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村首相演說收視飆…「戲」弄政壇

新加坡《聯合早報》6日刊發署名“沈澤瑋”的文章《台日情結的糾纏》說，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久，桃太郎殘留下來的長長的影子，在臺灣社會多處可見。文章引述學者的話說，不同時代和族群的臺灣人對於日本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想像，不能一概而論。     

    上周參訪花蓮，這個地方被喻為是臺灣最後一片淨土。到了無毒農場，吃了可口的無毒菜；參觀了濕地農園，學會用葉子做餐具；走進了客家樂活小鋪，學用蘭花指做客家擂茶。

    吃吃喝喝，其實整個旅程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濕地農園裏，觀賞自然生態的捕魚示範。

    同行的一名日本記者自告奮勇，卷起了褲管，下池去和花蓮老先生一起撈魚。只見老先生豪不費勁地說著日語，一老一少一起撒網撈魚、親切交談，完全沒有語言上的隔閡。眼前這一幕讓不諳日語的人深感錯置，以為飛到了日本的某個小鎮。

    其實這也難怪，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久，桃太郎殘留下來的長長的影子，在臺灣社會多處可見。不只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伯伯能說流利日語，連一般生活用語，流行文化、甚至是地名，都有東瀛人踏過的足跡。例如年輕人愛去的西門町，“町”字明顯是日治時代沿用下來，其他如南部的“打狗”被改成“高雄”(日文念ta-ka-o，和中文的打狗相似)、 臺北市的艋舺被改成“萬華”(日文念man-ka)。平日交談的用語上，常常聽到稱呼中年婦女的“歐巴桑”、中年男子的“歐吉桑”。另外還有“拖拉庫”(truck，卡車，日文片假名方式念出)、“卡哇伊”(kawaii，日文可愛的意思)，去做頭髮，叫set-to(set，日文片假名方式念出)，打乒乓球，球擦網而過，叫net-to(net，日文片假名方式念出)。

    被日本佔領統治半個世紀，照理臺灣人應該恨日本人都來不及了，但一部分老一輩的臺灣人卻有一種鄉愁，反而從日本文化中找到了更多相似的生活經驗，而年輕一代也形成了時髦的哈日族，深受日本時尚、電影、電玩等次文化薰陶。

不只是社會表像，在思想層面上，前總統李登輝就是深受日本教育、武士道精神影響至深的老一輩代表。他自認22歲以前是日本人，據知他說日語比說國語好，他看日文書比看中文書快。出名的臺式日語罵人用語“atama-konkuri”，據說就是他創造的。atama在日語中是頭部，konkuri是concrete（水泥）的外來語，意思是你頭腦像水泥那樣硬，轉不過來。

    這種台日之間特殊的情感，外人要如何理解？

    對此，請教了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姚人多，他主要的研究興趣就是臺灣日治時代。姚人多說，不同時代和族群的臺灣人對於日本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想像，不能一概而論。對於受過南京大屠殺，打過八年抗戰的人來說，日本人是邪惡的。對新一代臺灣人來說，日本的產品充滿美感，日劇、偶像劇如此迷人，年輕人怎麼會跟臺灣在日本時代的苦難，連結在一起？

    他也說：“日本殖民統治是比較特別的，有剝削、有打壓，不過，他們也做了一些事情讓臺灣人民覺得是可以的，如基礎建設、社會秩序這些，當然好處還是他們日本人拿去。但是到了1945年，蔣介石他們來了，他們對臺灣人其實沒有比日本人好。日本人走了之後，受過殖民時代的臺灣人本來以為，他們有出頭天了，但是沒有。政治上、經濟上他們還是沒有機會，國民黨來臺灣之後，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分配，都是按照族群。”

    不同族群對歷史的感受與記憶不一，或許就是臺灣社會一個很典型的縮影，而歷史的某個片斷，往往能夠通過電影反映出來。

    《海角七號》以兩段相隔六十年的台日愛情故事為主軸，從愛情的角度去看歷史，反映了動人的異國戀情也能在殖民時代的不平等氛圍中滋長。所以，當傳出片中的台日愛情關係可能引發“皇民化”的民族主義顧慮時，臺灣輿論大多認為影片被過分政治解讀。如果放下政治的有色眼鏡，讓電影回歸電影的本質，它不過是一個特定時代所產生的愛情故事。

筆者看這部電影看了兩次，第一次忙著看字幕，結果全場笑了，我遲三秒後才跟著笑。第二次看，不必那麼緊跟字幕，但還是比別人慢了三秒才開始笑。我終於理解，反應遲鈍與眼盯字幕無關，而是生長環境與文化差異所造成的。

　　影片若能在大陸放映，或許大陸民眾也能測試一下，自己是全場笑翻，或是全場呆坐。台海兩岸分隔六十年，大陸民眾若能通過一部電影、兩段台日戀情的帶引下，認識更多臺灣社會的種種，未嘗不是件好事。

台海兩岸分隔六十年，大陸民眾若能通過一部電影、兩段台日戀情的帶引下，認識更多臺灣社會的種種，未嘗不是件好事。

    十月七日，恆春人郭子祥提醒觀眾，恆春並未因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就改變了其邊陲的現實，他希望觀眾「能覺悟起來，同時影響更多的人來愛恆春，來愛我們的鄉土，進而把台灣經理成海角的樂園」；八日，林萬億撰文，指出「當這塊土地被……以ＢＯＴ的方式利益輸出，使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大家的命運其實是同款的」，「台灣在面對被殖民、工業化、後工業化、全球化的過程裡……本土更為虛弱、無力」；九日，陳宜中認為本片中「日本的壓迫者身分消失不見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海角》既隱含著這種新的悲情意識，同時也透過性別翻轉，由台灣男子和日籍女友的身心結合，以及片尾的台日大合唱，使這種悲情得到救贖」。

    一部電影，各自闡述。闡述者最關切的問題是什麼？對郭子祥而言，是故鄉恆春的發展；對林萬億，是後工業化下台灣的處境；對陳宜中，是台灣的民族認同。我猜想，導演魏德聖會笑說，嘿，陳宜中自投羅網。陳宜中的闡述很容易被理解，但在當今台灣很不政治正確。何況，解讀方式很多，甚至可以背道而馳。

    陳宜中的標題是「台日苦戀」，這個論點多數觀眾可能不會接受。觀眾接受一個會說中文的日本的友子，接受這位日本人直率地向恆春角頭咆嘯「我聽不懂你的話(台灣話)」，顯示的是中文的主宰地位。同時，愛上日本人的是原住民(由梁文音扮演的台灣的友子，成為特殊的暗示)，是打掃女工(代表底層社會)，是在台北主流社會的失敗者(阿嘉)，而不是某個反映多數人存在的角色，因此觀眾可以抽離於此愛情，不覺得這是苦戀，也沒有投射多少悲情。

    中華民國軍隊與國旗在片尾的出現，當然可以如陳宜中所稱，是拆散台日姻緣的「第三者」，不過電影並沒有控訴什麼，觀眾恐怕也不覺得國軍來台有多少不妥。台灣當代的歷史由日本人的啟航開始，友子在岸上感到失落茫然與焦慮，但看不出憂傷，也並沒有哭泣。由那時開始的台灣，已經變成了中國的一部份，這是本片敘事的潛台詞。沒有被特別彰顯的潛台詞並不代表他就是被詛咒的存在，因為本片的整體氛圍其實是台灣人接受自己、喜歡自己，成熟包容乃至於怡然自得；與其說中華民國成為台日關係的「第三者」，不如說這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大和解。

    這齣電影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導演神來一筆底找了琉球人中孝介來演出。琉球人與日本人其實不太一樣，可以說是偽裝的日本人。血統上講，有很高的南島與中國的成分，歷史上講，是先台灣一步被殖民控制的日本邊疆。一九四五年，台灣與琉球走到命運的十字路口，結果在海灘上，中孝介的音樂充滿滄桑，而阿嘉的音樂「無樂不作」，則宣稱「不自量力，說真的，又有何不可」、要「當夢的天行者」。看起來魏導演不僅不是在拍一部「台日苦戀」戲，反而是在暗示成為中華民國一部分，比起繼續受到日本統治，還是自在得多呢。

聯合報╱許介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

「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是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賜予的地址。

六十多年前，大日本帝國戰敗投降，日本人被迫從台灣遣返。一名返鄉日本人所寫的情書，從頭到尾貫穿了「海角七號」的故事情節，不斷的以日本語文朗誦情書旁白，充分顯露日本人離開台灣的依依不捨，並以愛情、音樂和夢想襯托出來，觸動了只「向錢看」而失去靈魂的台灣觀眾。

台灣真是沒有文化或說文化水準不高的島嶼。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被驅使到戰場的台灣人日本兵、軍屬、軍伕，超過廿萬人之多，他們都歷經生離死別的創痛，竟找不到一個人能寫出比日本人更扣人心弦的情書。台灣的影評，都在誇獎「海角七號」表現了「台灣的主體性」，解說這是國片的驕傲，台灣電影未來的希望。

海角七號的主題曲：「國境之南」，歌詞：如果海會說話，如果風愛上砂，如果有些想念，遺忘在漫長的長假，我會聆聽浪花，讓風吹過頭髮…。

在大戰前，「國境之南」指大日本帝國的國境南方台灣，而恆春又是台灣的最南頂端。大戰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把國境之南描述為烏托邦。「國境之南」歌詞，只是摹仿村上春樹的作品「聽風的歌」、「挪威的森林」等意境。村上春樹本來是歐美文學的翻譯作家，「海角七號」所朗誦的情書旁白，就是這樣大量複製了村上春樹的文藝腔，離台灣自己藝術創作的主體性，還遙遠得很。

「海」片充斥搞笑、媚俗、本土、浪漫、音樂，加入搖滾樂等所有流行文化的「討喜」元素，雖然能讓觀眾看到台灣的下層社會的繽紛色彩與本地人「愛打拚」的生命力，但畢竟只不過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盤，缺乏的是哲學思想與世界觀。

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他的「莎喲哪啦‧再見」，還深刻地洞悉台灣殖民文化的殘渣，他的作品會激起敵愾同仇的愛鄉情操；但到了徹底擁抱美日「次文化」的今天，觀看「海角七號」的現場，只激起一片搞笑的莫名笑聲，卻對本地人不文明的舉動，沒有任何的反省。

我不得不說，「海角七號」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一封由日本人所捉刀杜撰的情書，以日本人的調調滔滔不絕地表露，對過去殖民地台灣的戀戀「鄉愁」，其間參差了以日文唱的世界名曲，甚至終場的歌曲「野玫瑰」（德國、歌德詞），還要重複以日文歌唱。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

幸虧日本人在背後撐腰，又有台灣報紙、電視的加油宣傳，「海角七號」的票房紀錄，慶幸已破了一億多元。縱使有一天在台灣島內，到達七億元的佳績，恐怕落得陳水扁「海角七億」的命運。阿扁所欠缺的，正是哲學思想和世界觀，這樣「發財夢」就會像肥皂泡沫的彩虹，那樣地隨風飄搖破滅。

海角七號，好像身邊每個人都看了這部電影，我們夫妻倆也湊著熱鬧去看了，也覺得算是好看。不過不能說她完美，她並不。她有很多低級趣味，使這部愛情---劇情片參雜了笑鬧片的元素。

落後的電影業，就如同落後的舞台劇，落後的工藝品，都往往想利用後設的、解構、自我的敘事或技法，來掩蓋其在純粹展現某種元素時的不足。愛情片，像是斷背山，就非常完整；軍事片，像是搶救雷恩大兵，也是如此。動作片，像是終極警探；武俠片，無論是延續傳統的或動漫式的，像臥虎藏龍與功夫，也都是純粹的。他們都能觀影者全身新的投入到影片當中，欣賞其完美無暇。海角七號就不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她不成熟，所以搞笑。

也許是預算有限，或者什麼原因，可以處理好的一些部份，只能用「具有台灣特色」來遮掩其不足；那彷彿八點檔電視劇中跑出來的船，那些仍顯生澀的演員，那刻意用來製造笑料的嗆聲或摔倒，都可以用這個時間點的台灣的飢渴來加以包容。但，這些都有些不該，成為不完美。

花兩百多元，不能只是購買低級趣味，或者說低級趣味也不具可持續性。海角七號是否意味台灣電影的新生，我還有著許多保留。

二、

與一位長輩聊到這齣電影；我指出一點：台灣人在這部電影中接受了自己，彷彿，已不再用凝視的、審視的、懷疑的眼光。這部電影中的台灣是不必去改變的，她是包容的，她是成熟的，她是鄉土的，她是可愛的，她是怡然自得的。

也好也不好。阿嘉可以從台北回來，也可以從上海回來，也可以從紐約回來，都可以；但一旦回來恆春------或者台灣，他就成為凡夫俗子。他仍具有潛力，甚至足以魅惑高挑、美麗的「高級種族」。當然，高級種族也是失敗者，是曾經被趕出台灣的一群人，他們的神性已經喪失，台灣人可以不必仰視他們了，可以和她來個一夜情，可以請她留下或者和她一起離開。從這個角度來說，自得是好事。

不好，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並不確定台灣是否真的不應「自得」。或者台灣人已經累了，民主化之後多年，經過風風雨雨，累了；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拼搏似乎也不再必要、甚至不再有用，累了；大陸崛起了、大陸人要來了，我們無論要抗拒或歡迎，都覺得不妥，還是接受自己吧，不再去想從中得到什麼或恐怕失去什麼，只想坐下來，擁有自己的一張椅子，吃個好的、看齣電影，這也是累了。我不喜歡這個「累」。我還覺得台灣要改變，但這是我個人的價值觀。也許我是錯的。

三、

長輩七十多歲，體力很好，不輕言累。但他自嘲「罪大惡極」，沒有讓兩個已年近四十、無子或未婚的海外長大的孩子承繼中華文化，且現在全家散居上百經度之遠，這豈非人生的大失敗？他的山居歲月，孓然一身，也彷彿到了海角天涯。

如果只看大失敗，只看海角天涯，或只看到海角七號，這人或這電影就淺薄了。背景是大成功，大城市，大夢想。長輩是大成功，美國名校博士；大城市，長期在香港工作；大夢想，推進自由中國、民主台灣。人人敬重他，他對時局卻洞若觀火，於是沒有政治幫派能利用他。這是知識份子的大成功，這是某種價值觀的大失敗。長輩也是國寶，但不是茂伯。他求仁得仁，不必爭那一夜鋒頭。

茂伯很本土，是被冷落的自詡的國寶；阿嘉很本土，十多年過去只寫出一兩首歌卻又瞧不起人。馬拉桑的苦幹實幹、曖曖內含光、深藏不露的吉他技法，隨緣彈唱的自得，不夠悲情，只能是配角。台灣人不認同馬拉桑，這是台灣的悲劇？我們可能更像是馬拉桑，但我們卻覺得那是個陪襯？吃什麼就是補什麼，或者我們能夠嘲笑阿嘉與茂伯，正是他們成為主角的原因？終究，最熱衷看海角七號的，恰恰是留在台北的，而不是阿嘉。阿嘉被放逐；台北人自我感覺良好；阿嘉能夠再演一回，渺小的台灣人------台北人心中的某個角落的存在------依然感覺良好。啊，我們真是包容的。

但阿嘉回到恆春，人生又璀璨了一回，之後呢？我不曉得。阿嘉是台灣的阿Q，現實世界是要想方設法留在台北，成為男主角，成為因這部電影而留在台北、不需要回到家鄉的那個人。「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阿嘉說道。阿嘉其實是要走的，戲裡卻弄得好像要留下來，這層紙、這個曖昧，還是不要說破比較好。

四、

這齣電影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他找了中孝介這個琉球人來演出。琉球人與日本人其實不太一樣，可以說是偽裝的日本人。血統上講，有很高的南島與中國的成分，歷史上講，是先台灣一步被日本殖民控制的日本邊疆。

中國人對國家的想像與日本人不同，琉球人又與這兩種人不同。台灣可以親近琉球，無論從地緣、歷史或血緣上說都如此。中孝介是神來一筆；也許他也會繼田中千繪之後，到師大學中文？

有意識的成為文化的轉介者，融合者。不只是中孝介，導演魏德聖也算是一個。這很不容易，海角七號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或許是為了要轉介、要融合，才會搞得海角成為不三不四、有些難以歸類的影片。如果這是有意識的，那麼搞笑的橋段也該被認同。

至少票房認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