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貼引文：

　　縱使講「台灣也在文革」或者「大陸搞建設，台灣搞文革」的人，對台灣有千般恨鐵不成鋼的沉痛理由，我還是認為文革在兩岸沒有可比性，這是個「混帳」說法，是對文化大革命的過於淺薄的誤讀，會讓我們對於對岸那個十三億人的「政治體」、「文化體」乃至於「經濟體」的演變和發展，無法產生真實的認識。[案：我很贊同這看法]

很抱歉，我沒有標示清楚，我很贊同的僅是粗體字的部分，劃底線的是拿來做跟貼標題之用。

學歷史讀歷史，如果跟現實完全無關，那就只是讀的死歷史，讀起來終究沒什麼意思。雖然有人戲稱「歷史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不會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但「以史為鑒」畢竟還是吾人讀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我想陳浩可能也不至於真的以為文革在兩岸全然沒有可比性，而是反對比附太過，反對那種以為文革又在台灣發生（重演、複製）的簡單看法。

洛卡其貼文中所說，我還是贊同，沒有不同的意見。對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說明，我不能說得更好。

光明日報『重溫鄧小平，團結一致向前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5/16/content_4553004.htm

新華社轉載

Barrington Moore在他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中將二次大戰前的日本看作是法西斯主義,與德國相比,但袁偉時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批評中國大陸學界認為戰前的日本是法西斯的通論,認為"那時日本沒有獨裁者，沒有全面控制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的黨，政策改變是在1889年《明治憲法》範圍內進行的，不能視為法西斯國家。"

說日本沒有獨裁者是可疑的,而德國希特勒上台後也未曾廢止威瑪憲法,只是透過憲法第48條通過了授權法,停止了人民的基本權利(一停止就是12年)而已.

淺見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沒有兩件是相同的，更何況人類的認識能力有限又充滿偏差，事物的可比性就更為可疑。但是能否因此說沒有可比性，說所有事物因為都是獨一無二而只能得出不可比的孤立描述、孤立分析和孤立結論？沒有「可比性」這一論斷最終將導致因果推論的不能存在。因為因果推論是建立在具有概然性的事物與事物間的內在關係之上。如果事物都被認為不具有可比性，概然性的因果也就無法立足。

這樣，要弄清的就是在具有特殊性的事物間，找出歸類和比較的判準。這當然會受到研究旨趣的影響。不同的研究旨趣獲價值關連就會得出不同的歸類和比較判準。我們裁判他們只能檢視其「有用性」或「有效性」，而這些也都是相對的，互為主觀的。

回到具體案例，那麼某種情況下漢末與唐末的外戚政治，明末的宦官政治，如果能被建立成一種具有因果關係清楚的歷史類型，就大有與現代政治相比較的可比性。或者，希臘直接民主、羅馬的執政官獨裁，也可能可以在今天找到可比的案例。中國文革中的反體制心態、尋找敵人賦予出生血統標籤相互鬥爭、以反對既有社會中習以為常的法律、文化價值為訴求。凡此，在其他社會也未嘗不能看到類似的情形。有共性的案例間又各有特殊性。

我們只是要警惕不要把可比性推得過遠，而且要有謙卑精神。因為一切可比的標準都會隨時空變遷而改變，如此而已。

這篇文字可以附應您的看法。

中國時報A4/焦點新聞2006/05/18

《獨立評論》即使混帳，不可混帳

【陳浩】
　　縱使講「台灣也在文革」或者「大陸搞建設，台灣搞文革」的人，對台灣有千般恨鐵不成鋼的沉痛理由，我還是認為文革在兩岸沒有可比性，這是個「混帳」說法，是對文化大革命的過於淺薄的誤讀，會讓我們對於對岸那個十三億人的「政治體」、「文化體」乃至於「經濟體」的演變和發展，無法產生真實的認識。[案：我很贊同這看法]

　　今年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浩劫結束三十周年，中國時報近日刊登許多回顧和反思文革的文章，都值得細讀，雖然影響巨大遺毒深遠的文革故事太多，報紙版面仍嫌不夠，但在惡劣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中時仍以多日整版篇幅作「重要事件」報導，過去被視為有負面評價的「日曆新聞學」Calendar Journalism，我倒覺得是件大好事。

　　北京當局一定不這麼想，錢鋼說，「今天在中國大陸，『文革』忽成禁區，傳媒避猶不及。一段時間在『百度』搜索『文革』二字，竟顯示『您輸入的關鍵字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字樣。」文革周年如此，六四周年如此，胡耀邦逝世紀念日解禁，趙紫陽逝世紀念日又到了，封「冰點」的日子是哪一天啊？日曆新聞學的定義在中國剛好倒反，沒有紀念日的日子才是思想的假期，天天都是紀念日？

　　最近在中國創下小說出版暢銷紀錄的「兄弟」，主題不就是文革？莫言的最新力作「生死疲勞」，以五種動物的六世輪迴，寫中國農村農民五十多年「非人」經驗，驢「折騰」、牛「卯勁」、豬「撒歡」、狗「精神」，末了轉成猴子，分別呼應從打倒地主窮人翻身、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的「時代旋律」，我認為這部小說比歐威爾的「動物農莊」還精采，批判性猶有過之，更發人深省。尤其是將文革時期寫成胡天胡地的豬撒歡，你若對照動物農莊裡的領袖豬，一定別有會心。

　　我在北京訪問莫言，他說如果在十年前，「生死疲勞」一定不讓出版。中國當然是有進步的，幫蔡珠兒「饕餮書」寫序的美國教授貝淡寧，最近在「異議」(Dissent)雜誌寫他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政治理論的故事，非常有趣，他在清華體驗了足以讓他驚訝的學術自由，甚至超過了他的新加坡經驗。我在北京也見到了被中國青年報撤換「冰凍」的前「冰點」主編李大同，我問他此生有否可能在中青報「復起」，他搖搖頭說「機會不大」，但第二天他受邀到清華演講，見我吃驚要問，他說「冰點」定性是黨內事件，「我個人還是有言論自由的。」「有人邀我，我就照講，就講冰點事件。」[案：本段所述，跟台灣的中國想像差異甚大]

　　文革的反思文章在海外舖天蓋地，網站是最大宗，在中國卻是人人可談，人人不可談。中共怕的是什麼？稍早從上海來台北參加龍應台基金會民主論壇的朱學勤，談到中國的兩次改革，「八九年以前的改革是為了防止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九二年後的第二次改革是為了防止八九年的事再發生。」

　　朱學勤的話讓我想了再想，想得脖子都酸了。

標題取自義大利哲學家Agamben的Homo Sacer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

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毛選第一句話）

• 引文：

當然，這種作法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爆料所出現的不信
任問題；顯然在扁政府內，存在相當多主政者看不到的「
敵人」，讓那些「爆料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
去任意攻擊他人，長此以往只會更加深人與人之間的不信
任。

  其次是，權力惡鬥所造成的不信任；因為藍綠政治的鴻
溝，阿扁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有聽到他們負面的批評。
例如阿扁拚外交是「自取其辱」，要求官員唱國歌被批評
為「人格分裂」，諸種不信任的說法，其實跟文革時的「
文鬥」沒什麼差別。

　　該文作者可能沒有想到，這兩點推測的立論基礎，剛好符合文革發生的「政治心態」（political mentalities），也是早前斯大林大整肅的理據：

1. 在國家內部找敵人；
2. 領導人永無錯誤，找領導人碴的就是敵人。

　　詳細的論證，請參閱Andrew G. Walder（魏昂德）,"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1-61.

林保華又一篇。

中共為何不許紀念文革？

林保華
http://www.epochtimes.com/b5/6/5/12/n1315750.htm

【大紀元5月12日訊】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宣告文革正式“爆發”的40周年紀念日。發動文革十年後，“四個偉大”的毛澤東嗚呼哀哉，文革“自動”結束。雖然中共禁止官方與民間開展紀念活動，但是海外中共黑手還無法完全控制的地區，不論是媒體還是民間機構，還是盡力討論與紀念這個被中共自己稱呼的“十年浩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5月12至14日，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紐約舉辦的、由海內外學者、專家參與的《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文革之所以要“研討”，除了因為它的“史無前例”帶來太大的教訓，還因為它還沒有真正“定案”。這個案，要由人民來定，由歷史來定，而不是文革發動者的中共自己來定。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做了總結說：“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為何中共不許民眾進行討論呢？

第一，文革造成至少數百萬人的死亡，至少一億人受到沖擊，發生了各種駭人聽聞的事件，例如人吃人，大屠殺，以及各種正常人想不出來的酷刑，徹底暴露中共之野蠻殘暴與毫無人性。討論文革，無疑把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滔天罪行再度攤在陽光下，讓民眾認識他們的本質，破壞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

第二，這個決議仍然在掩蓋毛澤東的罪行，把它推給林彪與江青“反革命集團”，居然聲稱毛是被他們利用的。如果有反革命集團的話，毛澤東就是首犯。破四舊、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等，哪一個不是毛澤東親自發出最高指示而由下面“聞風而動”？中共奪取政權，毛澤東居功至偉，如果毛澤東成了反革命集團首犯，或者民眾清算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罪行，勢必動搖整個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中共特權集團也將喪失所有的利益。

第三，物極必反。文革迫出中共的改革開放，有些人真是痛定思痛，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但是鄧小平否定文革，只是為了“老幹部”重新奪回政權，延續中共的統治。因此後來繼續發生“6．4”屠殺與迫害法輪功等事件也就不足為奇。允許討論文革，無疑使民眾更認清中共繼續重犯文革罪行的“罪上加罪”。

第四，現在翻開當年的文革文件，真有點觸目驚心。例如作為文革綱領性文件的“16條”就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權。”中共領導人看了，不膽戰心驚？因為目前中共所做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造成全國性的橫征暴斂與貪污腐化。

“十六條”還說，“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現在中共領導人連爭論都害怕，鄧小平當政就廢除了“四大”，再宣布停止爭論；如今連“上訪”也是罪。難保民眾將來不用“大民主”手段向中共算帳。

毛澤東當時為了保護支持他的群眾起來進行奪權，所以假裝非常民主的樣子。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連假裝也不敢，如果把文革這些文件再公布出來，只怕是煽動民眾來推翻如今的中共政權了。

問題是中共真能封鎖文革的真相嗎？中共能永遠篡改教科書嗎？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林保華所做的評論）

林保華可以寫這麼多篇，內容與自由時報的差不多：

台灣應該紀念中國文革
林保華2006.05.12
http://www.southnews.com.tw/specil_coul/Lin/01/0291.htm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四十周年，也是毛澤東逝世文革就結束的三十周年。雖然中共為文革定性「十年浩劫」，但是目前卻禁止紀念與討論文革，也不許出版有關文革的書籍，因為這是中共的醜史。我們在台灣則應該紀念文革，不但是揭露中共的醜惡面目與滔天罪行，也可以從中吸取教訓，特別是認識中共對付台灣的文革手法，並為中國人民討回公道。

　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當時的說法，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點燃、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而且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造。但是，現在又諱莫如深，可見冠冕堂皇背後的齷齪骯髒。

　文革時期中國人口約八億上下，雖然農村、軍隊不搞文革，但也受波及，全國受衝擊的估計超過一億人，因為武鬥、受虐、自殺等原因的死亡人數起碼數百萬。經濟則到了崩潰邊緣。文革更是共產黨醜陋人性的大暴露，在中共封鎖下，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現在有些人已經不敢相信。

　中共為甚麼要發動文革？簡單一句，就是毛澤東要從劉少奇集團奪回自己的權力。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標誌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言明要挖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為他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台灣從文革可以吸取甚麼教訓？最主要就是共產黨以拉一派打一派（也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以夷制夷」）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

　當時，毛澤東扶植紅衛兵與造反派向劉少奇的保皇派奪權，兩派爆發你死我活權力大戰。因為劉少奇聲望到底不如毛澤東，所以，最後被打倒而死於非命，但是，被毛澤東利用完了的紅衛兵五大領袖也全部入獄；造反派留下幾位領袖，其他也被清算。權力最後回到毛澤東集團手裡；毛澤東死後，落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在文革受衝擊的「老幹部」手裡，人民卻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兩派鬥爭時，介入雙方不分是非，只看站隊。情況就如目前台灣的藍綠對決，凡扁必反。凡是中共黑手伸入的地方，普遍出現這種對立的兩派，台灣如此，香港如此，海外僑社如此，連天主教也有梵蒂岡與中國「愛國教會」兩派。台灣民眾必須認清這點，揪出中共這隻黑手，台灣才能團結。

　中共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爆出不少醜聞。包括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批判他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吃小虧佔大便宜」手段。這本書現在已經「平反」，我們也不妨看當前中共對台灣的統戰不也就是以小恩小惠收買台灣人，來換取霸佔台灣的主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