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洲次郎的流儀

蕭蔓

    　我開始覺得革命比戰爭還要殘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流儀」消失了，比一把又一把火，燒個精光，還讓人愁腸寸斷……。

    　三月的日本，電視記者帶著攝影機，全國上下搜尋第一株綻放的櫻花樹。節目中展示精密計算的溫度統計表，得出一個結論：今年二月氣溫比往年升高2.9度，因此各地櫻花都將提前開放。

    　離首爾比東京更近的福岡，三月十三日櫻花搶先開了，拿下自和歌山櫻花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提前開花以來，五十年的另一個歷史新紀錄。

    　日本是一個「know how」的國度。一朵櫻花，也得掌握、紀錄，計算它何時出現、較量它開花先後。不因為風花雪月，就絲毫馬虎。讓人在困頓時刻，想從這裡找到身心安頓。

    　特別是這個世界出事了，景氣衰退攪亂了原本「不斷成長」與「擴大消費」的一盤順棋。

    　去年夏天的「北京奧運」，我現在回想起來，像是告別一場華麗金庫即將捉襟見肘，又像是預言此去的經濟困局。逼得走路有風的企業老總，個個灰頭土臉，排著隊伍卑微的央求抒困。

    　商人，一腳跌進數十年難得一見的蕭條黑洞。

    　受到挫傷的不只是他們的版圖、面子，也是每個被牽連，失業的個人與家庭。

    　春天，福岡櫻花提前開了，讓人想起日本金融泡沫也早在十年前，提前爆發了。

    　走在四周被新摩天大樓、高架快速新幹線包圍的東京車站前，身邊人群穿梭，多是穿戴講究、斯文沈靜。我心想，這個被世界判定提前景氣衰退的城市，怎麼不見上海、廣州火車站前扛著棉被、拎著臉盆，辭工返鄉的落難人潮？

    　我鬆了口氣，發現金融海嘯後的東京，還是購物天堂。

    　書店裡文具部隨眼一排「和風墨水」：香水瓶身，十四種顏色，有著詩樣的名稱：藍是朝顏、露草，綠是霧雨、月夜，紅是躑躅、夕燒。我的心發燙，心想不論是誰？怎麼能在痛快消費過日本之後，不愛上她？

    　東京二十三個區，隨便一個地鐵站周邊，繁華、熱鬧，讓許多國家的首都城市都相形遜色。偶而，我在大樓間失去方向感，卻從不曾找不到任何我想像得到的商品。不論願意不願意，日本商人總是讓我在這裡想要傾家蕩產的買東西。

    　商人不只決定了我們的生計，商人的想像力，也為我們的品味定調。日本商人的好品味，常常讓我在花錢付帳時，想要說敬語鞠躬致謝。

    　書店出口處，奢侈的騰出一張法國餐館的白布圓桌，陳列一個「白洲次郎？流儀」。

    　這樣的排場，我不禁自問：白洲次郎是誰？

    　指標人物

    　暫且不管講談社、新潮社等紛紛出書介紹白洲次郎與妻子白洲正子、銀座松屋百貨的美術館不久前為他倆舉辦生平回顧展、NHK三月份上映以他為名的三集紀錄片。卻怎麼也無法不好奇，日本媒體公布「引領日本大眾時尚的指標人物」，頭一號人物就是他──白洲次郎。

    　一個過世二十多年的歐吉桑，為什麼能領先小田切讓、濱崎步，成為日本人心目中歷久不衰的的時尚偶像？

    　翻開書，隱約記得：三宅一生剛開始受到歐洲時尚圈寵愛，白洲夫婦當過他的模特兒。那時我在巴黎唸書，放學總得吃一個剛出爐的巧克力夾心麵包，走過他的櫥窗：海報上一襲帶帽斗蓬披風長大衣，當年七十三歲的次郎，一頭白髮，手插在口袋裡，鬆鬆繫著長圍巾，神情安靜的望著鏡頭。身旁的妻子白洲正子眼神炯炯，雙手插腰，腰際是三宅一生迷倒法國人取自和服的褶繞布。正子穿高統馬靴，身量幾乎和一八○的次郎不相上下，兩人顯得格外高頭大馬，我記得，那是再出色的專業模特兒也穿不出來的華麗氣派。

    　想當然，白洲次郎出身富商，爸爸是紡織大貿易商。我一直以為日本人崇拜法國，一切奢華事物，總是要扯上幾句法文。但次郎的流儀，倒提醒我，英文仍然是主流，不是粗枝大葉的美式英文，而是上等英國腔英文。日本上層階級心目中的「紳士」，不只懂得法國美食干邑白蘭地蒸鯛魚、萊姆酒舒芙蕾……，還得對英國王室的品味有所掌握。

    　白洲十八歲留學英國劍橋念人類學。日本人著迷他的「英國紳士流儀」──照我看，複製起來並不困難──西裝就直接去倫敦著名的Savile Row 15號，找到那家店窗高掛，門前圍著白金漢皇宮般的低矮雕花鐵欄杆的「Henry Poole & Co.」西服店。老師傅翻開厚重的量身簿，每筆尺寸都一一保留，白洲次郎的身形也儕身其間。帽子、雨傘、風衣……紳士們的標準配件，白洲在St. James’s街上採購。門牌6號是自十六世紀起專門供應皇室的「Lock & Co.」帽子舖。我走遍美國、加拿大，凡是講究的帽子店，門面總是向Lock & Co.致敬，一律的墨綠色櫥窗，女帽擺一邊、男帽擺一邊，中間隔著木櫥櫃，上面擺著幾雙小羊皮手套。

    　同一條街，54號的「Swaine Adeney Brigg」，讓天下的風風雨雨，增加一點王室質地。依我看，日本人學習精神超強，一個白洲次郎，就已經為他們把現代日本的「洋．和」風格定了調：從他的英國骨董跑車、68年產的保時捷911S車款，到他喜歡的Macallan、Glenfarclas、Black Bottle純麥威士忌，到他的和服，表面是低調黑色、襯裡卻是含有喻意的華麗豹紋、鶴形。他也懂得「玩」，與寶塚歌舞團、祇園藝妓往來密切。我想，比起聽來聽去總是一個古典音樂，即使高格調人家，大概也會覺得煩悶吧。

    　「流儀」的真諦

    　相對於拘謹、正統的英式風格，據說白洲次郎是日本第一個穿牛仔褲的男人，搭配白色圓領Ｔ恤，牛仔褲管向外翻捲，姿態比James Dean多一份貨真價實。

    　那年他四十三歲，日本戰敗，他放下家族生意，擔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助手。幾乎每個戰後出生的人，都被告知過這個故事，我也不例外：有一次他代表天皇致送一份禮物給當時被稱為「日本皇帝」的麥克阿瑟。麥帥隨手一揮，叫他擱在一旁。白洲立刻板起臉孔，嚴肅地說：「要天皇陛下的禮物放在一邊，連做人的基本禮節都不懂，禮物我帶回去了。」

    　剛聽，我以為他富商出身，自視甚高，敢做、敢說，少爺脾氣嘛。但仔細一想，台灣每天政商關係新聞中，多少「豪門子弟」，都在面對比自己更高的權貴時，慌了手腳。

    　白洲參與日本戰敗與盟軍斡旋的終戰事務。他英文很好，連美國軍官都不得不佩服。英美主導制定的日本新憲法就由他翻譯。依我之見，他對日本更大的貢獻，是他堅持「國家要獨立，一定要培養國力及經濟復興」，創立了「通產省」，扶植商人發展，從經濟自主爭取到日本人戰敗後的民族尊嚴。

    　可見「流儀」不只是權貴人物吃穿風流的軟傢伙，還得加上品格；或是勇敢、或是正直、或是理念。

    　上層階級的品格，具有指標作用，影響的不只是全民的品味，還是國家的格局。

    　流儀，簡單說就是「方式」。英文的style，所謂風格，是有品有格的層次，其中的「品」常常是創造典範傳奇的來由。

    　一九九三年，我喜歡的日本雜誌《太陽》，出了一本創刊三十週年紀念特集，主題是「100 Key Words for Understanding Japan」（認識日本的關鍵100字），其中花道、茶道兩項與日本風格教養相關的題目，破例由白洲正子一人執筆，可見她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份量。

    　《茶道》一文裡她寫著：岐阜縣一位骨董商人邀她至深山鄉居，品嚐當時已經被禁止獵捕的「野鶇」。飯後，商人開始奉茶。點茶的手法純熟、自然，且不拘泥形式、排場。中途還為了讓客人心寬，對於該如何握杯、轉杯這些得上課學習、令人緊張的禮儀，謙和的說：「哦，這個步驟，我忘了該先還是該後。但沒關係，只要您們喝得歡喜就好。」

    　典範的消逝

    　白洲正子沒有仗著自己貴族出身（父親是日本伯爵），拘泥茶道儀式。反而放膽推論，四百年前創立日本茶道的千利休，應該就是如此「自在」對待茶道。

    　這些文字出版時，白洲正子已經八十三歲，五年後就過世了。她留下有關日本骨董、古典文學、古剎、遊記等鑑賞文章，至今仍是日本人引用效法的品味指標。我喜歡她自由自在的觀點，不至於讓人焦慮，像是深怕別人跟不上的菁英人物時尚評論。

    　白洲夫婦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住進東京郊外町田市的居所「武相莊」，這是一棟依照日本古法搭建的稻草屋頂宅院，已經被指定為國家級古蹟保存，對外開放。從庭園種植四季不同的花草，主屋、書齋、茶室，磨舊的皮沙發、烤年糕的炭爐、歷經風霜的行李箱……，可以略略領會這位「昭和時代第一美男子」的生活起居。我也從這裡瞥見，日本人心目中的闊綽，不由什麼金碧輝煌來定義。當然，日本也從不忽視她「金碧輝煌」的一面。

    　熱鬧的週六夜晚，我抵達京都，立刻赴約「祇園」。花街不景氣中仍車水馬龍。白天高溫晴朗了一整天，但是一部接一部的黑頭轎車，輕輕碾過的石塊路面，因為先前灑了水，濕漉漉透著銀亮。

    　潑水是為了防止灰塵僕僕，走著走著，襯出一家家暖簾掀動，隱約透出來的光線，照映地面，反而營造出一個日本連續劇裡「夜雨瀟瀟」的纏綿意境。

    　祇園主道兩旁低低矮矮的屋簷，每隔幾步路，分岔出其他的小胡同。門面不決定內屋的深淺，各自守著自己的熟客，說好幾時入席，媽媽桑早就跪等在玄關榻榻米上。

    　偶而，出租車駛近，一左一右門開，下來兩個拎包袱的藝妓，身子淺淺前傾，對著車內正襟危坐的盛裝夫人行告別禮。夫人點點頭揮揮手，像是說：「去吧！今晚侍候著。」

    　巷弄裡三三兩兩，看起來鬼鬼祟祟的觀光客，比真正光顧的來客更亢奮，握著數位相機像獵人般守候著，終於看到藝妓，再也按耐不住，閃光燈此起彼落，催逼著她倆切切小碎步，迅速閃身入那窄門。庭院深深裡一片神秘天地，我相信，被隔在門外的人，那薄薄的一掛暖簾，像一道永遠解不開的謎。

    　古老的風月場所，在這個不斷創造「新潮流」的國家，照樣被捧在手心裡呵護著。新宿的AV女優與京都祇園藝妓，各有各的生存空間，互不攪和。

    　臨行，我遇上一把火，燒掉了麻生首相外公吉田茂在神奈川的老宅。麻生在這裡度過童年。他回憶日本戰敗，景象一片蕭條，外公卻對他說：「日本是一個很有底力的國家，民間的潛力發揮出來，力量會很大。」

    　幾番赴日，我越來越認同「哈日族」的熱情，甚至能逐漸體會李登輝真情流露的慨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我心想，若是我們也多幾個白洲次郎，傳承一點富裕人家的流儀──是不是兩岸的送往迎來，就不必只能是端上檳榔，還得送上西施。

    　我開始覺得革命比戰爭還要殘酷。戰敗了，保留了底力，還能向上提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卻在刨根挖底的翻轉、顛覆之餘，「流儀」消失了，比一把又一把火，燒個精光，還讓人愁腸寸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