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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符號主義: 大學排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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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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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沙包
lukacs
古士塔夫

【文/知識通訊評論】 

台灣大學慶祝八十週年慶,並矢志前進百大,但是卻不能讓他們坐立難安的一項紀錄因此而消失。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評鑑,把台大從去年擠到百大邊緣的一○二名,降級到今年的一二四名,而台灣排在後面若干還不能列名的大學,則略為往前挪移。 

世界上沒有一流大學會每天盯著自己排名不放,可知對排名超級敏感的台大絕非一流。當泰晤士報公布今年世界大學排名,台大下跌,果然引起教育主管的緊張。照我們自己的解釋,一方面是泰晤士報隔年常採用不同標準,導致結果不同;二方面是泰晤士報的評鑑是所有評鑑中最不客觀的,因此應該參考其他更權威的評鑑。 

每次有人認為這類評鑑不適合做為大學發展的最高目標時,教育領導向來置若罔聞,沒想到,原來他們其實也知道評鑑靠標準,標準不同的話結果會不同,而且即使有標準,也不代表就是客觀,這還必須感謝泰晤士報提醒了我們。 

也許正是認識到既有標準對自己未必有利,台大已發展出自己的評鑑機制,上海交通大學則另立一套評鑑標準。但是再怎麼改良,排在前面的總是大家公認的名校,否則受傷害的不是名校,而是我們設計的評鑑標準。甚至可以說,我們的學術文化是輸入的,也只能把自己列在比較後面才心安,只要能超過北大,應該就算是功德圓滿了,畢竟殖民地人最偏執的就是超過其他的殖民地。 

研考會與教育部在這個自我評價的過程中,敢考而不敢研,畢竟對政府中人而言,只要劃分教育與研究預算的標準是英文的,且不是政府自己武斷訂定的,到底怎麼訂的責任便不是研考會或教育部要負擔的。至於一旦教育與學術預算分配標準併同上級政治考量後,兩者對台灣的高等教育造成什麼影響,並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剩下排名結果。 

一個對自己方向不確定的教育學術體制,對於當前高等教育的未來,當然只能人云亦云,到處找技術性的標準來保護自己免於外界質疑。有時說國際化,有時說本土化;有時說研究至上,有時說不能偏廢教學;有時說鼓勵發表,有時說只承認英文的發表。得到預算的單位,毫無例外追求速成,他們增加發表紀錄的手段千奇百怪,有的幾乎與跨國洗錢無異,不過就是把發表人的外國單位設法轉換成自己的單位。 

提高排名成為教育學術的最高目標,但充其量,是盲目標。這個目標嚴重干擾了教學研究的過程,導致投入教學研究的教師在評鑑過程中人仰馬翻,許多認真貢獻於教學研究的種種付出,幾乎都屬於嘉許範圍之外的活動,是靠著教師自己傳道授業的道德熱情。 

在儒家文化下的教育是良心事業,有教無類,但無關排名,所以在評鑑體制裡屬於對排名的掣肘。由於社會仍停留在儒家文化語彙中運作,學術主管偶爾不能不對教育給予若干口惠。然而,教學相長的傳統理想,如今在只認可個人研究成果的氛圍中最多相延如縷,師生關係為之丕變。影響所及,系所內尊師重道的學術文化,則在典範汰舊換新的同時也漸式微。新進教師淪為評鑑機器,教育主管淪為江湖市儈。 

如果繼泰晤士報之後,台大在各種排名都直直落,如此趕不上以後,研考會與教育部基於自保,自會產生重新檢討評鑑制度的壓力。只有超越對排名的偏執,方能重返為教育學術而教育學術的境界,那時就有了躋身一流大學的氣質。 

台大在泰晤士報排名下跌,雖說對教育領導帶來危機,卻堪稱學術界近十年未有之快事。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四期】

 

大學評鑑,如犬逐尾

大學評鑑帶來許多問題,當事人多不願言,也不敢言。必須等到接受評鑑遭到否定時,才出面替自己叫屈,為時已晚。至於通過評鑑的,當然不願意再自尋煩惱,替別人打抱不平。其結果,大學評鑑造成對教學與研究的嚴重干擾,對學術人格的斲傷,這些問題均得以免於檢視。

 

儘管參與評鑑的委員事前都接受再三告誡,不可接受招待餽贈,但是並不能減緩接受評鑑單位巴結討好的心理。有的評鑑委員在評鑑期間看到自己受到的禮遇,也加以記錄後,返校告誡同仁在爾後接待外來評鑑時,應如何效法,如何改正。這些作態確實占據接受評鑑單位許多準備時間,因為他們除了挑選俊男美女一路護送評鑑委員往返,張燈結綵者有之,歡迎光臨者有之,不僅師道潰散,就連年輕學子也在這種評鑑文化的示範下,學會如何為莫名其妙的事卑躬屈膝。他們學會謙卑的姿態,學不會謙卑的心態,所以成長之後,就會要求別人對自己卑躬屈膝。

 

評鑑委員來自南北各校,藉機宣揚德威招攬門徒者不乏其人,趁著訪視的機會要求研究生對來客推崇,等於是要求受訪單位學生必須閱讀訪視委員著作之後,才能應答如流。受訪學生的任務之一,就是營造對個別評鑑委員的學術巴結。下焉者不及於此,也要事先訓練學生如何應對。在受訪者心目中的評鑑,與學術品質的關係不明確,但是與接待評鑑委員的手段卻息息相關。

 

評鑑委員能否不受這些影響認真評鑒呢?事實上,評鑑委員受到大學評鑑程序的嚴格限制,很難自我發揮。在訪視之前,受訪學校如臨大敵,根據評鑑表格的要求,全系分工開會,準備月餘而不止,有的甚至另闢深山水傍,集體構思。如何填寫繁複的評鑑表格無關乎學術品質,而在於如何呈現本來就是人云亦云的教學研究特色。評鑑委員喜歡問特色,除了打發時間,也有刺探軍情以為己用的心理。評鑑者與受評者可說各懷鬼胎,真心誠意以學術品質為依歸者,或許不能說沒有,說雙方都主要是登台作戲,則毫不為過。

 

評鑑過程中最痛苦的是第一天晚上,必須挑燈夜戰,熬夜加班,根據評鑑委員第一天提出的問題準備答案。這些問題五花八門,實在與受評鑑單位師生所想所願,南轅北轍。然而,做出認真而豐富的答覆,是給評鑑委員維持面子所不可或缺。評鑑委員再謙虛,也不肯能改變這種文化。碰到受評單位信心不足,擔心評鑑委員刻意找麻煩時,也可以先進行自評,找來比評鑑委員更大牌,更資深的學者給自己加持,以便震懾來者不善的評鑑委員。

 

事實上,各國立大學早有自評制度,對教師更有定期評鑑,至於私立大學,則可委託國立大學代為評鑑,採取承包制,以公帶私,以大帶小,如此評鑑內容有彈性,評鑑單位有責任感,倘若經營不善,還可以授權國立大學派教師帶為管理。但是為了當前這種評鑑,系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嚴重占用研究教學的時間,貶抑知識份子面對學術頂天立地對良心負責的應有氣度。評鑑就像是犬逐尾巴,咬不到,繞不停。可惜評鑑委員沒有理由檢討,被評鑑單位不敢檢討,如此評鑑,距離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的目標何其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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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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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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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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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lukacs

台灣高等教育的深層危機
  • 2009-05-27
  • 中國時報
  • 【林萬億】

     不久前的五月十一日,一群台大學生發表《百大維新─學生黑皮書》,提醒台大,不要為了前進百大罔顧大學的價值?這本厚達百頁的黑皮書寫著:缺乏核心價值的「前進百大」,就只會變成盲目的「符合標準」。校方提出了「挖角他校優秀學者」、「給予獎金鼓勵發表論文」、「提高獎學金吸引國際學生」等政策。數字就算進步了,實質內容有任何改變嗎?更糟的是,我們可能因為這些政策付出代價:鼓勵SSCI的發表造成本土問題的拋棄、男十三舍舍胞失去了住宿的地點。

     學生們選擇在這一天發聲,是為了傳承二十四年前,台大班代們以九十四票全數通過,要求學生會長普選;二十三年前,爆發李文忠事件;二十二年前,台大學生們在校內遊行,要求普選與教授治校。五月十一日成為台大學生共同的記憶。它標誌台大學生的反省勇氣。

     這看起來像是台大的家務事,其實不然。黑皮書關心的六大校園議題:體育場地、社團活動、校園安全、校園生態環境、通識教育、社會責任,都是大學須共同關心的。

     不只台大,所有追求成為國際一流大學、頂尖研究中心的大學,及以名列全球大學排名為榮的學校,莫不陷入相同的困境。雖然大學校園政治干預少了,校園民主普及了。但是,教師、學生也冷漠了,熱情減少了。

     學校汲汲營營於追求進入百大的數字管理,季有季報,年有年報,要你填寫又發表幾篇SCI(科學引用指標)、SSCI(社會科學引用指標)論文了。為了鼓勵發表SCI、SSCI論文,發放獎金,台大是每篇六萬,TSSCI(台灣版的SSCI)每篇一萬。教師們若不跟著這個遊戲規則玩,就會被質疑產能差。

     大學教師研究、教學、服務是職責所在。但是,研究的目標被引導到發表SCI、SSCI、TSSCI等期刊的論文,那就大大扭曲了學術發展。以SSCI為例,是湯森科學資訊公司(Thomson ISI)的產品。這家公司是做生意的,以二○○二年為例營業額達七十八億美金。SCI是其旗艦產品,一九七三年才跨足人文、社會科學。目前列入收集的SSCI期刊有一九五○種。

     雖然公司明訂必須符合準時出版、國際編輯委員、同儕審查、作者來自各地等指標才收入。但是,被收入的不全然都是符合指標的。美國有些政治評論雜誌不是學術性的也被納入,如《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Public)、《評論》(Commentary)等。而真正吻合這四個指標的學刊絕對倍數於此。例如,我所熟悉的社會工作學刊,被納入的僅有三十九種,不到一半。而不被納入的期刊很多都是該學科次領域中的重要者。因此,SSCI期刊選擇過程有黑箱作業之嫌。

     誤導學術發展的還不止於此。SSCI計入引用自己文章的次數。如二○○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 E. 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六月號所發表演講稿,引用自己著作達一百九十一次。這要怎麼說呢?當然以他的學術地位,無須計較這些。但SSCI統計會這樣計算的。我們的學者們不會如法炮製嗎?再者,多人合作發表各自計入引用次數,就使得多人發表的論文大增。我們已看到一篇文章十幾二十人掛名的。進一步,引註與參考書目都算次數,絕對會重複計算,很不公平。且SSCI不重視書籍出版,這是科學掛帥的Thomson公司的傳統,而人文、社會科學就此淪陷,寫書變得不重要了。更嚴重的是仰人鼻息的SSCI出版計畫,讓關心本土議題的研究顯得落伍。

     我在行政院五年五百億協調時就一再提醒各大學與教育部,不要陷入SSCI迷思中,不然會使得學術發展沈淪。學者計較於SSCI論文發表數與獎金,視教學為次要;學校論斤論兩於論文數量與引用次數,使得校園成為迎合西方商業掛帥下的學術生產工廠。大學精神不見了,國家生機也斷送了。(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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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 戕害學術 高教哀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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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戕害學術 高教哀哀叫
 

最近世界大學排名再度引發討論。上周一場名為「當我們同在一起scIsscI叫?」的研討會,再次說明哀哀叫乃是台灣當今高教的場景;又豈只教師,連學生也無法倖免。

針對SSCI問題,應探究的是,其可作為評鑑基準?依二○○八年教育部頒布碩博士班設立基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平均每位教授每五年應有三篇論文發表於SSCI、TSSCI、SCI、EI或A&HCI等期刊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二本以上。五年五百億大學的年度考評審查意見中,則有「SCI及SSCI論文持續成長」及「TSSCI及學術性專書均無明顯進步」等評語。亦即SSCI確實被作為評鑑基準。

但SSCI等資料庫的期刊目錄可作為評鑑指標?SSCI乃美國一家營利資料庫期刊目錄表。以其收錄的一○四種法律期刊為例,全為英文期刊,甚且幾近全數是美國期刊。準此,教育部無非下令,全台灣教授都應在美國發表論文。

又SSCI收錄的期刊更是良莠不齊。依SSCI資料庫就其收錄一○四種法律期刊之統計,有些期刊每年被引註數竟比論文數還少,其影響因素與論文影響力亦不乏低於零點一甚至零。若與Washington & Lee大學法學院圖書館所製作法學期刊評比對照,收錄在SSCI的期刊,不乏排名在四百名以外,甚至有一千餘種期刊中完全未列名者。對照W大專業期刊評比,被列為全美排名前五十的專業法學期刊中,竟有卅三種未收錄於SSCI之中。名列榜首的「哈佛大學法律與科技期刊」,竟也不在其列。在前五十名綜合法學期刊中,則有廿種未被收錄。

由此可知,SSCI期刊,每每是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反之,一流的卻未必列入。教育部還有何辯解?教育部何以將高教評鑑的權能完全讓渡給一家問題重重的美國公司,進而建立高教的領事裁判權,令人費解。當台灣高教不再重視「教育」,而只是競相撰寫SSCI論文;當台灣學術界,尤其人文與社會科學不再針對台灣的問題進行研究,不再回饋台灣社會,也不再接受台灣社會檢驗,那麼台灣高教、學術還有何立足之處?

準此,教育部竟是戕害學術的兇手。又以何文字撰寫、在何處發表,都要受到教育部管控,那還有學術自由?因使用的語言或發表地域,而受到不平等待遇,那還有平等?沒有自由、平等,還有人權?教育部不但不是人權的推手,甚且還是戕害人權的殺手。

【2009/05/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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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批判社科「進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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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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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意義:  從Velazquez與Picasso談起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黃厚銘

「……因為,社會學幾乎將自己理解為經驗科學,但是卻將『經驗性』這個概念極狹隘地理解成獨特的資料調查與分析,也就是理解為對一個自成的實在的詮釋。這樣一來,社會學就失去了一個可能性:以變異多樣的理論構想、其他的區別經由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公認的諸事態。或許正是這個方法──這方法當然是以一個極高度的理論技術知識為前提──可以為我們的論題帶來較多的收穫。」

──魯曼(2005: 34)

「畢卡索並不認為視覺的真實是本有的,必然的。相反地,他總是注意到:任何他所看到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可見的形式背後存有非常多其他遺漏的明顯的可能性。」

──John Berger(2005:4)


前言:社會學的建制化與「進步」的代價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進步的意義,尤其是以藝術和學術之間的比較,來探討學術進步的意義,但也是要討論差異在科學中的意義。亦即,在學術或科學進步的過程中,究竟差異是一個應該被努力解決的問題,還是一個應該被不斷創造的事情?因此,本文也可以說是要探討進步和差異之間關係的問題。
每當學生們好奇地問我為什麼轉系時,我通常的回答是,趕流行。轉系前後之際,有學長是從清大動力機械系升大四時降級插班到大二,也有不只一位台大電機的畢業生以榜首之姿考進台大社會所,或是從台大法律系轉系到台大社會系。實際上,在當時因為從四面八方轉系過來的人太多了,所以轉系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就只是跟流行罷了。原因是當時的校園、社團、刊物,有一大堆學生使用社會學的術語在談論、批評著校園內外各式各樣的事情。而面對著社會、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化,如社會學、哲學等思想性較強的學科,對當時的學生們而言,也發揮著解答困惑的作用。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之間有許多閱讀與寫作絕對是不夠嚴謹,也就是所謂缺乏規訓(discipline)的。但也正因為缺乏規訓,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每個轉系過來的學生,都從不同的學科背景、領域為社會學添加一些個人色彩、差異,讓社會學充滿了差異,但也充滿了活力。

但近幾年來,為了確立社會學做為一個專業的學科(discipline),一些建制化的要求卻似乎致力於以一些過於簡單劃一的標準讓社會學變得嚴謹。雖然我認為嚴謹並不等同於標準化、一致化,但從某些特定的取向來看,嚴謹確實跟追求所謂的科學客觀無法切割。而科學客觀的內涵則又跟實證主義對現實的看法密切相關,以致於在這樣的思路底下,嚴謹就等於標準化、一致化,其目標在於追求一個絕對的、單一的對客觀外在現實之正確描繪或解釋。然而,此時此刻,我看到的現實後果卻是,文化研究取代了社會學當時在校園裡的角色。在許多社會學家眼中不夠嚴謹、不夠建制化的文化研究顯得活力充沛,而社會學在台灣則似乎隨著中堅學者步入壯年而漸失活力。印象最深刻的是,幾年前在東海大學同時舉辦文化研究學會年會與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前者場場爆滿,連階梯、走道都坐滿了人,而社會學會的場次卻大多不超過十個人參加。

從這個對比所反映的變化與比較著手,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在學術進步的目標下,建制化所引進的標準化、一致化措施,如何看待差異,以及此一態度的根據是什麼,並據此討論此一態度究竟對所謂的學術進步畫下何種藍圖。相對地,基於一些跨領域的思想家、哲學家對藝術作品的討論,進而展開藝術與科學之間關係的比較,是否可能發掘著另一種對進步的想像,以及對待差異的態度?而在這種想法底下,進步與差異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進步的意義與差異的意義

進一步來說,剛剛所觸及的建制化、嚴謹、科學客觀等概念,其背後牽涉的就是我們對進步的意義的構想,以及對待差異的態度。簡言之,實證主義者認為有一個、也只有一個客觀外在的現實有待我們以嚴謹的科學研究來逼近(葉啟政, 2004: 28)。而所謂學術進步,指的便是學者之間相互比較、競爭對這個客觀外在現實的掌握程度,而逐漸逼近科學客觀的真理。相對地,研究發現的差異則必定是來自於對現實的錯誤認知,而對現實的錯誤認知則是源於沒有嚴謹的訓練、或是執行科學研究時不夠科學客觀,也就是科學精神的偏離。循此,差異就負面地被構想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反之,經由嚴謹、科學客觀的學術研究,將能夠定於一尊地否定錯誤,把唯一的現實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相應地,實證科學理性所反映的進步觀,是一種否定過去的未來崇拜,把繼承前人的成就當作是無能的表現,而深信未來的、或至少是最新的就是比較接近客觀外在現實的,因而也就是比較進步的(葉啟政, 2004: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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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必興,弊端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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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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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設計一套新制度(工具),本意也許是鼓勵多做有價值的研究(目的),但常常是工具取代了目的,不是為學術而做研究,而是為評鑑制度做研究;同時,為了管理的方便,主事者也常常會故意忽略細節,所以才不分學門性質,才不管論文真正的品質;最後,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都會有擅長悠遊其中而樂不可支的人,這正是潘震澤文末所說的:「要是因此縱容沽名釣譽與尸位素餐之輩,而未能獎勵實至名歸與愛惜羽毛之士,只怕是學術界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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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能取利去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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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中國時報  2009.04.15

觀念平台-SCI 能取利去弊?

■潘震澤

     近日讀到幾篇批評學術論文量化指標SCI/SSCI的文章,連帶提到學術審查公平性的問題。對學術中人來說,申請計畫、獎勵以及升等,與個人學術生涯成功與否息息相關。大學教授或可專注於教學與服務,但少了研究創新,終究有所不足。問題是:SCI/SSCI是否是正確且合理的指標?採用SCI/SSCI的利弊各有哪些?如何可以取其利而去其弊?

     話說國內生醫學界開始仰賴SCI,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個人恭逢其會。當年國內研究環境甚差,不做任何研究或是幾年才發表一篇文章(許多還是發表於本國期刊)的大學教授,比比皆是。筆者任教的學校為了鼓勵研究,開始有論文獎助辦法的設立,先決條件即是論文必須發表於SCI收錄的期刊;同時按影響指數(SCI資料庫引以為傲的發明,等於給期刊打分數)高低,分甲乙兩種,各有一萬及七千元不等的獎金。

     接下來,教授升等辦法中研究成果一項,也採用了類似的量化指標,按論文性質、發表期刊的影響指數以及作者排名,分別計點並取其乘積,作為每篇論文的點數;未達基本點數的人,連進場的資格都沒。再來,則是國科會生物處推出類似的研究成果指標(RPI),作為評估計畫的重要依據(佔總成績五十%)。至此,全國生醫研究人員都難逃SCI羅網,也因此生出各式各樣弊端來。

     科學研究本無國界之分,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流通的本行期刊,是研究者的自我期許,與SCI無關。同時,不同學門也不該一視同仁,都要求發表在《自然》、《科學》等性質特殊的期刊。再者,能發表在高影響指數的期刊固然值得高興,但不代表這些期刊裡的論文都是金聲玉振之作。這些「常識」,卻似乎常被忽略。

     將研究成果量化的誘惑,難以避免,也不算錯;但以目前國內只看RPI之類的量化數字,而不看論文內容及作者(如不只一位)貢獻的作法,絕對是心智的偷懶也才是罪惡之源。如前所述,期刊的影響指數不可能為每篇文章背書,論文遭受引用的次數也不能照單全收;像是不同學門的數字不能互比、自我引用以及由姓名縮寫相同者的灌水現象要去除等。此外,引用的理由有時也要考慮,譬如方法性論文以及當成反面教材的錯誤觀點論文,常出現較多的引用值;反之,提出真正重要發現的論文,卻會因迅速融入共同知識而不再受到引用

     至於SSCI有區域性及語言的問題,非我所能代籌,但我認為國內學術界真正的問題,還在鄉愿與門戶之見;大家都怕得罪人及遭報復,而讓SCI/SSCI數字代我們做決定,可謂自廢武功。要是因此縱容沽名釣譽與尸位素餐之輩,而未能獎勵實至名歸與愛惜羽毛之士,只怕是學術界更大的問題。

     (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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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審查的倫理該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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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古士塔夫

中國時報  2009.04.07

學術審查的倫理該改了

■邱天助

     近日,台灣學術生產再度成為議論,論者大致將批評焦點放在SSCI化的種種缺失。其實,為人詬病的豈只是獨尊西方知識霸權的SSCI制度,也存在於國內TSSCI式「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諸多不合理現象,只是許多人已見怪不怪,或敢怒不敢言罷了。

     在國家「計畫性知識」規畫下,台灣學術界如今已進入全面「集體管控」階段。同儕審查的積極意義在提升論文品質,但由於台灣知識場域的某些偏狹心態,近年來,不管是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案、大學教師升等或學術期刊論文審查,每每讓台灣學術圈瀰漫著冷酷、肅殺、挫折、沮喪的氣息,不但無法形塑積極正向的學術氛圍,甚至可能造成反生產的不良後果。

     這些不合理審查包括:

     一、順我則昌,逆我則亡:審查者將自己主觀的學術立場、理論視域予以「意識型態化」,以己之見做為論文好壞的唯一判準;有時明明自己不懂,卻硬指對方無知。這時,除非受審者願意(雖然不甘心)完全依其建議修改,否則只能接受退稿的命運。

     二、公報私仇,排除異己:基於非學術性理由,例如政治立場或學門派閥的利害關係,甚至個人的恩怨情仇,斷定其論文品質的優劣。這種情形在非匿名性的國科會研究審查尤其多,受評審者即使申覆也鮮少有翻案的機會。

     三、尖酸刻薄,言語傷人:以情緒化的語言書寫評審意見,讓受評審者有被斥責、凌虐、強暴,甚至無地自容的感覺,雖然心生憤懣,卻苦無地方發洩。

     四、敷衍了事或藉詞拖延:只看標題大意,草率提出空洞的評語;斷章取義,在文中挑一些語病,然後,隨意勾選「推薦」或「不推薦」的建議;拖延評審時間,讓受評審者焦慮等待一年半載是常情,有些評審者甚至不斷以「修改後再審」的理由,論文延宕兩年以上者亦時有聞之。

     學術場域本是由不同權力分配結構所決定的位置之間,彼此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因此,不論任何學門,其間總有尊卑、高下、優劣的差序格局,也因此存在著宰制及被宰制的關係。我們擔心的是,當宰制者成功地壓制、弭平被宰制者的反抗和敵對時,當所有的學術生產都完全以一種自上而下的管控方式進行時,宰制的效果就會加強,甚至全面發生,以至於構成知識場域的各種鬥爭關係和辯證關係都會停止發揮作用,所謂創見或「典範革命」將不會發生。

     為做到評審的相對客觀性,並進一步激發學術生產的潛力,我們亟需建立一套學術審查的專業倫理與規範,其中包括:

     (一)平等對話的權力關係:當前「審查者」與「被審查者」之間缺乏「互為主體」的對話機會,被審查者總是處於被宰割的位置。正向的審查倫理應基於「同儕平等」關係,相對尊重並充分理解他人的主觀性,即使提出另一種相對主觀的「立論」,也只能「僅供參考」,沒有理由強迫對方接受與修改。

     (二)以「同儕評論」(Peer Commentary)取代專斷的匿名審查:用「評論的評論」(Comments on Comments)的設計方式,讓評審者的意見公開,並將作者對於評審意見的答辯,附於正式刊登文章之後,求取更多人的公論與回應,一來可相互約束避免偏頗之見,二來可提高學術論辯的深度和廣度。

     (三)設立迴避審查機制,避免學門派系或個人恩怨的干擾,這對非匿名性的國科會研究專案尤其需要。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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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路相逢勇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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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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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1)

lukacs

「學術符號主義: 大學排名批判」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對作者表達敬意

我也要同時對許久未見的lukacs教授表達敬意,因為我們都經歷過「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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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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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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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沒有人反抗,而是反抗也沒用。

據說有人質疑整套評鑑機制,特別指出不應以SSCI為標準,不應量化管理,主事者就反問:不然要用什麼標準來評鑑,進而分出等第?這是為了把事情做出來的心態,而不是把事情「做對」的想法。

再者,主事者為既得利益者,反抗者除非取得學術霸權,沒有機會更改這套機制;但若要取得學術霸權,首先就得認同現行的這套評鑑機制。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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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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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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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金鐘罩鐵布衫, 或者無法像  市長同志一樣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到牙齒, 誰敢/誰能反抗? 國家上層與知識界迷信管理科學/計量經濟學那一套, 各學科上層則已享受到無窮的尊榮與好處, 中下層甘於上層的"家暴"(domestic abuse)但少許的殘羹就已使彼等感激涕零或期待未來"媳婦敖成婆", 於是誰願意提供公共財去當傻瓜表示意見?

貼文作者以為NTU若排名不好或可有反省整個制度的契機, 其實不然!! 如果NTU排名不好但成大清大變成科學主義的模範生, 一樣是惡性循環.

兩岸不愧是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倒是日本社科比較有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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