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民族？中華民族？台灣民族？....大清朝？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中共論述歷史正統還有一條邏輯：新階級反抗舊階級。比如農民暴動反抗封建統治，封建統治推翻奴隸制，資產者推翻封建，這些被認為是「正義」或「進步」的。因為符合馬克斯主義。民族與國家則只是階級的工具，可能推動歷史進步，也可能是歷史的障礙。

這樣，就得出三條線：漢民族主義定律、中國國家主義定律、歷史進步的階級定律。

施琅、岳飛、鄭成功、成吉思汗等人可能符合一條。所以近年有要為秦檜翻案的呼聲。康熙、雍正、李自成、洪秀全、劉轍等符合兩條。李自成與洪秀全都破壞國家一統，成王敗寇，不能有三條。康熙、雍正開疆拓土且推動打擊權貴，勉強有兩條。劉轍接近三條。不過封建帝王最終都是支持封建，所以為德不卒。蔣介石與國民黨也是兩條。

毛澤東、中共、孫文則幾乎是合乎三條。

電視劇「施琅」熱播的冷思考

朱大可
中國台灣網 （2006年04月28日）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3804600/Ulih/A247969.html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個悠久而堅固的聯盟，也許會產生一個新的格局，而導火索是最近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

　　陳明聲言，策劃《施琅大將軍》的原因，乃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第四代儒生在此展示了堅定的國家主義立場。

　　亞細亞國家主義的歷史邏輯，就是要辨認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正統國家，也就是從夏商周、秦漢魏晉到元明清的王朝譜系。所有被納入這一譜系的先朝，都是正統的政權，應當受到追穰。依據這個邏輯，傳統國家（前朝）對國土和人民的維繫（擴張或失落）狀況，就成為政治評判的基本尺度。國家主義為此制訂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於捍衛和擴展疆域的就是「國家英雄」，反之就是「國家罪人」。

　　但國家主義也會面臨種族問題的嚴重困擾，即如何區分入侵異族和本土國家政權。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佔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而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即合法的統治者，從此後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

　　這個從「他者」向「自者」轉換的過程，國家主義者通常譽之為「民族融合」，因為它符合國家主義的空間信念：盡其可能地征服更為廣闊的土地和獲取大數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劉徹和康熙，都曾受到國家主義者的熱烈謳歌；而那些丟失土地的皇帝，則成為無情嘲弄和抨擊的丑角。國家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賣國賊」，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愛國主義者」。

　　但國家主義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據的是國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學邏輯，而第二定律卻把政治權力接管（確立新國號和權力合法化）作為道德轉換的分界線，據此分辨愛國和叛國——這不過是新儒生玩弄的實用主義權力遊戲而已，它完全背離了有關的國家正義原則（侵略和被侵略、佔領和被佔領、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識。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族主義的歷史邏輯。民族主義只有一條定律，那就是確認漢人作為統治者的惟一正統地位，而指認所有異族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

　　在民族主義的視域裡，民族的「他者」不能轉換為「自者」。「他者」永遠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權力，它仍然是可恥的入侵者，必須給予堅決反抗和推翻。民族主義者是漢種族的強硬衛士，堅定地捍衛著漢族在東亞地區的支配地位，並且把這種種族純粹性當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漢奸」，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民族英雄」。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土想像邊界是截然不同的。儘管國家主義的第一定律完全符合民族主義定律，但它的第二定律卻與之發生了激烈衝突。屈原、岳飛和史可法等人，其抗爭行為發生在政治分界線之前，所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分歧，但鄭成功的抗爭行為卻發生於分界線之後，也就是發生在滿族人建立清帝國之後，所以，對於鄭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國家主義和漢民族主義必定出現嚴重分歧。

　　上述分歧曾經長期處於模糊狀態。但目前熱播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卻將這種爭論推向前台。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國家主義，痛斥民族主義者是「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而閩籍教授和民族主義網民則聯合起來，憤怒聲討國家主義者是「漢奸」。

　　在台灣島，早期大陸移民大多是鄭成功及其部屬的後裔，他們對鄭氏和漢族祖先的緬懷，無疑是支撐其身份認同的精神支柱。對鄭氏叛將施琅的道德平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鄭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會對海外民族主義者的核心價值有所衝擊。第四代儒生發動的政治探險，正在面臨嚴峻的歷史考驗。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