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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台灣現代化之父」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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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燁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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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是李鴻章安徽合肥的同鄉，因排行第六、臉上有麻點，人稱劉六麻子。十五歲就輟學幫父親販賣私鹽，太平天國時地方上都各自辦團練以求自保，十八歲的劉銘傳就被安徽合肥大潛山下蟠龍墩的鄉人推舉為堡塞長，以剽悍威稜著稱。
清廷與法國為越南問題爭執了將近十年，到1883年，法國決心併吞越南全境，威脅到清朝南部國防，戰事於是爆發。法國的海軍本來想封鎖長江、渤海灣，迫使北京屈服。後來擔心戰線過長，補給不易，改以福洲、基隆為目標。於是閩海成了主戰場。
軍事全局由李鴻章統籌，他派手下大將劉銘傳來台灣辦理軍務。
劉銘傳1884年七月十六日抵達基隆第二天法艦就跟蹤而來。雙方在基隆大沙灣展開激烈砲戰，一千餘官兵在劉銘傳率領下擊退法軍。今天獅球嶺、二沙灣（海門天險）砲台，便是當年劉銘傳所建。
十月，法國海軍陸戰隊八百人登陸滬尾（淡水），劉銘傳率軍奮戰於「北門鎖鑰」，將法軍擊退。法國海軍提督孤拔挾在福州獲勝的餘威，以為可以一舉攻下基隆、滬尾，沒想到竟遭到堅強抵抗。
由於兵力有限，攻克不下，法軍改採封鎖政策，切斷臺灣所有對外通信及貿易的道路，臺灣斷了物資、兵器的接濟，苦苦艱撐，坐因數月，情勢極為險迫。
李鴻章鑒於日本乘中法失和，一再在朝鮮生事，認為日禍大於法患，必須及早了結了法事，否則將陷於日法夾攻。更重要的，臺灣自被封鎖後，岌岌可危，越南不過是藩封之地，而且已為法國實質占領，而臺灣是中國郡縣、海防要地。權衡輕重，只有犧牲越南，挽救臺灣。1885年，李鴻章和法國公使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隊與法軍在淡水、基隆之間僵持不下時，日本海軍曾派遣有名的大將東鄉平八郎在海上觀戰，法軍攻陷基隆港之後，東鄉親自登陸基隆港訪問當時法軍指揮官，並乘機偵察基隆砲台的防禦工程、火器種類。
1885年臺灣建省，成為中國第二十個行省，五十歲的劉銘傳因為中法戰役保台有功，被派為第一任臺灣巡撫。在臺灣的六年中，這位「體瞿而建、精神疆固、面黃黑」的首任巡撫，大刀潤斧擴展各項現代化建設，他希望「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他的改革包括軍事、制度、教育、交通各個層面。1891年他離開臺灣時，已經煥然一新。劉銘傳在台從事下列各項現代化建設。
一、興建鐵路（註）
1887年劉銘傳上奏「擬興修臺灣鐵路摺」：「一、便於海防，因台灣為海上重鎮，乃東南各省安危之所繫，欲保東南安全，首要確保臺灣、欲從事建設，更需先築鐵路。二、便於建省，建築鐵路與興建省城，必須密切配合。鐵路開通，則商業可致繁盛。三、便於工事、臺灣自北而南八百餘華里，步行需十三、十四日，而且溪流廣漠，港灣分歧，每逢大水即阻遇不通。要建設臺灣，必須發展省內陸上交通以增加運輸效率，然鐵路橋樑之架設，即是一勞永逸之大計。」此議得到醇親至奕環、李鴻章的支持，在1887年動工，建設中國第一條官辦且運客的鐵路。
這條鐵路以大稻埕為中心，計劃從基隆建到台南。和中國內地一樣，工程一開工就遭到民間反對，劉銘傳說服當地紳商，只要南北縱貫鐵路修好，一定可以刺激商業，帶動建設，地方紳商才答應出錢合資興建。
第一段從大稻埕到松山的鐵路在兩年後完工通車，第一個行駛火車頭叫「騰雲一號」，德國製造，原來時行駛於上海--吳淞之間。通車這一天，圍觀民眾驚恐萬分，稱呼火車頭是「黑色妖馬」。這架臺灣第一個火車頭還陳列在台北新公園裡。台北到基隆之間的鐵路也順利在1891年完工通車，兩年後延伸到新竹。這條鐵路的火車站，當初設在今天長安西路靠西寧北路附近。從火車站向基隆方向，沿途經過松山，八堵到基隆，鐵路在穿過獅球嶺時，必須開一條隧道，劉銘傳在隧道出口親題「矌宇天開」四個大字。
南北縱貫鐵路只完成到基隆到新竹路段。接任巡撫的邵友濂見識有限，以開鐵路耗費太多、效果不大、停止施工，甚至拆掉原來造好的鐵路。
這條鐵路當時最大的用途，除國防上方便軍隊及餉糧運輸外，新竹地區生產的茶葉可以經由鐵路，從基隆直接運往國外，不必透過廈門轉運。
二、架設電報
全中國最早架設電報的地區就在台臺灣。1887年，兼管臺灣福建巡撫丁日昌已經開了台南府城到安平和旗後（高雄）兩條線電報，電報每單位收兩角洋錢，當時兩角錢可以買一斗米。
劉銘傳接任後，先是基隆、淡水到台北之間的電報開工完成，工程浩大的台北經淡水到福州電報線也在短短兩個月內通訊完工。
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的前兩年內，電報線從南到北普遍遍設立，當時主要城市如嘉義、台南、彰化、新竹、台北、基隆都已設有電報局，電報總局則設在台北。
1991年九月九日，臺灣的國內電報業務終於敵不過電傳與傳真機的威脅，在歷經一百一十四年的歲月後，功成身退。
三、設立郵政局
劉銘傳參考中國海關郵政的例子，在台北設立臺灣郵政總局，在全省各地廣設郵局，定下局寄路線，訂定遞送信件時間。
四、設立電燈
1885年劉銘傳剛接任臺灣巡撫，便積極建築環繞台北全周圍的城垣。除重新規畫街道外，並從國外引進第一架蒸器碾路機，將街道碾平後，鋪上石塊或石板。更在筆直的石板街道上架設起電線桿，裝上電燈，原本臺灣人民都用花生油點油燈，明暗不定。現在突然出現這麼亮的照明，使許多台北居民大為驚奇。
五、教育改革
除應付電報需要設立的電報學堂之外，主要集中在新設立的西式學堂。在台北的西學堂，除中國經史文字，另外加上英、法、德文、史地、測算、數學。按照劉銘傳的計畫，希望由台灣本地自己培育出一批批人才，日後台灣建設中需要的機器製造或開鐵路、煤礦，都能夠自己做。為了表示重視，劉銘傳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西學堂求學。
六、財政改革
1.將獲利高的硫磺與樟腦兩項生產事業，劃為國營事業並實施公賣制度。
2.丈田清賦
那時台灣的田園土地制度相當混亂，田地課稅的項目父複雜繁多，各區之間，田地稅負不均。另外沒有課徵田賦的「隱田」非常多，四塊田地就有三塊是不必繳稅的隱田，造成國家稅收漏失。１８８６年四月，以極高的效率在台北及台南設立清賦總局，親自督軍量田清賦。清丈開始時，劉銘傳苦心孤詣地對人民公布說明清丈的過程及方法，並呼籲台灣人民基於「愛國心給予最高的合作」。
整個丈田清賦的工作花費三年半完成，結果極為可觀。臺灣田地面積從賦前七萬餘甲，增加了四倍，共約三十萬甲。清賦不但使過去相當於地下經濟的隱田數目大幅減少，怯除一百多年來大租戶與小租戶之間包攬欺瞞的積弊，也使當時台灣官府的稅收增加大約三倍。
１８９１年，劉銘傳在北京中央的壓力下辭去巡撫職位。從他上任起，就不斷有許多保守人士及既得利益者批評他花錢無度，說他的政策引起民怨。他強力推行的丈田清賦改革，遭到許多民眾的不滿，「愛國心」的訴求不但無法引起民眾共嗚，甚至導致民變。接任的邵友濂是個保守求和的官員，他把劉銘傳大部份的建設事業都廢除，台灣現代化的努力因此曇花一現。
甲午戰敗，議和時劉銘傳正在病中，李鴻章曾寫信安慰他：「割台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足下銳意經營的臺灣島，乃日人最喜歡，必繼承而不廢，仁兄多年淬厲的治績，也將永保不滅，幸安心勿慮！」
劉銘傳在日軍佔領全台後的第二個月，死於老家合肥。
（註）中國第一條鐵路，出現在1865年，有個英國商人為了做生意，在紫禁城宣武門外建了一里多的小鐵路，試行火車。火車噴火而行的怪狀引起群眾害怕，結果馬上被拆毀。第二條在光緒二年築成的松滬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發起搭客載貨，還是有人認為是「妖」。不久發生火車撞死行人的事件，輿論大譁；最後總理衙門的盛宣懷只好買下這條鐵路，將鐵軌、火車全部拆毀。這些拆下的鐵軌大部份被運到臺灣，被劉銘傳用來鋪設基隆到新竹的鐵道。
第三條鐵道為運礦而開的唐胥鐵路，光緒六年興建，全長十八里，施工順利但卻規定不准用機關車，只准用驢馬拉車，洋人給他取個名字叫「馬車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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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與台灣士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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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在台灣主政七年，成績斐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於調動台灣自身的資源，為臺民造福。作為社會精英與民眾領袖的士紳階層，就是諸多資源中最寶貴的資源。劉銘傳在抗法保臺、建省、經濟開發等重大的政務活動中，主動爭取台灣士紳的合作，積極利用他們的智慧、才幹與社會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劉銘傳與臺紳的關係，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對抗的一面，相處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本文試圖通過還原一些重大事件的歷史場景，探討影響合作的各種複雜的內部與外部的因素，說明利益的調適，才是決定合作成敗的關鍵。
一 改善官紳關係的舉措
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說：“我所謂的紳(縉紳、士紳)，是受傳統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過政府的職位，有些擁有田產地產。”
法國學者馬裏亞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說：“紳士指的是致仕或暫時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誌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儘管其中一些人並沒有功名可言。”
陳志讓與巴斯蒂的士紳定義雖略有差別，但其指向與範圍大體上是一致的。清代台灣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特權階層，其主要成分是科舉文人、軍功人員、在籍官員及有政治背景的地主豪商。在清代台灣官方檔案與劉銘傳的奏議中，對他們就有紳士、紳民、紳商、富紳、紳董、劣紳、正紳等稱謂。他們擁有知識、功名、官職與財富，既是社會精英，又是民眾領袖，承擔著以儒家義理轉移士習民風，以實力維護社會秩序與公眾利益的雙重任務，成為清政府統治台灣的社會政治基礎。
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員都能得到本地士紳階層的合作。個人威望、領導能力及能否取信於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劉銘傳是淮軍名將，到台灣後，接連取得抗法保臺、台灣建省與台灣現代化等一系列成就，他的威望與能力是無可懷疑的。當時，台北府城無合適的住房，劉銘傳只得暫住淡水縣署。其時城內儘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縣署，半係草房，將佐幕僚，僅堪容膝。” 劉銘傳又常親臨抗法與撫番第一線，在槍林彈雨中指揮，短衣草笠，櫛風沐雨，與將士同甘苦。他的人格魅力與精神感召力也是無可懷疑的。劉銘傳十分關注保護臺紳的利益，尊重臺紳對地方事務的參與權，也是他能與大多數臺紳長期保持合作關係的重要原因。
彰化阿霧罩林氏是台灣有名的大族。戴潮春起義時，林奠國率鄉勇拒戰，以功授知府，賞戴花翎，死後誥授朝義大夫，追贈奉政大夫。林奠國侄林文察為清軍名將，官至署福建陸路提督，1864年戰死後贈太子少保，謚剛愍。林文察弟林文明積戰功升任清軍副將。1870年，有人告林文明霸佔田產。知縣淩定國奉巡道黎兆棠之命會審，即就縣府大堂將林文明殺死。林文明母四次上京控告，為子伸冤，遷延13年，終以九十高齡，死於福州。中法戰爭時，林奠國子林文欽募集義勇500，自備武器糧餉，助清軍守台南。林文察子林朝棟、林文明子林朝昌也自備資財，募勇500，助守台北，屢立戰功。經劉銘傳保舉，上諭“郎中林朝棟以道員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 林朝昌升任守備。
林朝棟、林朝昌稟告劉銘傳，願放棄各自官職，為林文明平反昭雪。劉銘傳家居時，即聞台灣林文明冤案，又詢訪台灣紳士林維源、陳霞林、潘成清等人。諸人均稱林文明被控，多屬虛誣，被殺尤為奇慘。於是，劉銘傳上奏，稱“台灣誣告之風本盛，地方官不究反坐，富家巨室，時以自危。林文明秉性粗豪，誠不能循循繩墨。然其前此控案，則半由伊兄林文察剿辦叛賊戴萬生，斂怨鄉黨，遂為仇家所誣。前任督臣訪聞失實，疑為勢豪，遂飭台灣鎮道便宜從事。林文明被殺之日，實係衣冠至縣庭投質，眾目共瞻，其非露刃登堂，率黨拒捕，無煩重辦。……可否仰懇天恩，俯念林文察死難之忠勇，林朝棟數月戰守之勤勞，准將林文明開復花翎副將之原官，俾全臺士民，鹹知朝廷予奪之公明，不獨林朝棟兄弟感戴鴻慈，涕泣效命已也。” 清政府以林文明一案，業經奏結為辭，拒絕復查與平反昭雪。
1890年，台灣各屬紳士中書施士浩、主事蔡壽星、道員林維源及舉人、貢生等75人聯名上書，追述林文察的功績，稱“紳等追懷舊德，歷久彌新。茲當台灣分省之初，僉願鳩資就省城捐建專祠，懇奏列入祀典，春秋由官致祭。” 10月12日，劉銘傳上奏：“臣察林文察懋著勳勞，見危授命，仰邀贈恤，備極優隆。上年恭逢歸政盛典，復蒙賜祭，具見聖恩眷注，迥越尋常。當其督兵渡臺，剿除逆亂，全臺弭定，功績昭彰。該紳士等追感舊恩，情詞懇摯，應懇天恩，俯念林文察功在桑梓，準于本籍台灣省城建立專祠，由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藎而順輿情。”清政府批准了劉銘傳的建議，在台灣省城為林文察建立專祠，列入祀典。
為林文明昭雪，為林文察建祠，是劉銘傳對台灣士紳忠君愛國傳統的肯定，對團結台灣士紳，穩定台灣大局有積極影響。
中法戰爭時，台灣航運不通，從大陸運兵運餉十分困難。清政府多次指示劉銘傳勸諭台灣富戶紳商捐資募勇。1884年10月10日的上諭即說：“台灣孤懸海外，他處接濟，緩不濟急。劉銘傳當聯絡紳董，因地勸捐，如軍械缺乏，即中國軍器也可應急。臺地巨族多養私丁，可急召頭人，重賞募用。” 劉銘傳接旨，即飭台灣各道府廳縣妥為勸辦，不得勒索苛派，以失人心。宜蘭縣令王家駒派令富紳周家芳捐洋八千元。而周家芳當基隆法人猖獗之時，不避艱險，自願捐募土勇200人，自備口糧4個月，開赴前敵助官軍作戰，共需餉銀六千元外，復認補交捐洋二千元。宜蘭縣令王家駒仍勒令捐洋八千元，並拘押周家芳之兄周家祥。劉銘傳批令釋放周家祥，周家芳只需補交二千元即可。王家駒拒不奉命。於是，劉銘傳上奏清廷彈劾：“該縣辦捐所派本地貢生楊德英幫同辦理，諸多不公，各捐戶或因狥情而減，或因私賄而除，並未一律照章辦理。查宜蘭縣王家駒奉辦捐事，宜如何勸諭樂輸，乃聽任劣紳任意增減。且據委員訪查，該令謂周家芳捐勇助剿基隆，非剿宜蘭，本縣所捐勇餉，不準抵銷，仍令勒交八千元之款。奉批後，仍行抗押周家祥不放，實係剛愎任情，意圖勒索，應請旨將宜蘭縣知縣王家駒即行革職，以肅官方。”
為了給捐款士紳以更多實惠，劉銘傳電奏清廷，“台灣勸捐軍餉官紳，皆請奏開實官捐輸。” 清廷令戶部速議具奏。戶部要求“凡京職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間、儘先各花樣，均按照例定十成銀數報捐，不準以錢文軍械米谷折算。” 臺紳則以政府要價過高，觀望不前，進而要求官價打折。於是，劉銘傳上奏，代臺紳“仰懇天恩，俯念臺餉萬分緊迫，臺地民力拮據，非內地尋常捐輸可比，敕部詳加核議，于定例十成數內減四、五成，以廣招徠。”
捐納，可以緩解軍費困難。捐納，也是一種調動臺紳參加抗法保臺戰爭的政治動員手段。許多臺紳獻出了金錢，收穫了各種官職官銜，包括實官、翎支、虛銜、封典等項。臺紳的社會地位提高，人數增加，其勢力也隨之而得到擴張。
清朝統一台灣後，即通過書院與科舉制度培養選拔當地的知識精英。二百年間，科舉文人的隊伍不斷擴大。在歷次社會動亂中，台灣知識階層的絕大多數終是站在清政府一邊，成了保持島內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力量。
台灣建省後，劉銘傳兼提督學政。他只讀過幾年私塾，沒有科舉功名，由提督武職轉巡撫文職，已是罕見的特例，再以巡撫而兼任學政，更是奇跡。事實證明他是一位令台灣的士紳階層滿意的教育行政長官。在他的領導下，台灣的教育事業步入了新的成長期。
劉銘傳充實調整府廳州縣的教育行政官署，新建成或改建英才書院(1886年)、篷壺書院(1886年)、宏文書院(1889年)，又于1890 年上奏，請增加台灣學額。其奏折說：“臣查台灣自隸版圖，涵濡聖澤二百餘年，土地日增，人文日盛，各屬應試之童，多至逾千，少亦數百。三府屬粵童，數以加增，不少於內地大中等學。以前台南府屬所定學額，尚不懸殊，台北府屬，額已過少。台中蔚萃人文，冠于南北，且台灣府縣為省會首學，尤與外府縣不同。彰化、嘉義、新竹三縣，轄地雖分，幅員猶廣。自清丈後，賦額增加，統計全臺溢出數倍。現當分省伊始，供賦既清，學校鼓勵人才，不能不亟為籌議。” 劉銘傳特別指出台灣文風日盛，人口、錢糧增加，都是增加學額的有力理由。依據劉銘傳的建議，台灣秀才的錄取應由1889年的128名增加到208名，貢生名額也相應增加。
清代學政主持的考試有兩種，歲試與科試，劉銘傳將兩試經費增加到1.2萬元，台南、台北兩府各6000元。新設台灣府，于1891年分棚開考，也給6000元。台灣秀才去福州參加鄉試，例由海東書院發給旅費，建省後有輪船往來，改發船票。台灣舉人進京參加會試，也發給40元到100元的旅費，使貧困的士子不致因無路費缺考。
1889年，劉銘傳主持了台南、台北兩府歲試。4000文童、600武童參加。考試前，有人懷疑，武將主持，能否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劉銘傳嚴守考場規則，一掃往屆考試鑽營舞弊的積習。結果，錄取者大都為公眾認可的優秀人才，持懷疑論者欣然敬佩。
科舉與書院有利於傳統文化的繼承，能培養忠於政府的知識精英，但科舉制度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劉銘傳認為科舉人才缺少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又無經營新政、管理新式企業的能力，對台灣的國防建設、經濟開發用處有限，應該引進西學，開辦學校，培養新式人才。1886年，電報學堂設立。1887年，設立西學堂。兩校雖小，但卻是台灣新型社會精英成長的搖籃，其意義非同小可。
終上所述，劉銘傳治臺七年，能與台灣士紳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除了其威望、領導能力與個人人格魅力外，維護士紳的經濟利益，尊重士紳的社會地位，執行能使士紳階層勢力壯大的文化教育政策，均使他贏得了絕大多數台灣士紳的信任，為雙方的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動員臺紳參加抗法戰爭
劉銘傳與臺紳的合作，始於抗法保臺之役。其時，清政府多次指示劉銘傳動員臺紳捐餉募勇助戰，除前述1884年10月10日的上諭，又有10月 24日的上諭：“基隆要地，斷不容法人久據，疊飭李鴻章等援濟，恐海道梗阻，勢難速達，惟有就地設法。台灣米銀尚不缺，且多富戶豪民，亟應收為我用。洋兵最患夜戰，若以團勇助兵，分作十余起，日夜攪敵，乘其困乏，並力擊之，當可取勝。台北林姓曾集團助戰，尤應切實激勵。如紳民中有糾義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賞。劉銘傳向有謀略，著即隨機應變，迅速籌辦，捐餉者從優給獎，成功後奏請蠲錢糧。均即遍行曉諭，總期兵民合一，力復要區，以紓廑記。”
10月31日的上諭說：“援軍一時難到，總須就地取材。聞住居大稻埕之知府陳霞林，豪俠可用。舉人連日春、潘成清、陳樹藍，皆有鄉望。富紳林維源，現在避匿。聞廈門舉人陳宗超為該紳所信，可令赴臺尋覓。著劉銘傳婉辭勸勉，以大義感動，勿得勤派。”
淡水枋橋林氏為台灣巨富，其先林平侯以經商致富，捐資為同知，任職潯州、來賓、桂林，至署柳州知府。家居後倡鄉里和睦，調和分類械鬥，修淡水文廟及海東書院。林平侯有子五人。三子國華有子維讓、維源、維德。維讓1859年欽賜舉人，因助官軍平戴萬生之亂，捐助軍餉2萬兩，授三品銜。維讓生母鄭氏捐銀20萬兩，賑濟山西災荒，獲欽賜匾額“積善余慶”。維源捐納內閣中書，1877年，捐台灣海防經費50萬元。其母鍾氏為河南、山西捐賑2萬兩，奉旨嘉獎，追贈三代一品，欽賜“尚義可風”匾額。1879年，維源督辦大甲溪工，授四品卿銜。
林維源多次捐助鉅款後，福建巡撫丁日昌曾許其永不派捐。中法戰爭時，清政府令其總辦台北團練，劉銘傳又奉旨勸其捐助軍餉。林維源激於民族大義，慨然認捐20萬元，先交10萬，明年6月一律交清。仍先捐米3000石，折價計銀，暫支兵食。這是中法戰爭期間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起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於是，劉銘傳欣然為其請獎：“當臣八月間基隆退兵，滬尾開仗，軍情岌岌，餉項一空，實已朝不謀夕，屢請劉壽鏗商勸捐助。維源深明大義，允捐二十萬元，並先繳十萬元以濟急需。在該紳屢捐鉅款，家計原不如前，今以全臺危迫，隔海籌挪，竭力勉輸，實屬急公好義。跡其原廩，委實無虛，決非尋常捐輸軍餉可比。該紳前于光緒三年捐款，已蒙恩賞卿銜，此次需用京職之處，臣未敢擅行擬請，可否仰懇天恩，俯念台灣餉絀兵危之際，該紳急公報效之忱，特予破格恩施，以昭激勸。並可否將求免續捐之處，一體加恩曲允，用示衿全。” 1885年1月28日，清廷發佈上諭：“福建台灣紳士三品卿銜侯選道林維源，前有旨令其總辦台北團練事宜。該員深知大義，于軍情要緊之時接濟軍需，為數甚巨，深堪嘉尚。林維源著以四五品京堂候補，以示優獎。” 戰後劉銘傳募善後經費，林維源又捐50萬元。清政府以林維源為內閣學士。
台灣士紳踴躍捐輸者還大有人在。據劉銘傳報告，台灣縣知縣沉受謙首先勸捐，報捐銀一萬兩，嗣後各縣陸續籌捐。除淡水借用銀票20萬兩，未辦捐輸，其餘臺、鳳、嘉、彰、新、宜六縣，共籌捐洋五十四萬元。全臺合捐洋六、七十萬元。地方善後經費，全臺已捐洋五十余萬元，合之淡水一縣可捐二十萬元，共洋七十余萬元，于善後不無裨助。
出錢而外，許多臺紳募集義勇，有的維持後方社會秩序，有的開赴前線作戰。戰功最為卓著的義勇首領是林朝棟。
林朝棟台灣名將林文察之子，其人生長將家，急公好義，自備糧餉，募勇500，助守基隆。劉銘傳大喜，急撥軍械，命其率部駐防獅球嶺、暖暖六堵等地。武舉王廷理與周玉謙、劉廷玉、陳維東、周家芳等臺紳皆自動捐資募勇，參加基隆山區的阻擊戰。自1884年10月到1885年3月，約四千名台灣義勇與清軍並肩作戰，將數千法軍滯留在基隆山區。法軍傷亡慘重，無力在台灣開闢新的戰場。此外，張李成率領的台灣義勇在滬尾大捷中戰功卓著，紳士郎中林汝梅募勇協守新竹，台灣民眾積極支持清軍與義勇在前線的戰鬥，均是台灣保衛戰取勝的重要因素。
台灣義勇及民眾英勇殺敵的史實在國外文獻裏也可得到充分的證明。法國人卡諾著《法軍侵臺始末》裏有這樣一段評述：“中國人的數目必定很多。他們的服裝和武器都很完備，似乎並不缺少任何東西。正像在其餘各地一樣，他們有著大量軍需品。此外，他們有著全部民眾站在他們一邊，這些民眾都有武裝，併為軍隊擔任勞動和雜役。而我們一邊則沒有一個居民，我們所去的地方到處都是一片空虛。如果我們遠遠看到有土著人民，我們可以說這即是在設法想要做壞事的遊擊隊，這些人都被中國官吏教得狂熱起來。”
劉銘傳充分肯定臺紳義勇的戰績，多次為他們報功請獎，其1884年12月3日的奏折說：“林朝棟為殉難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藎之裔，久孚物望。今復自籌資餉，帶勇五百人，經臣派駐暖暖，統帥各團土勇，甫臨大敵，即能督戰有功，實屬忠義勇敢。其餘武舉王廷理、周玉謙、劉廷玉、陳維樂等，皆捐資募勇，數月來苦守血戰，竟挫敵鋒。亟應奏請恩施，以昭激勸。兵部候補郎中林朝棟，擬請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候補員外郎蘇樹森，擬請賞加四品頂戴。余俟查明奏獎，以勵紳民。”
中法戰爭是一場全民族團結禦侮的正義之戰。劉銘傳依靠臺紳，調動全臺人力物力資源，渡過了戰爭最艱苦的階段，也與臺紳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為合作建省與經濟開發奠定了基礎。
三 臺紳與台灣建省及經濟開發
中法戰爭後，清政府決定台灣建省，劉銘傳榮膺首任巡撫，負責實施建省的各項規劃。與建省同時，劉銘傳以遠大的眼光與非凡的膽略，開山撫番，查田清賦，築鐵路，設電線，購輪船，辦工廠，興學校，引導台灣走上現代化之路。他與臺紳的合作關係，在建省與經濟開發的過程中又有了新的發展。
建省與經濟開發，受到台灣同胞的衷心擁護。特別是作為群眾領袖的士紳階層，參加了有關建省與經濟開發的各項活動，其卓越貢獻為舉世公認。
劉銘傳說台灣“沿海八縣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 即是說：佔全省面積大部分的番地尚是政府政令難以到達的地區。如果不將番地納入府廳縣制的管轄之下，全省的行政統一難以實現，建省的目標就難以達成。如果任令漢番隔離的狀態持續下去，番族繼續處於同現代文明隔絕的落後狀態，漢番衝突就難以緩和。1874年日本侵臺，就強調“生番化外”，極力否認番地早歸中國版圖的歷史事實。因此，撫番也是涉及國家安全的要政。連雅堂先生說：“理番之事，台灣之大政也，成敗之機，實係全局。”
1886年，劉銘傳設立撫墾總局，自兼撫墾大臣，請著名臺紳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幫辦台北撫墾大臣。 在撫墾總局下設八個局，18個分局。許多熟悉番民語言及生活習慣的臺紳參與各地撫墾事務。
參加撫番的臺紳與軍政官員深入山區，對薙發歸順的番社宣傳朝廷威德，賞以禮品，對番社首領發給六、七品功牌。醫生為番民治病，教讀、教耕人員教給番民文化生產與生活知識，在台北與各縣設番學堂，教給番童漢字、漢語及詩文。對不服從招撫的番社，則施以殘酷的鎮壓。林朝棟率領義勇兩營，深入內山開路 70余裏。他還與清軍配合，多次對番社動武，得賞二品頂戴。劉銘傳說：“台灣辦理剿撫叛番，大小百餘戰，員弁兵勇不下兩萬人，時逾五年。” 有大批番民及清軍官兵傷亡，“結果是好幾十萬畝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種，互相殘殺的情形得以防止，同時文化傳播到最難以進入的山谷居民中。”
1888年12月17日，劉銘傳上奏，盛讚林維源辦理台北撫墾的成績，自1886年以來，墾地“七萬餘畝，業經淡水縣丈量三萬餘畝，一律升科，其餘俟三年後陸續升科納賦。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種茶開田，已無曠土。其次皆山高土瘠，報墾綦難。查全臺生番，全行歸化，謹剩新竹內山數社，仍自負隅。…… 惟撫番必資開墾，否則莫由化其榛狉。化番久與民居交易婚姻，乃知人世衣食倫常之樂，其嗜殺之性自將默化潛移。現在中路暨後山一帶，曠土尚多，亟須招墾。非有勤實大員督率，實濟良難。林維源篤實忠勤，感激圖報，台北已徵成效，自當推廣全臺。擬懇天恩飭派幫辦全臺撫墾事務，不獨臣得資指臂之助，實于全臺治化裨益無疆。”清廷批准劉銘傳的建議，命太常寺少卿林維源幫辦全臺開墾撫番事務。
查田清賦是劉銘傳為解決財政困難而實施的重要舉措。建省前，台灣的土地佔有關係紊亂，土地開墾面積比清初增加數十倍，徵收的田賦卻不見增加。豪強佔田卻不納賦，弱者納賦卻無田耕。國家稅收，大部被豪強大戶隱匿霸佔。劉銘傳決心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經清政府批准，台灣開始查田清賦。全臺清賦由布政使衙門主持，設南北兩個清賦總局，各廳縣設分局。從內地調廳縣佐雜30余人，分配各縣。每縣選派正紳數人參加清賦。先編查保甲，編寫戶口，就戶問糧。第二步清丈田畝。第三步改賦。
劉銘傳起初決意廢止大租戶，只認小租戶為業主，對政府負責地租，由此直接觸犯了以林維源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為了緩和矛盾，劉銘傳指示“台北府縣商同紳士，折中定議，就大租酌扣四成，貼業戶完糧，余仍照納。業戶既免向隅之弊，更無虧累之虞。大租應完正供，無從推託。以故紳民鼓舞，上下翕然。” 就是台灣歷史上有名的“減四留六”之法。1890年1月，台灣清賦完成。全臺入冊的田數比清賦前增加了400多萬畝，田賦正額增加491502兩。清賦的意義完全超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範疇。人口普查，戶口編定，土地所有制關係的調整，還為台灣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為土地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奠定了基礎。
台灣清賦完成，台灣士紳功不可沒。他們熟悉當地的土地佔有關係及舊制弊端，在各級清賦局起參謀、倡導與配合功能。
邵友濂說：“幫辦台北撫墾事務三品卿銜太常寺少卿林維源，在籍幫辦撫墾，極重公義，此次開辦清丈，給單升科，事事皆得林維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維源會同司道分別厘定，民間稱便，深得其力。”
劉銘傳的奏折同樣高度評價林維源在台灣清賦中的傑出貢獻：“臣查全臺清丈之始，官紳半設難詞，阻撓大計，林維源田園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導，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踴躍，未及兩年，全功已竟，雖其意在圖報，不敢仰邀議敘，臣未便壅于上聞，應如何加恩之處，出自聖主鴻施。” 1888年8月25日奉上諭：“林維源著賞加二品頂戴。” 1891年，晉太仆寺正卿。為清賦功成，劉銘傳還為390余名有功人員請獎，其中包括林汝梅、潘成清等台灣紳士七、八十人。
台灣鐵路是劉銘傳主持的大工程，投資巨大，如經理不當，會嚴重影響防務和經濟發展。1887年，劉銘傳奏請林維源主持鐵路商務：“查內閣學士林維源端謹忠誠，久為商人欽信。自回籍幫辦台北撫墾以來，不獨撫墾一力辦成，即清賦、抽厘，均資臂助。其于理財一道，心計尤精。如蒙朝廷主持，俯準台灣造路，可否仰懇天恩，飭令學士臣林維源督辦鐵路商務，仍兼辦台灣撫墾事宜，凡遇鐵路商務，準由該學士專折奏陳，以收實濟。” 後來，因林維源忙於台北及宜蘭新墾田園的清丈升科事務，難以兼顧鐵路商務，經劉銘傳奏報，免去其鐵路商務督辦一職。
林維源與寶順洋行買辦李春生合資在台北修築兩條新式馬路，韆鞦街與建昌街。街道兩旁店舖林立，很快便發展為台北的商貿中心。基隆港口建設、台灣煤礦整頓，都有林維源的參與。他家種有茶樹近90萬叢，為振興台灣茶業貢獻甚多。
林朝棟也應劉銘傳聘請，主持伐木局，為台灣鐵路提供枕木。辦煤油局，試驗開發台灣的石油資源。與蔡南生分別負責台北、台南樟腦專賣事業，打擊洋商操縱的樟腦走私。林朝棟經營墾務，辟田樹木，于幹溪萬斗六之山中種有大片茶樹。
在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都可以看到台灣士紳活躍的身影，如組織團練土勇維持社會治安，捐款修建城池壇廟道路橋梁，為鐵路輪船煤礦招商集股，為振興臺糖臺茶出謀劃策，參與樟腦硫磺鴉片食鹽專賣等。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劉銘傳主持的台灣建省與經濟開發就不可能取得令後人敬仰的成就。
四 “劣紳”質疑
以上所述，是與劉銘傳合作的臺紳，還有不合作甚至對抗的臺紳。劉銘傳將前者稱為“正紳”，將後者稱為“劣紳”。
1887年，彰化縣紳士蔡德芳、鄭茂松、吳朝陽、吳恩波、黃玉書、黃炳奎、莊士勳、劉鳳翔、鄭景奇、吳鴻賓、吳德功等22人上書，附彰化舊城來龍去脈圖說一紙，建議在鹿港建設省會城市。劉銘傳大不以為然，認為“鹿港瀕海，地勢低下，水口沙淺，不能泊船。該紳士蔡德芳等忽請建立省城，非為控制全臺起見，特為本地貿易起色耳。統論全臺局勢，豈有棄中、南、北、前、後三千里地方，獨重鹿港一鎮之理！如以鹿港旁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敵，何以福建省城不立於長門，江蘇省城不立於吳淞？查該紳士等始議建省必就彰化縣城，繼又稟在大墩地方，現又稟請於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隨意指陳，直視台灣地方只有鹿港一鎮最重，台灣紳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屬荒謬！省城形勢，有關全臺氣運，必須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如擇定處所或有兇砂惡水，來龍不真，或山水陰陽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紳士知堪輿者一一指駁。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會之基，本經岑宮保勘定建城，復經本爵部院上年親往察看，堪建省城。所有蔡德芳等稟請建省鹿港為私忘公，應毋庸議。” 蔡德芳等22名彰化紳士請建省會于鹿港，劉銘傳認為應建省會于大墩，實屬不同政見之爭，一時難定誰對誰錯。就事實而言，台灣省會最終定於台北，劉銘傳的設計並沒有實現。但我們從他的批駁中不難看出一股強辭奪理、以勢壓人的霸道之氣。一年後，劉銘傳與彰化紳士發生了更大的衝突，這就是施九緞之變。
查田清賦會傷損到一部分佔有大片土地的士紳階層的利益，這是社會進步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局部利益之間的矛盾。劉銘傳對這部分士紳曉以大義，與以讓步，使矛盾得以緩和。但是，一些官員作風粗暴，急於求成，引起一些地方士紳的不滿，再加上一些貪官污吏借查田之機，利用職權盤剝業主，更激化了矛盾。彰化知縣李嘉棠“性情剛愎，不洽輿情，且丈田不公，任聽委員需索，因失民心。” 1888年10月，施九緞在當地部分豪紳支持下，糾集數千人圍攻縣城，大書“官激民變”，要求收毀丈單。起義群眾擊斃前來鎮壓的清軍提督朱煥明。劉銘傳調動林朝棟三營，總兵竇如田銘軍三營，都司鄭有勤隘勇五百、台灣道唐景崧土勇一營，並飛調澎湖鎮總兵吳宏洛、台灣鎮總兵萬國本、福寧鎮總兵曹志忠，各率所部支持，才將一場變亂鎮壓下去。
彰化紳士在施九緞起事時發生了劇烈的分化。
一部分士紳支持施九緞，如浸水莊總理王煥、鹿港紳士施家珍、施藻修。鹿港商人為施九緞捐餉，未半日而得5000兩，分發民軍。
一部分士紳支持清軍，如林朝棟在台北聞警馳救，擊敗起義軍，立解城圍。進士施佔鰲、李啟東、徐德欽召募團練，協助清軍捉拿民軍首領。
事變初起，大部分士紳持觀望態度。李嘉棠赴鹿港，遇起義民眾阻擊，鹿港紳士施家珍等營救動作遲緩，嘉棠幾遭不測。縣城被圍後，李嘉棠檄召各堡紳董，每堡集壯丁二百赴縣城增援，而各堡紳董皆遲疑觀望，無人赴援。彰化解圍後，李嘉棠以各路援兵至，倡攻二十四莊。幕客淩雲、教諭周長庚、中軍葉永輝堅決反對。貢生吳德功派生員陳捷華、王贊成、白一聲、白玉音連夜冒險出城，前往二十四莊，勸諭紳董速入城領旗，免被官軍攻剿。
10月19日，劉銘傳派布政使沉應奎、台東直隸州知州吳本傑到彰化，查究激變原因。鹿港紳士蔡德芳、黃玉書並各堡紳董紛紛揭發李嘉棠種種倒行逆施。李嘉棠懷恨在心，請澎湖鎮總兵吳宏洛進攻鹿港。沉應奎知民冤，電稟劉銘傳制止。劉銘傳先將李嘉棠撤職查辦，以朱公純代之。發安民告示宣佈只懲辦為首者數人，脅從不問。設保安局，以紳士蔡德芳、吳景韓、吳鴻賓、劉鳳翔、吳德功處理善後事宜。
劉銘傳依靠彰化紳士平息了施九緞起事，奏請清廷為侯選道林朝棟賞穿黃馬褂。在籍郎中進士蔡佔鰲幫同官軍解散三十六莊民軍，並將同族蔡芳送官懲辦。劉銘傳以蔡佔鰲不避嫌怨，尚義急公，奏請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進士李啟東孝友素著，品學俱成，臨亂倡團，地方得以安謐，于台灣民氣，尤為難得。觀其效忠守正，保衛鄉閭，實堪為地方表率，其勞績不下于軍功，奏請賞加五品銜並賞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進士徐德欽獨誘王煥至牛欄莊，報知營縣會同拿獲。劉銘傳說：“查臺紳多通匪類，互相黨援，已成風氣。徐德欽獨能不避怨仇，誘拿匪類，應請一併優敘，賞加五品銜並賞戴花翎。”
對同情或暗中支持施九緞的紳士則加以懲處。劉銘傳電拘教諭周長庚，提解鹿港遊擊鄭榮、進士蔡德芳、生員施家珍、施藻修、吳景韓等，到巡撫行轅集訊。周長庚已請假赴京會試，即通電福州、上海等處捕之。施家珍、施藻修以徇隱庇匪斥革功名。1888年，浸水莊總理王煥被捕殺。
從省會選址到施九緞之變，折射出劉銘傳與彰化士紳之間複雜而多變的關係。擁護查田清賦的林朝棟、蔡佔鰲、李啟東、徐德欽固然是正紳，站在施九緞一邊支持民眾反抗貪官污吏的浸水莊總理王煥和施家珍、施藻修也是正紳，只有那些與貪官污吏及與外國侵略者勾結，盤剝漁肉人民的紳才是劣紳。可惜劉銘傳畢竟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難免剛復自用，才錯將那些持不同政見的正紳稱為劣紳。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徐萬民
（新浪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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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被迫辭職現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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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在眾多台灣史專著中，往往只把劉銘傳(1836年9月7日(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96年1月12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字省三)放在台灣建省過程中進行描述，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劉銘傳對台灣建設和發展的貢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安徽省開始有系統(召開專題研討會)、有規模(成立劉銘傳研究基金會等)地組織研究劉銘傳後，
有關劉銘傳的研究不但越來越深入，而且越來越有系統。縱觀劉銘傳在台灣短暫6年(1884.05.24—1890.08.20)點。理應成為台灣歷史上特筆大書的人物。他的豐功偉業實不在鄭成功之下。鄭成功光復台灣，劉銘傳除了保全台灣之外，還予以建設，近代台灣的政治國防、經濟交通、文化教育，均在劉銘傳手中樹立規範，奠定了基礎點。因此，無論從台灣歷史實際出發，還是從兩岸關係發展考慮；無論從劉銘傳的歷史地位界定，還是從現代社會發展的指標性意義。都有必要對劉銘傳進行放大而深入地研究。由於很多學者已經從軍事、經濟、“理番”政策等諸多方面對劉銘傳進行研究，並且多有獨到見解，本文試從劉銘傳的辭職現象入手，就其辭職的背後原因進行再思考。
我們知道，身為台灣省首任巡撫的劉銘傳，曾一度想利用10年時間在台灣大幹一番，首先，在很多人對劉銘傳的戰功大加讚賞時，他自己確不屑一顧。 “劉銘傳的知名，由於平吳(太平軍)、平捻，他之官拜直隸提督晉封男爵，也是此兩役的報酬。但是他自鄙這些戰功為不足道，將當時文牘，一以火之。因為這是消極的、破壞的內戰，不值得留念，今後的工作應是積極的、建設的、對外的。”點從以上不難看出，劉銘傳一直是有遠大抱負、遠大理想的，這剛好印證了他出任台灣省第一任巡撫後，積極推動經濟建設的原因。
其次，劉銘傳在出任巡撫後給清政府的奏折中，曾經立志，要使台灣成為東南門戶，成為各省的模式，成為抵抗外來侵略的前哨堡壘。即：他所希望的 “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正因為如此，他出任首任巡撫後，便立刻在台灣掀起一片建設高潮，如他在台灣建了全國第一條鐵路；創辦了第一個郵政局；架設第一個鐵路大橋——淡水大橋；第一個引進華僑資本；經營台灣最大的煤礦——基隆煤礦。“縱使專心一志，經營十年，尚恐難收實效”點。
但是劉銘傳並沒有當10年巡撫，只當了6年就被迫“辭官歸故里”。劉銘傳辭職的原因已多有學者論述。人們直接所見的表面情況是：一件事情——因為基隆煤礦開發問題引致清廷不滿，並遭受清廷嚴厲斥責處分“革職留任”。一個理由——因病請求開缺。就此離開清朝政壇，並於5年後，即1896年1月12 日(光緒22年11月28日)病逝老家安徽六安九公山別墅——劉新圩。
有關劉銘傳辭職的幕後原因，很多學者在不同的評論中已有所涉及，但本人認為，導致劉銘傳最後堅決請辭的根本原因，一是他的身體確實有恙，二是他與朝廷以及幾位重臣關係的微妙變化促使他下決心遠走高飛。
有關基隆煤礦經營權問題
眾所週知，為了台灣經濟建設，劉銘傳為台灣開列了一連串建設項目，基隆煤礦是其計劃建設的重要項目之一。
基隆煤礦在劉銘傳到台灣之前就已經開採，1866年由福州船政局創辦，1875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請成立台灣煤務局，得準後於1877年聘請英人臺軋(Tyzach)為礦師，並購新式機器，著手開採基隆老寮坑煤礦，1881年年產量達5.4萬噸，在腐敗的封建官辦體制約束下，經營管理紊亂，生產停滯不前，竟然連年虧損，年虧銀達十萬兩之巨，致使這個當時堪稱中國洋務運動期間出現的第一座近代化煤礦一直沒有辦好。
1884年6月底，爆發中法戰爭後，基隆煤礦被迫自毀，“以絕敵人窺伺之心”。點戰爭結束後，劉銘傳便籌組重建礦山，恢復生產，再次進行開採。 1886年2月，由當時天津的大商人張學熙投資承辦開採活動。張學熙因投資直隸的開平煤礦賺了大錢，因此也認為投資基隆煤礦有利可圖，並提出無須籌墊公款，降低官煤價格，以後政府可根據生產的發展酌收煤厘等條件。劉銘傳當即予以應允。出乎張學熙意料的是，由於煤礦礦井積水過深，開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交通，張學熙私人資本有限，無力購置新式抽水機，僅以人工排水，開採面積大為減少，經營上仍遭虧折，在張學熙經營幾個月虧空數千兩後，實在無力再支撐下去，被迫稟請退辦。
主政台灣的劉銘傳認為，煤炭為船廠、兵輪、鐵路、機器局所必需，是經濟發展之動力，當時洋務派辦的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局等均需要台灣出產的煤，因此，不能廢之不理。於是劉銘傳又親自出面，商同兩江總督、福州船政大臣合資經營，官商各半合辦。股權分配分別是：台灣巡撫衙門、兩江總督衙門(南洋大臣曾國荃)、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裴蔭森)三方各湊2萬兩合為6萬兩作為官股，並委派候補知府張士瑜為總辦，作為官方代表；再招商民股6萬兩，共集資 12萬兩，用以添置機器、雇傭外國技師等點，並且聘用外國人參加管理，以及修建基隆碼頭直達礦廠的鐵路。就這樣官商合資于1887年2月“開局試辦”，礦山重新開辦後，“添購機器，雇用洋師，抽去礦中積水”，生產情況一度較好，“每日可出煤百噸”。但因運輸條件限制，企業獲利甚微。“推原其故，皆由煤炭出礦之後，運致基隆海口，海濱浪大，難用駁船；旱道山路千余裏，運腳太多，非造鐵路以利傳輸，煤務不能獲利。”但礦山資金有限，“辦理機器工程尚形竭蹶，實無力再辦鐵路、火車。”是年冬，因為無利可圖，商股見此情此景，為免致虧折逾多，決定退出，“稟請官收，另行籌辦”。點張士瑜提出收回官辦，得到清政府批准。1888年1月，股權又全數被官股持有，基隆煤礦從此開始再次成為官辦煤礦。
官辦煤礦在進退兩難中經營一段時間後，遇到兩個棘手問題：一是虧損纍纍，引起兩江總督不滿；二是原有的礦井煤質已經開採完了，已經沒有投資價值，若想繼續開採，就必須再投資重新開採一個新礦井。“綜核出入，每月虧折銀三四千兩。據洋師察勘，非添本銀百萬，另辟新窯，不能獲利。”在兩江總督有怨言、台灣地方政府資金有限、風險明顯存在(前面一直虧損)的情況下，剛好有英國商人願意集資承辦開採新礦井。英國商人之所以希望“承包”基隆煤礦開採權，主要是因為當時台灣民間開採煤礦的數量已經很大，1888年時，民營煤礦產量年產已達23000噸，官營煤礦產量只有17000噸，民營資本在煤礦開採中的優勢已經越來越明顯。點
基於軍費開支和建設需要，劉銘傳決定放手讓英國商人承辦新礦。在英國駐台北領事班德瑞的撮合引薦下，劉銘傳於是委派基隆煤礦礦務委員張士瑜與英商旗昌洋行的范嘉士談判，並在1889年6月與英國商簽訂了《英商范嘉士承辦煤礦擬立合同》(共11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簽訂了一個“意向書”，“擬立合同”規定：英商在台灣選定二處作為開採煤礦的基地，在那裏實行特別的政策，採取特別的做法，即在該礦的三英里內不準民人挖煤，由英商組織開採。所挖煤山如係官地免給租，如係民地，秉公酌給地租。基隆八斗煤礦原有設備歸英商經理，所有已成的小鐵路火車，盡可借用以運煤，不取租銀，並由地方官在洋關邊撥出官地一段供修理碼頭和寄屯煤炭之需，如係官地，準免地租，如係民地，由關定額，按年納租。英商以14萬兩銀子(現銀7萬兩，其餘7萬兩按月應撥煤價內扣除)抵償基隆八斗煤礦原有設備；每年以市價八折供應台灣地方政府一千噸；英商每出口一噸，應刻稅負一角。英商可在煤區建造房屋或屯煤用房等，其用地，官地不納租，民地則官為轉租，照官價算給。煤礦開採期為20年，20年未到而該地煤已挖盡，亦即停止，不再遷移；20年限滿，該商即行撤退。平時由台灣地方政府派兵並駐防煤礦中，以維護秩序；倘有中外戰爭，該礦應歸中國主政，並由中國保全，再由地方派官員駐礦，稽查出入，如有接濟敵煤，“查出照公議究”；如發生中英戰爭，該商應即暫退，待事平再接辦，礦中屋宇、機器設備等，由中國地方官保護。英商若將礦物頂與別國商人接辦，應先報中國地方官核準。台灣地方政府准許英商招股設立公司，以從事經營基隆煤礦礦事。礦中工作人員，除工程師、督工和夥友外，其餘均用華工，不準雇傭外國工人；中國生徒進礦學習技術，該礦宜優待，所在任其遊歷，以期學業有臻。點
劉銘傳之所以要把基隆煤礦經營權讓度給英商，他在光緒十五年(1889)六月二十二日給朝廷的奏折中說的非常清楚：“竊台灣基隆煤礦自法人毀壞後，先經商人周學熙稟請承辦，旋以虧本乞退。經臣商同南洋大臣曾國荃、船政大臣裴蔭森並台灣各湊本銀二萬兩，另集商股銀六萬兩，共成本銀十二萬兩，于光緒十三年正月招股接辦。因舊礦產量不多，辦理年余，毫無利息，商稟官收。臣因閩洋官商輪船並船政製造各局需煤應用，欲罷不能，基隆礦局已成，未便廢棄，即于十三年十二月由官收回，另行接辦，所有商本及船政官本暫由台灣捐輸存余項下籌撥歸還，傷派洋人瑪體蓀倣照商辦章程辦理，先後奏明在案。此礦在基隆八斗地方，開採年久，因法人之亂，停歇兩年，積水過深，機器具毀。數年以來，添購修復，較前用費更多。不料煤質已完，開採日絀，自光緒十三年十二月改歸官辦，迄今年余，綜合出入，每月虧折銀三四千兩。據洋師察勘，非添本銀百萬，另開新窯，不能獲利。台灣經費支絀，官既無本，商股豈可再招？進退徘徊，適有英商范嘉士願集本銀百餘萬，來臺承辦，由英國駐台北領事官辦德瑞引薦到臣。據稱已勘產煤二處，另開新窯，暫用八斗舊礦先行接開，願嘗八斗煤礦機器官本十四萬兩，分期清繳，詳議章程十一條，開列前來。臣查台灣產煤，係地方自然之利，官辦限于資本，不能擴充，且積習太深，驟難盡革。從前歲虧十萬兩，自臣經理以來，糜費雖少，每年仍虧銀四五萬兩。以台灣彈丸之地，所入不敷所出，不謀補救，受累無窮。若由該英商承辦，不特官本可以收回，即以二十年計之，可免漏厄百萬。關稅並車路運資轉可得數十萬，利源既辟，商務更興，于地方民生所裨甚巨。所議章程十一條，臣再三推求，亦無後累。當派礦務委員張士瑜先立草合同，另繕清單恭呈禦覽。事關中外交涉，應請傷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速議定奪。如蒙諭允，再由臣令英商畫押承辦。是否有當，理合恭折具陳。”點
當劉銘傳把這個準備正式簽訂(畫押承辦)的合同呈報給清政府後，立刻遭至“詔旨申訴”，嚴責劉銘傳自立採煤章程，明確表示自能自辦。經過清政府嚴明政策和立場後，基隆煤礦在1890年(光緒16年)又回到政府懷抱，再次改為官辦煤礦。由於清政府根本無錢、無力開採，致使新礦井只落得紙上談兵，無法開採。劉銘傳並不死心，於是在1890年清廷處分後，是年7月又找商人蔡儉維、馮城勳、林元勝等，沿用過去“官商合辦”方式繼續承辦基隆煤礦，蔡儉維等人“情願鳩資30萬元，與官合辦，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仍繳原礦本銀十二萬兩，承受礦存房屋機器，以十萬元為官本，其餘按月繳煤扣除。”同時也規定： “官商共同經營，但礦務則全由商人主持，”“官不過問”。劉銘傳並決定該合作從1890年8月16日開始執行，“歸商接辦。”當這一要求呈報給清廷時，針對這一明明可行的計劃，清廷不但不支持，而且還嚴加斥責。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匡)對劉銘傳的要求進行駁斥，其理由為：“招商承辦章程種種紕繆”，“商人承辦官礦，進退之柄理當操之於官。”戶部總署1889年8月20日復行指駁，嚴詔責其固執己見，率意徑行，並且給劉銘傳一個“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以及給予“革職留任”處罰⑾。並於11月派委員安炳文接受基隆煤礦。劉銘傳官商合辦基隆煤礦的計劃再告破產。劉銘傳也從此開始常年告病假。
關於劉銘傳的病情
有評論認為，劉銘傳在基隆煤礦問題上用請病假的方式“以退為進”，是為了讓清政府接受他的方案，持此論者認為，用請病假方式表達對時局的不滿，是劉銘傳經常採用的政治手段。如1871年，他憤于清政府昏聵不公，託病辭職，閒居家中。1878年左宗棠帶兵收復新疆，但沙俄拒不歸還伊梨，西北形勢十分緊張，1880年劉銘傳奉詔赴京，以報效祖國、捐軀沙場決心晉見皇上，但到京後發現清廷一意求和，便馬上寫了一個病假報告，憤憤回家了。
但是，筆者認為，此次劉銘傳並不是用生病“待價而沽”，而是真的身體染恙。因為在他被開缺前，先後五次上奏請病假、開缺。
第一次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二十日(5月)上奏《耳目具病請假一月折》，上奏曰：“臣素患目疾，今已十年。。。。。。到臺之後，軍事尤勞，兩耳並聾，時發時愈，多方醫治，左耳目具廢，右耳目尚賴保全。。。。。。今春三月，感受瘴濕，炳痢旬余。不料痢疾粗安，手足木麻，酸痛不止。右耳閉塞轉甚昔時。方就醫療，右目又加紅腫，下生雲翳，上膜黑睛，閱看公文，昏花流淚，偶見僚佐，視聽具茫。”
朝廷照奏，給予1個月病假。
第二次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六月初五(6月7日)又上奏《因病懇請開缺折》說：“醫治多方，手足麻木如故，耳閉日重，目瘴日深。端節以來，又增咯血，衷氣喘促，舉步奇艱。”
朝廷于7月21日准假3個月，毋庸開缺。
就在今次休假期間，上諭于8月20日給予“革職留任”處分。
第三次是光緒十六年九月初九(10月22日)又上奏《再請開缺折》：“不料痼疾已深，咯血不止，手足耳目，有甚無瘳。加以七月中旬寒熱並增，吐瀉具作，內虧外感，紛至沓來，飲餐具廢，肌膚銳減，顛連床褥，疼痛不支。。。。。。。偶一用心，咯血頭昏。”
朝廷今此仍然毋庸開缺，再次准假3個月。
第四次是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7日)又上奏《三請開缺折》：“內受損傷，咯血頭昏。午後潮熱橫生，外感煙瘴，左半耳目閉昏，手足木麻酸痛。日勞醫藥，不見微功。”
朝廷再賞假3個月，不允開缺。
第五次是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初四(4月12日)再上奏《四請開缺折》(《劉壯肅公奏議》卷一)：“咯血日多，飲食日少，筋骨疼痛，坐臥不安。左目已盲。右目又生雲翳，紅腫昏暗，咫尺不辨人形。皆由瘴濕過深，關竅阻塞，內虧外感，氣血難通，補瀉兩窮，群醫束手。”
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1891年5月5日)上諭雲：“劉銘傳奏，病仍未愈，懇請開缺一折。福建台灣巡撫劉銘傳著準其開缺，並開去幫辦海軍事務差使。”⑿
6月4日，劉銘傳離開台灣乘輪船回大陸。
從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劉銘傳確實生病，並且已到“左目已盲，咫尺不辨人形”的程度，對於一個55歲的老軍人來說，常年戎馬倥傯，奔波在台灣各地，因病卷勤無可厚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清廷通過李鴻章連續五次電召劉銘傳“臨危受命”，劉銘傳皆因病無法遵命。“傳兩耳聾閉，左目早廢，僅剩右目一線之光，畏見風日。。。。。。如稍可撐持，公誼私情，斷不敢託詞推諉。”
與清廷大臣的微妙關係
在劉銘傳生病的同時，官場失意，也是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命的原因。基隆煤礦經營問題，表面上是朝廷不認同劉銘傳的計劃，而實際上是劉銘傳在朝廷失寵、不獲重用的標誌。
首先讓劉銘傳心中不悅的是翁同和對他的態度
劉銘傳因煤礦經營權問題遭受清廷處分，是由翁同禾任戶部尚書的戶部發佈的，而不是朝廷親自發佈的詔書。有論者認為，由於翁同禾是中央的紅人，素與李鴻章不合，劉銘傳不僅是李鴻章同鄉，更是李的舊部，並且一直得到李鴻章的大力支持，煤礦一案剛好被翁同禾抓住把柄，借力使力，打擊李鴻章。
其實，在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後，儘管他有大幹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如果沒有朝廷內諸位大臣的支持是寸步難行的，僅靠一個李鴻章，也並非事事順遂。他在建設台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翁同禾勢力刁難，相反，在很多問題上，翁同和都給他大力支持。
1888年以後，清政府對劉銘傳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1888年12月13日，清廷有意將言臣的謗書(檢舉信)發給劉看，其中已經隱含告誡之意⒀。1889年夏季以後，清政府對劉銘傳的公開指責明顯增多。“(劉銘傳)辦事殊屬粗率。著傳旨中傷”⒁。慶清王奕誆等人攻擊劉銘傳“所稟章程尤有種種紕繆必不可行者。”等等。就在這一年，劉銘傳擬將基隆煤礦交英商承辦，被翁同和主政的戶部議駁不準⒂，緊接著第二年(1890年)，劉銘傳又將基隆煤礦改為官商合辦，戶部等照樣不準，並且還給了劉銘傳一個“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的罪名，以及給予“革職留任”處罰⒃。
劉銘傳與翁同和的矛盾，有評論者把其說成是翁同和與劉銘傳的私人茅盾，而實際上，翁同和一直對劉銘傳支持有加，在基隆煤礦問題上之所以斥責劉銘傳，主要是因為劉銘傳的做法與清廷政策抵觸。翁同和只是維護清廷利益，與他和劉銘傳的個人關係無關。
再次是醇清王奕澴病逝對他的影響
劉銘傳之所以能夠在台灣大刀闊斧改革，最主要的是得力於醇清王奕澴(言字邊)的支持，在劉銘傳主政台灣幾年裏，清政府內部一直是醇清王當政，醇清王時任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其規格高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醇清王屬於清廷當中當時比較開明正派的人物，並且對劉銘傳的事業頗為賞識，因此劉銘傳在台灣推動各項改革時，醇清王都給予大力支持及便利。⒄以至1890年醇清王奕澴在重病期間還詢問李鴻章：“省三近況若何？極望勿藥。”⒅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劉銘傳發生基隆煤礦經營權事件時，⒆醇清王已經不能視事，並且很快就在1891年1月(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去世。劉銘傳失此奧援，徒然孤立。遂在1891年1月7日堅決請辭(第三次)，且辭意堅定。上諭仍不準其請辭，並且再賞假3個月。4月12日劉銘傳第四次上折懇請天恩開缺，回籍就醫，辭意非常堅定。5月30日清廷諭準其開缺。6月4日，劉銘傳離開台灣乘輪船回大陸。
與光緒帝的關係
台灣建省是清政府的主張，因此在建省之初，清政府給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光緒帝在光緒十五年二月親政後，“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⒇光緒帝之所以不再支持劉銘傳，主要是因為光緒帝視劉銘傳為後黨一派。光緒帝對劉銘傳的支持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劉銘傳心裏明白，面對人數眾多的頑固勢力和其它反對力量，得不到朝廷中有力人物支持，必將一事無成。加上他名士味甚重，以“士為知己者死”為信條，朝廷和上司對他信任，則能效命疆場；當道者若處置不公，他則速速求退，高蹈遠去，去過閒雲野鶴的生活。劉銘傳離開台灣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的志向得不到伸展，寧可不幹，也不願屈居外行指使之下幹事與願違的事情。更何況已經身染多種疾病。
註釋：
點劉銘傳在台灣時間有不同計算方法，有人從1884.05.24 劉銘傳在基隆登陸，來臺督辦軍事防務開始算起。有人則從1886.01.19 他就任首任台灣巡撫開始。本文采取第一種計算方法。
點《台灣史事概說》P245 郭以廷 著 台灣正中書局 1954年3月出版
點《台灣史事概說》郭廷以 著 正中書局1954年3月初版P246
點見：《台灣文獻叢刊》第110種
點《劉壯肅公奏議》卷三，P7
點 戴國輝《台灣史研究》P39，台北，1958年
點《劉壯肅公奏議》卷八，P19
點 戴國輝《台灣史研究》P76，台北，1958年
點《劉壯肅公奏議》卷八，“英商承辦基隆煤礦訂擬合同折”
點《劉壯肅公奏議》卷八
⑾《清德宗實錄》卷288，光緒16年八月十五日
⑿《德宗實錄》卷295，P12
⒀《清德宗實錄》卷261，光緒14年正月二十三日
⒁《清德宗實錄》卷273，光緒15年八月初七日
⒂《清末台灣洋務史料》(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P75-76
⒃《清德宗實錄》卷288，光緒16年八月十五日
⒄《台灣史事概說》郭廷以 著 正中書局1954年3月初版P262
⒅《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一二，P31
⒆1890年8月20日 劉銘傳自立採煤章程，引起清庭不滿，將劉銘傳革職留任。
⒇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P296-298
【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index.html
香港《臺商》雜誌 李曉莊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3492&aid=1615326
考證：劉銘傳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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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由喬還田先生撰文，從歷史學的角度解讀劉銘傳。
1864年5月11日，一名清軍將領率部攻陷了太平軍佔領下的常州。他旋即住進了太平軍將領陳坤書的護王府。一天夜裏，院內突然傳來金屬的撞擊聲，這位將領擔心有刺客，馬上命令眾親兵搜索。搜來尋去，發現聲音來自馬廄，是馬籠頭的鐵環撞擊了馬槽，因為馬槽不是木料所制，而是一個銅盤。 “用銅盤做馬槽？”這位好奇的將領讓士兵把銅盤清洗乾淨，當他看到底部刻有110個蝌蚪形文字時，立刻意識到這是一件國寶。他遂派遣士兵把這個銅盤悄悄運回自己的老家。後經考證，這個銅盤果然是一件超級國寶，全名叫“虢季子白盤”，是西元前816年周宣王時代的產物。它長130.2釐米，寬82.7釐米，高41.3釐米，是傳世最大的西周青銅器。蝌蚪形文字叫籀文，也稱大篆，係周宣王時太史籀所創。這位將領欣喜若狂，不僅在安徽老家蓋了一座盤亭，還寫了《盤亭小錄》記敘此事。
俗話說得好：福兮禍所伏。“虢季子白盤”雖讓這位將領狂喜過，但也給他本人及其後人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先是，對古文物酷愛如命的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託人說項，願將自己的女兒下嫁給這位將領的兒子，並出重金購買“虢季子白盤”。由於這位將領不從，兩人從此交惡。後來，又有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出高價想從這位將領的後人手中購得“虢季子白盤”，均未得逞。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將領李品仙做了安徽省長，這個“古董迷”為了索得這件國寶，竟把這位清軍將領的老宅掘土三尺，撬開所有房間的地板，結果也是大失所望。新中國誕生後，這位將領的曾孫主動將這件國寶於1950年3月獻給國家。如今，只要我們走進中國國家博物館，虢季子白盤、毛公鼎、散氏盤，這三件西周青銅器的代表作就會映入眼簾。
這位當年喜獲“虢季子白盤”的清軍將領是誰呢？他就是做過台灣第一任巡撫的劉銘傳。
劉銘傳一生做過三件大事。一是跟隨李鴻章鎮壓太平軍和捻軍，因功晉陞為直隸提督。二是督辦台灣軍務，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抗擊法國入侵者。三是首任台灣巡撫，創辦了一批新式企業，是台灣的近代化之父。
從劉銘傳的影響看，炎黃子孫應當永遠記住他。我們解讀劉銘傳時，理應對他所做的三件大事進行冷靜的追憶和品評。如果偏廢或避而不談任何一件大事，歷史上的劉銘傳都將失真。
靠鎮壓太平軍和捻軍起家劉銘傳是安徽肥西人，生於1836年9月7日。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六，幼時出天花臉上留下麻點，人稱“劉六麻子”。11歲那年父親病故，家境日趨艱辛，他不得不中斷念私塾。據說年輕時的劉銘傳就崇拜劉邦，曾登上家鄉的大潛山仰天長嘆：“大丈夫當生有爵，死有謚！”對於家鄉的這座大山，劉銘傳充滿了情感，成名後索性自號大潛山人。
劉銘傳生逢的是一個亂世。此時的中國有兩股力量在血拼。1850年初夏，登基只有3個多月的咸豐皇帝不斷接到廣西“會匪”大作的報告。不久，就驚悉38歲的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兵反清。為了撲滅這支來勢勇猛的起義軍，咸豐皇帝曾派遣李星沅、烏蘭泰、賽尚阿、向榮等名臣勇將前去鎮壓，結果均未奏效。到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了江南名城南京。洪秀全宣佈自己也是一個皇帝———太平天國的天王；並改南京為天京，發誓與咸豐皇帝對抗。從1857年6月起，太平軍相繼攻克了安徽的安慶、桐城、六安、廬州等地，安徽巡撫江忠源被擊斃，安徽團練大臣呂賢基投水自盡。
面對如此強勁的太平軍，在家鄉佔山為王的劉銘傳一度想加入它的行列，只因祭旗時狂風吹斷旗桿，眾人認為是不祥之兆，才作罷。隨後，劉銘傳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策略。1861年，李鴻章回合肥為曾國藩募兵。劉銘傳從心底佩服這位老鄉，馬上參加了李鴻章編練的淮軍。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援江蘇，劉銘傳的“銘字營”隨至上海。由於劉銘傳兇悍善戰，深受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很快由都司經遊擊、參將，升至記名提督。
李鴻章屠殺太平軍是出了名的。作為李鴻章的部下，劉銘傳也不例外。1863年9月攻陷江陰后，劉銘傳指揮手下一口氣屠殺了近10萬名太平軍將士。1864年5月攻佔常州後，劉銘傳竟下令將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分裂肢體，實施“磔刑”。
憑其出色表現，清廷賞他穿黃馬褂，晉陞為直隸總督。奉命攻打捻軍，大小數十戰，劉銘傳也屢屢能立“首功”。清廷先是賜其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遂又封他為一等男爵，連祖上三代也受封為一品官爵。由此，肥西劉氏名揚鄉里。
抗法保臺的英雄如果說鎮壓太平軍和捻軍，是劉銘傳生命中污點的話，那麼，在抗法保臺戰中的傑出表現，則使劉銘傳得以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那是1884年入夏后，法國加快了入侵中國的步伐。
6月底，法國海軍中將孤拔率領遠東艦隊侵入中國東南沿海，台灣告急！
在這緊急時刻，劉銘傳臨危受命，以福建巡撫銜督辦台灣防務。
7月16日，劉銘傳率舊部134人抵達台灣的基隆港，從此揭開了台灣保衛戰的序幕。
他抵臺的當天，就到炮臺巡視、佈防。
8月3日，利士比率法艦4艘進攻基隆。
劉銘傳親自督戰，命令守軍開炮還擊。法軍登陸後，他又指揮守軍分路出擊，擊斃法軍官3人，擒斬1人，打死打傷法兵百餘人，繳槍數十桿，帳篷10餘架，軍旗2面。殘敵只得逃奔回艦。
10月1日，孤拔率法艦憑藉強大火力再次進攻基隆。劉銘傳權衡利弊，力排眾議，採取“撤基援滬”戰略，主動放棄了基隆。事後證明，法軍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有的法國軍官形容基隆是一個“悲慘堡壘”，是“一座巨大悲慘的墳場”。
10月8日，8艘法艦猛轟滬尾（今淡水）。由於守軍嚴格執行了劉銘傳制定的“四面埋伏，聚而殲之”的戰術，來犯法軍受到重創。據統計，這次戰役斃傷法兵300多人，14人當了俘虜，70多人因潰退落水溺死。這就是著名的“滬尾大捷”（也稱“淡水大捷”）。這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法國侵略軍的氣焰。
從8月下旬開始，惱羞成怒到極點的法國政府命令20餘艘法艦封鎖了台灣海峽，妄圖困死台灣。當時清守軍的處境也確實很艱難。經過兩個月的血戰，“能戰者不足三千人”，加上天熱疫癘流行，“軍士日有死亡”。但劉銘傳決心戰鬥到底，表示一定要“同將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為了抵禦入侵，他組織將士築長墻，挖巨洞，做好持久固守的準備。同時還激發當地紳士和民眾的愛國熱情，主動出錢出力，設法自救。結果，反倒使孤拔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1885年3月，法軍在鎮南關大敗。隨著戰局的逆轉，孤拔只得率法艦撤退。劉銘傳成為抗法保臺的英雄。
台灣的近代化之父台灣原來隸屬福建省，是福建省的一個道。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根據幾位大臣的“奏議”，下詔將台灣道改為中國的第二十個行省———台灣省。大臣們建議把“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的理由是：“台灣為南洋樞要，廷袤千餘裏，民物繁富……宜有大員駐紮控制”。正值督辦台灣軍務且有福建巡撫頭銜的劉銘傳，遂被任命為第一任台灣省巡撫。儘管劉銘傳在台灣建省時間上有自己獨到的思考，認為應該“緩辦”幾年，但這個忠於職守的大員在台灣巡撫任上嘔心瀝血，一幹就是6年，直到1891年因病退休回鄉。
若干年後，人們用這樣的言論來評價劉銘傳在台灣的政績：
———“劉銘傳是台灣近代化建設的先驅”；
———劉銘傳在台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台灣近代化的基礎，他是“近代台灣資本主義開發的先驅者”。
———直到現在，海峽兩岸的人民仍在懷念這位第一任台灣省巡撫，今天的台灣島上還有許多劉銘傳的紀念設施。
的確，劉銘傳在任期間，為台灣做了許多好事。他是台灣的近代化之父。
劉銘傳曾這樣坦言道：要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以一島基國之富強”。
他在台灣的近代化建設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這些改革，使台灣的局面為之一新。
清初，台灣僅一府三縣。劉銘傳按照省的設置，在台灣設三府一州十一縣五廳，將台灣分為南、中、北和後山四路。中路為台灣府，下設台灣、雲林、苗粟、彰化四縣及埔裏社廳。南路為台南府，下設安平、嘉義、鳳山、恒春四縣及澎湖廳。北路設台北府，下設淡水、宜蘭、新竹三縣和基隆廳。後山設台東直隸州，下設卑南、花蓮兩廳。這一套行政設置，奠定了今日台灣省行政區劃的基礎。
抗法保臺的實踐，使劉銘傳深深意識到加強台灣防禦能力的重要性。他在上奏朝廷的摺子中這樣寫道：“台灣為東南七省門戶，各國無不垂涎，一有釁端，輒欲攘為根據。今大局雖雲粗定，而前車可鑒，後患方殷。一切設防、練兵、撫番、清賦諸大端，均須次第籌辦”。基於這種考慮，他在基隆、滬尾、澎湖等地修築了10座“鐵水泥”結構的新式炮臺。
同時向英國購買了阿馬士頓後膛炮31尊和一批水雷，布設在海港入口處。還定制了幾艘國外炮艦，並在台北創辦了機器局、軍械所、火藥局，自己製造槍支彈藥。
在軍隊建設上，劉銘傳提出了“辟全臺自有之利，養全臺自守之兵”的思想。
他很注意學習西方軍事技術，要求部隊做到“嚴肅營規，認真操練，挽回積習，以備捍亂保邦”。為此，他對全臺國防軍進行了整編，將原來40營兵整編為35營。
所編士兵一律更新裝備，練洋操，習洋槍，學習軍事理論。所有這些，極大地提高了台灣的防禦能力。
劉銘傳上任時，台灣的財政入不敷出。原因是田賦紊亂，稅收虛糜。為了減輕政府的負擔，劉銘傳大膽提出了“以臺之財，供臺之用”的主張。 1887年，他下令在台南、台北分設“清賦總局”，由30名得力官兵，分赴各縣，丈量土地。經過3年清丈，台灣田賦混亂的狀況得以扭轉。台灣田地面積從賦前7萬餘甲，增加了4倍，共約30萬甲，稅收也增加大約3倍。原來每年徵收的田賦額銀僅有18萬兩，清丈田地以後，年徵銀達到67萬兩。為了整頓稅收，還在台北設立了“厘金總局”，對各種厘金進行清理，竭力堵塞漏洞，以求涓滴歸公。整頓以後，台灣全省年財政總收入從原來的90萬兩，激增到300萬兩，高時達到450萬兩。
劉銘傳看到台灣資源豐富，可開發和利用的資源很多，於是“通商惠工”，首先設立了煤務局，採用官督商辦的方式，投資40餘萬兩銀，購買新式掘煤機，日產煤100餘噸。到1891年，台灣煤產量達到7.7萬噸。1886年，又在台北設立磺務局，在滬尾開辦硫磺廠。自1886年至 1890年，共產硫磺122萬斤，年收純利約4000兩白銀。此外，還陸續設立了煤油局、伐木局、蠶桑局、撫墾總局、樟腦總局等一批新式企業。
早在1880年，劉銘傳就上奏清廷，建議在國內修建鐵路。因守舊者反對而未果。1887年，經清廷批准，他在台北成立了鐵路總局，到1891年建成了一條北起台北，南抵新竹，全長68公里的鐵路。
這條鐵路的開通，不僅改善了台灣北部地區的交通狀況，還極大地促進了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我國自籌資金、享有主權的第一條鐵路。
劉銘傳還大力發展台灣的通信事業。1886年，他在台北設立了電報總局，先後在省內架設陸地電報線500公里。
當時的主要城市，如嘉義、台南、彰化、新竹、基隆等都設有電報分局。同時籌辦鋪設了兩條海底電報線路，一條從滬尾到福州，全長217公里；一條從安平到澎湖，全長98公里。這樣，台灣水陸電線銜接，不僅省內資訊暢通無阻，而且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也極為便捷。1887年底，劉銘傳還撤除了舊式驛站，在台北創設郵政總局，總局下設43個分局，並自行設計台灣郵票，根據郵件輕重及遠近收取郵費。
對於台灣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養，劉銘傳也非常重視。執政期間，他舉辦了在台灣本島進行的首次科舉考試（鄉試），為台灣培養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他下令創辦的台北大稻埕六館街西學堂，除教授中國經史文字外，還包括英、法、德文以及史地、測算、數學等，這是台灣第一個新式學堂。他還進山 “撫番”，安定民心，並單獨為中部山區的少數民族山民辦了學校。
可悲的是，劉銘傳在台灣的一系列改革也招來一些頑固人士的非議。“內外臣工多所嫉忌，而台灣紳士亦肆為蜚語”。1891年，他被迫辭官還鄉。甲午戰爭後，台灣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劉銘傳聞訊悲憤至極。1896年1月12日淩晨，積鬱沉疴的他停止了呼吸，享年60歲。
來源：《人民論壇》 (2004年 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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