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值得注意有幾點：

1. 毛的正題、鄧的反題，何時會帶來合題？胡錦濤時期嗎？
2.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文革史觀，不過是「走資派」即文革中受到衝擊的黨官僚的文革史觀。[古士塔夫案：值得省思的是，這套史觀，竟然也被台灣全盤接受，如「文革十年浩劫說」。]
3. 官方定義的「文革」結束後，77、78年的空前大逮捕、大處決被漠視、被掩蓋。後來人們所知道的王申酉、史雲鋒、李秀蓮……等文革中的獨立思考者，都是在「揭批查『四人幫』」的大鎮壓中被相繼處決。
4. 「清污」和「反自由化」使知識分子們逐漸反思：打倒四人幫後「善待」知識份子的黨官僚，不正是他們在文革前十七年，在文革初期，甚至有的在貫穿文革的各種規模的鎮壓中，多是些面目猙獰之徒嗎？至此，知識分子與黨官僚基於反文革、反毛的結盟算是徹底瓦解。
5. 然而，這整個反思的主流，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卻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許多人以為只要將當代西方那些個實用工具理論，包括其實用政治學和實用經濟學簡單引入即可解決中國的問題。而至於對孕育了這些應用理論、且含有著深厚人文價值底蘊、從而導致世界翻天覆地變化的那些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道主義的基本理論，他們則興趣闕如。

「文革」四十周年紀念：關於「文革」討論的一封信
撰文 高寒
2006/05/09, 週二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6263&Itemid=63
高寒按：此文寫於5年前，係當時我與北京一個地下組織領導人的通信。現發表此文以示對劉國凱先生「人民文革論」的支持。
高寒 200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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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石 同志：你好！

你真快，我拖了這麼久才回一短信，你一夜之間就又覆一篇，我的效率實在是無法與你相比呀！

先簡答幾點：

1、（從略）

2、我很有興趣與你討論文革、毛、列的許多問題，但這得花些時間，而且涉及到相當廣闊的問題。我認為，國內前一段悄然興起的「懷毛熱」發展到今天甚至有點公然的呼喚文革造反，首先得感謝鄧小平的「功勞」。沒有今日中國昏天黑地的腐敗，人心的天平不會如此戲劇化地向毛傾斜。但是，歷史不會重複，歷史的螺旋不是簡單的復歸，而是在更高層次上揚棄自身。簡單地否定毛是容易的，簡單地否定鄧也是容易的，正像簡單地肯定二者是容易的一樣。但後人不會接受任何妖魔化或天使化了的歷史教程。中國在經歷了毛與鄧的正題反題之後，今天已到了嶄新的歷史合題降臨的時候了。

3、（從略）

另外，國內現有一個電子版書店，可在網上下載所選圖書，我好想去找一些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著作，特別是他們當年與列寧的爭論的中文本來研究一下。下面是網址，你去看看就會明白了：http://www.ssreader.com/

這封信我想專門與你討論文革問題，討論文革造反派的歷史地位問題，討論文革造反與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關係問題。

至於列寧和十月革命，列寧和考茨基、伯恩斯坦的爭論，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以及它們與中國革命（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乃至與今天中國的制度轉型的關係，則留待下封信去討論。

首先，我同意你的這一看法：「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文革史觀，不過是「走資派」即文革中受到衝擊的黨官僚的文革史觀。其中對文革造反派和文革造反所形成的絕對否定、全盤否定的評價，包括國內外那輿論一邊倒的否定情形，質言之均屬黨官僚價值觀的反映，或這種價值觀的自覺不自覺的傳聲而已。嚴家祺先生的那本文革史，因趕浪頭出得太早，大受其影響在所難免。76年10月政變後，當局刻意營造一種所謂「第二次解放」的氣氛。而過去在毛時代因各種運動而挨整受壓的不同族群，也均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這「第二次解放」之涵義。尤其是，重返政壇的黨官僚基於恢復及鞏固政權基礎，發展經濟，施惠於民的需要，當時也確實採取了若干「讓步政策」（所謂「鬆綁」），調整了若干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從而致使其所代表的社會基礎、民意基礎也就比黨官僚本身的狹隘利益要寬泛得多。更何況，中共黨內多年來由於毛路線一派獨大，致使劉、鄧（或許還有周）路線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面貌呈現於世，如此也就自然讓老百姓對這個「面貌不清」的鄧及其新政滿懷希望。加之，像中國歷代王朝更迭之始亟待士大夫階層的支持一樣，此刻的黨官僚也向知識精英大獻殷勤，且在政策上大幅傾斜。這對於在毛時代老是被敲打著的這個「小媳婦」階層來說，真有種受寵若驚、感慨涕零的感覺。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滿以為他們揚眉吐氣的日子自此開始，以為過去所受的窩囊氣均僅係毛時代所特有而一去不復返了。這多少有點像50年代初中共建政伊始，知識分子們那一廂情願的情形。正是在這種多少有些畸形的全國上下興高采烈的狂歡中，77、78年那簡直是近乎瘋狂的空前大逮捕、大處決被漠視了、被掩蓋了。後來人們所知道的王申酋[酉]、史雲鋒、李秀蓮……這些文革中的獨立思考者，其實就都是在「揭批查『四人幫』」的大鎮壓中被相繼處決的（順便一提，我本人，也僅僅因為殺人權當時僅放到省一級且四川由趙紫陽當政而得以倖免。倘若四川達縣地委書記李香山此刻像土改時那樣手中握有殺人權，我早就成了他的刀下鬼－－我當時甚至連「最後的一句話」都想好了）。

像任何專制社會最高權力的更迭，都往往會給民間社會釋放出若干空間來一樣，粉粹「四人幫」的軍事政變，也自然導向了對文革的「反思」。然而，隨著在這個「反思」中的最大受益者鄧小平的重新復出，「反思」的官方禁區也就成型出籠、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黨官僚的文革價值觀實際是靠刺刀支撐著的實質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了。為什麼巴金的「文革博物館」倡議得不到官方的響應？為什麼郭羅基的「誰之罪」之天問問不下去？雖說這一類「反思」當時其實並未超出黨官僚所能允許的界限，但是，它所展示出的勢頭和慣性，就足以讓官僚們害怕了。至此，黨官僚與知識分子基於文革受壓的聯盟開始出現裂痕，那些願意繼續深入反思下去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與黨官僚分道揚鑣。這也就是後來險些成為第二次「反右」的「清污」和「反自由化」的由來。如果說，當初鄧小平一重新上臺就徹底否定早讓他深惡痛絕的「四大」而沒有讓多少人有遏制言論之警覺的話，那麼，後來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則讓知識分子們逐漸有了似曾相識的感覺：看來以「同是天涯淪落人」來看待文革「走資派」這幫落難的官僚們似乎未免有點迂腐了。難道不正是他們，在文革前十七年，在文革初期，甚至有的在貫穿文革的各種規模的鎮壓中，多是些面目猙獰之徒嗎？至此，知識分子與黨官僚基於反文革、反毛的結盟算是徹底瓦解。凡願意繼續前行的知識分子們，包括黨官僚中的覺悟者－－胡耀邦、趙紫陽、陸定一、周揚，等等，開始把反思、批判的矛頭從局限於文革推展到整個中共建政，從對毛個人而逐漸移向中共的制度本身。由此才導致了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

不過，這整個反思的主流，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卻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許多人以為只要將當代西方那些個實用工具理論，包括其實用政治學和實用經濟學簡單引入即可解決中國的問題。而至於對孕育了這些應用理論、且含有著深厚人文價值底蘊、從而導致世界翻天覆地變化的那些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道主義的基本理論，他們則興趣闕如。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何無論是體制內的改革派，還是反叛的異議者群落，都一方面痛感自己力量的單薄，另一方面卻又對本是真正力量源泉的老百姓的民間疾苦熟視無睹－－「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也作為毛的「極左」給反掉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在外界看來幾可說是「荒誕無比」的這「功」、那「功」，這「教」、那「教」，由於能從基本價值觀、能從終極關懷切入民間，故而反倒形成可觀的民間力量，反倒填補了民間對基本價值的嗷嗷需求。不過，宗教的來世價值觀畢竟難解民間現實的價值需求。於是，「造反有理」這個被鄧小平為首的黨官僚最痛心疾首，最切齒咬牙，最捶胸頓足，最同仇敵愾，故而在「徹底否定文革」中否定得最為徹底的文革價值符號，竟然又悄悄地死灰復燃了－－誠然，這整個過程卻幾乎與整個中國的所謂「菁英」層，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均毫不搭界。

與受「菁英」影響至深的八六、八九學運刻意要與「社會閒雜人員」，尤其要與文革「造反派」劃清界限－－學生們哪知道，鄧小平、王震、李鵬之流是分分秒秒都將他們的爭民主行為視作大逆不道的文革再現－－相反，中國的老百姓則是一受到黨官僚的壓迫，就本能地，條件反射般地想到了文革，想到了文革造反，想到了眼前這幫作威作福的狗官們在一旦失去權力時那如落湯雞般失魂落魄的「熊」像。與此相適應，與官方、與知識菁英層的非毛化主流意識相反，民間竟然悄然地、且愈演愈烈地興起了一股咋一看來似乎讓人難以理喻的「懷毛熱」。儘管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民間的「懷毛熱」抱之以不解、詫異、嘲弄乃至憤慨，但隨著它在民間的頑強、持續、且不脛而走的存在，一些比較地接近民間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步地思考這一社會現象，並試圖給出一種解釋了。我以為，今天的民間「懷毛熱」，與其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回到過去那「左傾」的時代，倒不如說是他們按照自己的面貌和期求，重新塑造了一個毛澤東，塑造了一個可在冥冥中呵護著他們抵禦現世官僚壓迫的如財神爺、觀世音和紅臉關公般的人格化寄託。毫無疑問，「懷毛熱」的興起，是人民對現政權的無聲的抗議，它的不脛而走，它的愈演愈烈，也就是這無聲抗議的愈演愈烈。誠然，從對中共黨內的非主流派寄託希望以期對現世苛政有所減緩、有所制衡的意義上說，中國老百姓今天的懷毛，與他們當初的懷周、懷鄧、懷胡意義是一樣的。如果從一種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上來抽象一下這類在中共執政期幾乎帶有點週期性的社會現象，就不難發現，這種以特定的社會心理形式所曲折表現出來的，不過是歷史對中國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喚、不過是一種在當代有著頑強生命力的社會必然性罷了。這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必然性通過無數的歷史偶然性為自己開闢著道路。

如果說，當年的懷周、懷鄧導致了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當年的懷胡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八九民運，那麼，今天的懷毛，尤其是它勢必要超出所有凡夫俗子們的想像而指向的重新評價文革，重新評價文革造反派，為「造反有理」正名，將會給中國帶來怎樣的結局呢？毫無疑問，它將會帶來對毛的是非功過的大論戰，帶來對中國當代史之若干定論的大顛覆，帶來對中國近代史的大反思，從而會大大地促進我們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歷史決不會走回頭路，因為，有鑒於鄧路線這二十年來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可供與毛路線進行比較的全貌，兩者（甚至還有第三者－－蔣氏國民黨）的利弊得失，個性共性、互缺互補、互為因果等關係，均已為我們今天的比較、反思、前瞻、抉擇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產，因此，中華民族在經歷了毛與鄧的正題、反題之後，一定能為自己找到歷史合題的新篇章。當然，這還得有賴於我輩的共同努力。

就討論文革而言，以上議論實際還未進入正題，還僅僅是個務虛的開篇。但就這點文字，我已拖得實在太久了。哎，成天瑣事纏身，身不由己。網上的信息量很大，每天又都得去吸收消化一些，否則會按不到現實脈搏而致思想鈍化。加之有時還會遇到一些「遭遇戰」，你還不得不花點功夫去應付一下，故此信是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現就先這樣寄你吧。後面的再邊寫邊寄（我還想寫如何認識毛的繼續革命理論，造反派的歷史地位，以及我們今天與所謂「老左」、「新左」的關係，等等），好在是通信討論，隨便一些。

昨天的信已收到。最近國內借「嚴打」掃異己，我因一直未收到你的信還真有點為你們擔心呢。信中所提的民族主義問題，劉、王的討論，等等，容我再仔細想想再作答。總部的那個聲明，我覺得在「度」的把握上似乎有些問題，從而有模糊自己面目之憾。由此我深感，任何現實的當務之急要處理得當，都涉及到對務虛問題的總體把握是否得當。因此作為領導層，似應在若干理論問題（譬如：民族主義）上想深一步，先走一步。基本理論解決了，突發事件一來也就不致臨時應付。

另，附上前年夏就美機轟炸駐南使館而寫的一篇文稿，不知您對其中涉及的民族主義議題覺得議論得合適不？此文由於沒有簡單地採取美方的「誤炸」說，被民運雜誌北春、中春和臺灣的世界週刊所拒登。

請原諒我對你2月26日談文革的那封信，現在才得以正式作覆。我一直在不斷地調整，希望能有更多一些自己的時間，但總難如願。

夏祺並代問同志們好！
高 寒
2001年5月3日 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