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強調地域性，每一個詩人的性格和作品都有地域標籤，這不一定是精神活動的支撐，但肯定是背景或觸媒。嚴格意義上說，只有經過深刻體驗的東西，才是詩歌創作的精良材料。保羅‧馬爾登（Paul Muldoon）的《智利編年史》（The Annals of Chile）、艾麗絲‧奧斯瓦德的《標槍河》（Dart）和邁克爾‧朗利（Michael Longley）的《日本的天氣》（The Weather in Japan）等都帶有濃鬱的地域風貌，具有艾略特詩歌中所必備的「此時此地」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這些都是詩人的「根」，使詩歌具有了結實的、原生態的品質。《標槍河》一詩的靈感來自英國德文郡的一條同名河流，作者曾在河上工作了三年，採訪當地百姓，因此，她的詩中充滿了豐富的形象──偷獵者、游泳者、船夫和下水道工人，她用不同的音色寫出了不同人物的欲望、遭遇和祈求。安妮‧卡森（Anne Carson）曾經深入小鎮體驗生活，寫了大量以各種小鎮為主題的詩作，唯妙唯肖地勾勒出小鎮的風俗和特點，後來結集為《城鎮生活》。在加拿大，大城市已經被拖進了一體化、標準化的進程，小鎮依然保持著各自的特色甚至古老的儀式，有點像中國偏遠山區的村寨；卡森看重的就是這種文明的源頭性和差異性。艾略特也喜歡挖掘觸目驚心的細節，由點及面地展開筆觸。如他獲諾貝爾獎的《四個四重奏》就是以四個小地方為基點延伸出來的。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地方主義者，他有的是普世情懷和形而上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獎是比較注意兩者之間的平衡的。馬爾登對人類本質一體性的探索，卡森調和文本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努力，都是這種原則的貫徹。
二是注重個人性，艾略特強調個性與傳統的相契，主張「非個人化」，在抒情詩中加入第三種聲音，或者說戲劇化的元素。在這一點上，艾略特詩歌獎的獲獎者們跟他們的祖師爺有所不同，他們與傳統的關系比較遠，而個性凸顯得比較厲害。基爾泰斯（George Szirtes）用的基本上是一種回憶性的敘述筆調，有時也有外放的視野，但總的來說，他的回憶之軸是個人經歷，而不是人類歷史。讀他的東西，你會覺得非常親切；因為他所描寫的物象或者就在你眼前，或者剛剛畫入記憶的畫卷。他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津津樂道，似乎總有話要說；與其說他是在傾訴，還不如說他是在自言自語。《給克拉麗莎‧厄普丘奇》名義上是寫給他妻子的，但實際上他妻子並不明顯地扮演著他抒情的對象，詩作也很少借用妻子的眼光；而是他自己的直接的觀察和感受。《生日信件》（Birthday Letters）在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作品中分量不怎麼重，但在私人視角上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受到了評委們的關注。安妮‧卡森的《丈夫的美麗》（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用最私密的語氣敘述了婚姻生活中的種種不幸、猜疑、想像和思慮，表面上她似乎盡量在用別人的視角，但實際上都是她自己眼中的情景。在卡森的作品裡，個人已經極端化到了「個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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