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15 解放日報/許鈞教授
法國一位非常有名的詩人,叫波特萊爾(他是《巴黎的憂鬱》、《惡之花》的作者,是一位以醜為美、對醜惡的城市進行美學解讀的偉大詩人),他曾經用這樣一段話來形容他所處的時代,他說:「世界要完了,兒子將由於貪婪的早熟而逃離家庭,不是在18歲,而是在12歲,他將逃離家庭,不是去尋找英雄氣概的冒險,不是去解救被鎖在塔里的美人,不是為了用高貴的思想讓陋室生輝,而是為了去做買賣,為了去發財,為了和他卑鄙的父親競爭,而資產者的女兒,在搖籃裡就夢到自己會賣到100萬。 」
這段話如果我們今天來解讀的話,意思就是,人類的理想慢慢丟失,英雄氣概不復存在,光輝的思想將會與物欲結合在一起。而我們人就將像昆德拉所說,「從天上回到沉重的大地」。正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本書所揭示的,何為輕?就是我們所說的理想。凡是遠離大地上升的東西,引導我們向上、騰飛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說的理想的東西,稱為輕;而把我們引回大地回到現實的東西叫重,所以他說沉重的負擔壓迫著我們在地上。實際上,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他說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而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呢?今天我想就從昆德拉的這部名著說起,一起來談談法國文學和翻譯。
翻譯造就了昆德拉
翻譯首先是一種勇氣、膽識、眼光、品位,而韓少功就兼具了這樣幾點。
昆德拉之所以被稱作昆德拉,我認為是翻譯造就了他。1976年,昆德拉離開捷克移民法國,後來被視為捷克裔法國作家。1987年,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由作家韓少功翻譯進入了中國(韓譯本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度洛陽紙貴,引發了許多的解讀。
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來找我,希望我從法文本重新翻譯昆德拉的這本書。我一開始拒絕了。出版社問我為什麼不想翻譯,我說,昆德拉是二流作家。出版社說:你怎麼就認定他是二流的作家?你沒有好好讀他的書,你誤解了他。大家知道一個做翻譯的人,最重要的是理解,一個翻譯者如果不能去理解,不能讓更多的人來理解他,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翻譯。所以,當出版社來跟我談的時候,我忽然發現,我可能是有點問題,最起碼我唯讀過他的三本書。第二個問題,出版社說:你不敢接受挑戰。這話我不能接受。於是,我說: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看一看韓少功翻譯的本子,和法文本子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我考慮一下。這一考慮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我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英文版、法文版、中文版拿過來研讀,我發現了一些問題。我發現了還有翻譯的空間,這種空間就在於對這部作品如何理解。
我接手翻譯的時候,韓少功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累計已經賣了100多萬冊。現在再重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出版社給我的一個解釋是「原汁原味」,意思是說我們推薦給大家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原汁原味」的。但是我對這個賣點也不認同,因為在翻譯過程中,我發現韓少功的譯本已經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特地做了一些研究,對於《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書,應該怎麼翻譯?我的譯本跟韓少功的譯本之間,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事實上,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外國文學,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外國文學。外國文學是用外語撰寫的,而展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外國文學」,是經過翻譯家翻譯的,嚴格意義上,這種叫翻譯文學。同樣一本書,經過不同的譯者,呈現出來的樣子是不一樣的。就好像同一首樂曲,不同的演奏者去演奏,風格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跟他們說,韓少功翻譯的跟我所翻譯的,沒有哪個更好。我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翻譯是文化的積累》。我在文中說,韓少功所做的歷史貢獻是我所不能及的,因為是他最早發現這本書,並且最早把昆德拉呈現給了中國讀者,他的功勞是獨一無二的。所以,翻譯首先是一種勇氣、膽識、眼光、品位,而韓少功就兼具了這樣幾點。當時昆德拉還沒有什麼名氣,是他發現了昆德拉,而且有勇氣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那樣的年代呈現給中國讀者,我認為他的貢獻是我不能及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跟他之間會有一些差異。
第二個差異就是一個譯者跟一個作家之間的。我覺得我和他之間,有三個不同。第一個不同是,他翻譯時所處的時代與我翻譯時所處的時代不一樣,翻譯所提供的可能性也不一樣。怎麼理解呢?在他翻譯的那個時代,有一些比較敏感的詞語,是不能直接翻譯的,必須作軟處理。軟處理有兩種:一種是把語言作一點軟化處理,比如不叫「共產主義國家」,叫「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種就是學《金瓶梅》,用括弧,此處刪去多少字,等等。這種無勝於有,它可能強化了這本書本身所具有的傳播力量。比如《金瓶梅》,實際上包括《廢都》的空格處,如果把省略的字都填上,也不會覺得有多黃。恰恰在空著的地方,讓大家有足夠的想像空間,讓我們每一位讀者用個人的經驗和想像,把這一部作品提高到新的理解高度。第二個不同就在於,他翻譯的作品,跟我翻譯的作品所依據的版本不同。韓少功的翻譯, 依據的是英文本。雖然英文本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還是不錯的,但是昆德拉本人對於英文本的翻譯不太承認,所以他要求根據法文本來翻譯,而且他在法文本上寫了這麼一行字,「經過作者本人的多次校訂,法文版具有捷克文版同樣真實的價值」。
在這個問題上,韓少功早就有話在先,他說「我是一個翻譯的遊擊隊員,希望哪一天能夠有翻譯的正規軍,替代我的譯本」。在我沒有翻譯之前,我對韓少功的譯本進行了認真的研讀。我發現韓少功不是一個翻譯的遊擊隊員,他是一個天才的翻譯家,而且他具有一種獨特的調遣語言的能力,因為他對於社會、對於政治具有深刻的理解力。 是求「真」還是求「美」
評判一個翻譯好與不好,最重要的不僅僅是看他對辭彙的選擇,美還是不美,豐富還是不豐富,還要看他對原著的理解是否到位。原著詞語華麗,還它華麗;原著詞語簡約,還它簡約。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第三個不同在於我們兩個人對這部書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一位著名作家曾經說,他發現這本書「除了政治跟性愛之外,別無其他」。而非常有趣的是,在一般情況下,政治都是光明的,政治都是令人向上的,政治都是給予重大的理想的;而性有卑鄙的一面,是跟人的肉體並存的一面。 所以在這部書中,我們會發現,他是把輕與重、政治與性作了一個對立,而他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是用哲學去談論詩性的東西,而哲學的東西他是用詩學的語言去談。這本書就形成了兩種筆墨,一種是哲學的,一種是詩意的。
作為作家,韓少功的筆墨要比我豐富得多。他對語言的組織和調遣是我遠不能及的。但是我覺得這部書在翻譯過程中,對於它的用詞要特別小心。當它是哲學語言的時候,你一定要以哲學之簡練,還它一個哲學之簡練;當它表達詩意的時候,一定要還他詩學之輕盈。兩種筆墨不能混淆。
我們舉幾個例子。比如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個「輕」,你可以理解為「輕盈」或者「輕鬆」。大家知道,當「輕」是一個物理概念的時候,它的表達是非常明確的。當作為一個哲理概念的時候,這個「輕」就不同於「輕鬆」與「輕盈」了。好比「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個「輕」是不能隨便用一個雙音節的詞去代替的,因為這個「輕」是哲學意義上的 「輕」,而不是物理意義上的「輕」。再比如,在這部小說中,女主人公特瑞莎跟醫生的相遇純屬偶然。原文中用了七個「偶然」,法文是同一個字。這裡就涉及到「偶然」的翻譯問題。從豐富性上面講,我認為韓少功翻譯得非常好,他把這個詞翻譯為機緣、機巧、偶然、機遇,他把這個詞還原為各種可能性。但在翻譯的過程中,你還是得判斷作者所談論的是哲學問題,還是一般的詩學問題。否則,在使用過程中,就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評判一個翻譯好與不好,最重要的不僅僅是看他對辭彙的選擇,美還是不美,豐富還是不豐富,還要看他對原著的理解是否到位。原著詞語華麗,還它華麗;原著詞語簡約,還它簡約。這就涉及到接下來我要說的另一個翻譯問題了。
隨著韓譯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流傳,這本書已經超出了文學的意義,而兼具社會學的意義,因為我們在生活中經常聽到諸如「結婚不能承受之重」、「考試不能承受之重」之類的表達,這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語。當我接手翻譯的時候,我提了一個要求,我說,如果要我來翻譯的話,書名必須做一點改動,最好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重》。出版社說,不行,「存在」不能被中國人所接受,沒有一點生命的趣味,而且現在大家已經接受了,你不能改。
從翻譯理論角度說,一旦進入流行語境,並且被廣為接受,就不能輕易改變,所以我作了妥協。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必須要改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否則我寧願不翻譯。出版社問我為什麼,我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差異太大。昆德拉寫這本書,他直面的是生命,而不是什麼什麼中之輕,就像「校園的美麗」跟「校園中的美麗」是一樣的嗎?校園的美麗一般是說校園的景觀,校園中的美麗就不一樣了,包括校園自身的美麗,還包括美麗的思想、美麗的女生等等,也就是說它所包含的東西要寬泛得多。而昆德拉非常明確他討論的就是生命問題,直面生命。這就是原則的問題,從翻譯的角度說「是求真,還是求美」,而真與美永遠是文學中一個談不完的話題。
文學形式貴在創新
有人說巴爾札克建立的是一個社會的、現實的教堂,是一個外部社會;而普魯斯特建立的是一個虛擬的、想像的教堂。他成功了。
前面我從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說起,談了一點對於翻譯的認識。接下來我想從個人翻譯的角度,再來談談法國文學。我認為法國文學有兩大特徵:一個是 「真」,一個是 「美」。所謂的「真」,是它永遠以人文主義為底色,探討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切。大家去看一看法國文學,它永遠是跟哲學思潮結合在一起,而且法國基本上是19到20世紀世界主要文學思潮的發源地。第二是「美」,美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藝術創造一定是以新為美,文學的形式貴在創新。而法國文學就是在不斷的創造之中,所以這種美永遠給人一種常新的感覺。
比如說法國文學,不同的開頭,你一下就可以感覺到它屬於哪一類作品。我翻譯過巴爾札克,他的書永遠都是一八多少年的哪一天,在巴黎哪一條街的哪一個地方,一個人志得意滿地走出來,很可能是從一個貴族小婦人的房間裡出來的。這個作家他是一個萬能的觀測者,是一個萬能的敍述者,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寫作就像一把解剖刀,對整個社會進行解剖。這就是所謂的現實主義,讓你相信他,讓你好像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
但是如果去讀卡繆的書,他是怎麼開頭的? 「媽媽死了,是昨天還是今天我不知道」。這麼個開頭,就造成了生命的荒誕性。他遇到的人和事全部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人為什麼要生到這個世界上,人為什麼要活著,我為什麼殺死了那個人。荒誕的小說就是要讓我們警醒,我們熟視無睹的東西的不可知性,就是要我們反省自身的存在,調整不由自主的行為本身。
還有浪漫主義的代表性作家雨果,我們都讀過他的 《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還有一部大家不怎麼知道的《海上勞工》,這三部作品在我看來是構成了他浪漫主義的宣言。那麼什麼叫浪漫?浪漫主義體現在哪裡?第一是對美的事物永遠充滿激情地追求。你去看一看浪漫主義作家,對於自然界的美永遠都是高唱讚歌的。第二是對於真理富有激情地熱愛。雨果透過寫這三本書,想要表達一種什麼樣的浪漫主義呢?他說 「人被世上的三重桎梏重重地壓著,一種是宗教的鐵鏈,一種是社會的鐵鏈,一種是自然的鐵鏈」。三重束縛壓迫著人類,他希望要掙脫開來,尋找一種美。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在《悲慘世界》裡所揭示的是什麼?是社會的桎梏。《巴黎聖母院》是什麼?是宗教。而我們很多人都沒有讀過的《海上勞工》,就是自然的桎梏。《海上勞工》那種讓人心痛的結尾,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
法國文學永遠有這樣一種震撼力。回到 20世紀,大家熟悉的一個名字──杜拉絲。杜拉絲的主要作品是我組織翻譯的26部小說,包括非常有名的 《一個來自北方的情人》、 《來自英國的情人》、 《情人》等。你去讀杜拉絲的作品,你就能夠感覺到,這個女人是為愛情、為寫作而生的,她一輩子都是為了愛情,一輩子都是為了寫作。對於她來說,寫作就是愛,愛就是寫作,她所追求的愛是獨一無二的,是不落窠臼的,是不能循規蹈矩的。而這種愛對她來說,永遠是破碎的,永遠是絕望的。為了表達這樣的愛情觀,就有了像《情人》這樣令人心碎的故事。杜拉絲的語言跟她的愛情觀、跟她的寫作也是融為一體的。她沒有所謂的套話,她不用成語,人家用過的形容詞「美麗的愛情」,她一定不用,因為這是大家都說過的,她一定是「破碎的愛情」。不像現在我們的創作,描寫豐收的景象一定是 「沉甸甸的麥穗,低著頭」,你去看一看沉甸甸的麥穗什麼時候低著頭了?永遠是高昂著頭,只有水稻是低著頭的,但我們就跟著這樣說了。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套話,杜拉絲堅決反對,所以她的寫作跟別人不一樣。所以當你翻譯她作品的時候,一定要從她的語言入手,去了解她的愛情觀和語言的結合。像這樣的作品,你去讀它的時候,一切都是嶄新的。
法國人在文學作品的追求上永遠都不甘寂寞,永遠都有新的創造。比如說,我參與翻譯的《追憶似水年華》,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巴爾札克,不同於浪漫主義的雨果,更不同於愛情是破碎的、絕望的杜拉絲。大家都知道, 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可能起源於兩部作品,一部是愛爾蘭的《尤利西斯》,一部就是法國的《追憶似水年華》。為什麼《追憶似水年華》在法國獨具一格?跟這部作品本身足夠宏大有關,也跟作者普魯斯特的經歷有關。每次去法國,我跟法國人說我是《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者之一,他們都會覺得很了不起,因為他們覺得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實際上普魯斯特本人也在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把不可能的事情做到了可能。普魯斯特出身良好,他最喜歡在貴族夫人的沙龍裡活動。法國19世紀,要想進入上流社會,不是去跑官,而是去貴族夫人的沙龍裡混。普魯斯特小時候,讀了很多書,包括英國的書,他還作過一些翻譯。後來他得了一種哮喘病,這種病說起來並不是很嚴重,但發作起來卻非常要命。得了這種病有兩種東西不能聞,第一種是法國的香水,第二種是女人身上的味道。對於普魯斯特來說,要遠離貴族夫人沙龍,跟與世隔絕沒什麼兩樣。
但他不甘寂寞,他要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要把失去的青春找回來,靠什麼?文學。文學在這裡就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要把過去的東西再現,要把過去的時間找回來,所以原文《追憶似水年華》又叫 《追尋失去的時間》。為此他一個人整天在房間裡待著,從過去想到了現在,從現在又想到了過去,然後又想到了將來,聯想特別多。這部書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叫意識流,意識流就是這麼來的,先想東,再想西。所以他的句子是從句套從句,各種時態並存,句法很特別。另一個特點是,因為聯想豐富,所以比喻也特別豐富,想像特別多。你想一想他寫了七卷,這前後的照應,前後的人物!所以有人說巴爾札克建立的是一個社會的、現實的教堂,是一個外部社會;而普魯斯特建立的是一個虛擬的、想像的教堂。他成功了,他用自己的文學創作,不僅追尋回了他的時間,而且還讓他的青春永存,讓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所想像的、通過意識流所展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