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該檢討什麼？  

葉仁昌（作者為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

近日，沸沸揚揚的倒扁浪潮，也波及了李遠哲。社會上有不小的聲音，要求他出面，為他當初挺扁來道歉，並呼籲阿扁下台。李遠哲當然不會去做這件事。但如今，若回顧以往並且反省的話，李遠哲和台灣的知識分子，應該從中有所學習。

有些人質疑李遠哲違背學術中立。這一點，我卻要為李遠哲辯護。知識分子除了學術之外，還要有社會良知。中立只是倫理的一部份；更可貴的是，良知對社會的揭露和批判。即使是裁判和法官，被期待的，也不是中立，而是真理和正義。

中立是一個負面的字眼。它可能是冷漠的藉口，事不關己。缺乏對別人的關切、以及對社會作為共同體的委身熱情。這可以稱為「疏離的中立」。它也可能是「功利的中立」，就是不得罪任何一方，以免危害自己的利益。尤其在勢均力敵時，最怕押錯寶。但只要利之所趨，這樣的中立可以隨時拋棄。還有一種「鄉愿的中立」，它總在別人的衝突中，丟出廉價的折衷調和。大家都有道理，也都沒有錯；或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平。這只是和事佬，沒有是非曲直。

良知，涵蓋了中立、又突破中立。它讓自己捲入衝突、沾染是非，卻比沉默和沒有是非，更面對真實、帶來進步。它既是作為人的一種道德使命，也是最有智慧的社會選擇。

然而，李遠哲在秉持社會良知之際，卻忽略了知識分子表達的最好方式：對某種現象或事件，提出評論及改革，而不是為某政黨或候選人背書；是對社會的方向和願景提出指引，而非在不同的政治勢力中作選擇。

箇中的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對於人或政黨認同，總難免夾雜著許多利益和情感因素；而對於事，則易於只站在理的層次來面對。李遠哲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不該忘記，讀書人經常自詡的一個美德，就是「對事不對人」。人，屬於關係的範躊；事，屬於理性的領域。更關鍵的是，人是會變的、不可信賴，而事卻有其常軌。

我欣賞李遠哲對這塊土地的愛和委身。也佩服他讓自己捲入衝突、沾染是非的勇氣。只不過，知識分子在拒絕疏離的同時，還需要距離；在選擇投身之際，還得畫出界限。距離是為了清醒，界限是為了獨立。

李遠哲的錯，不是錯在挺錯人了，而是他應該去挺一個「理」，不是去挺某個「人」。他逾越了投身的界限，讓自己與政客和政黨沒有距離。

台灣的悲哀，其實不是藍綠對決。因為，政黨互相競爭本來就是民主的常態。真正的悲哀，是在競爭的過程中沒有裁判；或者說，裁判都喪失了公信力。舉凡大眾媒體、社會賢達和知識份子，甚至檢調高層，都穿上了藍綠球衣，上場拼鬥。

李遠哲的盲點，就是沒有看到，少一個有公信力的自己，遠比少一個總統阿扁，對台灣的損失更大。賽局的輸贏是一時的，經由裁判所維繫的正義和對輸贏的公信力，卻是長久的。

李遠哲不必對阿扁的墮落負責。他需要檢討的，是表達社會良知和參予的分際。從錯誤中學習，是一種可貴的成長。怕的是，今天還有一大堆的知識分子、媒體人和牧師一意孤行，繼續重蹈覆轍。         ( 2006.06.27　中國時報 )

賀！李遠哲神話破滅 

黃創夏

真爽，看到李遠哲終於站出來，他遮遮掩掩，不乾不脆的發表了所謂的「四點聲明」，又看到李遠哲被媒體追問時，那種欲語還休，左支右絀的窘態，心裡真是爽到了極點。

爽！並不是因為李遠哲終於被「尋」到了。事實上，南方朔發表了「清流與濁流」的思辯之後，就已點明了，李遠哲神話註定會破滅，李遠哲也根本不可能再講出來什麼大道理了，社會也從來不需要企求，李遠哲會為他的過往，向人民清清楚楚地交待。

但是，如果各界齊心，能夠逼出李遠哲，卻是讓台灣有「向上提升」契機，所必需要的過程。因為，從李遠哲的窘困中，從各界對李遠哲的持續質問中，看到了台灣終於進入了社會學大師韋伯所說的民主深化，必需要「除魅」、「毀神」的階段，台灣的民主鞏固，終於可以擺脫「李遠哲神話」，人民終於知道「神」並不存在，終將要靠自己求真理，台灣終於真正露出了「向上提升」的曙光。

民主要成熟，最害怕一種人：就是那以種自以為是民主代表、民主先鋒、人民的「啟蒙導師」那一種人。民主真正可貴之處，在於民主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程序，任何由上而下的指導，其實都擺脫不了「家父長」的父權心態，都是一種「英明」領袖登高一呼，庶民跟進的權威型態，其實，還是一種「領袖VS.徒僕」的模式，根本上仍是在破壞著民主的真精神。

另一方面，人智有限，不論是所謂的民主導師、精神領袖，不管他曾經多有智慧，但他的視野其實都有局限性，必然限制了真正民主成熟所需要的空間。

當前台灣的困境，就在於民主還是遠遠不夠，但民主「導師」一向卻太多太多了。

李遠哲神話，就是這種「導師」現象的總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長期被這種「導師」光環所籠罩，忽略掉了這些「導師」之指引，其實是建構在極不民主、更不平等的「階級」意識之中，台灣之民主，更因這些「導師」們壟斷掉了批判的市場，真正的公民論壇一直無法建立。

從時空因素探究，「導師」神話會在台灣誕生，和過去的威權體制和經濟不自由有密切的關聯，在蔣介石那個把台灣當成殖民地，所有資源都被他挪去滿足他「反攻復國」幻夢的時代裡，台灣基本上是一個「鎖國」時代，那一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民連三餐都不可能溫飽了，更不用說讓子女受太好的教育，當然，還想要能讓子女出國深造，吸收先進思想，根本是天方夜譚了。

這種時空下，1950、60年代，第一批能夠出國深造的學子，除了少數真正是資賦優異，得到高額獎學金的人之外，能夠出國的，絕大多數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子女，或是大學教授、政府高階公務員家庭以及台灣傳統鄉紳子女。他們對台灣的認識，和對生活與生命的理解，坦白說，一出生就是得天獨厚，都不是台灣人民所能企望的；當然，這批人對台灣的理解，其實也一向和真正的庶民有天差地別的鴻溝。

這批「幸運之子」到了美國，在課堂之餘，有幸吸收了一點點民主觀念，開始對台灣的威權體制有了懷疑，有一批人，對國民黨懷疑，所以引發了一波「回歸中國」的浪潮，陳若曦就是著名的代表；另外一批，則是對中國依然疑懼，想要改變台灣的政局，例如，也是「國政顧問團」成員之一的殷琪，想法最激烈，她曾經在一次訪問中透露，蔣介石過世時，她在美國時曾經想要花錢「僱傭兵」，送回台灣發動革命，推翻國民黨。

資產階級和派閥知識分子因為家大業大，「革命」，當然祇是嘴巴說說而已，他們終究沒有行動，但歷史的機運來了，蔣經國接位後，為了保住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在台灣的繼續統治的正當性，發動了「革新保台」運動，以經濟發展為主軸，進行國民黨政權和台灣整體國運的深化結合。

要改革經濟當然需要專業人才，蔣經國因此推動了「國建會」，大量邀請這些第一批出國深造的學人建言，這一批人的視野當然比困居在島內，為生活打拼的台灣絕大多數人寬廣，往往能講出一堆大道理，不知不覺都成了言論領袖，頭頂上有進步分子的光環。

蔣經國晚年，當台灣人民經濟生活改善，對公共事務有更多參與動力下，被迫開啟了台灣民主化列車；蔣經國啟動民主化後，不旋踵就過世，李登輝在風雨中接位後，權力基礎原本就不穩固的他，為了對抗國民黨老派勢力，以「民主化」為由，拉攏新勢力是它的策略選擇，就在這種統治階層的權力矛盾之中，台灣因緣際會，大步伐邁向民主。

但是，民主是什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祇有懵懵懂懂的認知，於是，台灣第一批的出國深造分子，挾著他們在美國一知半解的體會，紛紛成了「人民的導師」，扮演起「啟蒙者」角色，也因此壟斷了公共言論的空間。

問題是，在這段歷史過程中，這批人的階級問題一直沒被國人檢驗，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驗，更是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生活截然不同，但他們早就忘掉了這個根本性的差別，在歷史條件的寵愛中，他們以他們的體驗為真理，以指導者的姿態，指指點點起台灣的一切。

人民呢？一方面苦於生活奔波，無法多思索和研究；另一方面，既然有這麼多「人格者」、「啟蒙家」在指導，跟著他們走就對了，更何況，這些人還是「國際級」大師，見多識廣，一定不會錯，何必讓自己這麼累，何必還要想這麼多。

在這種背景下，所以，挾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因此成了所有領域的指導者，當時，他說要搞教改，誰敢不聽他的；他說九二一震災應該要怎麼做，政府就得跟著做；他說，台灣的論文水準還不夠，整個國科會和大學就拼命搞論文數量……終於，他說，支持陳水扁就是「向上提升」，頓時捲起千堆雪，收割掉政黨輪替的歷史光環。

這批「指導者」沒想到的是，蔣經國雖然不太讀書，但對讀書人敬重；李登輝則基本上愛讀書，也對讀書人敬重三分。但是陳水扁，卻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權力動物，拿到大位之後，對這批讀書人根本是甩都不甩。2000年，李遠哲和這批「指導者」興沖沖搞的「兩岸跨黨派小組」，阿扁完完全全懶得搭理之後，這批過去根本沒和權力者真正抗爭過的「指導者」，從此陷入了窘困，也許，他們不是不想說話，而是，當權力者真正逞威時，他們，骨子裡根本沒有對抗權力的勇氣。

不過，他們壟斷言論太久了，在一般人民心中，他們依然還是「神」，大神依舊佔住神桌，三不五時，還是發表些不痛不癢之言，透過一些小祭司，假傳「神喻」蠱惑人心一下。

終於，李遠哲神話在和權力掛勾，又對權力無可奈何之下，露出了真面目，這些壟斷言論的「神」，從此跌落凡間，和庶民平等，台灣的言論空間，從此擺脫了「神旨」控制的宿命，人人平等，豈不值得浮一大白，祝賀一番！

2006.07.02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