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下多半是小奸小壞
張愛玲的筆下從未有過完滿的愛情故事,在《傾城之戀》中,世故精刮的浪子范柳原娶了白流蘇,那也只能算是斷壁殘垣中的靈機一動,畢竟算不得完滿。倒是有個現成的故事,她為何不寫呢?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清朝末期,張佩綸是名進士,也是清流中頂能講直話,頂敢講真話的一位鐵嘴御史,只可惜嘴皮上的功夫不敷實用,牛皮吹得響噹噹,在福建海防卻被法國人揍得屁滾尿流,昔日的冤家對頭可就樂了,抓住這個題材大做文章,將他流放東北,使之聲名掃地。幾年後,張佩綸騎驢回京,昔日的盛氣已折損殆盡,棱角也被剉平。哪曾想到,否極泰來,他入了李鴻章的相府作西席(塾師),重獲晉身之階,更有一宗豔福從天而降,掉在他的懷裡。新賦悼亡的張佩綸,四十餘歲,蕭然一身,竟被李鴻章的掌上明珠、最小的女兒李菊耦青眼相中。李鴻章可不糊塗,揀擇幕僚,挑選女婿,向來唯才是舉,這一回,自然樂得玉成美事。奇就奇在這樁美事一成,李鴻章就成了張愛玲的曾外公,張佩綸就成了張愛玲的親祖父。如此現成的好題材,她卻晾到一旁,莫非有什麼顧慮?
在國人心目中,光榮家世原是一件重要資本,張愛玲從未有過任何炫耀,只因善幫倒忙的胡蘭成急於表現自己的慧心慧眼,寫了一篇《論張愛玲》,文中將愛妻的作品形容為「橫看成嶺側成峰」,意猶未盡,又把張愛玲的「貴族血液」神乎其神地讚美了一番,這就惹得潘柳黛那樣的女中豪傑不高興了,遂以極盡揶揄之能事的筆墨撰就一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她將胡、張二人牢牢地捆在一起,大加調侃和戲謔。胡蘭成不是說張愛玲「橫看成嶺側成峰」嗎?潘柳黛便一臉壞笑地問他,是何時橫看,何時側看的?繼而挖苦張愛玲的「貴族血液」,說她即便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這點親緣關係又算得了什麼?太平洋裡淹死了一隻雞,上海人喝黃浦江的自來水,偏要說自己「喝雞湯」,這純屬鬼扯腿的瞎掰嘛,以此證明貴族身分,實在差得太遠。一看可知,潘柳黛的話詼諧固然詼諧,卻多半是意氣之談和誅心之論,並不能從根本上否定張愛玲的貴族血統。可由於潘氏這樣一鬧騰,眼前擺著現成的好題材,張愛玲也只得忍痛割愛了。
張愛玲筆下的父親形象幾乎沒有好的,總歸是渾蛋與壞蛋一流的角色,空虛,偽善,無情,無恥,《茉莉香片》中的聶介臣,即是典型,這典型的形象多多少少便是張愛玲從自己的父親張廷重身上直接套色給套下來的。張佩綸晚年得子,該是一喜吧,縱然幼子不成材,也只好自認晦氣,但凡大戶人家總有這樣的寶貝,吃喝嫖賭 抽樣樣精通,唯獨缺乏真情和責任心,別說創業的本事,就是守成的能力也缺乏得緊。
張愛玲生長在一個不缺錢單缺愛的家庭,父母是天生的冤家,難得和睦一時,所幸她的母親黃逸梵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對繪畫和音樂都有相當深厚的造詣,因而給了童年、少年時期的張愛玲以特殊的影響。
大家閨秀,名門淑女,張愛玲的文學啟蒙居然要感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起點似乎不高,那分藝術滋養卻相當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緣》和《海上花列傳》是她喜歡的讀本,張恨水是她喜歡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說才知道得有愛的」,從中獲取愛情的初步啟蒙。你簡直無法想像,一位十三、四歲的女中學生竟寫出了六回《摩登紅樓夢》,支遣著曹雪芹筆頭噓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團團直轉,在現代社會裡再演一幕離合悲歡,寶、黛決裂,怡紅公子單身出洋,更使這一對璧人兒額外地遭受了許多現世人生的憂煩痛苦。總因為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張愛玲才多幻想,多鬱悶,要一一訴諸筆端。母親是家中的過客,父親則是昏君和暴君,她沒法討好姨娘(父親的小妾),父母仳離後,她更無法取悅那位性情酷虐的繼母,她被禁閉於一室,嘗到的彷彿是鐵窗滋味。當飛機飛過天頂,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趕緊丟一顆炸彈下來吧,好與這個無情的家同歸於盡!她終於設法脫身,逃到大門外,仍依著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錢,與車夫拉鋸似地講價,竟花去一陣工夫,到了母親那兒,她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幾分後怕。張愛玲的母親曾留學法國,受過頂好的西方教育,現在女兒掙脫樊籠,前來投靠,沒有不收留的道理,但她的積蓄多半已被狡猾的丈夫榨乾,手頭正覺艱窘,便只好向女兒攤牌:你如果想早點嫁人,我給你置裝,想繼續讀書,我給你學費,兩者只能選一。張愛玲選擇了讀大學。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就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在香港大學,張愛玲的文學才華開始顯山露水,一篇《天才夢》被上海《西風》雜誌初定為徵文獎的第一名,最終被定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這種滄桑盡閱,世味遍嘗的感慨可不像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女所能發抒於懷的。
「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戰火延燒的面積愈廣,她也就愈發肯定自己的認識無差。她以競走的流星疾步搶到了隊伍的前面去。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錢,要有一大櫃子漂亮衣服。姑姑張茂淵常常笑話她是財迷,「不知你從哪兒來的一身俗骨」,而張愛玲也樂於承認自己「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這樣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淪陷後,她回到上海定居,與獨身的姑姑相依為命。《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在這時候點燃的,當它們擺放到鴛鴦蝴蝶派的首領周瘦鵑的案頭時,張愛玲這樣年輕(二十三歲)的女子是很容易讓人懷疑她的創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這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老來猶能識此才,自然歡喜得嘴都合不攏。這兩篇小說相繼在《紫羅蘭》雜誌上刊登,張愛玲一炮走紅。上海淪陷了,一時間變成真空地帶,左翼文學已失去市場,右翼文學招人厭棄,張愛玲適時地避開了黑煙繚繞的政治爐鼎,唯以「剝出血淋淋的人性」的作品應世。文學就是文學,不是什麼油漆刷子之類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歡迎當在情理之中。
張愛玲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她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壞,沒有英雄,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蛋。即便是罌粟花和蔓陀蘿花,也各有各的真實,各有各的美麗,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與范柳原一流的「紅顏殺手」或許自私了些,放蕩了些,但這些人言語有味,面目可愛,倒反而讓人恨不起來。至於她筆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蘇、王嬌蕊、葛薇龍……,一邊切實地顧及著自己作為女人應有的利益,一邊又幻想著玫瑰花般的愛情,其捉襟見肘的心思,飛蛾在火上的掙扎之態實在是太淒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與丈夫喬琪坐車看到街上的流鶯,她說:「她們是被迫的,我是自願的。」天下多少癡情女子看到此處,都會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蕩如葛薇龍的姑姑,陰鷙如《茉莉香片》中聶傳新的後母,變態如《金瑣記》中的曹七巧,那樣的一種「壞」也都是人性的異形扭曲,她們害人也受害,是不該被推出午門去問斬的。王小波曾說,張愛玲的小說中「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關於幽閉型小說》)。這並不奇怪,他喜歡更富有生趣的東西,而張愛玲的作品中充斥著那種揮之不散的陰鬱和煩惱,像是六月天的悶罐車。
「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
這就是張愛玲預先準備的辯解詞。你很可能無法相信,張愛玲最欣賞的中國作家是魯迅而不是別人,她認為魯迅的作品最勇於暴露中國人的劣根性和陰暗面,後來的小說則多半文過飾非。她走的路子與魯迅一脈相承。
與張愛玲曾有過交往的柯靈先生曾在《遙寄張愛玲》一文中說:「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於是,有人置疑,她在淪陷區大紅大紫,在漢奸辦的《苦竹》和《雜誌》上發表散文、小說,作家的立場何在?張愛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讓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著她去窄條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干戚,她不情願,也確實立足不穩。淪陷區只是個鮮花下的陷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仍是一些人苛責於她的古老罪名,像水蛭一樣咬住這點不放,保準能夠吸出血來。她埋頭寫作,向大眾貢獻才華,又何嘗覥顏事賊寇?「她竟然連漢奸也肯嫁咧!」這話就很有些咄咄逼人了。張愛玲一生怕聽交響樂,她覺得交響樂就像政治,急管繁弦的,各種巨響總是浩浩蕩蕩地沖來,讓人無力抗拒。她顯然沒辦法習慣政治對於人性的蔑視和淩駕,也不肯屈從於輿論的壓力。儘管柯靈和鄭振鐸護惜她,要買斷她新作的版權,留待戰後去一一出版,但她沒有那份耐心。張愛玲在《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話來表明自己對於政治的「鄙見」: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總想著政治這樣東西範圍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實行,實行起來也不見得會理想。我寧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點自己認為有益的事,做到一點是一點。
在那個精神極度亢奮的時代,她這種小資情調的低腔是無論如何都沒法及格,也不能過關的。好在她很快就認識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趕緊從網羅中抽身,遠走高飛。這位「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在新時代注定是水土不服。1952年夏,張愛玲經過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階段之後,從大陸去了香港,三年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此後,她受到美國文壇長期冷遇,竟至於藉藉無名。張愛玲為生計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薦,為香港電懋影業公司創作了大量的喜劇腳本,如《情場與戰場》、《桃花運》、《人財兩得》和《南北和》之類,總數十餘部,將大好才華和年華零敲碎賣,如同砸鍋賣鐵,真是十分可惜的。所幸她還創作了《色,戒》和《五‧四遺事》那樣還原本色的小說,編譯了《愛默森文選》,用國語和英語翻譯並注釋了胡適先生頗為欣賞的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她在失去賴雅的日子裡,擺脫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悲苦心境,總積十年的研究功夫,圓成了《紅樓夢魘》,這樣的心血結晶一生不可多得。
張愛玲當年去國離鄉,遠赴他邦,這著棋看似愚形,卻並非昏招。若留在國內,以她患了多年未癒的政治色盲症和不肯違心合作的態度,歷經「反右」和「文革」這兩次大的政治運動,她必定會被人踐踏在腳下,以她的性格,則很可能無聲無臭地自殺。儘管她在美國生活得並不幸福,但畢竟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不是被打入人間地獄,淪落為「牛鬼蛇神」,受盡摧殘,直至面目全非。
孤島似的人生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西方,這說法由來已久。
張愛玲卻偏要唱反調,她說:「我有時覺得我是一個島。」還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愉悅。」她最喜歡的一句西諺是:「讓生命來到你這裡。」早在其發韌之作《天才夢》中,張愛玲就預見自身個性中有兩個要素將決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對語言及文學有非同尋常的敏感,其二是對社交活動由衷的厭惡。她一輩子的確是隔著適當的距離目擊人生,隔著安全的距離愛國,她與很多人事之間都會劃出一道深廣的鴻溝,不可逾越。像這樣一位曾經大紅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數,甚至可以開列出清單來:炎櫻、蘇青、宋淇夫婦、夏志清兄弟、麥加錫、司馬新、莊信正,再往裡塞人就會發生困難。她無疑是孤獨的,是一位大孤獨者。童年、少年時代在極度缺乏父母呵護的家庭中長大,這對她的性情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負面影響。其性格的怪異之處,比如離群索居,落落寡合,隨年齡遞增而愈益彰顯。
四十年代初,張愛玲在香港戰時醫院中當過短期的護士,看到朝生暮死,看到膿血交迸,看到普遍的冷漠和自私,大家都若無其事地活著,活不出多少意義來。她對現實人生異常失望,在其筆下沒有一場風花雪月的戀愛堪稱美好,沒有一局婚姻的路標指向幸福,都是那麼灰濛濛的,多的是連哄帶騙,爾虞我詐,不啻世情澆漓,就連親情也是那樣寡薄,滿是揪心的算計。曾有人認為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是個髒故事,她承認那的確是「一個髒故事,可是人總是髒的,沾著人就沾著髒」。她沾著了胡蘭成,便沾上了令她長期噁心的髒,所以她寧願做一個紅塵中的隱者,避開齷齪。她對人缺乏良好的觀感,刻劃人性時才能持著強烈的疑念往深處不斷揮鎬刨挖,挖出許多秘藏的「寶貝」來,讀者看過之後,精神受到感染震撼,心境卻總難得光明溫暖。
關於張愛玲的種種怪癖,其同時代人已講了許多,比如過分的守時,未到預約的時間,或錯過了預約的時間,都會吃她的閉門羹。最好的掌故則是蘇青與潘柳黛去探訪張愛玲,見她盛裝冶容,似有大貴賓將至,便局促不安地問她是否另有約會,張愛玲說專等兩位嘉客,蘇、潘二人自慚形穢,趕緊告辭,張愛玲卻又笑道,那兩位嘉客已經到了,就是你們啊!她這樣子,真有點魏晉風度了。張愛玲的架子大,連當年香港的第一紅星李麗華見她都要「強盜扮書生」,不敢造次,唯恐言語有失。總因為她難相處,別人都有點忐忐忑忑。她也就儘量少見人,「免得彼此嚇著」。有一次,賴雅帶了一頭山羊回家,故意秘而不宣,叫張愛玲出來會客,她堅決不肯,爭辯良久,賴雅才道明此客非人也,是山羊也,她才爽快地出來表現女主人的熱情。她閉門謝客,大隱於市,一至於斯。
張愛玲被人遺忘了半個世紀,到晚年才像國寶一樣被挖掘出來,大陸的現代文學史長期受政治氣候的宰制,豈僅是忽略她,簡直是抹煞她,她的作品長期飽食圖書館的灰塵,直到有一天重見天光,人們不禁有驚豔之感。香港、台灣兩地則有一批穩定的「張迷」,台灣作家王禎和、白先勇等人都曾親睹她的芳顏,受過她的影響。最神的是,有一位叫戴文采的「張迷」,她是台北的一位新聞記者,假期前往美國,悄悄租住在張愛玲寓所附近的地方,仔細觀察她的日常起居,翻檢她扔棄的垃圾,原打算等自己早晚掌握了第一手「獨家猛料」,就寫一篇轟動台島的最新報導。然而,張愛玲的嗅覺特別靈敏,一旦發現敵情,馬上在深夜搬家。幾天後,戴文采才清楚自己已失去目標。可是稿子還得交,怎麼辦?她只好硬著頭皮七拼八湊、拉拉雜雜地寫出一篇《我的鄰君張愛玲》,因此變成了台島新聞界的笑柄。
孤獨的人晚景最難度,張愛玲暮年生活清苦,家中沒有幾件家具。她曾對宋淇夫婦說過這樣的話:「一添置了這些東西,就彷彿生了根。」她甚至連像樣的床鋪也不要,只用行軍床,進食的碗盞都是紙具。為免於冷清,家中有一台電視機,還有許多燈泡,白天也要亮著。她比先前更不愛見客,十年間,只主動約見過莊信正、水晶、林式同等少數幾人。晚年,她受皮膚病折磨,總疑心寓所中有跳蚤和螞蟻相擾,因而一再搬家。最終,她住在洛杉磯西木(West Wood)公寓,一個人淒清上路,死後一星期才被伊朗房東發覺。據見過她遺體的林式同先生說,她死時已瘦得皮包骨頭。張愛玲的生前友好(夏志清教授等人)遵從其遺囑──「骨灰撒到任何空曠的地方」──將她的骨灰撒進了浩瀚的太平洋。
張愛玲,這位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才女,生於1920年9月10日,死於1995年9月初,生死同為秋風起於天末的九月。她在人世間「張看」了整整七十五年,閱盡繁華,遍嘗世味,既有過淪陷區的盛名之累,也有過異邦異域的無名之悲,浮世的得失,她早已看得明白透徹──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頭,血濺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點染,成為一支桃花。
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曾如此寫道。但畫功總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