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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學習“死亡課程”~抗爭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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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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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在上《死亡哲學》課

哲學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書。這學期一開課,他在台上提問:“我今年55歲,你們今年25歲,你說咱們比起來,誰離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張年輕面孔看著已經謝了頂的教授,哄笑一片。“你們都笑了。我比你們老,好像我比你們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著說,“可是,死亡的偶然性決定,我們跟死亡的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一堂主題為“死亡”的課程。在這裡,沒有一味地抹眼淚,也沒有驚慌失措的恐懼,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討論一個問題~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迴避的節目,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

  事實上,“死亡課”出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在美國的耶魯大學,不同背景、不同膚色、不同性格的老師站在學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述著“死亡的意義”。

  “我們在課堂上會傳達關於死亡的不同觀點,希望引起對平時不怎麼會去思考的話題討論,讓同學去反省當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講授“死亡課”的陶國璋教授說,“關於死亡,我們沒有正確答案。其實死亡沒有什麼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課堂上討論了這些故事後,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那麼少

  在所有的“死亡課”中,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的《死亡哲學》可能是最有名的一個。他的課程錄像被放在網絡公開課上,獲得了數億次的點擊量。

  “我本來從沒想過要開一門關於死亡的課程,但是我發現,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醫院。”卡根說,“這太荒謬了!漸漸地,我們對於死亡的理解變得同質化,它變得只跟上帝有關,只跟醫學技術有關,但是拋開宗教和醫學,死亡究竟是什麼,我們居然沒有一個平台可以討論,這讓我很不滿意。”

  於是,卡根開設了這門叫做《死亡哲學》的公共選修課。上課的時候,穿著牛仔褲和球鞋的他不准學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歡學生叫他“雪萊”,他還喜歡像參加聚會一樣,盤腿坐在講桌上,跟學生們分析死亡。

  “我是個哲學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這裡跟你說話。” 卡根盤著腿坐在講桌上,攤著手說,“你不要跟我討論社會學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別跟我說美國的殯葬業有多暴利。反駁我的時候,不要說‘因為上帝是這麼說的’或者‘神是這樣安排的’。在這間教室裡,我們只討論死亡的哲學話題,用哲學的方式。”

  北京大學的王一方在網上看完了卡根的課程錄像,感受簡單而強烈。“太長了,太學院派了,太像個哲學家了。”他總結說,“這法子不太靈。”

  在他的“死亡課”上,他曾經邀請儒家學者來講“孔子的死亡觀”,為了講得有深度,他還特意請了一個“特別有名頭的哲學家”。結果,台上的哲學家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台下的學生安安靜靜,下課後王一方一打聽,“都沒聽懂”。

  “死亡教育是一顆發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會吃的。我們隻能加點糖、加點奶,攪拌攪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們才會願意吃。”王一方說,“只要讓人們吃下這顆巧克力,他們就會自己去體會裡面苦的味道。”

  不過,雖然也想跟卡根一樣,開一門獨立的“生命哲學”課,但現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實是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授。他給本科生開的那門課,叫《自然辯証法》,給博士生開的課,則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按照教學大綱,他應該在課堂上按條目講解“自然觀、世界觀、價值觀”,不過熱衷研究生死話題的他,每次上課都要“偷偷運點私貨”。

  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上,他講的馬克思不是那個“恨不得天天指點江山的高大偉人”。“馬克思是個病人,你知道嗎?”王一方說,“他不僅是個病人,還是個病人家屬。”

  這個做醫學敘事學分析的老師翻出來馬克思的私人書信,有理有據地分析著: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兒去世了,自己還落了一身病,抽煙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瘡,一輩子沒有幾天清淨日子,天天跟死亡做鬥爭。他寫給恩格斯的信裡,說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論,而是借錢治病,往往他大費周章寄信過去,只是為了提醒恩格斯還他2英鎊的稿費。

  “第一堂課講完馬克思的死亡觀,後面基本上就沒人逃課了。”王一方笑道。

  這個時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國璋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教授,他教授的《死亡與不朽》課程已經開課20多年。他課上的學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輕,大都是剛上大學沒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課,陶國璋看著台下年輕的面孔,都會開玩笑地跟他們說:“大家怎麼這麼想不開呀?你們才這點年紀,就都跑來學習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課老師不太一樣,陶國璋教授這門課跟自己的經歷有很大關系。他7歲的時候就患上腎病,39歲那年又動了腎臟手術,被疾病折磨許多年,“有好幾次跟死神打了聲招呼”。

  因為生病,陶國璋常常一個人在醫院養病。在那時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題的電影,閱讀了許多關於死亡的哲學經典。他讀到了尼采的話,“如果一個人在世界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夠面對任何的困難。”所以直到現在,碰到跟死亡有關的新聞,他還會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要活下來,為什麼不能放棄。

  讓他意外的是,當他回到學校教書,發現那些健康的年輕人,竟“對價值有一種失落”。他們動不動就放棄,有的因為情緒波動就放棄考試,有的沒讀完大學就堅持要退學。

  陶國璋說,年輕人的放棄讓他很擔心。“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死,但我們這個時代卻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輕人這麼輕易地放棄了各種豐富的生命體驗,跟他們對於自我價值的理解有關,生命似乎輕得著不到地。”他說,“死亡其實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參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難以找到生命的價值。”

  於是,陶國璋在總共13節的死亡課裡,邀請不同背景的人,講述自己視角下的死亡~佛學研究者講述佛家的死亡,醫生跟學生講“什麼才算好死”,甚至還有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課堂上跟學生分享真實的案例。

  “宗教對於死亡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在通識課講死亡,我還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思考。”陶國璋說。

  在復旦大學,同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胡志輝,開了一門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課程。2005年開課時,幾乎每個人都會過來問:“什麼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輝說,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課的方法很特別~學生做主導,由他們自己去挑,要講什麼話題。

  在幾次課上,學生主動提出,聊聊死亡。在一個坐了20人的小教室裡,學生們自己站起來講講,自己生活中曾經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殺,同學跳樓,親人辭世。

  “在我的課上,我不講理論,主要讓學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經歷。我覺得對一個人影響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經驗,所以在這樣的課上,我們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體驗,看到人性的豐富多彩,相互分擔。”胡志輝說,“這樣不會告訴你一個答案,告訴你該如何承受死亡,但通過看到不一樣的生活,豐富了我們自己的生活,讓我們多點對生命的理解。”

  盡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討論還是略顯單薄。雖然胡志輝也想多講講關於死亡的話題,但是由於他的課程奉行“學生主導”,所有話題都是學生選擇的,所以,超過一半的話題都是“愛情”,隻有星星點點的幾節課在討論“死亡”。

  “看來,愛情比死亡更堅強。”胡志輝調侃地說。

  失去了讓死亡“脫敏”的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對生的恐懼

  王一方也喜歡讓學生自己講故事。比如講到人類學視角下的死亡,他就會請農村來的同學,給大家講講村裡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記憶裡,在農村幾乎每個月都能碰到“村頭故事”~村子裡有人去世,家裡人會在村頭辦喪事,有人敲鑼打鼓,戲班子搭台唱戲,親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圍,晚輩去磕頭,鄉裡鄉親去隨點份子錢,送逝者一程,最後村子裡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戲,放鞭炮,熱熱鬧鬧地吃一頓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別。

  所以,村莊裡的死亡並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壞事。通常情況下,如果喪事辦得好,家裡人還會感到安慰和滿足,“走得挺風光的!”。

  王一方發現,一說起這些“村頭故事”,來自城裡的學生都不怎麼說話,“看上去都挺慚愧的”,因為他們住在城裡的單元房裡,有時候隔壁房間有人去世,他們常常過了很久都還不知道。

  “村頭故事對於我們每個人,是一種‘死亡脫敏’。它告訴我們,‘死亡就是夜幕降臨’,‘回到祖宗的懷抱’,沒什麼好害怕的。我們當下之所以恐懼死亡,是因為死亡被現代醫學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裡痛苦地插著管子的樣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錢,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導致親人傾家蕩產。”王一方說,“失去了村頭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我們對生的恐懼,對家庭經濟的恐懼,對人倫關系的恐懼。

  這位哲學教授感嘆:“村莊的淪陷”讓死亡成了“躲在暗房裡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們失去了‘村頭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機會’。”

  為了讓死亡“感光”,陶國璋也在課堂上鼓勵他的學生去參觀殯儀館,到解剖室觸摸屍體。一開始只是課堂建議,結果沒人去﹔後來他給這個參觀加了一個學分,還是好多人不願意去﹔最後,陶國璋“掌握了上課技巧”,立下規定,要麼參觀殯儀館,要麼寫讀書報告。結果,“學生們都去搶到殯儀館參觀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訴媽媽上課要去參觀殯儀館,結果換來她的質疑,‘這是什麼課?這地方有什麼好去?’”陶國璋的學生在參觀後寫信給他說,“可我到了才發現,光是棺材就有不同價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購買的時候一次結清還是分期付款,原來死亡也有這麼多講究。”

  陶國璋發現,年輕人其實對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課上到一半,他帶著學生到距離教室不遠的解剖室參觀,本來想著待上十幾分鐘就回教室,結果一下子待了45分鐘。原本以為學生們會恐懼冷冰冰的屍體,但他們卻真的伸手去觸摸實驗室裡的解剖樣本,還團團圍住管理員,好奇地問各種問題~這些供實驗室解剖的遺體都是哪些人捐贈的?捐獻的遺體能做什麼實驗,有什麼用?

  當然,也有學生不能接受這樣的課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殯儀館,我可不選這門課了。”一個上過《死亡與不朽》課程的內地學生說,“我當時選這門課,可全是因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課堂報告)啊!”

  不過,這個避諱談及“死”的學生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在課堂上第一次看到電影《入殮師》,了解到死亡之後還有許多莊重的儀式。雖然直到現在他還是會把“殮”字念錯,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來死亡不是終點,後面還有這麼多故事”。

  日本影片《入殮師》劇照

  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上“死亡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醫學博士的中國留學生小鄧說,自己也上過這門課,但是很無聊,能逃則逃,因為這種課,“效能太低”。

  “醫學告訴我要‘改變死亡’,你上個死亡課告訴我要‘接受死亡’,這不是和醫學精神背道而馳嗎?”小鄧說,“我有那功夫還不如去學點技術,想著怎麼早點把人治好呢!”

  這個在腫瘤科實習的醫學生說,第一次親眼見到的死亡,是腫瘤終末期的病人。因為病情反反覆覆,死亡其實是個“沒完沒了”的漫長過程。他說,當最終看到病人的生命體徵消失,他心裡隻有一個念頭,“這就是死亡,不過如此”。

  “你能在課上講那麼多道理,完全因為那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當你自己面對死亡的時候,就隻有0和1,簡單粗暴。”他說。

  王一方在課堂上要面對像小鄧一樣的年輕醫學生。有次他在課上講“馬克思之死”:凌晨兩點,恩格斯下樓跟人說了兩句話,上樓一看,馬克思坐在搖椅裡,因為呼吸衰竭,在短短兩分鐘內猝死。

  聽完這一段,台下的醫學生一臉羨慕地跟王一方說:“馬克思能這麼死就挺不錯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鄧說,他在醫院病房裡經歷的死亡,大多意味著體力活兒,抑或是一場令人疲憊的拉鋸戰。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幾十分鐘他就會被叫起來,急匆匆推著醫療推車衝進病房,按照標準在胸口按壓幾次,再根據流程胸外電擊幾次,來來回回如是反覆,往往折騰了一整夜,只是單調枯燥的醫學操作。有時候他覺得自己面對的似乎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標注著疾病指癥的“病”。

  “現在醫學技術的進步,讓死亡的定義已經被顛覆了。今天的醫學幾乎可以讓我們實現‘永不關機’,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機器的幫助下一直維持生命體徵。”王一方說,“今天的死亡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技術搶救的過程。沖著1%的希望,花費100%的努力。沒有靈性的照顧,沒有讓病人給親人道別的過程。”

  所以,他常常在課上,對台下那些未來的醫生說:“你們一定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現在你們是戰士,面對死亡只能抗爭,不能放棄。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戰士,又要做將軍,既要有魄力發布總攻令,也要有智慧簽署投降書。”

  然而,跟死亡妥協的經歷,卻讓小鄧這樣的醫學生難以避免地感到煩躁。他所經歷過最難忘的“死亡課”,來自臨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腫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兩點鐘,小鄧一次次被護士叫起來,衝進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復“沒完沒了”的技術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甦醒過來,就虛弱地小聲鼓勵小鄧,要努力學習,醫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鄧累得額頭冒汗,結局卻並沒有因此改變,死亡還是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老人看著被自己折騰得一整夜都沒法睡覺的年輕人,用僅剩的一點力量,輕輕捏了捏小鄧的手,艱難地說出他人生最後一句話:“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

  在卡根的“死亡課”上,曾有一個特殊的學生~入學的時候,他就被診斷為癌症晚期,醫生告訴他,他的大學也許沒有多少日子。儘管如此,他還是許下心願,想要完成大學生活。這個男生選了儘可能多的課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學》,一個他即將面對的課題。

  雖然知道課上有這樣一個特別的學生,但卡根並沒有對這個男生太過留意。不過他也發現,越來越多學生像這個男孩一樣,對他的課充滿好奇。

  卡根說,他在耶魯大學一直是個“默默無聞的哲學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學開會才發現,“我好像突然變成了搖滾巨星”。在這裡,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簽名,甚至回到耶魯,路上遇到中國學生,還有人興奮地攔住他,一邊看著他一邊給同學打電話,讓他跟電話那端的人說,“我是那個教死亡課的雪萊”。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網搜索答案,看不懂漢語的他還拿谷歌翻譯網頁。結果他發現,“我好像在亞洲特別有名”~他關於死亡的書在美國銷量慘淡,卻在韓國登上了暢銷排行榜,韓國媒體甚至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兒”。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會這麼喜歡我的課,要知道,那可是一門哲學課。”卡根說,他常常勸看過錄像的學生不要選自己的課,因為他懷疑選課的學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後能在簡歷上寫一句很酷的話,“我學過死亡”,“我的死亡得了Α”。

  後來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開車遭遇車禍。當兩輛車就要相撞的時候,卡根說他立刻意識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時候,我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錯了,上課的時候說錯了’。我意識到,原來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死亡,而當死亡真的到來時,坐在講桌上的那套邏輯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憶說。

  最終逃過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後,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動手修改他的論証邏輯。

  事實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王一方開了一門叫做《中日對決與中日生死觀》的課程,帶著他的學生用生死觀去反思現實的衝突,“哄”著他們去思考死亡的意義。

  “你不要簡單地做一個仇日派的憤青,你要去做個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說,“日本人的殘忍、堅韌,都來自他們的生死觀。

  不過,這樣的教學模式並不討所有人喜歡。每學期督導組來旁聽課,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師你這樣不行啊,你上次講喬布斯去世,這次又講曼德拉過世,這樣不夠標準化啊!你得按大綱來,算清楚每節課涵蓋多少知識點,每個知識點依次講三分鐘……”

  還好,同去聽課的評課老師都力挺他。雖然哲學課“砍課砍得很厲害”,但他的課卻得到了這樣的評語:“不用改,這樣挺好,就得這樣。”

  讓死亡擁有多種正確答案

  在講了20多年《死亡與不朽》後,到明年7月份,陶國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齡。

  “大概是以為我要退休,以後就不上這門課了,這學期還沒結束,下學期的課程現在已經選滿了。”陶國璋說著笑了起來,“可是我還沒想好呢,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還不想停下來。”

  卡根也從教授“死亡課”中獲得了很大的樂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學生給他的評語。

  他說,幾乎每次“裡面都充斥著一對對反義詞”——既有“雪萊你的課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淺”,又有“雪萊你的課簡直糟透了,我來上課真是浪費時間”﹔有人形容他“極有邏輯”,有人說他“毫無邏輯”﹔有人讚這堂課“妙語連珠”,也有人批評他“全是廢話”。

  “我的目標是,讓你們在這裡試試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說,“至於死亡本身,我本來也沒準備一個唯一的正確答案。我只希望你們可以在這裡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靜下來跟我一起想想‘死亡’這個問題。”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頭。他對“死亡課”的狀態挺滿意~哲學從逃課重災區變成了旁聽大熱門,這已經是勝利了,更何況在他看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在很虔誠地參與思考,尋找他們自己的“靈魂覺悟”。

  “我追求的是靈魂的發育,而不是知識的灌輸。”王一方說,他最後也不期待什麼的考試,只要學生寫篇文章,說明白自己心裡在想什麼,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訴我死亡的定義是什麼,大多數人要到了45歲以後才開始真正思考死亡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歲試著面對一下45歲的問題,自己去思考。”

  不過,跟著他一學期後,有些學生也變得像他一樣,一張口就文縐縐的。臨結課的時候,他們還能學著王一方的樣子,背出史鐵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裡,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從那次車禍恢復後,回到耶魯的卡根非常希望見到那個同樣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這個學生的病已經進入終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過自己最後的幾天生命。

  學校專門派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到他家裡,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畢業的消息。由於他已經進入病危階段,每隔一會兒就會陷入昏迷,失去意識,院長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著每一次他甦醒過來,一字一句地為他宣讀已經取得的成績。

  在經歷了許多次昏迷和甦醒后,成績單終於唸完了。院長對躺在病床上的他說:“你獲得了足夠的學分,從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魯大學畢業生。”

  不久後,這個學生去世,卡根去參加了他的葬禮。在那裡,他第一次了解了這個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學生。他的同學告訴卡根,因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天,這個學生就像突然獲得一天假釋的囚犯一樣,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學習,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學的記憶。他比其他人更加“敢於嘗試所有人生體驗”,“因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給每個學生評分時,在成績單上又看到了這個男生的名字。雖然知道他生前多麼用功,可是已經去世幾個月的他缺席了後半學期的課程,缺席了期末考試,缺席了小組討論,達不到《死亡哲學》課評分的許多項標准。

  卡根說,他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按照課程標准,給他評分不及格。“沒辦法。”卡根說,“在這件事面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於是,在這名特殊的耶魯大學畢業生的成績單上,他的努力和用功為他贏得了大部分課程的學分,但是在“死亡”這門課上,他最終還是沒能通過,他的“死亡”並沒能得到一個Α。

2013年12月26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http://scitech.people.com.cn/BIG5/n/2013/1226/c1007-23949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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