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論中國文化大革命
作者：Dave Pugh
2006/05/08

威廉·韓丁論中國文化大革命

著■Dave Pugh／譯■鄭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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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社會主義先在蘇聯繼而在中國於20世紀發生大逆轉後，全世界的左派都面臨了這麼一個嚴肅的問題：在人民的力量初獲勝利後，該如何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限制脫胎於舊社會的階級差距、來擋住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干涉以及防止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內形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國回答上述問題的答案，它開啟了歷史性的先河，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群眾革命的高潮一波甫平，一波又起。這場革命從1966到1976年，歷時11年之久，由毛澤東和黨內的支持者發動，目的在於打倒黨內正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捲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階級鬥爭方式。

威廉·韓丁在1999年於紐約舉行的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發表了一場演說，闡釋文革的模式是「動員老百姓從下奪取政權，經民主選出權力機構，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新領導組織。」數以萬計的革命委員會在全中國的工廠、農場和學校建立了起來，人民受到毛的宏圖遠略鼓舞，發展出了更多社會主義的新事物，比方說鄉間的赤腳醫生，以及從中國工農豐富生活經驗中淬練出的文化作品。

毛瞭解文革是一場防止中國出現國家資本主義的生死鬥爭。在那之前，他研究了蘇聯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確信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復辟。雖然這場鬥爭，毛和他的戰友最終失敗，但這並不意味他們不應該發起這場歷史性的鬥爭。韓丁在1970年代初，即已寫下這麼一段深刻的觀察：「社會主義革命遠較大多數革命者所想像的要複雜和艱困得多，奪取政權…只不過是漫長的革命過程中的第一步。」

美國與國際上的許多左翼人士對文革有負面的評價。而媒體在這裡起了相當的作用。在1980和90年代，每個月就會有一本主題是「我的家庭和我在文革期間是如何被迫害」的新書問世。當然，書裡沒有交代被迫害的真正源由。我們無法判別這些作者是不是被錯〈或正確〉當成走資派來打擊。書中往往沒寫是那一派紅衛兵涉及迫害，是真心想實行毛的政策者？還是極左派？或者是黨內走資派主帥劉少奇、鄧小平所組織的冒牌紅衛兵？

有關文革的問題需要釐清，不只是為了撰寫歷史，更是為了期待下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威廉·韓丁自成年後，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工作，還有誰比他更適合來教導我們認識文革，以及他自己對這場發生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革命在認知上的轉折變化呢？

威廉·韓丁對文革的觀點歷經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段最清楚地呈現在「中國的轉折點：論文革」（Turning Point in China：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注一）文中。在《深翻》（Shnfan）（注二）一書中，韓丁對毛和文革則持批判的態度，並支持逮捕「四人幫」之後於1976-78當權的新政府。

在「大回潮：中國的私有化，1978~1989」（The Great Reversal：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1978~1989）（注三）一書中，韓丁則是公開反對新政權，並且重新肯定文革的目標——即使這個目標並沒能實現。韓丁在90年代期間的演說和文章中，更深入地發展了這樣的思路。1999年他在紐約那場社會主義學者大會中的演說（注四），特別值得注意。

韓丁值得稱道的一個優點就是堅持「實事求是」。他報導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信任的人告訴他的事情。同時，他堅持採取不輕信的慎思態度，往往讓讀者決定如何評價關鍵的問題。韓丁極其真誠，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然他曾經對中國領導階層推動的政策和行動多所批評，但對於中國人民和社會主義的支持，卻從未動搖。

中國的轉折點

在1970年代早期，韓丁堅定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方法和成就。1971年韓丁應周恩來總理之邀訪問中國後，在〈中國的轉折點〉中寫道：

「文革的核心確實是一場權力鬥爭，是一場掌握國家政權之爭，但這並不是一場只為爭奪權力本身的鬥爭，而是一場決定是由工人階級代表或是資產階級代表來掌握國家權力的階級鬥爭。這是一場決定中國是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並將革命進行到底，或是中國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轉向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必須把社會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就中國的情況來說，是從新民主民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內部有著許多矛盾和不平等，無法在一夜之間，或者幾年，甚至幾十年內消除。這些不平等承襲自舊社會，例如：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工資差距，再如：城鄉之間在經濟、教育和文化機會上的差異。只要這些不平等存在，就會產生特權、個人主義、野心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些因素會再產生個別的資產階級份子，他們集結成新的特權精英，終而成為新的剝削階級。這麼一來，社會主義就會和平轉化為資本主義。」

在〈轉折點〉一文中，韓丁把文革放在國際局勢中來評論。那時中國面臨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嚴重威脅（1971年越戰方酣）；蘇聯也在西伯利亞加強戰備，隨時可能對中國的核子計劃和工廠發動攻擊。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怎麼對付來自蘇聯和美國的軍事威脅？怎麼發展現代的防禦軍備？以及怎麼繼續支持民族解放鬥爭？那時中國是中南半島人民軍事援助的最大來源。一個關鍵問題在於，社會主義中國應該與西方發展什麼樣的「開放」關係或政治聯盟，來對付蘇聯與日俱增的軍事威脅〈特別是對中國的核子計劃〉？鄧小平從策略的角度來看待開放，利用開放政策使中國脫離社會主義的道路，把中國納入美國帝國主義支配的全球經濟。這些問題固然「有助於劃分中國各方鬥爭力量的界線」，但韓丁強調文革的發展正是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內部矛盾使然。

在〈轉折點〉一段令人激勵人心的話中，韓丁把文革放在漫長〈可能長達幾世紀之久〉的全球革命鬥爭和改造中來認識，這段激勵人心的文字是這麼說的：

「在文革的進程中，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動員大規模的人民群眾運動，對抗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次大浪潮。日後復辟浪潮肯定還會一波又一波的相繼而至。在任何一個國家，工人階級要能確立不可動搖的社會主義，還需數十年，或者一兩百年。事實上，這可能只有在社會主義於全世界建立之際，才能達到。可以預料中國還會有多次文革，而且在世界其它地區，只要勞動人民掌握政權，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也會發生多次的文化革命所有這一切都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比多數革命者所想像的要複雜困難得多，奪取政權不過是漫長的革命過程的第一步，而且是比接著要做的工作容易的一步」

《深翻》

韓丁對文革的看法在十年後有了劇烈的變化。在《深翻》一書中，韓丁相信文革開始的方向是正面的，但是很快就在全國、各省和各地方，淪為派性和無原則的權力之爭。在書中，韓丁譴責極左派的作風，直指這些集團分裂群眾，毀了群眾運動，使得右派勢力可以重整旗鼓，東山再起。他也認為1967年上海的革命工人取得政權，不值一論。

韓丁在《深翻》裡頭斷言，毛拒絕發動群眾制止左派的過火行為，故必須負主要責任。韓丁也寫到，毛利用中國儒家和封建的文化來建立個人崇拜。然而韓丁依舊支持毛對抗劉少奇和黨內其它走資派領導階層的政治觀點和政策。在一章裡，韓丁極其支持發動文革的《十六條》，詳細解釋了其中的內容。韓丁認為這《十六條》大部分被忽視了，反倒是宗派主義和人民之間升高的對抗成了主要焦點。

《深翻》採用了韓丁的經典著作《翻身》的材料。韓丁主要是根據口述資料整理了張莊村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的歷史。他論證了農業在張莊和山西南方的大寨實行毛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行性。大寨因做到「抓革命、促生產」而備受讚揚，奉為典型。大寨依靠新的集體組織形式，更緊密的團結和社員高昂的革命意識，建立了新的基礎設施，從貧瘠的山坳，獲得了農業的豐收。

這本書也詳細描述了從1966至1971年，無原則的宗派鬥爭和內戰，在山西南方至少造成了800人死亡。這對韓丁必然是個巨大的衝擊，無疑令他對文革更持批判的態度。

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韓丁申請並獲得了中國政府的允許，於1980年代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擔任農業顧問，他的一些報告和計劃（比方說聯合國資助的模範集體村計劃）收入了《大回潮》一書。他身在中國，可親眼目睹並寫下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的過程。然而這也使他有十年之久無法對新政權作出正確的結論。在這些年中，韓丁傾向於從實效的觀點看問題，反常地喪失了更宏大的視野。

有一次，韓丁寫下了他在1978年後的想法：

「不管怎樣我都沒有一夜之間突然從一個捍衛者變成一個批評者。作為新中國的外國老友，我當然可以無所顧忌地直言無諱。但是在改革初期，我自覺地避免輕率地遽下判斷。我以不尋常的自製決定先等待看看在大多數的革命老將都過世之後，新政權會有什麼樣的作為。當然，我特別關注的是農村。」〈《大回潮》，第13頁〉

在1993年出版的《深翻》中文版的前言裡，韓丁對此有更為詳盡、更為嚴厲的敘述和自我批評。他甚至考慮重新改寫這本書。（Jose Maria Sison and Stefan Engle,eds., Mao Zedong Thought Lives《毛澤東思想萬歲》（Utrecht , the Netherlands：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 New Road Publication , 1995）, 163-68）

在韓丁總結1980年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變化時，他措辭嚴厲，毫不容情。

《大回潮》

正如許多《每月評論》的讀者所知，《大回潮》是本詳盡研究鄧小平和他的走資派同夥們，如何在1980年代強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瓦解農村集體經濟的著作。其中包括了對模範大寨展開正面的攻擊。韓丁訪談了中國內部的知情者，這使他得以駁斥當局所謂改革極其「成功」的謊言。1989年天安門鎮壓發生之際，韓丁也在北京，軍隊至少殺死了2000位平民，傷者也達數千以上。

1990年出版《大回潮》一書時，韓丁對文革的看法重申了他在1970年代早期的觀點，他駁斥新的統治者宣稱文革是一場「災難」的說法︰

「隨著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看來毛正確評估到反對派代表誰的利益，掌握權力意欲何為，這點是無庸置疑了。打從毛去世、華國鋒下台後，鄧和他的同夥一步步幾乎拆解了解放後的最初三十年所建立的整個經濟體制與社會政治的上層建築，而且還急於趕盡殺絕，不留寸草。

毛早已預見到這個結果，稱之為『資本主義道路』，並稱劉少奇和鄧小平為『走資派』。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來解除他們的權力，以防止他們實行他們的路線。最終，毛失敗了。

文革解開了束縛，讓行動與反制、立新與守舊、包圍和反包圍、不論左派和右派的所有過火行為，都出籠了，也造成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總體形勢。指責毛一個人該為這場鬥爭造成的混亂與隨之而來的挫折和災難負責，就與國民黨指責共產黨該為中國解放戰爭造成的混亂負責一般無二」（157頁）

韓丁在《深翻》中認為「黨內資產階級」的概念不值得理會，但到了《大回潮》時，他就比較深入瞭解到共產黨內的階級鬥爭其實具有決定全局的作用：

「由於中國特有的歷史環境使然，戰後與所有具重要作用的力量和所有值得重視的議題有關的政治鬥爭，往往都集中在共產黨內部。因此鬥爭就以在黨內爭奪主導權的形式呈現，再通過控制黨來控制整個國家。毛非常清楚這樣的情況，很早就開始鬥爭反對勢力。鬥爭逐日昇高，至文革而到達了高潮。」

韓丁對四人幫的作用也有了較為持平的認識。四人幫包括了張春橋、王洪文兩位來自上海的政治局委員，作家姚文元以及毛的妻子江青。在《深翻》裡，韓丁贊同鄧小平和華國鋒在1976年連手逮捕四人幫。

在《大回潮》裡，韓丁沒有提到1976年突襲逮捕四人幫的事，他把焦點轉到鄧小平於1978逼退華國鋒以及隨後瓦解社會主義的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韓丁總結認為，劉少奇、鄧小平和其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者才是對中國革命最嚴重的威脅，而不是四人幫等極左派。然而，韓丁認為，文革之所以在左右派難分勝負的僵持下終結，四人幫難辭其咎：

「四人幫極左的意識形態和行動使得情況變得非常複雜。我絕不苟同把毛和他妻子以及她三位同夥在政治上混為一談的『五人幫』理論，雖然毛肯定得為拔擢四人幫，賦予高位負責。他們極度曲解了毛的政策和指令，把正確合理的創議推到極端，主次易位，本末倒置，一經他們之手，好事全變成了壞事。在早先時期，毛能夠糾正『左』傾和右傾，但到了1960年代他發覺自己已被逼上了『左派』的『梁山』，也就是由於陷於與右派的矛盾，難以轉而處裡『左派』的問題。」（158頁）

1990年代兩場重要的演說

1991年在哈佛大學的一場演講中，韓丁解釋了文革所遭遇到的非常實際的障礙：

「毛在文革中動員數百萬的公民對抗當權者，特別是走資派，為的是從下面推翻傳統的等級統治制度，先以市民、幹部和士兵組成革命委員會，建立一種新型的政府組織。但是朝這方向前進的每一舉措，遭到攻擊的當權集團都會加以反制。位居要職的官員可以拖延、轉移方向、誤導，或把毛的每個倡議推到荒唐的極端。運動遠沒創造出更為民主的新式政府，反而陷入了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搞得人人精疲力竭，卻一事無成。文革的失敗為全面大回潮的政策鋪墊了基礎。（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91,10）

韓丁的這場演說論及整個1949年後的時期，他繼續談到右派勢力蓄意反對、破壞毛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革命方案的企圖：

「右翼的阻饒和極左派的敗事不斷交替循環，時而過右，時而過左，這使得那些想建立社會主義的人很難鞏固任何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結構或是意識形態。1949後的三十年中，那些力圖創造、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人，都遭到想阻礙、損害、削弱社會主義，好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激烈反對。

毛和他的支持者從來沒能無所束縛地實施創議，加以深化、鞏固，從錯誤中學習，再向前邁進。每一步都不僅要克服深植在傳統習俗中的惰性，還必須克服一個龐大、掌權且有精明領導的黨內派系的堅決反對。『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絕非無謂的毛派口號。在整個時期，社會各階級之間始終為基本政策而發生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一直持續到今天。」（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91,13）

韓丁指出，中國越來越融入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也使中國無可避免地倒退成由西方勢力和日本支配的半殖民國家（這段期間資本主義在國內外的快速擴張已由Martin Hart-Landsberg 和 Paul Burkett 在每月評論2004年七／八月的「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加以論述）。儘管韓丁低估了中國用殘酷的低工資原始積累策略發展出口市場，以延緩危機的能力，但是他的分析已得到了證實。

在1999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的演說中，韓丁生動有力敘述了文革的必要性、目標及其歷史遺產：

「文革在造成一陣狂暴風雨後，沒能鞏固目標便逐步消歇下來。然而，這個運動整體來說，是一個歷史上具有創意的偉大事業。它不是個陰謀，也不是一場大整肅，而是動員群眾，鼓勵人民來干預、審查和監督他們的幹部，組織新形式的人民委員會管理基層和高層的事務。

當時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表現在黨中央，除非這個矛盾以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立場來解決，否則社會主義的革命就會失敗。而必須用動員一般百姓的方法從下奪權，由民主選出的權力機關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新領導組織，這整個思想可用『炮打司令部』這句話來概括，實為歷史的一大突破。在我看來，這成了毛對革命理論和實踐最偉大的貢獻，照亮了我們這個時代前進的道路。如果毛成功了，我認為今天在中國無疑會有一個欣欣向榮而廣受人民崇信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經濟的進展或許會比現在慢一點，但會是當今生活在極端貧窮和受剝削的第三世界人民，一個更堅實且更有用的發展典範。」（Monthly Review,September 2004, 57-58）

毛和文革持久的遺產

在《大回潮》以及1990年代的演說中，韓丁匯整事實來證明資本主義的「改革」為何導致中國的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一些地方甚至陷於嚴重的危機中。他指出了高度失業、遷移、社會問題、公開的政治騷動。他也指出了擴大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中國更難以承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傷害。他的結論是──對於鄧的後繼者而言，未來看來不會是光明的。

在整個1980年代，韓丁似乎相信新政權的政治方向仍然可能被黨內忠誠的幹部給扭轉過來。到了1989年，在上千名的學生和工人在天安門遭昔日的四川（鄧的老家）人民解放軍屠殺後，韓丁有了新的觀點。

「我估計有大量忠誠的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內，也在軍隊裡。我預料這些人動員起來有可能改變局面（或許是由可以集結軍中、黨內與社會中的革命份子的激進官員領導軍事政變）。（191頁）」

韓丁拋開這種依靠黨和軍隊的「改變」策略的看法，不再相信能夠透過黨內非對抗性的鬥爭來改革這個新政權。韓丁應該會非常高興聽到鄭州四人案──四個河南退休老工人在2004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那天，散發名為「毛澤東永遠是我們的領袖」的傳單，譴責黨的領導，要求重回社會主義道路。在他們受審時，來自全中國各地的上萬民眾到場聲援，他們勇敢的行動也傳遍了網絡。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韓丁富有詩意地寫下了中國的未來：

「中國人是充滿幹勁、生氣勃勃、富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有長期的革命歷史，蘊蓄了充沛的革命意識和動力。造反和革命的浪潮會一波波的再度洶湧而來。法國在熱月反動(Thermidor)之後，來了1848年的革命；而在1848後，又來了1870年的革命。在我們這個年代事件發生地更快，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The revolu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在韓丁生前的最後十年裡，韓丁根據他在文革期間寫下的深有預見的作品，來理解文革對中國與世界人民的歷史意義。那些成功打敗反動政權並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革命運動，將可借鏡韓丁論述攸關勝敗的鬥爭的著作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正如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一般，威廉．韓丁在理解這個震動世界的事件上，也經歷過曲折變化，後退、前進然後再達到更高的認識。辭世之際，韓丁的結論是，他必須捍衛文革，為的是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在中國壓迫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者，支持對抗帝國主義並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而戰的人民鬥爭！◎

注一：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注二：Random House,1983

注三：Monthly Review Press,1990

注四：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2004

來源：《批判與再造》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