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書。這學期一開課，他在台上提問：“我今年55歲，你們今年25歲，你說咱們比起來，誰離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張年輕面孔看著已經謝了頂的教授，哄笑一片。“你們都笑了。我比你們老，好像我比你們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著說，“可是，死亡的偶然性決定，我們跟死亡的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一堂主題為“死亡”的課程。在這裡，沒有一味地抹眼淚，也沒有驚慌失措的恐懼，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討論一個問題～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迴避的節目，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
事實上，“死亡課”出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在美國的耶魯大學，不同背景、不同膚色、不同性格的老師站在學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述著“死亡的意義”。
“我們在課堂上會傳達關於死亡的不同觀點，希望引起對平時不怎麼會去思考的話題討論，讓同學去反省當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講授“死亡課”的陶國璋教授說，“關於死亡，我們沒有正確答案。其實死亡沒有什麼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課堂上討論了這些故事後，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那麼少
在所有的“死亡課”中，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的《死亡哲學》可能是最有名的一個。他的課程錄像被放在網絡公開課上，獲得了數億次的點擊量。
“我本來從沒想過要開一門關於死亡的課程，但是我發現，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醫院。”卡根說，“這太荒謬了！漸漸地，我們對於死亡的理解變得同質化，它變得只跟上帝有關，只跟醫學技術有關，但是拋開宗教和醫學，死亡究竟是什麼，我們居然沒有一個平台可以討論，這讓我很不滿意。”
於是，卡根開設了這門叫做《死亡哲學》的公共選修課。上課的時候，穿著牛仔褲和球鞋的他不准學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歡學生叫他“雪萊”，他還喜歡像參加聚會一樣，盤腿坐在講桌上，跟學生們分析死亡。
“我是個哲學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這裡跟你說話。” 卡根盤著腿坐在講桌上，攤著手說，“你不要跟我討論社會學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別跟我說美國的殯葬業有多暴利。反駁我的時候，不要說‘因為上帝是這麼說的’或者‘神是這樣安排的’。在這間教室裡，我們只討論死亡的哲學話題，用哲學的方式。”
北京大學的王一方在網上看完了卡根的課程錄像，感受簡單而強烈。“太長了，太學院派了，太像個哲學家了。”他總結說，“這法子不太靈。”
在他的“死亡課”上，他曾經邀請儒家學者來講“孔子的死亡觀”，為了講得有深度，他還特意請了一個“特別有名頭的哲學家”。結果，台上的哲學家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台下的學生安安靜靜，下課後王一方一打聽，“都沒聽懂”。
“死亡教育是一顆發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會吃的。我們隻能加點糖、加點奶，攪拌攪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們才會願意吃。”王一方說，“只要讓人們吃下這顆巧克力，他們就會自己去體會裡面苦的味道。”
不過，雖然也想跟卡根一樣，開一門獨立的“生命哲學”課，但現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實是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授。他給本科生開的那門課，叫《自然辯証法》，給博士生開的課，則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按照教學大綱，他應該在課堂上按條目講解“自然觀、世界觀、價值觀”，不過熱衷研究生死話題的他，每次上課都要“偷偷運點私貨”。
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上，他講的馬克思不是那個“恨不得天天指點江山的高大偉人”。“馬克思是個病人，你知道嗎？”王一方說，“他不僅是個病人，還是個病人家屬。”
這個做醫學敘事學分析的老師翻出來馬克思的私人書信，有理有據地分析著：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兒去世了，自己還落了一身病，抽煙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瘡，一輩子沒有幾天清淨日子，天天跟死亡做鬥爭。他寫給恩格斯的信裡，說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論，而是借錢治病，往往他大費周章寄信過去，只是為了提醒恩格斯還他2英鎊的稿費。
“第一堂課講完馬克思的死亡觀，後面基本上就沒人逃課了。”王一方笑道。
這個時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國璋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教授，他教授的《死亡與不朽》課程已經開課20多年。他課上的學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輕，大都是剛上大學沒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課，陶國璋看著台下年輕的面孔，都會開玩笑地跟他們說：“大家怎麼這麼想不開呀？你們才這點年紀，就都跑來學習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課老師不太一樣，陶國璋教授這門課跟自己的經歷有很大關系。他7歲的時候就患上腎病，39歲那年又動了腎臟手術，被疾病折磨許多年，“有好幾次跟死神打了聲招呼”。
因為生病，陶國璋常常一個人在醫院養病。在那時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題的電影，閱讀了許多關於死亡的哲學經典。他讀到了尼采的話，“如果一個人在世界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夠面對任何的困難。”所以直到現在，碰到跟死亡有關的新聞，他還會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要活下來，為什麼不能放棄。
讓他意外的是，當他回到學校教書，發現那些健康的年輕人，竟“對價值有一種失落”。他們動不動就放棄，有的因為情緒波動就放棄考試，有的沒讀完大學就堅持要退學。
陶國璋說，年輕人的放棄讓他很擔心。“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死，但我們這個時代卻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輕人這麼輕易地放棄了各種豐富的生命體驗，跟他們對於自我價值的理解有關，生命似乎輕得著不到地。”他說，“死亡其實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參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難以找到生命的價值。”
於是，陶國璋在總共13節的死亡課裡，邀請不同背景的人，講述自己視角下的死亡～佛學研究者講述佛家的死亡，醫生跟學生講“什麼才算好死”，甚至還有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課堂上跟學生分享真實的案例。
“宗教對於死亡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在通識課講死亡，我還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思考。”陶國璋說。
在復旦大學，同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胡志輝，開了一門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課程。2005年開課時，幾乎每個人都會過來問：“什麼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輝說，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課的方法很特別～學生做主導，由他們自己去挑，要講什麼話題。
在幾次課上，學生主動提出，聊聊死亡。在一個坐了20人的小教室裡，學生們自己站起來講講，自己生活中曾經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殺，同學跳樓，親人辭世。
“在我的課上，我不講理論，主要讓學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經歷。我覺得對一個人影響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經驗，所以在這樣的課上，我們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體驗，看到人性的豐富多彩，相互分擔。”胡志輝說，“這樣不會告訴你一個答案，告訴你該如何承受死亡，但通過看到不一樣的生活，豐富了我們自己的生活，讓我們多點對生命的理解。”
盡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討論還是略顯單薄。雖然胡志輝也想多講講關於死亡的話題，但是由於他的課程奉行“學生主導”，所有話題都是學生選擇的，所以，超過一半的話題都是“愛情”，隻有星星點點的幾節課在討論“死亡”。
“看來，愛情比死亡更堅強。”胡志輝調侃地說。
失去了讓死亡“脫敏”的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對生的恐懼
王一方也喜歡讓學生自己講故事。比如講到人類學視角下的死亡，他就會請農村來的同學，給大家講講村裡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記憶裡，在農村幾乎每個月都能碰到“村頭故事”～村子裡有人去世，家裡人會在村頭辦喪事，有人敲鑼打鼓，戲班子搭台唱戲，親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圍，晚輩去磕頭，鄉裡鄉親去隨點份子錢，送逝者一程，最後村子裡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戲，放鞭炮，熱熱鬧鬧地吃一頓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別。
所以，村莊裡的死亡並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壞事。通常情況下，如果喪事辦得好，家裡人還會感到安慰和滿足，“走得挺風光的！”。
王一方發現，一說起這些“村頭故事”，來自城裡的學生都不怎麼說話，“看上去都挺慚愧的”，因為他們住在城裡的單元房裡，有時候隔壁房間有人去世，他們常常過了很久都還不知道。
“村頭故事對於我們每個人，是一種‘死亡脫敏’。它告訴我們，‘死亡就是夜幕降臨’，‘回到祖宗的懷抱’，沒什麼好害怕的。我們當下之所以恐懼死亡，是因為死亡被現代醫學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裡痛苦地插著管子的樣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錢，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導致親人傾家蕩產。”王一方說，“失去了村頭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我們對生的恐懼，對家庭經濟的恐懼，對人倫關系的恐懼。”
這位哲學教授感嘆：“村莊的淪陷”讓死亡成了“躲在暗房裡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們失去了‘村頭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機會’。”
為了讓死亡“感光”，陶國璋也在課堂上鼓勵他的學生去參觀殯儀館，到解剖室觸摸屍體。一開始只是課堂建議，結果沒人去﹔後來他給這個參觀加了一個學分，還是好多人不願意去﹔最後，陶國璋“掌握了上課技巧”，立下規定，要麼參觀殯儀館，要麼寫讀書報告。結果，“學生們都去搶到殯儀館參觀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訴媽媽上課要去參觀殯儀館，結果換來她的質疑，‘這是什麼課？這地方有什麼好去？’”陶國璋的學生在參觀後寫信給他說，“可我到了才發現，光是棺材就有不同價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購買的時候一次結清還是分期付款，原來死亡也有這麼多講究。”
陶國璋發現，年輕人其實對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課上到一半，他帶著學生到距離教室不遠的解剖室參觀，本來想著待上十幾分鐘就回教室，結果一下子待了45分鐘。原本以為學生們會恐懼冷冰冰的屍體，但他們卻真的伸手去觸摸實驗室裡的解剖樣本，還團團圍住管理員，好奇地問各種問題～這些供實驗室解剖的遺體都是哪些人捐贈的？捐獻的遺體能做什麼實驗，有什麼用？
當然，也有學生不能接受這樣的課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殯儀館，我可不選這門課了。”一個上過《死亡與不朽》課程的內地學生說，“我當時選這門課，可全是因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課堂報告)啊！”
不過，這個避諱談及“死”的學生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在課堂上第一次看到電影《入殮師》，了解到死亡之後還有許多莊重的儀式。雖然直到現在他還是會把“殮”字念錯，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來死亡不是終點，後面還有這麼多故事”。
日本影片《入殮師》劇照
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上“死亡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醫學博士的中國留學生小鄧說，自己也上過這門課，但是很無聊，能逃則逃，因為這種課，“效能太低”。
“醫學告訴我要‘改變死亡’，你上個死亡課告訴我要‘接受死亡’，這不是和醫學精神背道而馳嗎？”小鄧說，“我有那功夫還不如去學點技術，想著怎麼早點把人治好呢！”
這個在腫瘤科實習的醫學生說，第一次親眼見到的死亡，是腫瘤終末期的病人。因為病情反反覆覆，死亡其實是個“沒完沒了”的漫長過程。他說，當最終看到病人的生命體徵消失，他心裡隻有一個念頭，“這就是死亡，不過如此”。
“你能在課上講那麼多道理，完全因為那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當你自己面對死亡的時候，就隻有0和1，簡單粗暴。”他說。
王一方在課堂上要面對像小鄧一樣的年輕醫學生。有次他在課上講“馬克思之死”：凌晨兩點，恩格斯下樓跟人說了兩句話，上樓一看，馬克思坐在搖椅裡，因為呼吸衰竭，在短短兩分鐘內猝死。
聽完這一段，台下的醫學生一臉羨慕地跟王一方說：“馬克思能這麼死就挺不錯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鄧說，他在醫院病房裡經歷的死亡，大多意味著體力活兒，抑或是一場令人疲憊的拉鋸戰。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幾十分鐘他就會被叫起來，急匆匆推著醫療推車衝進病房，按照標準在胸口按壓幾次，再根據流程胸外電擊幾次，來來回回如是反覆，往往折騰了一整夜，只是單調枯燥的醫學操作。有時候他覺得自己面對的似乎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標注著疾病指癥的“病”。
“現在醫學技術的進步，讓死亡的定義已經被顛覆了。今天的醫學幾乎可以讓我們實現‘永不關機’，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機器的幫助下一直維持生命體徵。”王一方說，“今天的死亡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技術搶救的過程。沖著1％的希望，花費100％的努力。沒有靈性的照顧，沒有讓病人給親人道別的過程。”
所以，他常常在課上，對台下那些未來的醫生說：“你們一定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現在你們是戰士，面對死亡只能抗爭，不能放棄。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戰士，又要做將軍，既要有魄力發布總攻令，也要有智慧簽署投降書。”
然而，跟死亡妥協的經歷，卻讓小鄧這樣的醫學生難以避免地感到煩躁。他所經歷過最難忘的“死亡課”，來自臨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腫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兩點鐘，小鄧一次次被護士叫起來，衝進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復“沒完沒了”的技術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甦醒過來，就虛弱地小聲鼓勵小鄧，要努力學習，醫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鄧累得額頭冒汗，結局卻並沒有因此改變，死亡還是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老人看著被自己折騰得一整夜都沒法睡覺的年輕人，用僅剩的一點力量，輕輕捏了捏小鄧的手，艱難地說出他人生最後一句話：“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
在卡根的“死亡課”上，曾有一個特殊的學生～入學的時候，他就被診斷為癌症晚期，醫生告訴他，他的大學也許沒有多少日子。儘管如此，他還是許下心願，想要完成大學生活。這個男生選了儘可能多的課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學》，一個他即將面對的課題。
雖然知道課上有這樣一個特別的學生，但卡根並沒有對這個男生太過留意。不過他也發現，越來越多學生像這個男孩一樣，對他的課充滿好奇。
卡根說，他在耶魯大學一直是個“默默無聞的哲學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學開會才發現，“我好像突然變成了搖滾巨星”。在這裡，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簽名，甚至回到耶魯，路上遇到中國學生，還有人興奮地攔住他，一邊看著他一邊給同學打電話，讓他跟電話那端的人說，“我是那個教死亡課的雪萊”。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網搜索答案，看不懂漢語的他還拿谷歌翻譯網頁。結果他發現，“我好像在亞洲特別有名”～他關於死亡的書在美國銷量慘淡，卻在韓國登上了暢銷排行榜，韓國媒體甚至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兒”。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會這麼喜歡我的課，要知道，那可是一門哲學課。”卡根說，他常常勸看過錄像的學生不要選自己的課，因為他懷疑選課的學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後能在簡歷上寫一句很酷的話，“我學過死亡”，“我的死亡得了Α”。
後來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開車遭遇車禍。當兩輛車就要相撞的時候，卡根說他立刻意識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時候，我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錯了，上課的時候說錯了’。我意識到，原來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死亡，而當死亡真的到來時，坐在講桌上的那套邏輯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憶說。
最終逃過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後，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動手修改他的論証邏輯。
事實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王一方開了一門叫做《中日對決與中日生死觀》的課程，帶著他的學生用生死觀去反思現實的衝突，“哄”著他們去思考死亡的意義。
“你不要簡單地做一個仇日派的憤青，你要去做個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說，“日本人的殘忍、堅韌，都來自他們的生死觀。”
不過，這樣的教學模式並不討所有人喜歡。每學期督導組來旁聽課，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師你這樣不行啊，你上次講喬布斯去世，這次又講曼德拉過世，這樣不夠標準化啊！你得按大綱來，算清楚每節課涵蓋多少知識點，每個知識點依次講三分鐘……”
還好，同去聽課的評課老師都力挺他。雖然哲學課“砍課砍得很厲害”，但他的課卻得到了這樣的評語：“不用改，這樣挺好，就得這樣。”
讓死亡擁有多種正確答案
在講了20多年《死亡與不朽》後，到明年7月份，陶國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齡。
“大概是以為我要退休，以後就不上這門課了，這學期還沒結束，下學期的課程現在已經選滿了。”陶國璋說著笑了起來，“可是我還沒想好呢，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還不想停下來。”
卡根也從教授“死亡課”中獲得了很大的樂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學生給他的評語。
他說，幾乎每次“裡面都充斥著一對對反義詞”——既有“雪萊你的課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淺”，又有“雪萊你的課簡直糟透了，我來上課真是浪費時間”﹔有人形容他“極有邏輯”，有人說他“毫無邏輯”﹔有人讚這堂課“妙語連珠”，也有人批評他“全是廢話”。
“我的目標是，讓你們在這裡試試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說，“至於死亡本身，我本來也沒準備一個唯一的正確答案。我只希望你們可以在這裡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靜下來跟我一起想想‘死亡’這個問題。”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頭。他對“死亡課”的狀態挺滿意～哲學從逃課重災區變成了旁聽大熱門，這已經是勝利了，更何況在他看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在很虔誠地參與思考，尋找他們自己的“靈魂覺悟”。
“我追求的是靈魂的發育，而不是知識的灌輸。”王一方說，他最後也不期待什麼的考試，只要學生寫篇文章，說明白自己心裡在想什麼，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訴我死亡的定義是什麼，大多數人要到了45歲以後才開始真正思考死亡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歲試著面對一下45歲的問題，自己去思考。”
不過，跟著他一學期後，有些學生也變得像他一樣，一張口就文縐縐的。臨結課的時候，他們還能學著王一方的樣子，背出史鐵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裡，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從那次車禍恢復後，回到耶魯的卡根非常希望見到那個同樣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這個學生的病已經進入終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過自己最後的幾天生命。
學校專門派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到他家裡，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畢業的消息。由於他已經進入病危階段，每隔一會兒就會陷入昏迷，失去意識，院長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著每一次他甦醒過來，一字一句地為他宣讀已經取得的成績。
在經歷了許多次昏迷和甦醒后，成績單終於唸完了。院長對躺在病床上的他說：“你獲得了足夠的學分，從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魯大學畢業生。”
不久後，這個學生去世，卡根去參加了他的葬禮。在那裡，他第一次了解了這個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學生。他的同學告訴卡根，因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天，這個學生就像突然獲得一天假釋的囚犯一樣，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學習，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學的記憶。他比其他人更加“敢於嘗試所有人生體驗”，“因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給每個學生評分時，在成績單上又看到了這個男生的名字。雖然知道他生前多麼用功，可是已經去世幾個月的他缺席了後半學期的課程，缺席了期末考試，缺席了小組討論，達不到《死亡哲學》課評分的許多項標准。
卡根說，他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按照課程標准，給他評分不及格。“沒辦法。”卡根說，“在這件事面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於是，在這名特殊的耶魯大學畢業生的成績單上，他的努力和用功為他贏得了大部分課程的學分，但是在“死亡”這門課上，他最終還是沒能通過，他的“死亡”並沒能得到一個Α。
2013年12月26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本城市首頁
等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