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7  東方早報/石劍峰

在一些法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卡繆挽救了陷入極權主義泥潭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聲譽。如果卡繆能活得更久一點，在1960年之後，他是否會跟沙特重修於好，並肩走在五月風暴的街頭？

1960年1月4日，阿爾貝‧卡繆（1313-1960）乘坐的小汽車撞上了路邊大樹，卡繆當場死亡。聽到兒子車禍去世的消息，卡繆的母親卡特琳娜歎息道：「太年輕了！」如果今天他還活著，將正好100歲。

從某種角度講，卡繆是另一個喬治‧歐威爾。他們倆死的時候都只有47歲，都在寒冷的1月離世，都有肺結核，都信仰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他們兩人都站在左翼的立場批判極權主義。比如歐威爾，他一方面堅定信仰社會主義，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帶來自由，但同時又意識到社會主義也有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傾向。他認為，只有批判極權主義，才能發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社會公正和自由。而卡繆始終有一個美好社會的夢想，在那裡，不公正與不義將被自由所替代。

《卡繆傳》的作者陶德說，「他們出身不同的社會階層，卻都信賴貧窮的被壓迫者、被侮辱者的純真本性。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擁有自由的靈魂，對偏左但決非正統的立場帶來的種種不便，他們欣然接受。他們頂著時代的諂媚之風，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營或員警社會的殘忍，也指出有些共產黨人是如何透過重寫歷史去闡釋事實的。」

以作家之筆進行文藝反抗
當英國作家歐威爾的那些雜文和《1984》出版的時候，歐威爾的左翼朋友們感到憤慨，右派和處於冷戰時期的英美政府則報以熱烈歡迎。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法國作家、哲學家卡繆身上。1951年，他的《反抗者》（The Rebel）出版之後，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都反對這本「反動的小冊子」，而右派人士都發出歡呼，他們感到一位左翼知識領袖「轉向」了。美國人和英國人則像那幾年對待歐威爾一樣，讚揚卡繆的勇氣和洞見，這部《反抗者》也因為冷戰和反共浪潮而走紅。尤其是在1950年代之後，東歐連續遭遇蘇聯的入侵，反抗蘇聯的《反抗者》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讀本。

什麼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儘管他有所拒絕，卻並不放棄：他也是一個說『是』的人。」對於卡繆或者歐威爾來說，有太多的知識分子表現出近視、盲從以及對權勢的嗜欲，這些知識分子比無知的幫閒群眾更能充當極權主義的幫兇。

在《反抗者》出版後，卡繆的朋友跟他有這樣一段對話：

「您會給自己招來很多敵人。」

「大概會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卡繆的好友、戰友，法國哲學家沙特最初不方便評論這本令他厭惡的書，出於保護友情或者其他，沙特讓自己的追隨者讓松執筆。讓松在《反抗者》的書評中毫不掩飾自己厭惡卡繆的反革命，在他看來，革命通常是一個民族的唯一希望。

但卡繆這本書並非是反對革命，他指的是和他同樣時代的法國知識分子，他反對那些使謀殺正當化的人。卡繆有意識地在當代政治鬥爭中選擇了異端立場。卡繆的洞見比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要早四年，比法國作家法蘭可斯雷蒙的《極權的誘惑》早25年。儘管如此，右派的阿隆並沒有擁抱卡繆。戰後，世界各處都有許多批評家在關注馬克思主義及其帶來的結果，歐威爾、卡爾‧波普爾和卡繆的思想是最為重要的，但卡繆是那個時代的法國作家中，唯一一個表達如此鮮明立場的左翼人士。

《反抗者》在它那個年代，對整體偏左、親蘇的法國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詰問，作為左翼知識分子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何面對革命所帶來的普遍暴力，如何面對已經在西方流傳開來的古拉格和大清洗傳聞。卡繆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某些人是如何出於反抗的名義，接受了集體性屠殺的？某些黨員（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轉變為職業革命者之後，是如何在20世紀創建了極權國家的？」（陶德《卡繆傳》）卡繆要批評的就是受極端思潮吸引的知識分子，比如沙特。所以1950年代初兩人從好友走向決裂，成了法國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如果卡繆還能活得更久一點，在1960年之後，他是否會跟沙特重修於好，並肩走在五月風暴的街頭？

卡繆堅持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反對將政治暴力正當化，在政治中要為道德保留位置，在任何運動中，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權利是必需的。所以在《卡繆傳》的作者陶德看來，在《反抗者》裡，卡繆想要獨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國所處的圈子，反抗他曾經屬於其中一員的法國左翼知識界的那些陳詞濫調，他的自我救贖體現為以作家之筆進行的藝術反抗。「寫作，就是要以行動反抗歷史，反抗這段體現為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佛朗哥主義的歷史，這些意識形態所要達到的目的都建立在愈來愈非理性的罪行之上。」陶德說。

在某種程度上，卡繆將革命與暴力畫上了等號。陶德說：「卡繆譴責革命者無視一切永恆的價值，無視一切超越於階級鬥爭和時代差異上的道德。」卡繆認為，戰後歐洲知識分子普遍信奉的唯一價值觀就是革命，用陶德的話說，是打著責任的旗號，革命者們為自己謀得了所有權利。而卡繆對蘇聯和法國的革命提出了質疑，表達了他對共產主義有著清醒的認識，在當時這是勇敢的行為。卡繆始終是一位左翼作家，曾經是法國共產黨黨員，即便沙特也從未加入法共。跟卡繆一樣最後離開法共的作家還有杜拉絲。卡繆為反對暴力尤其是革命暴力而寫作，而沙特認為，彬彬有禮的左派是不存在的。

卡繆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我們幾代人，除了革命沒有其他的信仰，這正是悲劇所在。因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時候，也仍然向我們展現出它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應該成為信仰的對象，它是服務於正義和真理的一種方式。如果革命沒有為其目的服務，正如當前顯而易見的那樣，那麼就應該承認並且說出來。」他還說，「我們不需要希望，我只需要真理。」在一些法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卡繆挽救了陷入極權主義泥潭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聲譽。

正義之前要保衛母親
卡繆的「轉向」讓他的左翼朋友們感到了一種背叛。然而，卡繆仍然相信某種社會主義，某種近似社會民主主義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或是英國工黨模式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可能的。

「卡繆反對將政治暴力正當化，沙特則反對系統化的暴力。」《卡繆和薩特》的作者阿隆森這樣評價卡繆與沙特的差異。當《反抗者》即將出版時，沙特也轉向成為革命者，推崇暴力，並認為暴力是戰勝人類壓迫的必由之路。沙特曾說：「反共產主義者是條狗。」沙特帶有強烈的革命傾向，但卡繆則告別了革命階段：他是一個反抗者，完全拋棄了從雅各賓主義開始的各種主義。但兩人在與對方的論爭中又重塑了自己的思想。

卡繆希望，在譴責暴力和那個時代左翼的問題之後，左翼才能真正重新聯合起來。卡繆預想的聯合沒有發生，相反，因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一切，讓左翼事實上分裂了。但也因為在布達佩斯發生的一切，沙特宣布了對蘇聯的新看法，「懷著遺憾和決絕，我正在剪斷和俄國作家圈朋友們的友誼紐帶，他們沒有譴責（或無法譴責）匈牙利屠殺。我再也不可能對蘇聯官僚統治集團露出笑臉。」沙特後來在《史達林的幽靈》中說，共產主義是唯一有可能通往社會主義的運動，但它的目標只能透過徹底的誠實來實現。

但更誠實者是卡繆，即便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陷入戰火，他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分說：「我信仰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要保衛我的母親。」他的這分保衛母親大於抽象意義上的正義、和平的情感，令他站在法國和北非的立場上模棱兩可。這個「黑腳」（北非歐洲人自稱）一開始並沒有像沙特和其他知識分子那樣譴責暴力和殖民主義，而是寄希望於北非的百萬歐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處，到了最後才希望法國政府宣布「殖民主義是時候結束」。卡繆的這種矛盾就被批評者提出，卡繆反對革命的暴力，卻無視北非、中南半島反抗殖民者的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而這就是沙特的洞見：世界許多核心組織機構是由暴力構成的。

卡繆不要暴力革命，也不要《聖經》，他的人道主義和和平主義其實也是一種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