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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符號主義: 大學排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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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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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沙包
lukacs
古士塔夫

【文/知識通訊評論】 

台灣大學慶祝八十週年慶,並矢志前進百大,但是卻不能讓他們坐立難安的一項紀錄因此而消失。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評鑑,把台大從去年擠到百大邊緣的一○二名,降級到今年的一二四名,而台灣排在後面若干還不能列名的大學,則略為往前挪移。 

世界上沒有一流大學會每天盯著自己排名不放,可知對排名超級敏感的台大絕非一流。當泰晤士報公布今年世界大學排名,台大下跌,果然引起教育主管的緊張。照我們自己的解釋,一方面是泰晤士報隔年常採用不同標準,導致結果不同;二方面是泰晤士報的評鑑是所有評鑑中最不客觀的,因此應該參考其他更權威的評鑑。 

每次有人認為這類評鑑不適合做為大學發展的最高目標時,教育領導向來置若罔聞,沒想到,原來他們其實也知道評鑑靠標準,標準不同的話結果會不同,而且即使有標準,也不代表就是客觀,這還必須感謝泰晤士報提醒了我們。 

也許正是認識到既有標準對自己未必有利,台大已發展出自己的評鑑機制,上海交通大學則另立一套評鑑標準。但是再怎麼改良,排在前面的總是大家公認的名校,否則受傷害的不是名校,而是我們設計的評鑑標準。甚至可以說,我們的學術文化是輸入的,也只能把自己列在比較後面才心安,只要能超過北大,應該就算是功德圓滿了,畢竟殖民地人最偏執的就是超過其他的殖民地。 

研考會與教育部在這個自我評價的過程中,敢考而不敢研,畢竟對政府中人而言,只要劃分教育與研究預算的標準是英文的,且不是政府自己武斷訂定的,到底怎麼訂的責任便不是研考會或教育部要負擔的。至於一旦教育與學術預算分配標準併同上級政治考量後,兩者對台灣的高等教育造成什麼影響,並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剩下排名結果。 

一個對自己方向不確定的教育學術體制,對於當前高等教育的未來,當然只能人云亦云,到處找技術性的標準來保護自己免於外界質疑。有時說國際化,有時說本土化;有時說研究至上,有時說不能偏廢教學;有時說鼓勵發表,有時說只承認英文的發表。得到預算的單位,毫無例外追求速成,他們增加發表紀錄的手段千奇百怪,有的幾乎與跨國洗錢無異,不過就是把發表人的外國單位設法轉換成自己的單位。 

提高排名成為教育學術的最高目標,但充其量,是盲目標。這個目標嚴重干擾了教學研究的過程,導致投入教學研究的教師在評鑑過程中人仰馬翻,許多認真貢獻於教學研究的種種付出,幾乎都屬於嘉許範圍之外的活動,是靠著教師自己傳道授業的道德熱情。 

在儒家文化下的教育是良心事業,有教無類,但無關排名,所以在評鑑體制裡屬於對排名的掣肘。由於社會仍停留在儒家文化語彙中運作,學術主管偶爾不能不對教育給予若干口惠。然而,教學相長的傳統理想,如今在只認可個人研究成果的氛圍中最多相延如縷,師生關係為之丕變。影響所及,系所內尊師重道的學術文化,則在典範汰舊換新的同時也漸式微。新進教師淪為評鑑機器,教育主管淪為江湖市儈。 

如果繼泰晤士報之後,台大在各種排名都直直落,如此趕不上以後,研考會與教育部基於自保,自會產生重新檢討評鑑制度的壓力。只有超越對排名的偏執,方能重返為教育學術而教育學術的境界,那時就有了躋身一流大學的氣質。 

台大在泰晤士報排名下跌,雖說對教育領導帶來危機,卻堪稱學術界近十年未有之快事。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四期】

 

大學評鑑,如犬逐尾

大學評鑑帶來許多問題,當事人多不願言,也不敢言。必須等到接受評鑑遭到否定時,才出面替自己叫屈,為時已晚。至於通過評鑑的,當然不願意再自尋煩惱,替別人打抱不平。其結果,大學評鑑造成對教學與研究的嚴重干擾,對學術人格的斲傷,這些問題均得以免於檢視。

 

儘管參與評鑑的委員事前都接受再三告誡,不可接受招待餽贈,但是並不能減緩接受評鑑單位巴結討好的心理。有的評鑑委員在評鑑期間看到自己受到的禮遇,也加以記錄後,返校告誡同仁在爾後接待外來評鑑時,應如何效法,如何改正。這些作態確實占據接受評鑑單位許多準備時間,因為他們除了挑選俊男美女一路護送評鑑委員往返,張燈結綵者有之,歡迎光臨者有之,不僅師道潰散,就連年輕學子也在這種評鑑文化的示範下,學會如何為莫名其妙的事卑躬屈膝。他們學會謙卑的姿態,學不會謙卑的心態,所以成長之後,就會要求別人對自己卑躬屈膝。

 

評鑑委員來自南北各校,藉機宣揚德威招攬門徒者不乏其人,趁著訪視的機會要求研究生對來客推崇,等於是要求受訪單位學生必須閱讀訪視委員著作之後,才能應答如流。受訪學生的任務之一,就是營造對個別評鑑委員的學術巴結。下焉者不及於此,也要事先訓練學生如何應對。在受訪者心目中的評鑑,與學術品質的關係不明確,但是與接待評鑑委員的手段卻息息相關。

 

評鑑委員能否不受這些影響認真評鑒呢?事實上,評鑑委員受到大學評鑑程序的嚴格限制,很難自我發揮。在訪視之前,受訪學校如臨大敵,根據評鑑表格的要求,全系分工開會,準備月餘而不止,有的甚至另闢深山水傍,集體構思。如何填寫繁複的評鑑表格無關乎學術品質,而在於如何呈現本來就是人云亦云的教學研究特色。評鑑委員喜歡問特色,除了打發時間,也有刺探軍情以為己用的心理。評鑑者與受評者可說各懷鬼胎,真心誠意以學術品質為依歸者,或許不能說沒有,說雙方都主要是登台作戲,則毫不為過。

 

評鑑過程中最痛苦的是第一天晚上,必須挑燈夜戰,熬夜加班,根據評鑑委員第一天提出的問題準備答案。這些問題五花八門,實在與受評鑑單位師生所想所願,南轅北轍。然而,做出認真而豐富的答覆,是給評鑑委員維持面子所不可或缺。評鑑委員再謙虛,也不肯能改變這種文化。碰到受評單位信心不足,擔心評鑑委員刻意找麻煩時,也可以先進行自評,找來比評鑑委員更大牌,更資深的學者給自己加持,以便震懾來者不善的評鑑委員。

 

事實上,各國立大學早有自評制度,對教師更有定期評鑑,至於私立大學,則可委託國立大學代為評鑑,採取承包制,以公帶私,以大帶小,如此評鑑內容有彈性,評鑑單位有責任感,倘若經營不善,還可以授權國立大學派教師帶為管理。但是為了當前這種評鑑,系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嚴重占用研究教學的時間,貶抑知識份子面對學術頂天立地對良心負責的應有氣度。評鑑就像是犬逐尾巴,咬不到,繞不停。可惜評鑑委員沒有理由檢討,被評鑑單位不敢檢討,如此評鑑,距離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的目標何其遙遠。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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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英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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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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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或英國,著作不是用英語發表,等同無著作. 德文與法文也不例外.這個現象在自然科學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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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台獨缺乏魂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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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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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自身的文化(?),因為這樣的理解,為他們帶來各個領域創新的力量。反觀我們的教育,我們所追求的全球化,所謂的「與世界接軌」,不過就是將各樣的事物進行產業化、代工化,好緊密的縫合進入這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當中,我們並未改變全球的分工邏輯,於是乎邊緣的繼續邊緣,出走的加速出走。難道我們不該重視文化在地化與主體性(?)

全球的分工邏輯是不可改變的!(not for turning)不過多賣點土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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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台灣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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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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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台灣高教
  • 2009-11-13
  • 中國時報
  • 【游任濱】

     教育新聞及動態一直是筆者關注的焦點,而這陣子的新聞報導若非香港的大學來台灣搶學生,不然就是重金挖角教授的消息,又或者檢討台灣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和台灣目前的高等教育相比,香港的大學不僅以英文授課,其論文數量、大學排行,似乎都較我們來得有「國際競爭力」。

     這幾年台灣高等教育的變化,不免令我們這些本地「土產」的博士生感到一絲的焦慮與茫然。特別是在人文科學的領域,既不像理工類型的學生有公司研發部門的出路,也不像法商的博士生有政府部門或商業體制的餵養;「本土」的人文學科博士,該何去何從,一直是我們心頭上的一抹陰霾。

     於是乎不管是學校為自己的博士生所辦的各樣講座,還是私底下同學們消息的經驗分享;幾乎清一色圍繞在告訴我們如何去獲取教職,傳授我們各樣如何「卡位」的奇、正法門。奇的法門如果不是要我們提早找學校兼課,或是想盡方法與老師們打好關係;不然就是找翻譯社將自己的論文翻成英文投國際期刊。正的法門則要我們在研究上能努力「生產」,最好一畢業就能「著作等身」,履歷所列盡是「SSCI」。在教學上則是要能教統計、能教軟體,還要加上全英文授課,更重要還要將學生打點好,教學評鑑盡是優良。

     不知從何時開始,上述所列已成為高等教育的遊戲規則;我們不在乎自己所生產的論文對社會有什麼樣的建設與影響,也不在乎能否培養學生具有一個關心社會,具獨立思考的靈魂。我們只在乎在所謂的「學術圈」內「卡位」,然後不斷的生產、複製只有這個圈子能夠理解的事物。

     美國歷史學家羅素.雅柯比在其《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就談到,因為高等教育的擴張,使得原本獨立具批判性的「公眾」知識分子被收編進入學院體制。他們不再需要廣大的公眾,學院的同儕是他們的讀者;專題論文和學術刊物則是他們的媒體。

     從目前的處境來看,台灣的知識分子也正經歷相同的過程;但筆者認為,與美國相比,我們更為嚴峻的挑戰卻是來自全球化的威脅。這些年台灣的高等教育不斷地強調國際競爭力,從大學到高中,紛紛鼓勵學生出國交換遊學;而政府也砸下大筆的銀子,以獎學金利誘外國學生來台。

     然而這樣的政策卻對提升國際競爭力沒有多大用處。原因在於,一,在全球化的景況下,學生的選擇也可以是全球性的,當我們一味強調英語授課,加上學費與生活費的高漲,高教學歷的貶值;出國唸書的經濟效益,恐怕比留在台灣來得大,更何況社會普遍推崇洋墨水的迷思。於是,台灣社會中前段具有經濟與知識能力的家庭,選擇將小孩送出國的機會大幅提高,而後段的家庭卻因為學費問題讀不起私立學校。剩下來的中產階級卻可能因在地社會的M型化而消失殆盡。

     此外,相較於國外名校所提供給外國學生的獎學金,還有宣揚文化的意涵。台灣以獎學金吸引外國學生或許是個好主意,但外國學生來此所學的,除了中文系以外,很多的學校大多提供給他們以英文進行授課的課程。如此一來,談何與本地文化的「交流」甚至「宣揚」?

     不可否認的,全球化是趨勢,但卻也不可忽略了,與全球化同為一體的「在地化」的力量。最常見的例子,不外乎德國、法國、日本等其他非英語系國家成功的案例。他們的成功,在於深刻理解自身的文化,因為這樣的理解,為他們帶來各個領域創新的力量。反觀我們的教育,我們所追求的全球化,所謂的「與世界接軌」,不過就是將各樣的事物進行產業化、代工化,好緊密的縫合進入這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當中,我們並未改變全球的分工邏輯,於是乎邊緣的繼續邊緣,出走的加速出走。難道我們不該重視文化在地化與主體性?(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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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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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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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真是火力全開,可說是一篇宣戰的檄文。

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化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八十四期】2009.10.01

原始出處

長期以來,國內社會科學是由經濟學獨領風騷。不但經濟學家是中央研究院士組成中最常見的社會科學家,並且從北到南,在政府與國立大學當中進行各種評量與資源配置的,永遠少不了經濟學家。

而通常經濟學家自己也非常自豪,主要在於他們對於自己的研究方法謹守「科學」程序,並能在國際發表研究成果,充滿自信,但也因此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沒有[勇]於在國際學術界發表成果,表示不解,甚至不屑,於是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起著強大的鞭策作用。

經濟學家引以傲人的,主要是能夠凡事均通過某種客觀的量表或尺度,但他們的客觀量表主要都是取自國際學術界的。過去在報刊上發生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台灣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蕭全政之間的筆戰,主要涉及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碰到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爭議。

不用說,朱敬一當然是鼓勵國際化的一方,不過他與其他經濟學家向來都很大方的表示,國際化與本土化並不衝突,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經過此一立場宣示,蕭全政儼然淪為[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的一方。

實際上,經濟學家所謂並行不悖,並不是真的並行不悖,而是認為進行本土化研究的社會科學家,應該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加以國際化。換言之,所謂並行不悖的意思,就是無論如何最後必須國際化,國際化乃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相反的,一些其他專心致力於本土基礎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固然不反對同仁們的研究邁向國際化,但可從未主張國際化導向的學者必須也將自己的研究本土化。

如此比較就可以看出,經濟學門的主流意見是,本土化可做可不做,但國際化非做不可。則所謂並行不悖,仍然就是以經濟學家自己的經驗,要求其他學門。

其他學門當然也有力求國際化的學者,但基於語言與議題的限制,國際化的程度有限。國內有一位政治學者曾經發表過十幾本英文著作,得到過國內學術領導的認可,但似乎尤其反對國際化,批評所謂國際化主要是英語化,因而其實是反國際化。[我們都知道這說的是誰]

總體而言,多數國內民族學、社會學、法律學、新聞學與政治學家,或區域研究,其研究是用中文進行。或即使曾經發表英文論文,為數顯然遠遠不能與經濟學家比較。

以至於各校每有內部會議,經常聽到不同的經濟學家提出相同的詰問:某某某為什麼國際著作這麼少(或沒有)?憑什麼可以獲得某某獎勵或補助?更嚴重的,是他們之中有領導地位的還會貶抑其他經濟學家發表作品的刊物不重要,只有自己發表的刊物最好。

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尺度或「科學」研究究竟是有多國際化呢?經濟學所研究的課題,在人類社會自始不存在,後來經過一部分地區的一部份人的偶然開展,再經過勢力擴張而終於擴及全球,其間經過幾千年的偶然與巧合,沒有哪一項今天經濟學研究議程上的流行課題是在五千年前存在的。

換言之,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個經過大量人為設計所形成的議題,必須刻意加以學習,所以他們研究到的,是他們根據某些人的實踐整理歸納後的教材。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教導旁人怎麼進入特定的經濟體制,因此與「科學」無關,而是對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主張。

故經濟學家的國際化,充其量是擴張或維護特定主張,本質上是宣傳,以便讓這種主張是用到最大可能的國際範圍。

相對於此,社會學家研究的課題關乎社群,是人類作為物種的生存所必需,事實上甚至是若干動物社群所必需。政治學家更因為這樣的社群涉及組織,所研究關乎權力的課題,故而也是自始即有。

應該說,每個社群都會關心自己的社群,也是頗為國際化的現象,但是一定要像經濟學家所要求的那樣,必須得把對自己社群的關心放到國際尺度上接受衡量,或在引進別的社群的經驗時,一定要與別人分享自己的經驗,似乎就完全不屬於學術的範圍,而是政治的範圍。

簡言之,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量表,就是他們每個人自己,其實彼此也各據一方,對他們而言,與自己接近就是國際化,就是學術,不然就是反國際化,不夠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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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自己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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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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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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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麥非彼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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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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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基金會的MacArthur與麥帥無關,不過這的確是美國資本擘劃亞太安全研究網的宏圖大業,就一個前"總統"希望美國接管的"地方"來說,誠值熱烈歡迎

麥克阿瑟研究中心在政大揭牌

·          2009-10-16

·          中國時報

·          【林克倫/台北報導】

     兩岸關係趨和緩,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遠近親疏變化備受關注,由全球知名民間智庫「麥克阿瑟基金會」贊助、全台唯一「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昨下午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揭牌正式運作,參與盛會的政界與學者除肯定二軌的多元交流外,也強調須重新思考兩岸緊張關係趨緩勢後,對既有美中台格局的影響與定位。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揭牌儀式由總統府戰略顧問王立申、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錢復、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司徒文、政大校長吳思華、政大國關中心主任鄭端耀、麥克阿瑟中心執行長劉復國共同主持,會後邀請兩岸關係學者進行「台灣安全與兩岸關係對區域安全的意義」圓桌論壇,對中心未來研究議題交換意見。

     兩岸緊張關係趨緩後,如何定位台美中關係是論壇焦點。政大副校長林碧炤說,台灣如何處理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崛起的現實,大陸對台究竟是敵是友、是錢景可期的新興市場或單純僅是鄰居,美日兩國在台灣安全的角色、乃至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對區域安全的意義等新議題,都亟待學界研究。

     面對中國崛起與影響力日強,許多台灣民眾擔心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是否依舊,國關中心主任鄭端耀從「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認為,台灣無力獨自面對區域強權中國,且台美安全關係的重要性並未改變,未來在兩岸議題上,台美間重建互信關係並重申對兩岸和平的安全保證十分重要。

     美國《國防新聞》雜誌亞洲區辦公室主任顏文德(Wendell Minnick)從全球電子供應鏈角度認為,台灣資訊與微電子產業在美國軍工體系扮演重要角色,且位處西太平洋地緣戰略地位無法取代,「但美國民眾並不清楚,台灣不應僅對美國政府強調自己的重要性,更要讓美國一般民眾瞭解!」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主持人劉復國認為,目前已規畫與北京清華大學、上海交大的「亞洲安全倡議團隊」合作,希望透過定期「安全對話」機制,建立雙邊、三邊乃至多邊會談機制,交換彼此對兩岸政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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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論述 竟然得靠麥帥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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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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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9.10.16

政策論述 竟然得靠麥帥贊助

林克倫/特稿

     政大國關中心提出「台灣安全與建構兩岸和平機制」研究案,獲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三年、五十五萬美元(約一千七百多萬台幣)贊助並成立「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較之強大的民間與企業慈善社會力量,台灣未來何去何從竟由「麥帥」掏腰包贊助,頗為諷刺。

     攸關台灣未來前途的議題,近年一直欠缺「獨立」學界第三聲音。以「麥克阿瑟研究中心」為例,平均一年贊助金不足六百萬台幣,然囿於兩岸政商關係「不講政治」,且不願落入干涉自家內政閒語,台灣企業對支持政策研究始終興趣缺缺,讓有志學者僅能掛靠依附於政府外圍智庫。

     再看大學校園學術界,近來各系所教師因窮於應付已精緻到宛如部隊裝檢的教學評鑑工作,及號稱嚴謹的論文發表數字「集點遊戲」,根本無閒暇憂國憂民,更甚者連出席座談會也意興闌珊(無法算積分),近年台灣各報民意版始終欠缺中青代學者投書,即是一例。

     富創意的中青世代學者遭評分升等制度綁架,汲營於集點數;企業怕得罪歷朝當道,無心涉足公共場域;具政府財政背景的智庫又兵隨將轉,含淚鋪陳笑弄筆墨。一個欠缺學界獨立理性辯論空間的社會,也無怪乎台灣民眾會「理盲」又「濫情」、前途茫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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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引述Chomsky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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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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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英國只有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討論/刊登過Chomsky 的著作,

美國國際政治和史學期刊都不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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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ooks, Not One Review

Chomsky and Academic History

By JOHN H. SUMMERS

"Religion is the sigh of the oppressed creature, the heart of a heartless world and the soul of soulless conditions. It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Karl Marx ­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Noam Chomsky has written more than 30 book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Yet neithe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has reviewed them. If the journals had overlooked one or two of Chomsky's books, then the omissions might not rise to the status of a problem, and could be attributed to a combination of reasons each of them incidental to Chomsky himself. If the journals had in fact devoted attention to him, but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attention had been hostile, then they might stand accused of harboring a bias. This is the most respectable way to disagree about such matters. But the journals have not done enough to deserve the accusation. They have not reviewed a single one of his books. Chomsky is one of most widely read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the world. Academic history pretends he does not exist.

Why is this so?

A moment's reflection rules out the easiest explanations. No formal policy could have held up against multiple changes in the editorships of the journals. Even a tacit conspiracy is unthinkable given the upheavals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journals have absorbed, presented, and guided an explos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on dozens of subjects. How skillfully they have done so is open to debate. But their formal commitment to intellectual pluralism has remained intact. As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wrote in 2004, "Through our book reviews, we aim to serve as the journal of record for American history."

Could it be that Chomsky does not figure in the record because he writes about topics of little interest to historians? His books contain arresting argument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genocide, terrorism,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ism, social policy, public opinion, health care, and militarism, and this merely begins the list. In addressing these subjects he ranges across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Asia,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wo of his major themes, namely,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ative "global history," are also major areas of interest for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never more so than today.

Could it be that Chomsky is left out because he does not qualify as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The journals have reviewed such nonhistorians as Robert Bellah, Randall Collins, Michel Foucault, Clifford Geertz, Nathan Glazer, Irving Howe, Seymour Martin Lipset, Richard Rorty, Edward Said, Garry Wills, and John Updike because the books in question show a strong historical component, or contain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ography. (Would it be cheap to add that Chomsky obeys a stricter method than some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have obeyed lately? He presents evidence with an extensive record of citation, and keeps the rhetorical content of his writings extremely low.)

Could it be that Chomsky is left out because he does not divorce his politics from his history? Academic historians regularly use their skills as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abuse and intimidation, as Sean Wilentz did in his testimony before Congress a few years ago, or as David Landes did in a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0, in which he wrote, "If Mr. Nader thinks people will forget that he has been willing to bring grave harm to his country, he is in for a big surprise."

If this sort of thing suggested acceptable grounds for exclusion from 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 few historians would have learned to honor Arthur Schlesinger, Jr.. Not only is Schlesinger manifestly a liberal historian. He has put his skills at the direct service of a great political power. A profession that made the divorce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a condition of entry would have packed away Schlesinger, Landes, and Wilentz in disgrace a long time ago. Professional history does not (and should not) do anything of the kind. The same point holds with only slightly less force in the case of Henry Kissing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having passed up all opportunities to review Chomsky's books, described Kissinger's Diplomacy (1994) as "a masterful, brilliant, and provocative account of world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om Cardinal Richelieu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eview did not take up the question of Kissinger's war crimes.

Schlesinger's liberalism mirrors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history writing. But to stop here would be to dump the whole question into the realm of biases. It would be to employ a loos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 argue that the journals serve some ideologies to the exclusion of other ideologies. The trouble with this reasoning is that the journals in fact have become open to ideas that claim to have surpassed liberalism: postcolon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 on. More to the point, they have not been shy in throwing open their pages to Marxism. To speak "objectively," Eric Hobsbawm remains a member of one of the most murderous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his books are vigorously discussed. Why Schlesinger and Hobsbawm, but not Chomsky?

I suspect that the answer lies less with Chomsky's arguments, and still less with his professional status, than with his intentions. The history of liberalism and Marxism in the academy has been the history of a science of concept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liberal or Marxist intellectual, accordingly, has been to discover new material, which often involves correcting and recorrecting biases in past scholarship, a sort of intellectual forensics. The science of concepts not only parallels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t requires their continual enlargement and aggrandizement. All this should be obvious from the plain fact that liberal and Marxist historians have conquered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prestig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ave effected a virtual monopoly on serious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Contrast this with Chomsky's anarchist interpre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to speak the truth and to expose lies." Strictly speak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Yet one cannot read Chomksy's books easily conclude that truth is something to be surrounded by a gang of concepts, or driven into the corners of institutions and "think tanks" (a phrase which ought to discredit itself in the presence of an mind awake.) He does not say, with the post-liberal thinkers, that academic intellectuals need a whole new vocabulary to understand reality. He does not think of historical writing as a pathway to power, tenure, faculty club dinners, fund-raising, or anything else of this sort. He does not leave a clear idea of power in view, in part because his anarchism teaches him to view social status as a form of domination.

This explanation might be crude, but it can explain how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many of them beginning in the restless mood of the 1960s and 1970s, have fitted themselves so effortlessly into the hierarchical arrangements of academic life. They have liberalized it to include once-marginalized social groups, but have done nothing to reverse the repression of labor pow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ree professional and a university employee ought to be as wide as possible. Today the difference has been erased, and the history's professional societies have left it undefended. The historians now preside over a structure of domination far greater in its scope and power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past.

The question of power also explains why even history journals dedicated explicitly to radical analysis have ignored Chomsky. The Radical History Review has reviewed exactly one of his books, which it called "absurd." Whatever else the RHR has achieved since its founding in the 1970s, it represents the triumph of the career radical, the academic historian who is not merely unpunished for radical statements, but actively rewarded with money, prestige, book contacts for "radical readers," and so on. It is damnably difficult nowaday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young business executive and a "radical historian."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xclusion have been terrible, for both parties. The isolation forces Chomsky to meet tests of personality nobody else is asked to meet. Everything from the tone of his writings to the recesses of his biography come up for harsh review. His critic finds a factual error and meets it with a cry of "aha!" If no factual errors are at hand, the critic cries "too simple," and instead of engaging in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at might give the argument more nuance or variety, the critic stops reading altogether. Such are the excuses available to the self-satisfied. Accreditation, not argument, likewise dominates the reaction of the followers. They become attracted to Chomsky because of his isolation, and impute to him quasi-magical qualities. (A glance at his published interviews will indicate how frequently he attempts to discourage his cult-like following.)

The journals, by excluding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voice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cussion, disqualify themselves as serious forums. More than this, they betray a selective commitment to intellectual freedom. For one of the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those post-liberal ideas is that censorship involves subt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al processes. Silence can be produced and sustained as easily as argument.

The profession's recovery of principle is not the only reason for putting a halt to its exclusion of Chomsky. Most of the reviews and articles in the journals are mind-numbingly boring. They lack vital connections to pressing human responsibilities. They meet the demand for "relevance" without posing the question, relevant to what? It is the great misfortune of liberal and Marxist historians to be writing in the age of conservative ascendency. For decades they have managed the ideological interests of parties close to power, only to discover, belatedly, that their metaphysics of progress have betrayed them. So they grind down their concepts into finer and finer points. But in forsaking the fields of "intelligence" for the technologies of "reason," they produce an effluvia of permanent surrender. Probably so many young people find Chomsky bracing and invigorating because so much else in our culture is passionless and purposeles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let me repeat. The point is not that Chomsky is free of faults, or that he is correct in his use of fact and interpretation, or that my explanations are correct. The burden here is rather light. It is merely to show that he deserves to be included in the pages the leading journals in history. Perhaps one big forum on "Chomsky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uld reestablish good faith. Who could not fail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a debate between Chomsky and John Lewis Gaddis? Perhaps a book review would be a good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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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述才算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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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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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八十二期】2009.08.01意見評論

學術評鑑如火如荼,已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下半年還有好戲接二連三。面對評鑑的人文社會科學界日來提出反省,認為尤其是評鑑機構採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為重要標準,頗可能產生嚴重後遺症,如過度重視研究發表導致忽視教學、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並非評價論文重要性的周延標準、為了短篇論文而忽略長篇專書寫作等等。這些批評並沒有根本挑戰學術評鑑的基本假定,亦即研究作品最終應該要有國際影響力。

如此對研究的評鑑方式,也影響教學評鑑,導致獲得五年五百億的某大學多個系所不過關,其中原因之一是系所領導人懸缺或兼代過久。何以如此,因為校方要求任職系所院的領導人必須是國科會傑出獎以上的得獎人,也就是能在通常會被引述的國際期刊上曾多次發表文章的人。這樣的人在人文社會科學尤其少,當然就找不到學校要求的人選,也就只能懸缺。

研究的目的是不是為了發揮影響力?有沒有發揮影響力的標準是不是看有沒有被大量引述?這卻是對評鑒制度採取批評態度者所一直迴避的問題。

當一項作品不論是因為衝在主流的最前沿,或因為在抗拒主流,其讀者均不容易接受,也就不會加以引述,故得不到引述的可能是作品開風氣之先,有突破性或叛逆性。得到引述多的是大家都懂的東西,固然其中仍然有可能具有創造性,但在前沿衝刺的,或最叛逆的作品,通常不容易成為引述對象。即使發表後不能被引述的多數作品確實可能都是平庸不堪,是否就此因噎廢食否定旨在開發前沿或叛逆的研究?

研究者應該以被大量引述而驕傲?或以不計毀譽突破窠臼而自豪呢?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答案未必相同,而在後者中,如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答案更難相互呼應,甚至經濟學家中,如新馬克思主義與計量經濟學家也會有所差異。但起更重要作用的,應該是研究社群的整體自信與否,以及研究者本人的自我定位與性格。

我國評鑑根據的是發表論文是否能被引述,故顯然排斥那些故意以突破或叛逆為目的的作品,只鼓勵能獲得最多數人注意的研究,看似偏頗小器,但對台灣這樣一個學術泊來品充斥的社會,誰曰不宜?

評鑑單位儼然希望台灣學術界能夠接受自己的後殖民性,擔心他們不切實際試圖叛逆,便設制度來敦促學術界邯鄲學步在後尾隨。若能敏銳觀察世界學術市場風向,隨時調整,但求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贏得外人嘉許,或可彌補台灣學術後殖民性所造成內在空虛與自卑。

自然科學界在這方面已頗有成就,就看台灣大學網站首頁每每都在記錄某某某得到國際認可,台大的排名如何攀升,並公然批判那些把台大排名挪後的國外評鑑機構。這樣根據自己所受評價而對國外評鑑理直氣壯的姿態,不就反映了多年來台大同仁已然掌握學術發表市場機遇,並在大規模投資量產後建立了自信嗎?能在外人的天平上加重自己份量,不就是殖民地學術的最高境界嗎?為什麼人文社會科學界有人要抗拒呢?

假如人文社會科學界同仁中有對台灣的學術後殖民性不能釋懷,不願屈就,因而抗拒以獲得認可並被大量引述為自己的研究使命者,那在面對學術評鑑的時候,就不能停留在評鑑標準客觀與否的技術性問題上周旋。不過,還是先問問自己有多少斤兩,有多大勇氣,有多少資源?再決定是否半推半就乾脆接受自己做個學術殖民地台灣的子民為妥。

在台灣學術領導者的認識中,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排難解惑,而是引起注意,所以本質上不是學術,而是表演,則學者猶如被當成是演員,而不是思想家。要做思想家,就不能在台灣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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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評鑑和農村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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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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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沙包

大學評鑑和農村視察

07/01/2009

作者應為石之瑜

文載《知識通訊評論》81期


雖然大學評鑑常遭物議,但至今已行之有年,各系所相互觀摩,逐漸發展出因應之道,大家行禮如儀之外,從中牟取若干好處,也並非一無是處。如果熟悉大陸的農村視察,想必能看到台灣的大學評鑑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迥異的大陸農村視察,正發展出某種共通的風格。

視察大陸農村,上級要看的項目頗為固定,包含經濟效益、中小學生的入學率與鞏固率、治安、老人福利、殘疾人照顧等等。不同的中央領導常有不同政治哲學,像過去江澤民講三個代表,現在胡錦濤講社會和諧,但是到了基層鄉鎮黨部,都可以千篇一律理解成是要給村民幹實事,解決問題。如此的執政黨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或維持社會的和諧。

簡單說,幹實事的範圍廣泛細膩,如翻修小學的校舍包括教室廚房或寢室,又如鋪設村中的水泥道路,這樣均可讓上級來視察的之前,農民便已經得到好處,如此鄉鎮黨委才能調動農民積極性。上級來看的時候,賞心悅目,農民接受視察的時候,歌功頌德,而基層黨委起碼覺得自己做了些好事。

今年五月間到各校串門子,每每碰到輪到正在迎接評鑑的的若干系所如臨大敵,他們學科領域固然不同,但是動員大量師生應付評鑑的緊張氣氛則一。不過,其中多所有一共通之處,那就是都在籌備評鑑的一年過程中,得到校方挹注資源,進行一些建設,把包括系所的門面、研究設備、休閒場所等等系所內的設施,予以汰舊換新,有的甚至可以說是煥然一新。

其實不只是心態與方法雷同,連台灣的大學在歡迎評鑑委員與大陸農村在歡迎上級視察的裝飾都雷同。即使是學術單位,有些弄得張燈結綵,好像個快樂的農村。最起碼,張貼海報或列隊歡迎總是免不了。平常系所中大家相聚的時間未必很多,尤其師生同樂一堂很為難得,假如全員都有免費飯盒可以吃,學生當然更為歡迎。就不論評鑑的學術效果,單就評鑑過程齊聚一堂的兩天,應該對系所未來的社會氣氛有所助益。

看來評鑑縱使達不到什麼提升研究教學的目的,甚或還浪費了師生們無謂的時間作足紙上工夫,卻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是完全沒有實效的過程。看到師生們煞有其事的忙前忙後,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忙,到底在忙什麼,許多老師與同學認真領略緊張之餘,嘻嘻哈哈大方表示不知所以然,反正就是要評鑑啦!要表現的很重視才行啊!快樂的瞎忙,快樂在新完成的硬體建設,瞎忙在走過場的系所評鑑。

台灣的大學評鑑與大陸的農村視察,從風格上趨近之處,就在於負成敗之責者,如大學校方或鄉鎮黨委,已經超越了紙上功夫,開始重視評鑑過程對教學研究士氣的打擊,而懂得亟思彌補之道。邇來各方對大學評鑑的偏差多所批判,校方在評鑑成為國家主流的大氣候中固然不能從善如流,但起碼懂得開始對基層師生攏絡一番,不失為將大學評鑑平民化的醒目的一步。

至於大學評鑑中心要如何評估這樣的趨勢,或是否在意,都可以事先預期。亦即評鑑者不會在意,也不會關心。畢竟他們的責任是對受評單位的書面與口頭介紹,根據他們在情感上早就有的傾向,與既有社會關係上應有的分寸,做出大褒小貶或大貶小褒的評論。評鑑者沒想到的是,他們的這種心態,早就被視察農村的中共省市上級黨部所多次展現過了。

大學評鑑如今尾大不掉,評鑑的機構、房舍、人事、預算與工作流程一應俱全。各校藉機從事鋪路建設,順便因應行政院鼓勵小型工程的挽救經濟政策,甚至可說是有福同享。所以儘管各校同仁怨聲載道,然而既不可免,則得魚忘筌,苦中作樂,似乎已經形成為某種小潮流,算是當代的一種儒林外史吧!

  • 古士塔夫云:針對大學評鑑,這樣高水準的諷刺文章,大概也只有石老師寫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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