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大陸網路輿論風生水起，論者觀察，2011年大陸網路輿論有三大變化，討論的話題民生問題的關注度已壓倒民族問題，網路社會力已然崛起，但治理者的思維仍有待改變。

    　第一個變化是在網路討論的話題中，民生問題壓倒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曾經是中國網路輿論的起源性問題。《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刊登的林楚方、趙凌《網上輿論的光榮與夢想》一文認為，「真正以國內網站為平台來表達民意的標誌性事件，則應該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網為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而開設抗議論壇一事，這是傳統媒體網站開設的首個時事新聞類論壇。」

    　輿論關注民生問題

    　曾幾何時，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在中國互聯網上構成歷久不衰的熱點，舉凡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台灣等話題，總會在網上見到激烈的輿論震盪，甚至引發線下的群體行動。這個現象受到國外很多觀察人士的注意，《經濟學家》雜誌甚至把中國的「網路民族主義」放在《電子仇恨的勇敢新世界》的大標題下討論。

    　這個現象到2008年，發展為一個高峰，是年爆發了拉薩「3·14」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受阻事件，令人痛惜地導致中國與西方的雙輸。也是在這一年，中國的崛起發生了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這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巨大成功，國人期待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也能改變一個泱泱大國的命運。然而，奧運甫一結束，就爆發了一個對中國製造乃至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事件——中國奶業的三聚氰胺事件。它使人們一下子認識到，外表的光鮮不能掩蓋內部的腐爛。

    　此後，中國崛起的豪邁論調一直與中國傷痛的民間悲聲輪番演奏，一如上海成功舉辦世博會後，很快發生震驚全國的膠州路大火；中國模式在某些人眼裡如日中天、甚至可以輸出國外之際，動車事件徹底擊碎這個幻想，讓人們反思這一模式究竟存不存在。網路民意洶湧，直到化作微博上那一聲振聾發聵的吶喊：「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2008年以降，在中國的網路上，民族主義的議題越來越讓位於關於民生的議題。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互聯網完全被民族主義議題主導已成為不可能之事，換句話說，大家一定會把更多的目光、討論集中到中國社會的發展上。

    　2010年「9·18紀念日」前夕，新浪微博非常緊張，新浪總編輯陳彤還在個人微博上留了一個言，希望大家對新浪微博高抬貴手，勿找麻煩，因為所有的微博都是測試版，政府要關閉是分分秒秒的事。實際上第二天，「9·18」這個敏感日期本身完全沒有掀起太大波瀾，滿微博討論的都是宜黃的自焚，有敏銳的媒體人馬上感受到「今天是新浪微博創辦以來最有價值的一天」。風向在發生變化，當你的孩子不能喝上安全奶、不能坐上安全校車，當你出門就餐會吃上地溝油，當你居住的城市霧靄沉沉、你無從知曉PM2.5的真實含量時，你會更關心中國社會何處去、中國人民怎樣才能幸福的問題，而不是打打殺殺的義和團主義。

    　網路社會力崛起

    　第二個變化我稱之為「網路社會力」的崛起。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的生產」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研究者們寄望於從「非政府組織和第三部門中」、「脫離單位制的城市社區中」、「與社會轉型相伴而生的城鄉各種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中」尋找社會的生長點。今天，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一個獨立而富有參與性、抵抗性的公民社會正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與那些享有相對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互聯網在中國的政治功能存在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進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資本，導致獨立於國家的社會力量的興起和壯大。

    　現階段，中國步入一個「權利」的時代，農民、工人和剛剛形成不久的中產階級，都在各自爭取自身的公民權利。最明顯的新特徵也許就是尖端電子技術的應用，它使抗議者間的聯繫更加便捷，同時也能夠通過媒體與國際社會向可能的支持者們傳播其困境，人們之間由此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和紐帶、新的利益關聯，相關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也得到提高。在2011年歲末發生的烏坎事件，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好體現。

    　人們爭取公民權利的努力，勢必與爭取信息權利的鬥爭交織在一起。廣義的信息權利，指的是人們自由地、沒有恐懼地彼此交流、聯繫、聚集和協作的權利，它建構在聯合國的人權文件以及各國的憲法之上，這些文獻對公民的信息權利都予以確認。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宣告，「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國際上業已形成了有關何為互聯網權利基礎的基本共識，這些共識體現為對公共利益至關重要的公共網路的 接入和使用應該有怎樣的核心目標與原則。

    　儘管如此，網路權利還是最為普遍地存在於政治語境中。在一種政治語境中，網路權利被視為人權的一部分， 特別是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線下的人權與自由應該在網上也同樣適用。而在另外一種政治語境中，互聯網管理遵循著「安全第一」的邏輯。

    　這就引出了我眼裡的第三大變化：我們已然擁有一個網路化的民間社會，但我們卻還欠缺網路化的治理者。互聯網治理的政策框架應該沿著這樣的路徑發展：增強競爭，鼓勵創新，允許自由表達，提升信任，進行最少的政府干涉。

    　非常遺憾，當下中國互聯網的治理路徑與此截然相反。中國互聯網要想進一步發展，需要政府與網民共謀利益，共同制訂規則。政府方面需要明確，網民既是監管對象，更是服務對象，主要是服務對象。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網民，服務型政府培養責任型網民。從政府角度講，共建網路社會首先需要調整治理思路，從全能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並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這種管制為服務而管制，而非為管制而管制。這種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嚴格約束，有固定的範圍、程序，以及明確的責任機制。

    　以網民為服務對象

    　假若人們得不到參與制訂規則過程的機會因而對規則缺乏認同度，穩定就難以實現，無論在線下線上都是如此。在充滿複雜性、動態性和多元性的環境中，政府難以成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它必須與非政府組織、社區、民眾，協同治理公共事務，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以網民為服務對象，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門必須盡職盡責地滿足公民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要求不同利益集團達成一種求同存異的「重疊性共識」，並允許試錯。為此，要倡導寬容和忍讓，對話和溝通。

    　尊重網民的基本權利是調動數億網民積極參與網路治理不可遺漏的環節。現在的網民正像30年前的農民、20年前的鄉鎮企業家那樣，自發地、每日每時地釋放著非體制的力量。在這種非體制力量中，包含著新產生的權益要求。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2-1-13，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