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專訪有兩點值得注意：

1. 資料問題：在大陸即使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後代，如果不是中共黨史專業，為上一代作傳也看不到官方檔案；而訪談時由於人物敏感性，也帶來很大的困難。
2. 出版審查方面的問題，難關重重。

專訪﹕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女兒滿妹
滿妹著書憶耀邦情動神州　．江迅
原載《亞洲週刊》2006年4月30日二十卷十七期

清明後，風梳萬縷亭前柳。今年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十七週年。日前，向來特別低調的胡耀邦女兒李恒（滿妹）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專訪。關於她父親和她新近出版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她破例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中國眾多傳媒追訪她，往往無功而返。她說﹕「父親留給人民的就是敢於實事求是，勇於創新，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把百姓、黨和國家的事業放在第一位，把他一生無私奉獻給國家和人民。這是父親的一個特點。他的遠見卓識和科學態度是少見的。父親對每一個生命的關愛、對每一個人的關愛，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的。我父親沒有傷害過一個人，父親也沒有任何一個私敵。」

目前大陸正在流傳《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書。作者是九十歲的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書中有對胡耀邦的批評。李恒說﹕「這本書我沒有看過。」書中批評說「胡耀邦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讓自己的講話調動人們的情緒，不切實際」。對此，李恒的反應是，凡是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的人都知道，要做一件事，落實一個政策，是非常困難的。那時對改革開放有太多不同的認識。剛開始的那幾年，有些人對是否要對外開放都有不同意見，有些地方對一些好的政策不理解，不落實，也是常有的事。

李恒說﹕「這也是我寫那本回憶錄的原因之一，我有責任說清楚過去了的那段歷史。」她說的這本回憶錄，即五十萬字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版由卓越文化出版社一月出版（案：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曾於2004年出版了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引起矚目），大陸版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此書主要筆墨集中於自一九七六年到胡耀邦去世前的這段時期，記述了胡耀邦作為普通人的生動一面，其中附錄的許多家庭圖片為首次公開出版。作品蘊積多年，和淚而成，八年才完成她的心願。

《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在北京被評論為「二零零五年最值得讀的一本書」。大陸版上市兩個月內，傳記類圖書銷售量始終居第一，新華書店圖書發行數第一。出版社和作者收到的讀者來信蜂擁而至，眾多讀者稱作品真實感人，內容豐富，含著淚一夜讀完。此書講述的是女兒眼中的父親胡耀邦，既生動細膩又充滿歷史厚重。在女兒的描述中，一位走進了歷史的政治領袖和作為家庭成員的親愛父親，在安邦治國與普通人的家長裡短中漸次疊化重合。

李恒穿著得體，職業女性裝束，現任一家外資企業公共事務總監。她當過兵，做過工人，擔任過醫學雜誌編輯，在朋友圈，在社交圈，在各種場合，她都特別低調。據她自己說，滿妹這名字是婆婆給取的，她出生時婆婆說，孫兒、孫女都有了，滿足了，也滿意了，就起名叫滿妹吧。滿妹隨母親的姓，姓李，她父母先前戲說，不是要男女平等嗎，如果是兒子就跟父親姓，如果是女兒就跟母親姓。

當年，胡耀邦生病期間，作為家中唯一的女兒，李恒正在美國工作進修，沒能有機會為父親做點事，多說說話，當她費盡周折趕回北京，仍未能與父親見最後一面。正如她在書中所說﹕「無可挽回的終生遺憾，不斷嚙噬著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緒，像不能平靜的海浪不斷湧起﹔無奈的內疚一遍又一遍地責問自己﹕我還能為他做點什麼﹖」在書中，她說，父親去世後，她更深深感覺到，「即使作為血脈相承的女兒，對父親的了解實在太少」。在收集、閱讀與父親有關的史料過程中，「父親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漸漸在腦海裡清晰地被勾劃出來」。她不斷整理史料，也整理了自己對父親的認識。以下是訪談摘要，訪談中，說到父親，她努力撫平心緒，仍留下了眼淚﹕

你似乎很怕記者﹖

坦白說，我確實是有點怕見記者。我父親生前也遭遇過記者帶來的麻煩。一次，我曾在電話裡回答了一位外國記者的問題，剛與他談完話兩小時就報道了，我說的是東，他發表時竟然說的是西。

請說一說這本書的寫作過程。

其實我原本沒有想過要寫。我不學歷史，也不學文學。這本書的寫作出版大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收集資料「難」，第二階段是寫得「苦」，第三階段是等待出版等的很「困惑」。在第一階段，是有很多朋友鼓勵我寫，這對我寫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猶豫了，才下決心去收集素材，讀了一些資料，我被深深打動了，確實有很多觸動。於是，盡可能的情況下去收集，作為一個家人，有責任為父親寫些什麼。滿妹希望能為想了解父親和熱愛父親的人們，提供一些有益的東西，能對改革開放初期那段艱難困苦的真實歷史，有更多了解。

說實話，我對政治對思想理論沒有什麼興趣，父親從來不在家說工作的事，黨內的事不會在家講。當然，我們家常常賓客如雲，所以難免有所耳聞。在收集有關父親的資料過程中，對父親有了更深的了解，對他的認識也有一些變化。有啟發，有認識，於是有了一些寫作的衝動。

那第二階段呢﹖

資料收集相當艱難，可以說沒有地方能讓我查史料，除了報刊上的，只是訪問當事人。但是非常難。一是很少有人方便談，二是能夠談的人常常沒有時間，三是時間久了，當事人很難回憶起細節，四是有關當事人記憶不一致。我只好邊收集資料，邊整理分類，這是比較艱苦的階段，苦於無處查資料，苦於無處核對，苦於無處問當事人。找到的資料又無從查證不敢用。所以，這一階段主要的感覺是難。

我們這一代人當年沒有接受過完整的教育，對生活理解，全靠自己感悟。生活永遠顯得忙碌，在外資企業工作，特別忙，每天都幹十二至十六小時，每週六天半工作時間，還經常會把上班看不完的文件帶回家看，所以，寫作往往是在夜裡。由於資料不完整，只能一段一段寫，寫得很苦很累。但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這書居然寫成了，還得到廣泛好評。對寫書這段過程的感覺，主要是累。

書脫稿後是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等待和修改，甚至重寫。一九九八年底脫稿，開始送有關部門審閱，六七個月後，我被告知不能出版。初審稿的人說，書寫得很感人，生動、真實，是流著眼淚讀完的。不過，最後出版社被有關部門告知﹕不能出版。

當得知不能出版，你怎麼想呢﹖

雖然我很希望能與有關部門討論，聽聽他們的意見，有哪些問題，以便進一步修改。遺憾的是，一直聯繫不上作出此決定的人。儘管寫這部書時，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等待畢竟是相當痛苦的。半年過去了，毫無回音，都無法與他們討論、溝通、交流。書稿被退回了。我感到很困惑，沒有人願意找我談。我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變的基礎上，對書的內容作了「求同存異」的修改和取捨。我寫父親，就不應該違背他做事的原則。儘管今天書是出版了，其實，我對父親的了解還是很不夠的。

一九九九年開始這書稿一直擱著﹖

我一直沒有停止收集更多的資料，積累，整理。小的修改不計其數，大的修改就有兩三次。作為女兒，我有責任寫出真實的父親，對千百萬熱愛父親的讀者負責。八月至十月，公司作部門調整，每天正常上下班八小時，我又休假半個月，於是對書稿作了大幅度修改，每天只睡三、幾個小時。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隨著資料的增加充實，我對父親的了解又有了一個大的改變，覺得有責任完成該書。於是對文稿進行大幅度修改，從思路和結構上作了大改動。

最終是如何審查通過的﹖

從整部書而言，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最後是在審稿人認可的範圍裡作出內容上的取捨，所有背景資料只用內地曾經公開發表過的。此書的出版，希望對我父親尤其是對我母親是個安慰，對千千萬萬熱愛他的人是個義務。其實，我對父親的了解還是不夠的。他的一生那麼豐富，接觸了那麼多人，還有無數資料等待發掘和整理。我願意繼續拿出時間去充實和整理。在等待的六七年中，有人提議境內不能出版，乾脆拿到境外出版，我謝絕了。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紀念你父親誕辰九十週年，你母親究竟有沒有參加﹖

那天的座談會我母親是出席的，外界誤傳指我母親拒絕出席，純屬子虛烏有。中央有關方面在籌劃紀念活動初期，徵求家屬意見時，我們就表態，願意與中央配合，把事情做好，避免節外生枝。有人提出要成立研究會，開展學術研究，不過沒有做成。召開父親紀念會，回顧他的一生，再次肯定他的貢獻，希望對改革開放能起到推動作用。

家人對座談會的規格滿意嗎﹖

父親雖然擔任過總書記，但逝世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此規格不存在什麼問題。

中共中央主席胡錦濤沒有參加座談會，你怎麼看﹖

他未能出席座談會，當然是有些遺憾啦，但也可以理解。胡總書記十八日、十九日在國外，二十日回國並會見布殊，公務繁忙。但我想，如果沒有胡總書記的直接參與和推動，這個紀念會的召開是難以想像的。

座談會前，溫家寶、曾慶紅、吳官正還接見了我們一家。那是一個很親切的會見。溫總理說了一些動情的話﹕「我曾經直接在耀邦同志領導下工作，對耀邦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