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0  文學報/唐小林

杜魯門‧卡波蒂在1957年接受《巴黎評論》記者採訪時，記者問道：「你覺得批評對你有幫助嗎？」卡波蒂毫不掩蓋地回答說：「如果是在出版之前，如果批評是出自那些你認為其判斷力可信的朋友，對，當然批評是有用的。可是，一旦作品已出版，我就只想讀到或者聽到表揚了。任何低於稱讚的評價都叫人討厭。如果你能找出一個作家，他肯坦言自己曾從評論家的吹毛求疵和屈尊俯就中得到什麼教益，那麼我就給你50美元好了。我不是說，那些職業批評家個個都不值一談──但是那些優秀的評論家卻沒有幾個動筆的。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應該在抵擋意見的過程中變得更堅強。」
　　
曾經有記者問加西亞‧馬奎斯喜不喜歡理論家？馬奎斯直截了當地回答說：「確實如此。主要是因為我確實沒有辦法理解他們。」馬奎斯接著說：「對我來說，批評家就是理智主義的最典型例子。首先，他們擁有一種作家應該是什麼樣的理論。他們試圖讓作家適合他們的模子，即便不適合，也仍然要把它給強行套進去。因為你問了，我只好回答這個問題。我對批評家怎麼看我確實不感興趣，我也有很多年不讀批評家的東西了。他們自告奮勇充當作家和讀者之間的調解人。我一直試圖成為一名非常清晰和精確的作家，試圖徑直抵達讀者而無需經過批評家這一關。」
　　
縱觀當今的中國文壇，像卡波蒂和馬奎斯這樣「誤解」批評家的觀點，可說是從來就不乏「知音」。如作家閻連科就在《作家與批評家》中毫無遮攔地說：「想成大名的作家都是去找最壞的批評家，因為他們能把黑的說成是白的；想成大名的批評家，都去找那些優秀的大作家，只要你把白的說成黑的。」而與閻連科先生靈犀相通的賈平凹，則進一步發揮和闡述說：「作家和評論家就像兩口子一樣，在外是夫妻，在家是對頭，相敬如賓的時候很少，如果有，那也是新婚時候的事。大多數情況下，評論家是妻子，嚴厲地指責、刻薄，甚至謾駡作家，作家一旦抗爭，四周的聲音就會偏向女方，因此許多作家選擇忍受、不吭氣。」在賈平凹的眼裡，作家彷彿成了忍氣吞聲，飽受委屈的弱丈夫，而批評家卻成為了一個毫不講理，只知道無理取鬧的潑婦。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觀點，在當今的中國文壇可說是大行其道，極有市場。在這樣一種荒唐邏輯中，批評家常常成為了一種顛倒黑白的人。在如此極不正常的文壇風氣下，倘若誰要對某些著名作家的平庸之作進行一針見血的批評，哪怕是該批評家的批評再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也會被某些作家強行羅織罪名，說成是幻想借機出名的「酷評」，甚至被疑心生暗鬼地說成是「預設立場」、「已經越過文學批評的底線」。而這所謂的「底線」，最多也只不過是某些作家猶如私設公堂一樣，私設的判定標準。這種不是透過正常的文學爭鳴來討論文學，解決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出現的問題的偏激做法，進一步將文學批評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使文學批評家們在文學批評的寫作中動輒得咎、如履薄冰。
　　
長期以來，有些匪夷所思的文學批評家一直在敗壞著文學批評的聲譽。為了討得著名作家們的歡心，他們一味地揣摩怎樣才能使作家們喜歡，並撰寫出一篇又一篇猶如諛辭一樣的學術論文和文學批評，將文學批評當成了巴結作家的「諂媚書」。以致使某些作家感覺良好地認為，文學批評家的天職就是討好作家，而一旦有批評家敢於對某些著名作家的平庸之作進行鞭辟入裡的批評，就會使某些聽慣了掌聲，看慣了鮮花和笑臉的著名作家們怒髮衝冠，甚至還會使某些追捧他們的批評家們也跟著同仇敵愾，繼而對堅持正義的批評家同室操戈。對於這種作家的行為，俄國偉大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曾說：「認為批評這一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錯特錯：批評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腳的，危險的。」但在當今某些中國作家的心中，文學批評家都是一些不懂文學，沒有別的本事，只能吊死在文學批評這棵樹上的人。諸如閻連科公開撰文譏諷批評家說：「批評家愛把閒扯淡的小說說成是飄逸，把寫花花草草的小說說成是詩意；作為一種回報，作家就把批評家那些連他自己也不甚明瞭的論文說成是深奧，把無邏輯的理論堆砌說成是淵博。」如此拿批評家尋開心，把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和作用人為地對立起來，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係哪裡還談得上是什麼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的關係呢？

1936年，年僅26歲的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批評魯迅的小說《一件小事》《在酒樓上》《兄弟》等「寫得特別壞」、「故事簡單」、「獨白而落於單調」。李長之甚至不留情面地剖析說，魯迅「不宜於寫都市」、「不善於寫長篇」，這是由於魯迅先生的性格決定的。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居然敢對中國文壇首屈一指的大作家魯迅如此一針見血地進行批評，正是因為李長之知道魯迅的偉大和作品的好，同時也希望透過自己真誠的批評解讀魯迅。這樣的事，在當今的中國文壇，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作為一個名震遐邇的大作家，魯迅先生並沒有憑藉其名氣打壓李長之，更沒有將他的批評文章斥之為「酷評」、「超出了文學批評的底線」。當李長之在《魯迅批判》即將出版向魯迅先生索要照片時，魯迅先生欣然將照片寄給了他。魯迅先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中國的作家怎樣對待批評，樹立起了一個令人景仰的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