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同意林沛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如何閱讀《紅樓夢》，而是在紅學中樹立「正統」，不容「異端」。

不要扼殺紅樓夢的靈魂　．林沛理

《亞洲週刊》20卷16期，2006.04.23.

一九七七年，張愛玲在她惟一的學術著作《紅樓夢魘》的序文中寫道﹕「十年的工夫就這樣損了下去，不能不說是豪舉。正是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紅樓夢》固然是空前絕後的偉大著作、中國長篇小說的經典，但就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腦力、智力和創造力的消耗，甚至說是一種浪費而言，卻堪稱是一場荒誕離奇、無法擺脫的夢魘。

西方文學評論有所謂「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的概念，但要解釋張愛玲對《紅樓夢》的這份執迷—連續十年從事細微繁瑣的考據工作，為的不過是要證明《紅樓夢》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心理學中有關「戀物」(fetishism)和 「偏愛對象」(object fixation)的理論也許更加有用。

張愛玲認為曹雪芹對《紅樓夢》的多次改寫，一次比一次進步，藝術成熟度也越來越高，足以證實《紅樓夢》是創作而並非自傳。這個結論，較之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靈光乍現」(epiphany)，簡直是平平無奇。對張愛玲這才情獨具的作者，我們期望的是她向讀者揭發生命內在的某種秘密，而非提供閱讀小說的某種角度，不管這部小說有多偉大。人生有幾個十年，即使張愛玲有太多的才華可以揮霍，這樣做也難免令人可惜。

這所謂張愛玲口中的「豪舉」其實是她對讀者及其本身才華的一種背叛和出賣，也只有《紅樓夢》這樣一本在中國文學文化領域享有至高無上地位的經典，才可令孤高不群、桀驁不馴的張愛玲俯首稱臣。當然，在這方面張愛玲絕非孤例。兩百多年來，在《紅樓夢》面前自慚形穢，「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才子才女、學者專家，從來車載斗量。《紅樓夢》不僅是中國人的藝術寶典，更是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宗教。

劉再復所說的閱讀與探討《紅樓夢》的其中一種主要形態—「辨」(指對文本的考證、探佚、版本辨析等)，其實就是將《紅樓夢》當作一門科學、歷史來研究。多年來，中國出了一批拿著放大鏡來讀《紅樓夢》的所謂紅學專家，他們將自己當成史學家、科學家，將《紅樓夢》看成是史料和科研對象而不是小說。

美國哲學家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科學的演化過程並不是漸進式的，而是革命性的。這正是用做科學的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在中國的發展過程﹕每一個重大發現就是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紅學的發展從索隱派開始，宮廷秘史的影射、政治人物的附會、滿漢民族的鬥爭，一直都是歷史的考據﹔直至一九二一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以新觀念和新方法反思舊學，將紅學由猜謎的索隱之路，帶上實證的羊腸小徑。

問題是紅學終究只是一門偽科學(pseudo-science)而已，也就是說它完全沒有可以應用於生活層面的實用價值，又像下棋一樣，是一種特別與世隔絕、自我指涉的活動。與其說紅學反映了中國人跳躍(hyperactive)的科學想像力，倒不如說它反映了中國人科學想像力的貧乏—無法洞察科學與生活千變萬化的關係，只懂拿著永恆的文本裝模作樣、考證成癖。

不過，將《紅樓夢》的研究當成科學，儘管天真得可笑、徒勞得悲壯，也至少沒有為人類帶來災禍。真正使紅學的靈魂死亡的大罪(cardinal sin)，是將《紅樓夢》當聖經來讀，將某種關於《紅樓夢》的觀點、詮釋和考證當成正統信仰(orthodoxy)。

像張慶善、馮其庸和李希凡這些聲名狼藉的所謂「著名紅學家」，做學問時帶著的不是宗教的熱情，而是宗教的不容異己(intolerance)。他們視持不同意見者為異端邪說(heterodoxy)，必須除之而後快。最近北京紅學界對作家劉心武的批判，正是這種要剷除異端的心態的清澈投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其視為一次宗教迫害，也許更能看清事件的本質。

為什麼有人在研究《紅樓夢》的時候會陷入一種宗教神聖的幻覺﹖難道是因為中國沒有宗教自由，因此文學成為了宗教的替代品(surrogate religion)，而它最偉大的文本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經文(scripture)嗎﹖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反省的問題。(紅樓夢魘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