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上流還是下流？
－ 中產階級瓦解前的台灣現象剖析

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在政府持續加碼首購低利總額，刻意刺激房地產交易活絡市場的情況下，勉強達到保四的任務。但是房地產普遍高漲，仁愛路「宏盛帝寶」每坪單價高達90萬，因此想要入主豪宅，基本價碼將高達1.5億元，但這些高價豪宅仍就銷售一空，成就了少數豪宅俱樂部。

然而，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顯示，94年全台低收入戶共計84,796戶(211,221人)，相較於民國85年的49,307戶(115,542人)，這近十年間，全台低收入戶的增長率竟高達82.8%

台灣社會現象二：高學歷 = 高失業率

根據主計處在三月份所公佈的失業率調查報告，年輕族群失業率近兩年來一直高於平均失業率，去年而言，平均失業率為4.13％，20 - 24歲失業率最高達10.33％；其次為15 - 19歲11.97％；最後則是25 - 29歲的5.75％，但是三個年輕族群失業率都高於平均失業率。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擁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失業率，更在去年首度超越平均失業率達到了4.23％，青輔會也表示這是一個嚴重警訊，因為，高學歷已經不保證是高就業率了。

台灣社會現象三：錯亂價值觀，帶領虛華風

就在4/10，已是金管會與銀行公會提供給全台約51萬卡奴，面對卡債協商期間免息優惠的截止日，根據金管會週二公佈資料顯示，總共收到將近七萬封的申請表，其中有五萬一千件處理完成，協商成功的案件達四萬七千件，實質協商成功率可說是少得可憐。因此也意味著，對於那些未完成協商的卡奴，便將再度面臨催債噩夢。

但是另一方面，根據媒體最新的報導，就在全台卡奴一陣哀鴻遍野之際，在另一個生活圈中，有著另一群頂級的消費著，正在享受著銀行所提供最特殊的禮遇，無限額度的頂級白金卡，這類「白金身價」的客戶只有幾十萬人，但是，一刷就是十幾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一年至少刷出300億。

當全面性的貧富不均，正快速的朝兩極化移動時，當少數的菁英族群享有大部分社會資源時，台灣的平均痛苦指數將相對的快速飆高，此時，如同日本經紀大師大前研一所指出的「M」型發展現象，台灣是否亦將隨之步入日本「下流社會」的後塵。

從卡奴事件、高學歷與高失業率，所衍生出任何可能的貧窮、自殺、犯罪等社會事件，相對於另一群金字塔頂端的少數菁英。台灣的社會幾乎已經開始逐步走向，類似日本與歐美國家，那一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原本賴以支撐社會結構與經濟成展動力的中產階級，正瀕臨瓦解，消失殆盡之中。

然而，台灣這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還得繼續生存下去，國家還得繼續面對發展與國際競爭之際，我們便不得不得強迫自己開是去正視這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當政府還不知或是無以為應時，我們從產業、社會、學界與媒體在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觀察，是否可以提供即時的觀察呼籲，甚或是提供政府適當的因應建議。

在由中時電子報所主辦的「下流社會、台灣現象」座談會中，特別邀請了，立法委員雷倩；摩根富林明投顧董事長胡德興；天下雜誌副總編輯吳韻儀，一同來探討這一個全球化的現象：「當中產階級崩潰，社會呈現大部分的下流與及少部分的上流失衡結構時，我們應該如何以對？」

一、政府效能必須提升

就在最近由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公佈的「2005年世界貿易報告」中顯示，台灣自2004年起已不再是全球第十五大貿易國，在2005年台灣已經下滑至第十七名，另外根據世界銀行每兩年便會針對全球209個國家，根據六大類指標，進行全球性國家治理評比的報告，尤其側重在，「政治穩定度、政府效能、法治程度與防制貪污」這四方面的表現，而在2005所提出的報告中，台灣政府這四項效能的評比均不甚理想，其中「台灣的政治穩定度」正在快速的下滑，已從2001年的排名24依路下滑至2005年的第27名。

對此雷倩委員認為，目前的卡奴現象，或是長期的失業情況，都並非單一結構性的問題，從21世紀WTO與世界經濟體都衝擊之下，台灣的經濟早已存於一種驚滔駭浪的情況下，而在這過程中臺灣的政府不管在施政效能或是在面對未來政策的的確有些許缺失混亂的時期，而台灣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便是找出一個相對溫和而穩健的經濟成長政策，不論是從有效的刺激國內就業成長率，亦或是提供國內中小企業因應轉型的必要協助，這都是實質有效的治本方案。

雷倩進一步指出，台灣政府在轉型中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 就是在轉型陣痛中所必然產生的失業，卻沒有在仍有資源和能力時去創造替代就業機會。第二、 第三、 是我們容許太多的學校存在，因而把「下流」的現象用高學歷隱藏起來，形成教育和工作的 失衡。創造了更多的人在學校裡面花了更多的時間，也讓相對沒有學位的人喪失了競爭的機會。

因此，雷倩建議政府應該用更前瞻性的眼光，不論是和美國、中國簽 訂自由貿易區協定或是將台灣定位成為投資之島，總是需要擬定策略，才能提供年輕人更大的舞台。他相信，只要年輕人知道發展的空間如此之大時，移民之島幾百 年來向外拓展的精神將會重生。

二、企業與教育應雙軌並行

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和全球企業競爭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心貧」的年代，在過去八年間，信用卡餘額成長14倍；七年級生平均負債23萬，比歐洲一個家庭的平均負債還要高；定期定額投資人數五年內減少了一半，從60.2萬人減少到27.5萬人；台灣十年前儲蓄率37％，93年降到25.9％，全亞洲最低。從理財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心貧現象」，摩根富林明投顧胡德興董事長，一語道破了目前台灣新貧一族，只看現在不看未來；過渡消費不重投資；只看外表，不重內在的現象。

雷倩則認為對於現行的教育錯誤政策，是我們容許太多的學校存在，因而把「下流」的現象用高學歷隱藏起來，形成教育和工作的失衡。創造了更多的人在學校裡面花了更多的時間，也讓相對沒有學位的人喪失了競爭的機會，這種痛苦無法由個人來承擔。

但是若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首先要看所教育出來的人才，是不是符合國家社會的需要，比方說，台灣很早就沒有農業部門了，但是現在確有很多農業系所，故意改名為農業生物科技，藉以吸引更多人去就讀，但是這些人畢業之後，卻很難到工作。因此便造成畢業人才與產業需求產生嚴重落差，以致於產業一直找不到人才，而另一方面卻已發生高學歷變成高失業率的情況。

因此，教育的實質有效化，除了教育部所擬定的教育政策必須務實之外，如何與現行產業做出緊密的結合，則是讓教育效果真正能夠延伸至產業供需，促進國內整體就業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三、務實的價值觀仍待建立

在面對越來越多元且快速變遷與競爭的全球化市場，未來的年輕人勢必將被迫調整，對於價值觀的定義，以及對於成功的重新定位。

天下雜誌副總編輯吳韻儀認為，由於時空的翻轉，如今已經難以再現過去的王永慶或是現在郭台銘的成功經驗。因此，當年輕人拚命的想要抓取成功機會時，觀念與心態的調整是必要的。許多錯誤的觀念導致了行為的偏差，例如許多年輕人認為：「既然錢不好賺、機會又始終不屬於我的，那麼不如及時行樂，先享受後付款，一味的追求虛華的生活，終至淪為社會的寄居，自己的終結者」。

因此，如何能夠務實的面對社會結構的變化，與自己夢想的階段化實現，才有可能在現今，高學歷充斥，卻也產生高失業率的現象中，找出屬於自己能夠朝向圓夢的道路。

在面對未來世界公民的挑戰之餘，未來的年輕人，你們所掌握的競爭資產有多少？勇敢的走出自己的生活舒適圈，開始訓練自我全球化的競爭視野，將是讓自己成就 Dream Big的不二法門。

貧窮不應該是一種詛咒，生命更不應該隨著浪潮逐漸往下流動，當高學歷爆炸、失業率高漲、實質薪資所得卻越變越薄時，當台灣正隨著全球各國一同拉起下流社會危險警報之際，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正如同國際社會學家彼得杜拉克在1969年「不連續時代」一書所預測，對於未來世界發展的六大預言中，試圖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六○年間，這一段人們積極且期待，透過一個健康、活力、有效能的政府，來打造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體制，那是一場人民與政府間相互信任的熱戀。

但如今我們是否能夠重拾那一份互信與互賴的關係呢？
我們又該如何扭轉逐漸往下流動，不平衡傾斜的社會現象呢？
此時，政府、企業、人民三方，均須積極以對，互信與共！

以下為《下流社會─台灣現象》座談會內容

郭至楨（以下簡稱郭）： 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中產階級大量減少，其中固然有部分往上流社會移動，但是有更多的中產階級往社會底層（借用日本用語即為下流社會）移動。

金管會最新資料顯示，0410卡債免息協商截止之後，只有四萬七千人完成協商，相對於總數高達五十一萬的卡奴，比例實在偏低。

主計處公布的二月份失業率為3.92％，其中15﹣24歲的失業率為9.51％、25﹣44歲的失業率為3.93％，這意味著我們的菁英正在大量失業中。今天我們將針對經濟、消費、學歷、政府公部門效能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來談台灣的中產階級是否蒸發了？ 首先我先請教胡董事長，從卡債的現象我們看到年輕人似乎有低所得高消費的習性，您認為看這樣的現象？

胡德興（以下簡稱胡）： 就金融業者來看這個現象，我先提出幾個數字，信用卡餘額八年成長14倍；七年級生平均負債23萬，比歐洲一個家庭的平均負債還要高；定期定額投資人數五年內減少了一半，從60.2萬人減少到27.5萬人；台灣人平均一年念的書不到兩本（1.8本），我們的鄰國日本一年27本；台灣十年前儲蓄率37％，93年降到25.9％，全亞洲最低。

從理財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心貧現象」，只看現在不看未來；過渡消費不重投資；只看外表，不重內在。我想卡債之所以形成，就是因為這些現象的後遺症，我們也非常憂心這個現象。因此，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也在去年推出了「RICH」活動，R是Reading，要閱讀；I是Invest，要投資；C是 Career，要規劃生涯發展，要規劃生涯發展；H是Health，心理和生理都要健康。 郭： 卡奴的成分有很多種，裡面有部分是因為失業而生活困頓或是創業失敗不得不使用信用卡或現金卡，我想請教雷委員，您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雷倩（以下簡稱雷）：我想卡奴可以分為「新奢華一族」或是「新絕望一族」。高失業率其實是反映出全球經濟的變遷，二十一世紀以來，在WTO、全球化、高油價等變素之下，世界經濟其實一直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台灣作為人民安居樂業的大船，過去政府在施政的確有些問題，導致這艘船方向有問題，也出現破洞漏水的現象。

台灣目前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找到成長力，這個成長力必須以解決就業率為優先考量，而非以創造高金錢產值為主。

在調整過程中，老實說，台灣政府做的很差，過去四五年來政府的就業政策都是短期的，所以卡債族中才會有「新絕望一族」的產生。

就業政策不是救濟政策，政府應該把一些救濟政策的錢移到刺激產業發展。雖然這一段時間台灣的經濟數字還算不錯，但是為什麼4％﹣6％的失業率會造成這麼巨大的痛苦，那是因為那些負責家庭收支的人看不到失業之後下一個工作來源在那裡而絕望。

郭： 立法院中也曾經提出要限制雙卡利率，您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雷： 這應該是急診室中急救的現象。因為產業外移，造成就業機會減少，這些痛苦由失業的人所承擔。因此，在搶救卡奴時，要先搶救貧窮絕望的人，這些人再不救他們，他們就會被惡性討債公司逼死，這些人的債務大約700億元。

如果是一家公司負債700億元，銀行會先跟這家公司協商，然後豁免本金的一部份，利息可以展延一段時間，銀行會給這家公司足夠的時間來還債，因為銀行無法承受700億元一下子變成壞帳。

但是卡債族卻是分佈在51萬人中，因此，銀行這隻大象就可以壓在每個卡債族身上，或許銀行覺得他已經很客氣了，但是當大象轉身時，隨時都可能踩死小螞蟻。

我先回應一下主持人先前提出的金管會協商結果，根據我掌握的數字，真正銀行有跟卡債族談過的只有4.7萬人，但是簽約成功的只有幾千人。

例如：有一個人跟我說，他跟銀行說，希望目前少還一點，因為我五年後可以拿到一筆退休金，到時候可以一筆還清，但是銀行目前卻是完成不接受這種個人化的還款模式。

郭：天下雜誌在三月曾經就「下流社會」作了非常詳盡的報導，下流社會這個名詞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因為日本社會有三個特有的年輕族群「尼特族」、「飛特族」、「寄居族」，這些人對於未來不抱任何理想和希望，大多屬於高學歷低成就，我想請教天下雜誌副總編輯吳韻儀，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吳韻儀（以下簡稱吳）： 其實不只日本，全球比較成熟的社會都出現中產階級往社會上層或下層流動的現象，而且往下層流動的數量和速度都相當驚人。

其中最讓人憂心的就是年輕人淪為絕望一族，所以我們才會去探索為什麼年輕人會淪為絕望一族。以日本的例子，他們作錯了幾件事情，例如用低利率刺激消費，造就假象經濟成長，結果造成了十多年的長空，這和台灣卡債問題似乎有類同的道理，值得借鏡。

另外，台灣的高學歷人力是不是作了高附加價值的事情、年輕人是不是看的到未來，值不值得去拼，或是拼了有沒有結果，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郭： 我們記者最近採訪發現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生，就業後薪水有四萬塊，為了有更好的發展，他出國進修，兩年後，他拿了碩士學位回來，結果他現在薪水只有三萬兩千塊，導致他現在很掙扎。學歷過去一直是個敲門磚，結果現在不管用了，這一點雷委員有何看法？

雷：我們先反過來看這件事情，當一個社會工作機會超過供給時，學歷可能不重要，但是當工作機會快速緊縮時，學歷就很重要了。我看過很多年輕人之所以延畢，或是念研究所，都是因為他沒辦法真正踏入社會。21世紀政府之間競爭，已經不再是GNP和GDP等數字的競爭，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公司可以選擇在任何地方經營，因此，21世紀政府的競爭在於能夠創造多少工作機會。

台灣政府在轉型中犯了幾個錯誤，第一個就是在轉型陣痛中所必然產生的失業，卻沒有在仍有資源和能力時去創造替代就業機會。第二個錯誤是我們容許太多的學校存在把「下流」的現象用高學歷隱藏起來，形成教育和工作的失衡。創造了更多的人在學校裡面花了更多的時間，也讓相對沒有學位的人喪失了競爭的機會，這種痛苦無法由個人來承擔。

很多年輕人都抱怨，他們在面試時，企業想要的都和他們所學的不同，請問胡董事長，以一個企業主的身份來看，企業主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人才呢？

胡： 雖然很多人說新世代叫做草莓族，其實這不太公平。這兩年我們公司找業務助理，有很多國外的MBA來應徵，過去我們公司一定會拒絕他們，因為總覺得他們應該作不久，但是事實上不然，因為社會上機會太少，所以他們為求在有制度的公司學習，寧願當業務助理。

對業者來說，能夠聘請到這麼有國際觀的業務助理當然很好。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如果這樣的人才甘於作業務助理，是不是打擊了年輕人的信心，也代表了社會上沒有提供足夠的機會給年輕人。

雷： 我補充一下，同樣一個國外回來的MBA，如果只能作業務助理，那就叫做「下流」。

但是如果他今年作業務助理，可是這個公司蒸蒸日上，到中國大陸開幾百家分行，他從業務助理一直升遷成為分行經理、總經理，就叫做台灣人才素質高。這一切都取決為我們創造了什麼機會給這些人才。

郭：我們記者也採訪了另一個案例。一個高學歷人才，目前在士林擺地攤，我們問他為什麼擺地攤而不去上班，他說：「我為什麼要去上班？上班被束縛薪水又不高，我擺地攤又自由，每個月收入又有八﹣十萬塊。」這是不是代表了台灣年輕人價值觀的轉變？過於追求安逸，我請教韻儀，對這一點有何看法？

吳： 我們的下一代不像過去的人那麼積極是最大的問題。擺地攤並沒有錯，但是擺地攤應該是一個起點，有沒有對未來的願景？如果可以從擺地攤而發展成為一家公司，甚至往全球發展，那擺地攤反而是好事。怕只怕一輩子安於擺地攤，少了作夢的勇氣。

天下雜誌曾經做過亞洲六國年輕人的比較，就發現台灣的年輕人相對沒有國際視野，現在企業都是全球徵才，你現在要競爭的不是同班同學，而是全世界的年輕人。

郭： 國內政治常常在談台灣邊緣化，但是企業根本不會邊緣化，因為企業是全球在徵才、在運作。

雷： 今年二月，美國小布希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曾經很驕傲的說：我創造了400萬個工作機會。

回頭來看台灣，有何長期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我曾經質詢過蘇貞昌院長，他回答我說：台灣目前還有1300﹣1500萬個就業機會，但那並不是政府政策所創造出來的，對於那些因為產業轉型所造成的失業勞工，4％的失業率對他們來說並不是4％，而是100％，集體與個人這兩個數字之間有迷思。

郭： 談到高學歷，目前台灣有這麼多高等學校，這樣是對的嗎？五年五百億去補助教育，政策合理嗎？

雷： 我個人對教育有兩個不同的看法。一個就是為教育而教育，我個人唸書念了28年，這一部份的我認為教育不要那麼功利、不要那麼目的化。

但是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首先要看教育出來的人才是不是符合國家社會的需要，比方說，台灣很早就沒有農業部門了，但是確有很多農業科系，現在很多改名成為農業與生物科技，吸引很多人去念，但是這些人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另外，台灣人才競爭的對象是全球的人才，可是現在的學制是個低度競爭的環境，考上大學、研究所很簡單，在和全球競爭時相對來說，競爭力就會比較差。

郭： 台灣經濟成長力從過去的兩位數到去年努力在保四。過去那麼高的經濟成長率靠的是龐大有生命力的中小企業，但是現在中小企業快速減少，上市掛牌也從台灣跑到香港或是其他市場。我請教胡董事長，中小企業出走是不是也造成中產階級消失的原因？

胡： 很多人都說商人無國界，的確，企業也都是跟全球在競爭。股市是經濟的櫥窗，從全球投資的佈局就可以發現，各銀行各研究單位的投資建議都只有很少的比例擺在台灣，這就是經濟實力的差距。這是個很嚴重的危機感，值得個人、企業、政府來思考。

郭： 委員妳怎麼看呢？

雷： 我在1999年投資台灣的時候，台灣股市的本益比是22﹣29倍，現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設立在台灣的公司面臨價值下滑。雖然我們還很努力的打拼，但是資本市場給你的回報遠遠不如十年前，這就是國家因素。

過去台灣是一個貿易之島，將來如果我們按照現在的方向轉型成為類似荷蘭的投資之島，社會其他的轉型，如社會福利的規劃必須能夠搭配。

台灣想要永續發展，維持3﹣4％的溫和成長，必須要用全部的力量、毫無偏見去完成，可是台灣卻是不斷內耗，台灣對於這樣的危機感真的認知不足，就像溫水煮青蛙。好比一個荒島，資源有限但是人口不斷增加，總有典光當盡的一天。台灣需要靠一些企業先走向世界，才能帶領人才一起衝出去，所以我們要把足夠的資源投注在一些企業，讓它規模夠大，短期看來是投資國外，但是中長期卻是創造台灣人才的未來機會。

郭： 我想請教韻儀，企業現在提升競爭力和生存困境在哪裡？

吳： 其實企業是最會求生存的，尤其是台灣中小企業都會抓住利基市場，但是只靠自己打拼，效果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國家能助一臂之力。比方說，鄰近的國家都在簽自由貿易區協定，我們政府要是不努力，未來企業的競爭力就會不足。

郭： WTO公布的2005年的世界貿易報告，台灣的貿易競爭力往後退了2名，成為世界第17名；WEF世界經濟論壇另一份報告中也提到台灣政府公部門施政效能和執行效率也是一直下滑，從2001年的24名退到2005年的27名；彼得杜拉克在《不連續時代》一書中有六大預言，其中一項就是政府將迅速無能，似乎蠻符合台灣的現象，請教雷委員，政府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雷：彼得杜拉克當然是說在這個大時代中，不在政府管控之中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政府相對的會快速的無能。但是在WEF的報告中，台灣會被降低評等是因為貪腐、不透明和政策的搖擺。我個人在1997年回到亞洲，我覺得政策的搖擺當中傷害最大的就是核四的停建，這種政策造成的國家風險加諸在台灣，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目前有一個明確的出路就放在我們前面，就是簽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三大貿易伙伴：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其中日本是大幅入超、美國小幅出超、90％的出超都來自中國大陸。所以政府如果想解決台灣貿易問題，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優先順序一定是中國和美國。

美國方面，我們必須搶在六月以前去談，因為美國將在六月以後停止跟其他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商，所以我們必須在六月以前登上美國未來協商名單，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而韓國已經搶進這個窄門，將來美國如果藉由韓國前進大陸，台灣會進一步被邊緣化。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最大的出超來源是中國大陸，所以執政黨必須用前瞻的眼光試圖跟中國大陸簽最為廣泛的經貿協定，連戰先生所主張的共同市場是一個很好的建議。能確保台灣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經濟存在，是對台灣主體性最大的保障。以通代統，如果跟中國大陸簽了自由貿易協定，東協加三的威脅就不存在了。

如果政府能做到這兩件事，台灣人才將以中國大陸為腹地，我就不再擔心年輕人會以擺地攤為樂，因為當年輕人知道發展的空間如此之大時，移民之島幾百年來向外拓展的精神將會重生，今天很多人不再作夢是因為他看不到未來，如果政府的力量把中國大陸和世界的版圖打開之後，我想年輕人才將會如鷹展翅。

郭： 從51萬卡奴到高學歷擺地攤到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台灣中產階級崩解、下流社會現象產生，請三位來賓作個總結。

吳： 我想價值觀的改變是首要的。未來衡量成功的標準並不是王永慶或是郭台銘，未來年輕人應該要有夢想，但是夢想不是向錢看，我們的社會應該要給這些有企圖的年輕人一個舞台，讓他們能好好發揮。

胡： 摩根富林明在台灣二十年，我們一直秉持聆聽客戶的聲音、維護客戶的權益、滿足客戶的需求，相同的道理，國家的領導人如果也能以此自許，多聽聽人民的聲音，以此作為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全球都在作人才資金的競爭，只要能夠開始，永遠都不嫌晚。

雷：貧窮是一種咒詛，它並不是你必須要去接受的。台灣曾經非常貧窮，曾經有很多人拎著兩個皮箱到全世界去尋找機會。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就是在這個階段，他們想辦法抓住每個機會脫離貧窮。台灣因為有一段時間的開放和富裕，所以我們沒有那種急迫感，但是相對的，我們有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價值，我們應該找到我們獨特的利基，當我們找到了，我們就可以跟著這些上升的水流一直往上走，我講的是中國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

我總認為台灣走的這條路，包含過去的輝煌成功、現在我們所面臨的陣痛，其實都不是偶然的。21世紀是亞洲上升的板塊，其中中國大陸怎麼去兼顧經濟成長和貧富不均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台灣能夠真正走進這個水流，去幫中國大陸找到轉型的藥方，同時也會幫台灣創造閃閃發光的機會，讓台灣的人才能在巨大的市場中經營，這是我期盼的未來。

郭： 下流社會是個全球化的現象，這個現象已經蔓燒到台灣，我們的政府、企業、人民都需要有危機意識，中國大陸13億人口的市場是不是一個好的出路，大家都應該好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