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內部對「新聞自由」的爭取 - 【心底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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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內部對「新聞自由」的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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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內籲新聞鬆綁新聞閱評組曝光】
中共黨內元老及開明派呼籲新聞鬆綁，不滿當前中宣部閱評組的過時意識形態，損害中國改革開放形象，從而損害兩岸關係。閱評組掌握媒體生殺大權，成為媒體警察和殺手。閱評組頻密編發《新聞閱評》，被指充滿腹誹、構陷、穿鑿附會和無限上綱﹔監控和撻伐範圍極其寬泛，為機會主義政治所利用。閱評組絕大多數成員是臨時聘用的退休新聞官員，並無正式編制，但權傾一時。

在人大及政協兩會召開前夕，越來越多中共黨內開明派及元老，呼喚中共須盡快「新聞鬆綁」，不能將媒體用一條過時的意識形態鐵鏈鎖住，不能「與時俱進」，違背了當前胡溫體制建立「和諧社會」的願景，損害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形象。

中共黨內不少有識之士甚至憂慮﹕北京當前對媒體越來越強的控制，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從而嚴重影響兩岸關係。因為台灣民眾認為今日大陸社會的言論自由及人民權利比台灣差太遠，結果使獨派有更大的影響力。

由於中共黨內開明力量的呼喚，終使「冰點事件」轉緩。三月一日，《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終於復刊。儘管李大同、盧躍剛被迫離開「冰點」，但編輯陣容基本不變，主編由杜湧濤（與李、盧並稱為「冰點三駕馬車」）擔任﹔儘管復刊的第一篇文章批駁袁偉時的觀點，但是不點名、不扣帽子，把最初確定的批判性改為探討性，而且還允許袁偉時繼續撰文回應……這不但是龍應台、章詒和等海內外學者強烈抗議的結果，也是中共黨內開明人士積極施壓所取得的成效。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元老發表聯名公開信（見本期三十頁文章），指責一言堂式的新聞管制，批判倒行逆施的新聞審查，在黨內外引發強烈反響。據悉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親自過問下，「冰點」最終得以復刊。

曾任毛澤東秘書、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對亞洲週刊表示﹕「冰點事件引起這麼大的影響，人們對新聞控制和言論封鎖的抗拒，還從沒有過。」今年已八十七歲的李銳和中共其他元老江平、朱厚澤、李普、何家棟、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吳象、鍾沛璋、胡績偉、彭迪、戴煌公開發表《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歷史證明﹕只有極權制度需要新聞管制，妄想永遠把大眾蒙在鼓裡，貫徹愚民政策，圖謀『一言堂』萬壽無疆。」

這些黨內元老及開明派認為，必須新聞鬆綁，而鬆綁的關鍵，就是要掙脫中宣部新聞閱評組過時的意識形態枷鎖。

「冰點事件」的導火索，是今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宣部新聞局第三十四期《新聞閱評》。這篇題為《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翻案，中青報載文公然批我歷史教科書》的「閱評」，對「冰點」刊登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發難，稱「文章以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兩個事件為例做出抨擊，否定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鬥爭，其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閱評」下達僅四天，「冰點」被共青團中央宣傳部責令停刊整頓。

台灣戒嚴時代，有惡名昭彰的「警總」（警備總司令部）箝制管束媒體。在中國大陸，中宣部新聞閱評組是眾所周知的傳媒警察和媒體殺手。它以對傳媒監控、指責、打壓、管制為使命，《戰略與管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新週報》死於其手，《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頻受重創，「冰點」遭謀殺，「閱評組」均為真兇。

在中共的組織架構內，閱評組是一個怪胎。名義上它隸屬於中宣部新聞局，但它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是臨時聘用的退休新聞官員，並無正式編制，其權勢卻大大壓過中宣部新聞局下屬的各「處」。它極頻密編發的不定期內部刊物《新聞閱評》，無須通過中共的正規組織渠道上呈或下發，可以直送中共高層領導，也可直接下發到省市宣傳部和媒體。向「冰點」發難的這一期《閱評》就直送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常務書記楊岳、《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李而亮和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組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

閱評組成員常到各地和各傳媒視察，發布「指示」。該組成員曾傾巢出動，到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檢查工作。CCTV的台長、副台長和各頻道負責人齊出陪同。一些傳媒對閱評組逢迎唯恐不周，一些傳媒對其敢怒而不敢言，一些勇敢的傳媒人士曾拍案而起。「冰點」主編李大同在致《中青報》總編輯的公開信中，曾痛斥「閱評小組成員的個人意見，幾乎變成懸在各媒體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

李大同寫道﹕「究竟有哪個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過閱評小組這樣的權威地位呢﹖沒有吧﹗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員，閱評中寫入的，不過是他們的個人意見。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種特殊經歷和學識水平，其政治把關水準均遠遠高過各大中央新聞機構的久經鍛煉的總編輯們，有權對他們負責的工作指手劃腳，做出不容申辯的終審評定呢﹖」

中宣部新聞閱評組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新聞閱評》（初期名《新聞輿論動向》，新聞界俗稱「閱評件」），截至向「冰點」發難，已出版八千一百三十六期。十年八千餘期，平均每年八百餘期，每天兩期。「閱評組」自稱，其中半數是「負面閱評件」，即指責傳媒的「閱評」，也就是說，向傳媒發難的「閱評」，幾乎無日無之。中國大陸最優秀的媒體《南方週末》也因此多災多難。二零零一年五月《南方週末》遭到前所未有的整肅，主要負責人和骨幹被解職，報紙勇於揭露時弊、為民立言的銳氣受到重挫。這正是「閱評組」不斷封堵、數年追殺的結果。

一九九八年六月，《南方週末》刊登配圖短文《宣傳的膚淺》，批評一些救災報道的「假、大、空」舊習﹕「借那些受過難，而又脫了險的群眾之口說出『是黨和政府救了我，還是社會主義好啊』，這樣的報道看多後，不免覺得膚淺」。文章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救災，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老百姓不會熱淚盈眶地說一句「還是資本主義好」呢﹖

六月十七日，第三百二十六期《新聞閱評》刊文《對「社會主義」進行諷刺是完全錯誤的》，嚴厲批評《南方週末》﹕

如此講解、諷刺「社會主義好」，其導向完全錯誤、荒唐……為文作畫都有著作者一定的傾向性，此文、畫的作者的傾向性是什麼，一看就明白。我們的媒體應該堅定不移地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凝聚人心，而不是渙散人心，消解社會主義。

這僅是《南方週末》收到過的無數「閱評」中的一個。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南方週末》被「閱評組」死死盯住不放，平均每年收到「閱評」約二十件。一九九九年，龍應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報紙刊登短評《來去自由》，議論文人從政現象，對龍女士從政流露遺憾之意。此文即被「閱評」，閱評員風馬牛不相及地指責《南方週末》「為某些知識分子不願站在人民政權內而要超然物外提供了理論根據」。《南方週末》刊登對保羅．詹森所寫的《知識分子》一書的書評，又遭「閱評」，被指責該書作者使用的「暴力」、「權力」、「極權」等語言，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的惡意攻擊」。

無中生有圍剿南方週末

二零零零年，「閱評組」加大對《南方週末》的圍剿力度。是年，在廣東省委的嚴令下，《南方週末》已被迫收斂鋒芒，刊登大量「正面」或「中性」題材的報道。八月和十月，閱評組一變自己所說的「一事一議」方式，兩次對若干週的《南方週末》算總帳，罔顧事實地斥責《南方週末》刊登大量負面新聞與炒作醜聞。一篇《來自女子監獄的故事》，明明是正面描述「監獄改造」的報道，閱評員一看標題的「監獄」二字，就斷言是負面新聞。一張反映礦難搶險的圖片，中有一束紅色的光線，被閱評員無中生有地指責是為渲染恐怖氣氛「做了別有用心的技術處理」。一幅北京國慶的圖片，畫面是小巷裡的國旗和老人，被閱評員指責為「情緒灰暗」。

「閱評」充滿腹誹、構陷、穿鑿附會和無限上綱，有時「閱評員」不喜歡某篇文章，卻又抓不住把柄，還會在「閱評件」中指責該文「XX觀點呼之欲出」。《南方週末》動輒得咎，終於在二零零一年被強行改組。不久，這份最為中國老百姓信賴的報紙的發行量從一百三十萬份銳減到現在的不到三分之一。

閱評組成員通常有十名左右，其中有思想僵化的「毛派」，有文革的造反人物，有「六四」後的整人分子。他們肉麻地自稱是新聞工作者「不見面的老師」、「不握手的朋友」、「保健護士」、「護林員」、「啄木鳥」，但他們的作為，證明閱評組完全是文革遺風的藏污納垢之地。僅從「閱評件」的標題（見色塊），就可以窺見他們扣帽子、打棍子的斑斑劣跡。

閱評組組長劉祖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正處在思想多元的時代。境外敵對勢力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圖謀未有一日放棄﹔國內各種思想激蕩，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形態同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的較量和交鋒也未有一日停止。馬克思主義必須牢固地佔領一切思想文化陣地。」

劉祖禹稱，新聞閱評的根本任務是「評輿論導向」，「密切注意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重要資訊、情況、表現」，監控他所說的「歪調」、「反調」、「噪音」、「雜音」。

劉祖禹是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他和黨內以宋平、鄧力群為首的保守勢力、和曾經從極左方面挑戰江澤民的《真理的追求》雜誌一夥人過從甚密。事實上，這顯示中央某些派系的極左勢力掌控宣傳意識形態領域，以箝制他們認為「右」的力量。當然，極左勢力在放肆出格時也會招來呵斥。

一九九九年閱評組曾指責一家媒體提出的「為納稅人服務」的口號，稱中國人民絕大多數還不是交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不數日，中宣部罕見地發表更正，承認廣大人民都是納稅人，原因是他們受到正欲加強稅收徵管的總理朱鎔基的批評。

「閱評組」的監控和撻伐範圍極其寬泛。他們監控媒體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指責有的媒體「為吳三桂翻案」、「為袁世凱翻案」，指責有的媒體「誣衊岳飛」、「貶損魯迅」、「錯誤地評價郭沫若」，或是「吹捧胡適」。

他們監控媒體對「外國評選活動」的報道。一九九九年，中國媒體報道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百年最偉大智者」的活動，僅僅因為這二十智者中沒有列寧、毛澤東、魯迅，閱評組便下達《不要隨意報道外國評選活動》的「閱評」﹕「閱評員認為，美、歐這類評選，充滿了西方地域偏見與階級偏見，我們一般不要報道和轉載，即使要報道和轉載，也要陳述自己的觀點，指出其謬誤。」

連動畫老鼠都不放過

「閱評」指責的對象還包括﹕流行歌曲歌詞、「美國大片熱」、情人節報道、對港台歌星身亡的報道、對「不明飛行物」的報道、對星座的報道及電台婚姻戀愛節目等。閱評員親自收聽並筆錄電台婚戀談話節目的內容，對「情人」之類的話語嚴加討伐。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的「閱評」《中國動畫片要警惕「洋化」傾向》，轉述了一篇文章的觀點﹕「中國傳統童話中的動物世界往往有約定俗成的正角、反角之分，比如貓是英雄，老鼠是壞蛋等等。但是，隨著進口卡通片的大量湧入，我們驚奇地發現，外國卡通片中的老鼠一下子成了『聰明伶俐又可愛』的小天使。在舶來卡通片觀念的影響下，我們的動畫片終於接納了老鼠是英雄的觀念。」「閱評」指責一部中國動畫片頌揚老鼠真誠勇敢拯救同類，在人類投毒滅鼠時，老鼠緊急出動，抵抗屠戮。「閱評」說﹕「如此把人類描寫為正義化身的老鼠的可惡公敵，真不知天真的小朋友會從中得到怎樣的印象﹖獲得怎樣的人生啟迪﹖」

李大同的批評惹報復

在致《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李而亮的公開信中，李大同批評該總編輯﹕「在你擔任總編輯後，辦公會上開始呈現出一道新的風景，那就是你總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圓地親自誦讀《新聞閱評》，往往全文。這次又公然把閱評員是否表揚或批評，列入編採人員的獎懲條例。」這個條例規定﹕被中宣部領導批示表揚的，加一百二十分﹔ 受中宣部《新聞閱評》專題表揚的，加一百分﹔閱評綜述中點名表揚的，加五十分。李大同描述，鑑於「閱評」已經成為號令各新聞單位工作的尚方寶劍，不正常的情況終於出現了，新聞單位開始和閱評小組套近乎、拉關係，宴請他們，也許還要準備價值不菲的禮品，往往社長總編輯親自作陪，希望他們能高抬貴手，少給些批評，多寫點表揚。李大同寫道﹕

……除了批評，閱評小組手裡另有一個砝碼，就是也可以隨時表揚他們願意表揚的報紙，在目前這樣不正常的黨內生活中，對一家報紙的負責人，這倒成為了一種有利於晉升的「資源」。在個人政治功利的驅使下，總有人會對這種「表揚」趨之若鶩，甚至用利益來交換。已經聽到多人傳說，中宣部新聞局某領導是你的大學同班同學，關於本報的一些表揚閱評，就是由本報自己人撰寫，交由閱評小組再發下來的--我不敢、也不願相信這是真的，寧願只是「傳說」……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後各省部發來的「表揚信」也都是由當事人自己撰寫，對方蓋個公章再傳回來，按本報制度拿獎勵，那將會出現何等烏煙瘴氣的「交易」局面﹗

閱評組成員在大陸各地走州過府，遊山玩水。陪同他們的各地媒體老總，當面恭敬備至，背後切齒痛罵手握媒體生殺大權的人。為了媒體的生存，他們不得不忍氣吞聲，用各種手段去堵「閱評員」的嘴，至少減少被「閱評」的頻率和烈度。

有的閱評員有所回報﹕通風報信，或是盡可能擱置一兩篇「閱評」，以消災滅禍。據知情者稱，「閱評件」的未定稿會先在中宣部的內部網上發布，其中一部分將正式上呈下送。有的閱評員便將可評可不評的也寫出，讓其出現在內部網上，再將此資訊反饋給相關媒體，這是要挾，也是尋租。在媒體的緊急「公關」後，這「閱評件」未定稿可能撤下。更多的時候，閱評組該吃照吃，該拿照拿，回到北京照樣「閱評」不誤。中宣部新聞局一位參與閱評工作的官員，他的手提電腦就是從某家常遭「閱評」的媒體「借用」的，而他可以若無其事地繼續用這台電腦，撰寫指責這家媒體的「閱評」。閱評組吃過《中青報》的宴請，但在整肅「冰點」時照樣窮兇極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李大同對閱評組批評的蓄意報復。二零零四年，閱評組隆重紀念了建組「十週年」。在紀念會上，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李東生傳達了李長春和劉雲山「對新聞閱評工作的重要批示」，稱「李長春、劉雲山同志的批示既是對新聞閱評工作的肯定與支持，也是對新聞閱評員的鼓勵與鞭策，更是為進一步做好新聞閱評工作指明了方向」。吉強調「建立新聞閱評制度是新時期新聞管理的創新」。

當今中國大陸的傳媒管理制度，和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以及在台灣戒嚴時期都不同，國民黨曾有對報紙的事前檢查制度，外觀嚇人，實際上漏洞百出。中國大陸看似沒有媒體的事前檢查制度，事實上管束有更嚴苛的一面。它的基本方法是透過中共的組織人事網，讓其任命的媒體負責人實行嚴格的自我檢查﹔同時由「閱評」體系實行嚴格審讀和事後追懲。閱評組不但在中宣部有，各省市也都建立，形成密集的監控網。

閱評組的意見，通過中央和地方的黨組織對媒體發生直接的懲戒作用。有的「閱評」獲得中共高層批示，導致媒體改組換血（如二零零一年《南方週末》事件）﹔有的引發部委或省委領導人批示，導致媒體停刊和總編撤換（如廣東《同舟共進》雜誌和湖北《新週報》的停刊和「冰點」李大同、盧躍剛等人的被撤職）。

吉炳軒所說的「新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時期，這一時期，媒體數目激增，在市場驅動下突破控制的意慾強烈﹔他所說的「創新」，是指中共因應新局面管制媒體的新手段。這個新手段的目標，是在市場環境下加強對媒體「輿論導向」的控制。它的招數之一，是讓「閱評組」這一非正式機構充當打手，而不讓西方一眼就看到制度化的新聞檢查，以掩世人耳目。打手出手過重，激起國際反彈，黨的領導人還可以出來扮演寬容開明的角色。

「閱評組」自稱有李長春的支持，但是無論對鄧小平的「不爭論姓『社』姓『資』」、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還是李長春推動傳媒市場化的「三貼近」，他們其實都懷有二心。「閱評組」是受機會主義政治利用的一根極左棍子。■

【亞洲週刊】二十卷十期
作者．杜智之
http://www.yzzk.com/cfm/index.cfm
200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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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宣部新聞閱評組的文革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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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新聞閱評組連腔調口吻、邏輯推論也是文革遺風，被批者從無辯解權利。

中宣部新聞閱評組今天檢查新聞報道及出版物，可說跟文革年代一樣不學無術，一樣蠻不講理，連腔調口吻、邏輯推論也維妙維肖。這不正是捲土重來的文革遺風﹖

歷史悲劇經過模仿，必定演變為鬧劇。中宣部閱評組在「冰點事件」中大出風頭，但粗暴霸道作派卻受到李大同對其「何德何能」的質疑，更喚醒廣大知識分子的記憶。江青在文革中一氣批判了數百部電影，這些影片即使今天觀看，除了時代局限之外，大多仍具經得起歲月考驗的藝術性。但就是這樣一部部經過千錘百煉而拍攝出來的影片，卻憑江青一句「酷評」就被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永世不得翻身。

在江青的殺威棍下，《清宮秘史》被批為「徹底的賣國主義」，《梁山伯與祝英台》「謳歌才子佳人，鼓吹愛情至上」，《秋翁遇仙記》「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情、人性」，《女籃五號》「通過表現資產階級小姐愛上窮運動員，宣傳反動的階級調和論」，《柳堡的故事》「渙散鬥志，瓦解士氣」，《霧海夜航》「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醜化解放軍、幹部和勞動人民」，《花好月圓》「名字就沒有階級鬥爭」，《狼牙山五壯士》「醜化了軍隊，把戰爭寫的很殘酷，整個音樂是哀樂」，《林則徐》「歪曲歷史，顛倒黑白……把林則徐吹捧成『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愛國英雄」，《黨的女兒》「歪曲白區革命群眾的革命鬥爭，醜化共產黨員形象，為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叛變行為找理論根據」，《青春之歌》「篡改『一二九』歷史，為劉少奇、彭真歌功頌德」，《林家鋪子》「為資本家塗脂抹粉，鼓吹『階級合作』，販賣階級投降主義，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三毛學生意》「醜化勞動人民，低級庸俗」等。

江青當年批電影的規律是，越是受觀眾歡迎的作品，越要潑上污泥濁水。受批判的創作人員完全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更遭遇人格被踐踏、人身安全被剝奪的厄運。今天，受到中宣部閱評組點名的媒體與作者，同樣因為得到廣大讀者的愛戴好評、創建了品牌信譽，而遭到被關閉、被撤職、被降級的嚴厲整肅，當事人也同樣受到劈頭蓋臉亂批而百口莫辯的慘痛經歷。

但是，中宣部閱評組繼承當年文革「紅衣主教」、「精神劊子手」的衣缽，豈可罔顧中國人民痛定思痛告別文革的現實﹖看看當年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如何推行「他年我若為青帝」、「我花開後百花開」（黃巢詩）的文化專制主義，又如何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吧。■

【亞洲週刊】．程帆
http://www.yzzk.com/cfm/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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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內力量要掙脫新聞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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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名中共黨內老前輩和十三名知名知識分子分別聯名發表聲明和公開信，就《中青報》「冰點事件」向中宣部提出抗議，指閱評組非法定機構，未獲授權卻操媒體生殺大權，無法無天，應當廢除或改革，納入依法治國的正常軌道。

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激發了一場申辯和抗爭大潮。當事人「冰點」週刊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據理力爭，中共黨內十三位前輩公開發表《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十三位「冰點」週刊的作者學人公開發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常委的公開信》，二千多位被「冰點」週刊報道過的各界人士簽名聲援週刊編輯部。中共黨內越來越多的開明人士，形成日漸強大的一股力量，反思中國大陸新聞生態和媒體生存狀況。他們從不同角度尋找問題癥結，歸結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閱評組的無法無天、越權攬權、肆無忌憚、沒有制約。這個閱評組以過時的思維方式、僵硬的意識形態，封殺媒體，破壞社會和諧，與當前中國各個領域的進步和開放背道而馳，成為思想的「警察」、媒體的「公安」，有損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形象。

二月二日，中共黨內十三位元老及前輩江平、朱厚澤、李銳、李普、何家棟、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吳象、鍾沛璋、胡績偉、彭迪、戴煌公開發表《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冰點》被中宣部假手團中央的宣傳機關下令停刊，是中國新聞惡性管理制度長期作祟的集中爆發。「歷史證明﹕只有極權制度需要新聞管制，妄想永遠把大眾蒙在鼓裡，貫徹愚民政策，圖謀『一言堂』萬壽無疆。」

《聲明》說，「冰點」事件決非孤立個案。這是中宣部近幾年屢屢封閉、改組諸如《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嶺南文化時報》、《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以及《書屋》、《同舟共進》、《方法》、《戰略與管理》等報刊這類惡性管理行為的延續，源自該部的一個「閱評小組」。中宣部把「宣傳」異化為「管制」，代行政府權力，應屬越權，構成違憲。「閱評組」自始以「審」代「閱」，以「判」代「評」，根本名不副實。他們為了箝制輿論，剝奪言論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發展到製造各類「黑名單」，暗中追查，待機而發，有時一個電話指示便完成了「執行」過程，使對方失去申辯的權利。他們的做法荒誕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約束。「據知中央從未授予他們持有特權。他們甚至違背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文件精神，把厲行法治、以法治國的國策從根本上架空。人們會問﹕宣傳機構不保護媒體，不保障言論自由，還有什麼作用﹖」

李銳胡績偉譴責專制

八十九歲的李銳是中共黨史專家，曾任毛澤東秘書。他對亞洲週刊說﹕「『冰點』被停刊，完全是封殺輿論。『冰點』三月一日復刊，原來的兩位負責人被迫脫離原工作崗位，事態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針對袁偉時教授的文章，新的『冰點』會以學習、研究、討論的面目刊登批判文章。從這一事件看，原來那種查封手段沒有再用。這種變化是與輿論上的廣泛譴責有關的。『冰點事件』引起這麼大的影響，人們對新聞控制和言論自由封鎖的抗拒，還從來沒有過。至於今後新聞控制和言論自由封鎖會不會好轉，我看不容易一下有變化。因為這樣的控制已經習慣了，一黨專政也慣了，不封鎖新聞，他們就認為日子不好過。」

今年九月十五日將迎來九十大壽的胡績偉，曾任《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他夫人狄沙在中國青年報社工作三十一年了，女兒還在中國青年報社工作。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冰點事件』是個大事，源頭還是來自中宣部，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動作來得很猛烈。這一事件，發出了暴風雪天氣預報，善良的人們必須警惕。這是中國箝制言論自由的新記錄。李大同很傑出，很勇敢，我們在後面都讚許他。他不像十年前那些人那樣軟弱。事情還不會完。問題的要害是中宣部害怕，怕出事，怕不安定，怕意見不一致，現在又恢復到若干年前的老辦法，不同意你的觀點，就打壓你。這是很蠢笨的做法，都二十一世紀了。」

律師懷激情捍衛憲法

被譽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的張思之，今年七十九歲，盧躍剛戲稱他為「老頑童」，指他整天風風火火，正義激情不息。這位曾出任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的人權律師「一身膽氣，不畏權勢，只向真理低頭」。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從法制角度看，「冰點」事件的問題癥結在於，當局要求事先規定發稿內容，事後規定閱評監督，這些都是直接的行政管理，是政府的權力。現在中宣部實際上總攬了行政部門對報刊審查管理的行政權力。這就對憲法的規定不一致了，黨的系統無權行使政府機關的行政權力，這不是越權了嗎﹖舉例說，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門，只能管黨的幹部，不管行政幹部，能去管國務院的部門嗎﹖當然背後怎麼操作，那是另外一回事。現在中宣部總攬了國家新聞出版的權力，包辦代替了。中宣部新聞局閱評組的做法就更惡劣了。那實際上不是閱評，而是以審（審查）代閱，以判（判定）代評，他們有所謂的閱評報告，這報告又不給當事人看，當事人根本沒有發言權和申辯權。實質上閱評組操縱了生殺予奪，這就太武斷了。

二月十四日，十三位「冰點」作者﹕崔衛平、丁東、傅國湧、賀衛方、郝建、江曉陽、劉曉峰、馬少華、秦暉、童大煥、章詒和、趙牧、朱學勤，公開發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常委的公開信》。他們在信中說，這起停刊事件違反了《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們中的許多人與多數讀者一樣，高度評價袁偉時教授的這篇文章，也有人對袁文的論點並不完全贊成，但是堅決維護他發表文章的權利，因為袁文並未違憲違法。言論自由的基本內涵是人們有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在任何地方，如果人們只能發表「正確言論」，那麼言論自由就消失了。

中宣部無權超越法律

他們認為，在一個法治國家，一個最基本的準則是所有公共權力的行使都必須有《憲法》或法律的授權，而且要給相關當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濟途徑。當受到權力影響的人們認為有關決定違反了《憲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訴訟，並且有權獲得公平的審判。可是，作出本次決定的團中央宣傳部和不斷作出封殺傳媒決策的中央宣傳部，在法律上完全屬於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它可以毫無顧忌地行使權力，然而，媒體或個人卻無從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質疑。不具備法律人格的組織，本身就生活在《憲法》和法律之外，這類組織言出法隨，操縱著新聞機構生殺予奪大權，這就是「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北京學者丁東致力於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二十世紀以來的民間思想史。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之中，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等很多領域，開始進入依法治國的軌道，但唯有新聞出版領域沒有進入依法治國的軌道。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認為哪篇文章、哪個專欄、哪張報紙、哪家雜誌有問題，他們認為怎麼整就怎麼整，被整的一方也沒有申辯的機會，這絕對不是依法治國。中宣部新聞局可以有閱評組，可以提出意見，可以嚴厲批評。但是，你有批評的權利，人家也應該有答辯的權利，也有反批評的權利。如果這一程序是完整的，那麼還夠得上是依法治國，如果這個程序是單方面的，只是主管部門單方面當裁判，裁判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也不需要討論，這樣的程序是不完整的，就夠不上依法治國。

丁東說，李大同、盧躍剛都是講道理的人，秉持的是憲法，是黨章，是黨內的政治生活準則，遵循的是新聞業務一般的行業規範，以此維護自己的權益。我支持他們。以往也有一些媒體受到不公正的處置，他們或者沒有機會出來說話，或者說了話沒有報道出去，沒有引起外界的關注。這一次，李大同、盧躍剛不僅說了想說的話，而且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這是一件好事。通過他們這種申辯、與主管部門互動，有利於中國這一領域走上依法治國的軌道。趙勇被調離團中央去了河北，這與「冰點事件」沒有直接關係，因為趙勇去河北是早就決定的，歡送會在「冰點事件」以前就開過了。

被整肅者要勇於抗爭

丁東說﹕「中宣部新聞局閱評組即使有存在的價值，也應當有所反思，由過去那種單方面的裁判改變為互動的，你可以批評別人，但也應該允許別人反批評。人家反批評如果有道理，你就可以調整自己的意見，如果你的意見不對，該做自我批評就作自我批評。如果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你要當先進文化的代表恐怕就很難了。」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主要研究領域為文藝理論和當代中國先鋒文學，近來同時從事思想文化評論寫作。她對亞洲週刊說﹕「我估計就『冰點事件』本身來說，不會有大的變化了。」「冰點事件」的整個過程，與當初《南方週末》、《新京報》等一些報刊主編被撤換相比，《南方週末》、《新京報》當時內部員工也有抗爭，但這次「冰點」的抗爭力度比較大，從這一角度看，「冰點」主編被撤換與以前的事件就不一樣了，大家能公開表達不認同，這一空間是大家打拚出來的，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站出來承擔。雖說「冰點事件」本身不是好事，但他們能有如此共識，一起做事，互相激勵，這是好事，是很好的開頭。

她說﹕「人的忍耐總會到一個限度的。知識分子除了從法制角度看問題外，我還願意從講道理的角度看問題。『冰點』被整肅，對新聞界是很嚴重的腐蝕。『冰點』無非就是說了一點真話，說了一點略有爭議的話，要形成一個比較自由話語的空間，如此整肅『冰點』，就是殺雞給猴看。」

崔衛平認為，在西方，一家傳媒往往就是一個老板、一個集團，但在中國，所有的傳媒就是一個老板，中宣部是唯一的老板，如此處置「冰點」，無疑是給所有的媒體警告。這是對整個新聞界的腐蝕，當然也是對讀者的一個腐蝕。讀者讀報看新聞，媒體有一些真實的聲音，有一些正義的力量，讀者會感覺到還有人在說話，還會盼望報紙伸張正義。如果那些敢於講一點真話的報紙和版面失蹤了，讀者就會想，連傳媒都遭遇了如此不講理的事情，那這個社會是沒有講道理的地方了。

據理抗爭無關政爭

崔衛平對未來的新聞改革表示不樂觀，她說﹕「因整肅『冰點』造成的對於民族精神道德的損害，才是我真正感到憂慮的。」她說，現在很多做法真的是回到了從前那樣，她常常在《新京報》上撰文，現在的尺度越來越嚴，一篇文章這裡不能發，那裡不能發，現在只是發表一些影評。對類似「冰點」這樣的事件，境外媒體往往從事件背後的所謂政治博弈來分析問題，認為李大同當時有這樣的專版是出於某種政治原因，今天要整他的專版又是有某種政治原因。她說﹕「這是西方媒體的習慣性思維，我不這麼看。新聞是獨立於政治的，國家的新聞獨立和出版自由，不應該隨著紅牆裡的政治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境外媒體不要把紅牆裡的鬥爭來看我們的要求，不要把我們的抗爭理所當然地解釋為是紅牆裡活動的反映。」談到中宣部閱評小組，崔衛平說﹕「馬克思講意識形態，認為意識形態是隱蔽的、軟性的操縱，但中國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操縱意識形態卻是公開的、硬性的。」

因言獲罪而五次入獄的學者傅國湧，長年來致力於時評、評傳、歷史隨筆寫作，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中國新聞史，特別是百年言論史和知識分子問題。

理性抗爭最值得稱許

傅國湧對亞洲週刊說，「冰點事件」的發展，還要看三月一日「冰點」復刊後的新版面，不是面目全非，這是人們的一種期待。中宣部整頓「冰點」週刊，是對中國新聞界的打壓，顯然延續了一貫壓制的作風，而不是開放輿論，只是殺雞儆猴的動作。週刊的主要編輯李大同、盧躍剛與中國大陸一般新聞人不同的是，他們有骨氣，敢於公開表達自己與上司不一樣的看法，這種表率，對中國大陸千千萬萬新聞從業人作出了示範﹕身處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國的編輯、記者面對違反新聞自由的舉動，他們可以採取公開的理性的和平的抗爭。這種選擇表明，李大同、盧躍剛代表的中年一代報人，回到了中國百年新聞史中他們的前輩自由主義新聞人相同的軌道上。

傅國湧說﹕「我對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新聞史上的先輩，如邵飄萍、儲安平這些人物深表敬佩。他們開創的傳統在中國大陸中斷已久，有半個世紀的中斷。我發現這麼一個現象，遠的不說，就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到現在這十年。」他舉例說，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東方》雜誌被整肅，有內部抗爭，總編輯和同事們不斷給有關部門寫信申訴，要求復刊，但沒有公開抗爭﹔一九九九年，著名的思想文化期刊《方法》被整肅，新聞人雖一再要求復刊，但也沒有公開的抗爭﹔二零零一年，廣東的《南方週末》、長沙的《書屋》雜誌遭到與「冰點」相同的命運，主編被撤換，刊物受整頓，武漢的《今日名流》雜誌被停刊，當時出現中國知識界一陣小規模的抗議，四十多學者在網上以每人心中一句話的形式，表達了對這些報刊的主編們的敬意，同時表達了對中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看法……今天的「冰點事件」出現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是十年來不曾有過的狀態。

網站言論早失去自由

傅國湧說，社會變了，人變了，然而那種僵化的、保守的新聞管制的那種體制沒有變，權力體制沒有變，但體制所面臨的社會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傅國湧說，當前中宣部對網絡的控制相當嚴，可以說基本上已經沒有網站值得看了。我們這些人已經不再上網站了，因為沒有什麼網值得一看了，能看的都已經被封了，我們認同的、值得一看的都消逝了，過去有「思想的境界」、「天涯之聲」，後來有「學而思」，二零零五年夏天「燕南網」被關閉。中宣部對網絡媒體的管制與平面媒體一樣。中宣部長期來的管理體制沒有絲毫變化，整個的權力體制還是幾十年前那一套，依然與毛澤東時期一樣。從根本上說，還是金字塔式的，高度集中的寡頭的，甚至是一個人的控制方式，這沒有變化，變化的是經濟、社會層面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認為，「冰點事件」的發展，從長遠看目前還很難估量。中國新聞人對權力的抗爭，從國內到海外激起強烈反響。這種狀態是長期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爆發。這些年，在中宣部一次次整肅下，「冰點」依然堅持追求新聞本身的目標和新聞理念，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新聞媒體中僅存的如此堅持而具有影響力的傳媒，《中國經濟時報》也辦得不錯。這是讀者希望的火種，卻被一腳踩滅，於是激起憤怒。《南方週末》也曾經是一份好報紙，現在等同「死」了。老作者都不再買這份報紙、讀這份報紙。這些年來，中國新聞領域，在二零零三年出現過一段短暫的「小陽春」，即三至六月，那是非典（沙士）事件和孫志剛事件前後，人們翹首期盼新聞領域的春天來臨。誰知，七月以後，媒體又重新受到越來越強的控制，處處封殺，屍橫遍野。人們恐懼的心靈裡在問﹕這是為什麼﹖

賀衛方說﹕「中宣部新聞局閱評小組的管理體制和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一個小組就掌控全國所有傳媒的生死予奪的權力。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快，他們卻背道而馳，越走越遠。」

知識界應站出來說話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焦國標撰寫的《討伐中宣部》，在海內外掀起大波瀾，前不久他發表《當代中國的思想控制體系》長文，「冰點事件」後又發表《合剿中宣部》、《刮掉中宣部這個怪胎》。二月二十五日，他以國際筆會下屬分會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身份前往日本考察動身前夕，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說，李大同、盧躍剛代表的是對新聞自由的追求，代表的是知識界一種共同的訴求。中國大學有六百多家新聞傳播院、系、專業，新聞傳播學教授、副教授起碼好幾千，面對中國新聞界這麼大的事，面對新聞自由的逆流，應該站出來說話。焦國標說，「冰點事件」作為一個個案，對宣傳部門以後類似的做法會有個制約。他說，新聞局閱評組簡直無法無天，權力和責任完全不對稱，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地方官員還要考慮自己的責任，這閱評組竟然不需要負責任，如此肆無忌憚。中央高層也會看到這個惹是生非的環節要有所收歛才對。共產黨也有自己的規矩，這閱評組只是個臨時機構，不是在編單位，竟然可以決定一家黨報的生死存亡。這一事件有它的積極意義，提醒了中南海，這個小小閱評組弄得不好，會牽動整個大局，影響社會和諧。

一些學者指出，中宣部新聞局閱評組應該廢除，如果不便廢除的話，也應該改革。閱評組大多是退休的人士組成，如果要以閱評組這樣的方式管制新聞出版，那這樣的閱評組應該「摻砂子」，請一些專家和學者參與，如傳媒學的專家、新聞法的專家、知識產權的學者、資深記者、老報人。如果認為哪家報紙出了政治問題，也應該允許給予申辯的機會和權利，現在這樣的「缺席審判」是肯定令人不服的。■

【亞洲週刊】2006年3月12日
．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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