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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郎咸平被告政治黑狀上海電視節目突然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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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燁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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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財經教授郎咸平主持的上海有線電視第一財經頻道節目《財經郎閒評》,二月二十七日突然被上海有關部門下令停播,表面上歸因於經濟理由,背後的原因卻是與政治「告黑狀」有關。消息人士指郎咸平被一些他曾批評和揭露的企業界人士聯名以「莫須有」罪名告狀,他們指出生在台灣的郎咸平「背景複雜」、「動機可疑」,近年在中國大陸掀起的一些經濟話題爭論,「起到了李登輝和陳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台灣成長、美國金融博士郎咸平曾以公司財務專家身份,強烈批判中國內地國有資產流失、「國退民進」問題,批評一些企業界人士以收購名義,對國家資產巧取豪奪,最著名的例子是與格林柯爾及科龍公司原負責人顧雛軍的爭論,最後以顧被捕告終。郎咸平兩年前獲邀到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半小時的脫口秀節目《財經郎閒評》,每週兩次,重播五次。由於郎直說敢言的風格大受觀眾歡迎,節目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躋身上海有線電視節目收視率排行前三名,有時還排名第一。■
【郎咸平節目被封台前幕後】
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財經主持的《財經郎閒評》電視節目一直好評如潮,但最近被上海市委宣傳部叫停。郎咸平在節目中以詞鋒犀利、見解大膽的話題「得罪」不少人,並引發一場改革反思的大討論,導致有關部門不滿。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財經主持的《財經郎閒評》電視節目一直好評如潮。不過,這個連續一年半不間斷的純財經節目最近停播了(見今年第十期亞洲週刊「新聞眼」獨家報道),不少觀眾在預定的時間打開電視機,再也看不到郎咸平架著眼鏡侃侃而談的模樣,再也聽不到郎咸平揭露時弊的辛辣批評。有人在網上四處發貼詢問﹕請問《財經郎閒評》的播放時間有何改動﹖
在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網絡中,第一財經的頻道介紹欄目依然掛著《財經郎閒評》的節目介紹,郎咸平那張大頭照和招牌笑容還是那樣燦爛。介紹說,「《財經郎閒評》是第一財經的全新財經脫口秀節目。由香港著名經濟學教授郎咸平主持,以閒話家常的方式為觀眾評說當前最搶眼的、但又意想不到會在電視中看到的財經事件或話題」,並強調,「該節目不僅追求深度、新聞性,更注重好看、好聽,整個節目氣氛是愉悅而輕鬆的,話題是大眾化且嚴肅的」。但這個每週播出一次的黃金節目,自三月份起停播了。這個節目從二零零四年七月開播以來,每星期日晚上播出,隔週六重播,總播出約八十多集。
這個「大眾化且嚴肅的」節目突然被腰斬,多少令大眾有些驚奇及感到問題「嚴肅」。亞洲週刊致電上海第一財經總導播金唯一詢問停播的原因,金唯一回答說﹕「我們已經公布了,按規定主持人都要上崗證。」據了解,所謂的上崗證是央視對主持人的標準普通話的要求。觀眾都看出,半年多前,第一財經為避免授人話柄,另外安排了一位女主持,在節目中郎咸平是改以嘉賓身份出現的。金唯一表示,有關停播的通知是主管部門發出的,他不願意對該節目播出以來的收視效果作評價。當被問到「如果郎咸平不擔任主持,仍做嘉賓行嗎」﹖金唯一遲疑了一下說﹕「當然可以,只要有合適的內容。」
亞洲週刊獲悉,停播郎咸平的節目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發出的通知,而且要趕在北京召開兩會前「解決」,停播《財經郎閒評》的理由自然不會是他的普通話太普通。知情人士告訴亞洲週刊,兩會期間是敏感時期,而郎咸平以詞鋒犀利、見解大膽的話題,如「長虹巨虧」、宇通集團九天大變臉、批評股權分置等等議題,「得罪」了不少人。加上郎咸平批評國企改造令國有資產流失的言論引發「郎顧」(顧雛軍)之爭,引發中國一場改革反思的大討論,討論在京城異常激烈。知情人士表示,「上海不想為這樣的爭論開闢一個戰場,只有犧牲郎咸平了」。
郎咸平表態支持改革
今年以來,堅持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爭論越演越烈,儘管郎咸平在多個場合表示支持改革,與改革的保守派劃清界線,但有人還是將郎咸平視為否定市場經濟的保守派。農曆新年過後,郎咸平針對日見激烈的改革爭議,再次撰寫《改革路徑應重新定》長文,打正旗號支持改革,指出﹕「最近網上有大量的文章討論改革的話題,但是我認為討論方向有點偏差,甚至有人會無限上綱地提出我反對改革的說法。我必須明確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我們整個社會包括我在內沒有人會反對改革,但是我想明確地指出--改革路徑的選擇才應該是目前討論的焦點。」儘管如此,郎咸平的節目還是被停了。
《財經郎閒評》不僅由名牌主持,也時常請來海內外的著名企業家和學者作為嘉賓,中國企業家王石、馮倫、台灣著名經濟學家李紀珠、渣打銀行的董事長等都是該節目的座上客。知名的《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德國《鏡報》都作過報道,一些國家駐上海的總領事都有領略郎咸平在主持該節目時的風釆。《財經郎閒評》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實際上已是一個國際品牌。
據央視系統的收視調查公司的調查,《財經郎閒評》節目開播三個月,收視已躍上一點五,有時比一些誤樂及體育節目還高,頻頻躋身上海有線電視節目收視率排行前三名,有時還排名第一。在郎咸平主持下的財經節目成為時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上海女性有三個新時尚﹕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戴卡地亞(Cartier)手錶、看《財經郎閒評》」。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記者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坦誠每週必看《財經郎閒評》,周圍亦有一批女性朋友是這個節目的愛好者。她毫不掩飾地稱讚郎咸平形象迷人,「些許花白的頭髮有歲月的痕跡,但也更顯權威的魅力,他屬於學者、智者、靚者,不少知識女性喜歡」。
有觀眾指,《財經郎閒評》很通俗的分析評論,類似《李敖有話說》脫口秀節目。這位女記者卻並不完全認同,她認為,郎咸平是講財經,其學術性、專業性及說理性更勝李敖。「這個節目停播,損失最大的應該是觀眾,郎咸平以數字說話,案例剖析,每次節目都好像在上 MBA的課程,少了郎咸平,上海觀眾的知情權受損。」這位郎咸平的「粉絲」最後還加一句﹕「我不認為郎教授的普通話有什麼問題。」
其實,受損的還不僅僅是上海的觀眾,《財經郎閒評》節目在江浙,甚至江西電視台都有轉播。一位外地網民在他自己的博客網站上寫道﹕「有段時間,上海第一財經每週五的《財經郎閒評》成了必看節目。郎氏真實嚴謹的治學風格、犀利的觀點和拳拳社會良知,令人追慕。還曾特地發e-mail給該欄目組,譽之為財經界的 Discovery。好久沒看電視了,今天抽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在MSN財經上將《財經郎閒評》的錄影差不多看了個遍。」但這位「郎迷」如此的財經享受,因郎咸平節目遭停播而中止了。
上海嚴義明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嚴義明律師去年批評科龍前董事長顧雛軍涉嫌犯法,並提出罷免。嚴義明曾經作為嘉賓上了郎咸平的節目,聽說郎的節目遭停播,連連說﹕「上海這樣的聲音太少了。」他指出,郎咸平提出的批評比較尖銳,但良藥苦口,「雖然在有些觀點上我們還並不完全一致,但至少郎教授講了事實,有公正性亦有利社會進步」。
有人說,郎咸平就像「皇帝的新衣」裡面的小孩,天真地說出了眾人不願也不敢說出的事實。上海證券分析師梁靈久指出,郎咸平主持財經節目,他的話語風格、語徑與其他主持人不一樣,敢於對商榷的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這是一個評論有深度、視角有廣度的節目,代表了一種聲音。在財經多元化的趨勢下,評論、分析多元化,多種聲音不是壞事,「這樣的財經評論,總比現在一些下三流的電視劇充斥市場要好得多,封掉太可惜」。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上海要繼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路人,就要海納百川,允許百家爭鳴。如果停播郎咸平的節目,真的如金唯一所言僅僅是他的普通話出格而非言論出格,那既然郎咸平可以用他的普通話做嘉賓,《財經郎閒評》就應讓他以嘉賓身份繼續播下去,因為觀眾關心的是節目所帶來的養份,而不會管你的嘉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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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大躍進一年內急升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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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氣勢如虹,一年來升幅高達六成四,冠蓋全球。當年自香港請來金融監管「鐵娘子」史美倫進行改革,現初見成效﹔股權分置改革接近尾聲,市場化和制度化建設加強,投資者信心恢復,推動股市大躍進。股民趨於成熟理性,把資金投入股票基金,以基金為主體的機構投資者日趨重要。上市公司一百大市值大幅增長,反映股市與中國經濟走勢接軌﹔中國石化、招商銀行及寶鋼位居三甲。
中國股市發生戲劇性大逆轉,一年前還在一千一百點低位徘徊的上證綜合指數,一年後卻已經衝破一千八百點,急升六成四,讓看淡中國股市者大跌眼鏡﹗二零零一年六月以來,中國股市大跌四年,市場信心喪失殆盡,整個股市面臨崩盤的危機,中國監管當局適時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股改),加強市場化和制度化建設,終於挽回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扶危木於將傾,股市在今年開始節節攀升。當年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從香港請來金融監管「鐵娘子」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對股市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現已初見成效。
這一波「大躍進」行情是在股改順利進行的背景展開,而下一波將從股指期貨開始。十月二十三日股指期貨草案公布,上證指數大漲百分之二,首次立於一千八百點之上。二零零五年底中國股市總市值佔GDP(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不到兩成,而同期美國股市市值卻是 GDP的一點三倍,因此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外資對此更為看好。隨著中國股市與國際逐步接軌,外資會更深入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中國股市未來一波的躍進將會是空前壯觀。
自二零零一年六月創下二千二百四十五點的歷史紀錄後,中國股市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漫漫熊市,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創下八年來的新低九百九十八點,總市值大幅縮水九千億元人民幣(約一千一百億美元),如果除去增發的新股,中國股市市值實際蒸發掉一萬四千億元。二零零五年中國證監會開始進行股改,股市逐步回暖,到今年更是加速上揚,從去年十月的一千一百點,上升到今年十月的一千八百點。如果從去年六月的低位算起,股指升幅更高達八成。對比全球其他地區股市二十二種主要指數上半年的表現情況,深滬股市漲幅位居第一,冠蓋全球。
股市發威,中國超過七千萬股民也從沉淪多時的股市走出,突破中國股民一貫對政策救市的框框,重拾信心,又一次展示對股市夢幻的期待。面對回暖的股市,股民們也理性很多,一些股民已接受教訓,不直接投入股市,而改以委託基金,請專業人士協助理財。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資料顯示,受股市回暖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投資股票和基金的意願顯著上升。調查顯示,城鎮居民擁有個人金融資產的結構悄然發生改變。在擁有最主要金融資產的選擇中,儲蓄存款佔比下降,股票和基金佔比上升,特別是基金的佔比更是較上季提高了二點七個百分點。分析顯示,以投資基金為主體的機構投資者在股市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表明中國股市和中國股民開始走上了理性成熟的軌道,這可能是中國資本市場近年來的最大突破。
投資基金成時尚
投資基金,讓專業人士代為「炒股」成為一種時尚,「海富通」就是基金管理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部負責人牟永寧介紹,基金提出股票組合,給予專業意見,每個月公布一次投資回報情況,股民可以通過銀行買賣,賺虧都由股民負責,基金就收百分之一點五的管理費。二年的時間,海富通吸收客戶二十萬戶,最低回報都在二成左右,今年上半年都達到四、五成。據悉,上海現有基金管理公司三十七家,管理全國各地二百多隻基金。
崔鈴在一家網絡公司當文員,家裡九八年開始投資股市,二十萬人民幣在二三年內只剩下八萬元,今年這八萬元又陸續回到十三萬。面對新一輪股市熱流,崔鈴已換了一種投資方式,經朋友介紹她選擇了基金,投一萬元買了易方達價值精選基金,幾個月漲了五百元,百分之五的回報超過了銀行定期利率。崔鈴最近還購買了博時二號,是一種複製基金,崔鈴說,這是一個新概念,因為一號走勢好,有六成的回報,所以二號又以一元起募集資金。崔鈴又投資一萬元,一個月賺了一百元。
至六月底,中國股民投資者開戶數達到七千五百二十六萬戶。集中在上半年,中國股市散戶投資者再度蜂擁進入國內股市,希望能從新股重發和飆升的股價中獲利。據中央登記結算公司的統計資料顯示,從去年十二月份以來,股市新開戶數一路攀升,今年三月份的日開戶數已達五千以上,四月十日和十一日的開戶數日均超過一萬二千二百戶。新一代股民的源源不斷加盟,給近期股市漲升增添新動力。五月十六日當天滬深兩市新增開戶數達四萬八千六百五十六戶,保守估計,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新入市投資者超過五十萬。
亞洲週刊二零零六年「中國上市公司一百」排行榜揭曉,本年度中國一百大上市公司總市值也隨大市大幅上揚,反映中國股市結束多年的「跌跌不休」,與中國經濟走勢接軌,並開始接近制度化、市場化的軌道。
亞洲週刊「中國上市公司一百」排行榜,是根據六月三十日在滬深兩地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總市值排出。今年中國上市公司前一百大的總市值為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二點五億人民幣,較上一年度的一萬五千六百零八點五億人民幣,大幅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七﹔這百家企業的總盈利一千三百四十五點三億人民幣,在連年不斷增長的基礎下,總盈利又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點四。過去一年,上榜百大企業有三家虧損,盈利比上年增長的達七十三家。中國股市及中國企業反映出中國經濟成長的特點,開始恢復中國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功能。
中國經濟風起雲湧中的上市公司同樣風雲變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蟬聯冠軍,亞軍由去年排名第四的招商銀行奪得,去年的亞軍得主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位居季軍,去年排名第三的長江電力股份三甲不入。金融業仍然是上市公司的熱點,排名前十位中,金融業企業佔三成,以證券承銷和上市推薦等為主業的中信證券股份業績亮麗,盈利增長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推動股價上升,今年排名由二十六位躍居第六位。經營酒業的貴州茅台酒及宜賓五糧液股份市值大幅飆升,躋身十強。今年有二十四家新上榜公司,其中消費品、商業零售、機械、銀行等行業股票平均上半年度累計漲幅遠遠超過指數表現,為投資者實現了豐厚回報。
牟永寧表示,上半年市場有幾大突出特點﹕一是股改對價過程中的財富效應大幅顯現,並且流通股東與非流通股東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雙贏,投資者對於資本市場的信心在此基礎上開始重建﹔二是全流通後市場價格代表了更廣泛的估值群體的看法,市值真正代表財富,這使企業的經營潛能大大激發,同時伴隨資源的流入,上市公司投資價值得以提升﹔三是市場出現了較明顯的結構分化,分享經濟增長與人口紅利的資源類、消費服務類企業,以及受益於裝備升級並開始表現出一定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類企業都有出色表現,同時一批具備長期增長潛力且內部治理結構良好的個股也開始享有更高的估值溢價。
恢復股市融資功能
中國政府去年開始推行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期間暫停了股市的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希望鼓勵更多專業投資者進入股市。歷史的原因使中國上市公司有先天的缺失,很大部分國有股和法人股不能進入流通市場,是為股權分置。股權分置改革就是要同股同價,同股同權,最終實現全流通。
在利好的資本市場氣氛中,政府又重開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允許新上市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工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招股書,成為中國股市實施股票全部可以流通制度後第一家獲准發行新股(IPO)的公司。這標誌著經過一年重大基礎制度改革之後,中國股市開始恢復融資的基本功能,令沉悶已久的證券市場重又注入新的活力。
牟永寧表示,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證監會做了很多工作,讓股市與國際接軌,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去運作,「朱鎔基請來史美倫,從那時起就強調披露、透明化,強調公司治理及保護中小投資人的利益,幾年來做了很多基礎工作,現在可以看到成果了,也令中小投資者信心重建」。
「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濃墨對中國資本市場提出了全面發展的要求。事實上,經過多年的制度創新、金融體制改革,以及股市的調整,中國股市蓄勢待發。過去的一年,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走過的極不平凡的一年,去年四月底中央順勢出台股權分置改革取得成效。證券分析師周東華表示,這一年,中國證券市場是以股權分置改革為突破口,以貫徹落實「國九條」為基本點,資本市場機制逐步完善,開始步入新的歷史時期。周東華說﹕「現在可以看到當年朱鎔基聘請史美倫的苦衷。幾年中,史美倫就抓制度建設,制定了數百規章,今天的股市可以說已經從政策托市,走向制度救亡。」
股改效應初步顯現
去年五月,股權分置改革啟動,這是一場被稱為中國股市革命性的變革,涉及的上市公司達九成九,到今年九月底,滬深股市完成股改的公司已經達到一千一百七十家,佔應該股改公司總數的八成七,完成股改公司的市值更是佔到總市值的九成三。周東華認為,「股權分置制約和困擾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歷史障礙,正在穩步有序地得以解決,效應已初步顯現」。
股改直接的反應表現在股價的變化上。廣發基金公司投資總監朱平談到股改的貢獻時表示,股改給今年股市貢獻了二成五的上漲幅度。今年股改完成的企業,復牌當天即漲幅五成的例子屢見不鮮,更多的股票是經過一段時間上漲,補去了股改除權的缺口。分析家認為,一般以股改平均十送三左右的對價計算,自然令指數上漲約二成五。有人認為,總體來講,今年股市的漲幅之中,股改貢獻了一半的市值。牟永寧表示,股改當然使中國股市產生質的飛躍,一動把整個基礎改變了,「股改改變了市場各方的主體對股票價格及市場的認識」。
二零零一年以來,是國民經濟難得的快速發展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資料,這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百分之九點五,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百分之二十二,外貿年均增速百分之二十五,居民儲蓄年均增長百分之十七。而作為聚集中國優質企業最多的資本市場,卻沒能反映這些經濟特點,股市連年下滑,下滑的還有股民對市場及政府的信心。這樣的倒掛情況持續多年,今年終於得到改觀。
企業營運利好,經濟持續增長,大勢所趨。新一年股市的強勁走勢,不僅折射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趨勢,也反映了中國改革企業制度、提高經營能力的成就。說明中國資本市場突出重圍,具備了擺脫低迷、走向健康的基本條件,在中國走完入世後五年的緩衝期時,準備進入資本市場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健康道路。■
http://www.yzzk.com/cfm/main.cfm
亞洲週刊.紀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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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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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企改革蠹蟲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時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國內和諧化是當務之急。必須解決政府腐敗低效問題,以嚴刑峻法實行法治。
我仔細研讀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2005年十月)公報,認為五中全會是共產黨本質轉變的開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的「國際和平化,國內和諧化,兩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論」將主導共產黨未來的執政理念。「國際和平化、兩岸和解化」較易了解,我將另外為文討論。我認為真正對中共執政基礎產生衝擊的將是「國內和諧化」問題,而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而這個腐敗階段正是歐洲兩百年前社會主義革命的溫床。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患難,打倒了西方帝國主義,趕走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到頭來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導向,又極為諷刺地把中國帶回了兩百年前以及類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窘境。對外而言,這種單純強調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重蹈日本覆轍——出口激增、以鄰為壑——帶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貿易與匯率的制裁。對內而言,各地政府放棄了本身職能,變成了個大商販,招商引資、賣地籌資搞政績工程,盲目發展經濟,造成中國特有的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大量浪費現象。
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國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著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髮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於死地。中國大地什麼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麼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遊行抗議衝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麼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於嘉利來的股權,於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後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後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後,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複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於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幹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於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氾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佔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佔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佔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佔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於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麼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鬥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這種人吃人的國家還配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嗎﹖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共產黨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後也被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佔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蹟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後,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幹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就是因為這些改革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現象太過嚴重,因此五中全會「國內和諧化」的理念就特別地具有時代意義。從我前面所分析的問題看,目前在這片壞土壤上以簡單經濟發展為唯一考量的發展觀,已經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和諧,而國內和諧化將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社會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不穩定、暴動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在社會不和諧的危機之下,學者專家卻仍然高喊著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的目標的理念將會如同菲律賓等國一樣,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譽
宗教信仰是靠歷史的傳承,禮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積累,絕對無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這套系統。透過長期的法治化建設形成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以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為應當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須利用嚴刑峻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可是嚴刑峻法的推動脫離不了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的執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來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機構的囂張氣焰,不但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為已經開始動搖國本。有這樣的地方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國內和諧化的改革越發艱難。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整肅吏治,因為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難徹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問題,也無法推動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
其具體做法應重新定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首先我們要確立一個理念,何謂正確的政府職能。各級政府的職能不應以經濟建設為唯一的目標,更不是像目前各級政府一樣的大商販的身份。協調發展才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只有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廉潔和高效的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全面腐敗與低效率曾經引發了大面積的體制改革的討論。一些食洋不化的專家學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監督包括民主(議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體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監督能否到位還遙遙無期,而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綱的錯誤思維已經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盪和不和諧。
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歸咎於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解太過膚淺所致。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當時的香港有民主嗎﹖有民意監督嗎﹖有輿論監督嗎﹖都沒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體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就上門抓人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遞解出境。這種威權體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潔與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類似。可是,亞洲其他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引進了民主與輿論監督,但是政府的腐敗和低效依然嚴重而不能解決。而這也是我為何主張單靠民主與輿論監督不能解決腐敗與低效的主因,因為民主與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這也是為何民主與輿論監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國家有效而在亞洲大部分國家無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潔和高效來自於英國人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麼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協議轉讓為例,如果規定要競價拍賣,那麼競價拍賣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領導拍板決定。以往領導有很充分的空間去討價還價,由於沒有一個價格機制在,因此需求量是無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競價拍賣就是一個規範的流程,減少了官員腐敗的空間,而且由於價格的調整使得需求減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開競價,港府官員沒有貪污的空間。而如何補償拆遷戶都有一整套的程序,雙方都沒有議價的空間,因此大幅減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脅。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著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毫無疑問,「國際和平化」及「兩岸和解化」的推動,與「國內和諧化」的日益惡化,更顯現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論」的迫切性,而解決「國內和諧化」是重中之重。在國內法治化的建設還未完成的前提下,我們應以嚴格流程化的管理解決各級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的現實情況,然後以嚴刑峻法解決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
原文在【亞洲週刊】.作者: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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