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否出自林沛理，這句話講得真好：「最深刻的閱讀就是最不設防的閱讀。」

讓紅樓夢自己說話　．林沛理
《亞洲週刊》20卷17期，2006.04.30.

在這場中國「紅學家」對劉心武的文革式大批判中，受害者除了劉心武本人外，還有《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劉再復認為《紅樓夢》一如《哈姆雷特》，是「人類世界精神高度的座標」，說得沒錯，問題是莎士比亞的作品能夠歷久彌新，到今日仍不斷在全球的文學界、戲劇界、電影界、學術界以至社會產生影響力和引起爭議，正因為對於應該怎樣解讀、詮釋、欣賞或者批評莎士比亞的作品，到今日還沒有一個所謂正統的說法(orthodoxy)。

不論是二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亞權威約翰遜(Samuel Johnson)，還是今日被譽為「必讀作者的必讀評論人」(the indispensable critic on the indispensable writer)的布魯姆(Harold Bloom)，他們提供的也只是眾多詮釋角度的其中一個而已。他們不時強調的一點，是讀者必須回到文本(go back to the text)，讓莎士比亞的作品給它所能給的，讓讀者取得他們所能取得的。莎士比亞最能啟發人的創造性，正是這個意思。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學者近一百年來對《紅樓夢》的研究 — 包括蔡元培一九一六年的《石頭記索隱》和胡適一九二一年為紅學樹立新典範的《〈紅樓夢〉考證》其實都是在幫倒忙。用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和小說家艾柯(Umberto Eco) 的分類來解釋，這種謹小慎微、誠惶誠恐的閱讀方式，是將《紅樓夢》由要一奉十、註釋空間海闊天空的「開放式文本」(open text)，變成著重專門知識、抗拒創造性閱讀的「封閉式文本」(closed text)。

這所以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儘管受到紅學家冷待，卻有其非常正面的意義。張愛玲強調《紅樓夢》是虛構的文學作品，還《紅樓夢》以小說的本來面目。然而真正開拓《紅樓夢》對其本身虛構性(fictionality)的反省，是余國藩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的情欲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此書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它旁徵博引，探微顯幽，而是它讓《紅樓夢》的文本自己說話﹕《紅樓夢》自稱所演不過「大荒」，莫非是向讀者暗示「其書原是空虛幻設」﹖余國藩此問對近世紅學的煩瑣學風簡直是當頭棒喝，他的言外之意是﹕《紅樓夢》既是無中生有的偉大創作，後世學者又何苦對號索隱，硬要在史傳系統中自我作繭、自尋煩惱呢﹖

當然，在北京紅學權威的眼中，張愛玲與余國藩無異於妖言惑眾的異教徒(heretics)。對他們來說，《紅樓夢》不是文學經典，而是一種不受教會約束的世俗宗教的經文(secular scripture)。他們對劉心武的窮追猛打，不僅是要奪回《紅樓夢》的詮釋權，更是一種「尋找敵人、發現敵人和消滅敵人」的宗教儀式行為。跟文革的紅衛兵和聖經《創世紀》的亞伯拉罕一樣，他們的手也許沾上鮮血，但他一顆心卻是純潔的。

老年得子的亞伯拉罕把嫡子以撒獻祭給神，這樣的虔誠、純潔不僅會殺人，更一併把殺人的罪惡感和道德障礙清除，使殺人者可以一路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殺下去。

假《紅樓夢》之名行惡的人可以壞《紅樓夢》的名聲於一時，但終究只能為理解《紅樓夢》的文學地位提供一個註腳而已。雖然《紅樓夢》在中國沒有像莎士比亞的作品在西方那樣，不斷與時代、社會和生活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曹雪芹在東方也沒有像莎士比亞在英美兩國那樣，成為涵蓋一切的文化符號﹔但《紅樓夢》的小說藝術成就在中國堪稱空前絕後，它對近世中國作家的影響也從未停止過。

究竟《紅樓夢》偉大在哪裡﹖它偉大，只是因為它「集中了中國人的優秀人性」﹖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每次讀《紅樓夢》都是一次難以言喻、既狂喜又震驚的經驗。狂喜，因為它將你由凡麈俗世帶入一個極其真實的幻想世界。震驚，因為你在閱讀《紅樓夢》的同時，《紅樓夢》也在閱讀你，並且把你看得一絲不掛、無地自容。最深刻的閱讀就是最不設防的閱讀(Total Reading is Total Openness)，那些將《紅樓夢》當作歷史標本的紅學家，真正受不了的，也許其實是那個被《紅樓夢》看透的、赤裸裸的自己。(紅樓夢魘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