並不為過”。那麼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打擊張春橋就意味著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否定。吳著認為“其實林彪和毛澤東的最後鬥爭，真正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林彪誓死打倒張春橋，以徹底改變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毛澤東則堅決保護張春橋，以捍衛自己的‘文革’路線。”這就是林彪之所以倒台的根本原因。吳著的這一分析顯然更符合歷史真實。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