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9  文藝報/黃晞耘

今年是阿爾貝‧卡繆誕生100週年，也是他離開這個世界第53年。1960年1月4日他因車禍去世時年僅46歲，在此之前3年，未滿44歲的他已經成為了繼吉卜林之後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出生在阿爾及爾貧民區的窮孩子，這個不到一歲就失去了父親的戰爭孤兒，這個母親是文盲和女傭、舅舅是製桶工人的法國下層移民的後代，在投身文學創作25年後，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隨著時間的推移，卡繆在20世紀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價值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就文學的獨創性貢獻而言，他的小說《局外人》《鼠疫》《墮落》《流亡與王國》(中篇集)《第一人》，隨筆集《反與正》《婚禮》，戲劇《卡利古拉》《正義者》等都是極富特色的傑作，具有很高的藝術品質。

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法國乃至歐洲知識界盲目混亂的整體環境中，卡繆和漢娜‧阿倫特、喬治‧歐威爾一樣，是少數始終保持著清醒頭腦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今天，歷史已經證明了卡繆思想的正確性。無論在對待現代虛無主義問題上，在反思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上，在對待蘇聯體制和極權主義問 題上，在對待阿爾及利亞問題與恐怖主義問題上，他所表現出的獨立精神、遠見卓識以及堅持真理的道德勇氣，都超越於同時代那些屈從於乃至盲目鼓吹各種左右翼 意識形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之上。

無論所處環境中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如何變化，無論左翼或右翼意識形態的力量如 何強大，卡繆都從未迷失方向，而是保持著思想上的獨立判斷，保持著對真理本身的追求，正是這種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或意識形態的自由獨立思想者的精神，使他 受到來自左右翼的攻擊並倍感孤獨，但也正是這種自由獨立、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贏得了諾貝爾獎授獎辭中對其「闡明了人類良心當今所面臨的問題」的讚揚，而且使他直到今天對於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而當年那些以真理自居的各種偏激的意識形態，則早已被歷史所遺忘。

在法國《文學雜誌》第453期（2006年5月卡繆專號）)編者前言中，主編讓-路易‧于對卡繆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對真理的激情，與同時代人虛偽的盲目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是關於蘇聯陣營還是阿爾及利亞問題，歷史都證明了卡繆的正確性。當一切仇恨化為雲煙，卡繆如今已成為法國文學中最受人喜愛的作家之一。」

卡繆思想的可貴和深刻之處在於：他始終拒絕虛無主義，始終堅持對人的信念、對生活的熱愛。他由衷地讚美這個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對於世界的陰暗面，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從不盲目樂觀。這種態度正是他在《反抗者》中所推崇的「地中海思想」的精髓。

作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卡繆始終堅持為人生而藝術。這個從阿爾及爾貧民區成長起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生關注的是世界上的苦難和對真理的探求，而不是自己作為作家的名利與虛榮。他一生追求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同時代知識分子很容易陷入的左翼或者右翼的意識形態，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價值。

《卡繆傳》（1996年）的作者奧利維耶‧陶德在上個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曾經與沙特圈子裡的人過從甚密，卡繆當時是不受那個圈子的人欣賞的。後來，陶德對卡繆的生平和創作進行了潛心研究，出版了一部厚達855頁的精彩傳記。隨著對卡繆瞭解的加深，陶德最終變得很喜歡卡繆，他意識到卡繆「不僅僅是個道德高尚的人，而且是個誠實正直和勇敢的人」。

思想家阿蘭‧范基庫特於1987年出版的《思想的失敗》一書曾經在歐美知識界引起巨大迴響。范基庫特對卡繆的認識，也經歷過一個與奧利維耶‧陶德相似的過程。年輕時的他無法真正理解《局外人》的內涵，讀這本小說時感到的更多是「惱火」，而覺得《鼠疫》「有說教味，文筆沉悶，但同時也非常感人」。後來他和奧利維耶‧陶德一樣也逐漸開始懂得欣賞並喜歡卡繆，「讀《反抗者》時我發現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多年來范基庫特一直在思考一些他認為正在受到威脅、應該全力捍衛的基本價值，而卡繆的思想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鳴與敬佩。

一般讀者對卡繆的瞭解不僅非常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誤區。例如，常常被認為是卡繆主要思想的荒誕哲學其實僅僅是一個出發點而已，他最重要的思想論著不是早期的《西西佛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1942），而是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他真正重要的思想不是荒誕哲學，而是既拒絕上帝信仰、又拒絕價值虛無主義的「人間信仰」和人道主義思想，以及成熟時期關於「反抗」和「地中海思想」的深刻論述。

另外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將卡繆的思想與沙特的存在主義混為一談。事實上，除了無神論這個共同的起點以外，卡繆和沙特思想的指向以及終極目的都大相徑庭。沙特從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了否定一切先天永恆的價值原則，走向了價值虛無主義。在他看來，沒有先於存在的本質可言，因此也沒有先於存在的永恆價值，無論是上帝、人性還是永恆的善。「隨著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內找到價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任何先天的價值都不復存在了」，人先於其本質而存在，然後在自由的行動選擇中決定自己的本質和存在價值。

與沙特截然相反，卡繆沒有從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徹底否定一切先天永恆的價值原則，對於價值虛無主義，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這種清醒是他身上最為可貴之處，也是他作為一個深刻的思想家高於許多職業哲學家的地方。他清醒地意識到從無神論出發絕不能走向徹底否認一切先天的價值原則，因為，沒有了永恆的價值原則就沒有了任何的底線，這樣的邏輯一旦貫徹到底，那麼對生命權利的剝奪、對人的尊嚴的踐踏都將是許可的，這恰恰就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許多自以為真理在握實則盲目幼稚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所不願正視的蘇聯社會的現實。

再如，無論對於卡繆的生活、思想還是文學創作而言，阿爾及利亞都具有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卡繆的師長兼朋友讓‧格勒尼耶曾經強調指出：「要談論阿爾貝‧卡繆，也許首先應該提到阿爾及利亞，這不是要用他的故鄉來『解釋』他，而是因為他性格中的一些特點只有透過阿爾及利亞才能得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阿爾及利亞的語境根本就無法說明和理解卡繆的思想與文學創作。

由卡繆的朋友、著名作家奧利維耶‧陶德撰寫的《卡繆傳》是一部厚達855頁的傳記，包括了60頁非常翔實的第一手史料徵引，是卡繆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將這部傳記與赫伯特‧勞特曼1978年出版的另一部《卡繆傳》配合閱讀，讀者對卡繆的生平與創作將會有全面深入的瞭解。

就文學創作而言，作為一個富於藝術獨創性的作家，卡繆的重要作品遠不止《局外人》（L'Étranger, 1942，異鄉人）和《鼠疫》（La Peste, 1947）。要真切感受他的精神世界和藝術風格，必須閱讀隨筆集《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 1937）《婚禮》（Noces, 1938）和《夏天》（L'Été, 1954）；要深入瞭解他的思想和價值信仰，必須在閱讀其哲學論著的同時參閱他的劇作《卡利古拉》（Caligula, 1938）《誤會》（Le Malentendu, 1944）《戒嚴》（L'Etat de Siege, 1948）《正義者》（Les Justes, 1949）；要欣賞他在敘事藝術上的獨創性和重要貢獻，我們必須知道除了《局外人》和《鼠疫》以外，他的小說創作還有《幸福的死亡》《墮落》（La Chute, 1958），《流亡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 1957）中的6個中篇小說（《不貞的女人》﹝La Femme adultère﹞《叛教者》﹝Le Renégat ou un esprit confus﹞《來客》﹝L'Hôte﹞《若納斯》《沉默的人們》﹝Les Muets﹞《生長的石頭》﹝La Pierre qui pousse﹞），此外還有他生前未完成的長篇《第一人》（Le premier home, 1995）。

筆者曾著有《重讀卡繆》，著重討論了卡繆精神生命中最重要的四個方面：第一、阿爾及利亞對卡繆思想和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第二、既拒絕上帝信仰、又拒絕價值虛無主義的「人間信仰」；第三、關於「反抗」的思想和「地中海思想」；第四、卡繆精神歷程的藝術表達以及他在文學上的獨特貢獻。意在廓清一些閱讀和理解卡繆中長期存在的誤區，向讀者介紹一個更真實親切、令人心生敬意的卡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