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真正的台灣史研究」城市之「我們台灣史的日本時代」的第三章

   教育部長大權威杜正勝

      的「台灣心、台灣魂」1

這是貴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氏的作品；但是杜氏的專業原來在中國古代史，本書裡的主要內容，據杜氏自述所謂：「我利用專欄寫作的機會，看點台灣歷史文化的資料，雖是雜文，總時時鞭策自己不要流於空論，……結集出版」（頁6）；即不過雜文而已，專業性顯然不足；研究者原來不想在此論列，然而，杜氏以中國古代史的專家，在政治高層人士「你辦事我放心」之情形下，就「看點台灣歷史文化的資料」，不但，可以成為「認識台灣」「社會篇」課程編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與總訂正，又是近年所謂「同心圓的歷史課程架構」的主要倡導者。顯示它在當前「教育改革」裡的地位，至為重要；所以本研究不能不重視本書所透漏的一些重要的誤謬訊息，給以嚴肅的批判。以下，因杜氏的崇高地位對於歷史與文化教育、台灣歷史研究本身及學術研究所應有的嚴謹度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故對該書分就這兩方面研究：

（一）杜氏在歷史與文化教育上的偏差：

首先，我們提綱挈領地捕捉這本雜文集的主要觀點，應該是附錄的「歷史教育的改造」與正文的「鄉土文化與鄉土歷史」的兩篇文字；前者杜氏強調「歷史課程絕不能僅止於傳授『史實』，……所傳授的知識不能只是人、地、年代和事件的雜碎，宜以社會民族文化的特質和變動為重心」及所謂「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所以歷史教科書在史實陳述之餘，尤須隨學習者的成長，逐漸加重歷史解釋的份量」（頁143），顯然歷史課程當如是，讀者讀來說理清楚，份量十足；後者則是杜氏以生活化的筆觸，將自己留學英國的「寶貴經驗」娓娓道來，極具說服力；即所謂

「民國81年我與內人分別受國科會贊助，到英國研究，……小女她在倫敦上一間私立小學，屬於該校最高班。最高班的歷史課第一學期全部講英國海盜史，……英國歷史那麼輝煌，什麼不可以講，卻偏偏講海盜？」（頁298）

然後，他就稱讚英國那講海盜史的歷史課，說「英國人對這點還比較老實，也不做作，……所以坦白地給小孩講海盜史」（頁299）；遍讀全書，說是這兩者構成了他所謂「歷史教育改造」的偉大理念，應不為過。但是，研究者卻以為，對於前者，杜氏並未充分討論當教育對象是判斷力尚欠缺磨練的國中生時，編輯者對於「史實」的輕忽，絕對是嚴重的失職；尤其，他既然知道應該「以社會民族文化的特質和變動為重心」的道理，那麼，此時在教科書裡應該如何選取具代表性的史實，以呈現這「社會民族文化的特質」，這其中的史識，絕非以所謂「絕不能僅止於傳授『史實』」，就可輕忽一語帶過。換言之，他所提的「同心圓的歷史課程架構」，其實不是問題──以我研究公民教育的經驗看，過去僵化的公民課本早就以家庭、社會、國家的同心圓來編輯──真正的問題是編輯者應該如何選取具代表性的史實，以呈現這「社會民族文化的特質和變動的重心」；本題所要指出的「杜氏在歷史與文化教育上的偏差」，也就是他在這方面他的重大失誤，而我們發現他重大失誤的證據，正好是來自對於前引杜氏的「英國經驗」的兩點批判：

其一、是在今天所有西方文化媒體裡，海盜歷史的文化面相都早已被娛樂化了，它的暴力與血腥已被美化為浪漫的冒險與奮鬥，因此，今天絕不會有人用對於現實公海或領海裡海盜罪的嚴重控訴，去看當年的海盜故事。

其二、杜氏所稱讚的「坦白」，研究者以為，所謂「坦白」，應該是指將史實的最陰晦與敗德部分揭露公開而言，研究者很懷疑貴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杜氏是如何充分考慮由海盜的娛樂化，到海盜劫殺與海盜行為的商業意義，英國人會坦白到什麼程度？那與敗德的殺戮、誘吸與販賣鴉片及他們為推動鴉片貿易而掀起的戰爭，只坦白到稱為「貿易」戰爭，其間有多大的「坦白」差距？院士先生，您可否讓我們一起來聽您尊貴的講解──

（二）在台灣歷史研究上的輕忽：

應該不只是由於前述認知態度的偏差，由前引的「我利用專欄寫作的機會，看點台歷史文化的資料，雖是雜文，總時時鞭策自己不要流於空論，……結集出版」，我們更可以見到杜氏對於台灣史與他所謂的「台灣心」、「台灣魂」問題，實際上用的心力不多，尤其，以他只是「看點台灣歷史文化的資料」，就能寫出了該雜文集裡的許多可以批判傳統「民族意識」的文字，竟完全沒有想一想是否有必要像較有水準的新聞記者，自行作些平衡報導的努力；實在讓尊崇他學術地位的研究者深感遺憾。

以下讓我們來看他書中那篇對民族意識最自卑的「沉痛的見證」；首先看他以「所謂社會根底的民族性，自己往往習焉不察，但別人卻一眼就看的清楚」（頁78）起筆，然後，運用它相當文學倒敘的靈動筆法，為我們的社會先定下了如下的結論：

「在我閱讀必麒麟『老台灣』之前，我實在很不願意承認台灣漢人本性之殘忍、貪婪，缺乏道德良心。」

再來則很權威地引用了他權威的西洋人必麒麟氏的兩段文字，所謂

「快要淹死的可憐人，不顧一切捉住原木材和漂著物，經過他們親戚朋友所居住的漁村，迅速地漂向死亡；而那些友愛的漁民卻成群地站立在岸上或坐在竹筏裡，波濤怒吼中藉著手勢和喊叫，向垂死的人討價還價，要付『多少錢』才搭救他們」

「如果一些可憐的快要淹死的人，被沖到岸上，半死不活的──好了，拿起手邊的一塊木頭，輕輕一擊，就馬上消除了這些人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

最後再提出委婉得讓讀者不能不接受的、與前面相同的論斷

「……雖然必麒麟是一位以大英帝國利益為優先、帶有白種人優越感的帝國主義者，但以現在我們同胞的行為逆推，我對如此的記載，只有羞慚地接受，不認為是刻意的污衊，反而應該說是沉痛的見證……」（頁79、80）

儘管，杜氏此結論裡用了「但以現在我們同胞的行為逆推」的前提1，這樣的理由來合理化它的斷言，但是，作為一個嚴謹的歷史學者，且是大談「台灣心」的「院士級」的歷史學者，何以能對必氏所提的事件，與必氏對事件的描述與解釋，如此輕易地接受？真的我們台灣的學者，留日的一定多對大日本帝國的舉動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留英的就必須對於大英帝國的記載不由自主的背誦、謳歌？──會是由於歷史上的英日同盟，在他任主任委員且負責總訂正的「認識台灣」社會篇裡，就當然不敢觸及關於日據壓迫台灣社會的史實，也不敢提及姚瑩和劉銘傳之類抵抗外侮者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嗎？──此外，關於必氏「老台灣」一書，研究者因杜氏對它的倚重，特別細讀兩次，其中除確有杜氏所引用者，但是我也看到必氏在來台灣多年後，回國的前一年，所寫下的觀感，所謂

「漢人真是一種高深莫測的動物！兼具人性中最好和最壞的本質。」2

原來，杜院士所引用者，不過是必氏聽來的一個故事，應是比必氏自身遭遇更糟的說法；而後者的斷言，則確是必氏在多次與漢族交往後，必氏腦海中對於台灣南部漢族觀感的一個特殊總結；試想，以它與杜氏所接受並且向讀者傳播的「漢族」的「本性之殘忍、貪婪、缺乏道德良心」相較，有多大的差別？──杜氏沒有想到嗎──或者杜氏已是那種指定學生代為讀書的老教授，自然老教授只讀到學生代為找出的那些資料，沒有機會接觸同書裡一些其他應該參照、辨證與思考的資料？（案，依研究者看來，原書所提的殘酷故事，說是以自己活著的親友為殘酷的對象，實在不合正常人性；不論漢族或原住民都應不可能；必氏筆下或有錯漏。此外，依必氏所述及的布袋嘴一帶，在日據時期資料裡，該地人民的生活條件極差，如果上溯清代時期，依所謂「饑寒起盜心」，則或非不可能；至於，以外國罹難船隻為攻擊對象，則除應考慮此盜心外，過去外洋人是否曾對他們攻擊，或嚴重觸犯他們的禁忌之類，都是今天已認知到多元文化的我們應該加以考慮的。杜氏怎麼可以輕率的照單全收？──這不應該就是他所謂「台灣心」或「台灣魂」的主體性！）

（三）違背學術嚴謹態度的權威論斷

該書裡有一篇題為「宦台『悲歌』」的文章，極盡諷刺之能事；其內文對於當年就任台灣海防同知的孫元衡，由他就任之前的恐懼，經歷不斷的懷鄉，到離任時的愉快，都成為我們院士攻擊的對象；略引杜院士傑作如下：

「『赤崁集』作者孫元衡，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任台灣海防同知，……海防同知等於全台警察總長，……從受命起到離台……寫了360首詩，……第一首就說：……神州雖大，卻無立足之地，對奉命到台灣懷著無限的恐懼。他告別親友請他們勿哭啼，來台灣當警察總長好像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似的。」（頁95）

然而，作為一個文人，擔任一個傳說有「番族」出草、漢族動亂的海外島嶼的警察總長，試看當年過黑水溝的危險情形：

「……舟人笑語喧，金廈一瞬至，北風橫作惡，忽爾掀大地，波濤起萬峰，一落千丈勢，我舟如一葉，上下不自制；舟子散髮呼，坐客昏如醉，嘔吐苦萬狀，魂驚膽欲碎，皆拼葬魚腹，誰復謀生意；……」

他和他的親友真的不應該擔憂嗎？至於，杜氏最後結論所強烈指責的：「當荷蘭、西班牙的傳教士和商人早在80年前以來到台灣，深入了解民風，而中國派任的警察總長識見卻那麼鄙陋，胸襟那麼狹隘。中國人落到今天這地步，不是沒有緣故的。……」（頁96），更是讓研究者覺得我們的學術權威實在可憐，他怎麼沒試著想想，「荷蘭、西班牙的傳教士和商人」的動機是什麼？前者是為了可以上「天堂」，後者是為了高額利潤的吸引，孫氏確實沒有那類的動機；至於所謂「深入了解民風」，則是由於清朝對於初入中國版圖不久的台灣，官方太早就有尊重原住民而給予保留地的習慣1（友人曾笑謂比今天西方人的尊重原住民早了幾百年），或許因此並未深入了解，這真可算是大罪過麼？

不過，研究者真正難過的，其實不是這位日本與清朝文人都重視的警察總長，其文學才華被否定（杜氏文才不錯，但他並沒有挑戰孫氏文才的意思）；而是杜氏以歷史學者之權威，竟然在孫元衡的個案上，完全沒有注意到孫氏這個官界人物在台灣的政聲如何？請看「台灣府志」裡的記載：

「（元衡）性溫厚，於物無忤。而秉志剛正，不屈權勢。諸不便民者，悉除之；會歲旱，令商船運米，多者重其賞，否則有罰，於是南北船雲集，台人得飽而歌。數攝諸縣篆，署府符，所在有善政。」[1]

對於這樣一個有才情（或許略為多愁善感的）但卻盡職的官吏，我們的學術權威竟僅為了他的善感，就說出「中國人落到今天這地步，不是沒緣故的。……」的重話；如果套用權威者的這種權威句型，這樣的學術權威掌握台灣的教科書課程指導與歷史文化的最高社會教育機構，研究者恐怕，我們的後代有一天回顧起來，或許倒真會發出「我們台灣人落到今天這地步，不是沒有緣故的」一類的怨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