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語言的社會文化心理分析
金立鑫

[出處]

語言的一個重要屬性是它的「社會」性。語言的社會性的一個基本特徵是社會對語言的制約，這種制約具體反映在語言的發展受社會的制約、語言的使用受社會的制約以及語言對社會的反作用。

語言的另一個重要屬性是它的文化屬性。語言的文化屬性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文化對語言的制約。語言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的表現形式。也因此說，有什麼樣的文化屬性，就會有什麼樣的語言形式。

語言還有一個重要屬性是它的「心理」性。語言的心理性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心理因素對語言的制約。語言是抽象的，但是它的具體表現形式是言語行為，言語在本質上是一個心理過程或思維過程。因此人的心理或思維狀態決定了人的言語表現，從而決定了語言系統。反過來，人的語言同樣會對人的心理或思維產生反作用，制約人的心理過程，制約人的思維過程。

本文試圖從以上語言的一些基本屬性出發建立言語交際中的條件原則、誠意原則、文化原則、平和原則、準確原則，並且嘗試用這些原則簡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語言現象。

１、條件原則和誠意原則

１．１不同的社會由不同的「言語行為規範」。所有生活在這一社會的成員必須遵循這一社會的「言語行為規範」，這一規範的最簡要求就是奧斯汀（１９６２）「言語行為」理論中的三個基本條件：

（１）說話者必須是具備實施某一行為的條件的人

（２）說話人對自己要實施的行為必須有誠意

（３）說話人不能對自己說的話反悔

實際上，（２）和（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從（２）可以推導出（３）。因此我們將言語行為理論的三原則簡化為二原則。即：「條件原則」和「誠意原則」。

如果說話者不願意接受並履行這兩條言語原則，儘管說話人可能說出了一些話語，但是所有這些話語將是無效的。

對於條件原則，經典的例子是一個有婦之夫對另一個女人說，「你是我的太太」，這樣的話語是無效的。因為說話者不具備實施「丈夫」的權利。如果一個社會的無效話語達到一定程度，並且這些無效話語被多數人所接受，即無效話語獲得了一定的效度，社會規範將受到嚴重衝擊。

對於誠意原則，要求一個人說話必須有誠意，說假話的後果是使語言失去應有的效度，沒有效度的話語就是無效話語。一個社會不可能充斥大量的無效話語。否則語言將失去它組織社會的功能，如果一個社會的無效話語達到一定的程度，並且被多數人所承認，這個社會將產生信任危機。

１．２我們先分析違背條件原則的言語行為

「文革」中，所有不正常的話語中，最為嚴重的是違背條件原則的言語現象。條件原則要求說話人擁有實施話語內容的權力。否則可能造成的後果有兩種：一是造成純粹的無效話語，二是造成搶奪話語權的社會組織混亂。下面是「北京十四中紅衛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張「《全國人民書》」的部分內容，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文革中典型的違背條件原則的言語行為：

「你們今後一律不許給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流氓、阿飛、小癟三們理怪模樣、妖裡妖氣的頭髮，什麼無縫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寶塔式、鴨子屁股式……（以下刪去約１００字）

「資產階級老兒們，頑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賢孫們，絕不允許你們梳大背頭，穿著牛仔衫、雞腿褲、火箭鞋到處放毒，絕不允許你們梳著鴨屁股頭髮，抹著夜來香，擦著香粉，穿著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處亂竄。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此處刪去６０餘字）

「所有房主們。。。。。。而今你們還收房租，繼續剝削勞動人民。你們這些吮吸勞動人民血汗的臭蟲，必須停止吸血，房產一律歸公。住戶們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們，望你們辦理好房產歸公手續，馬上把房產接收下來。

「中國人民銀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們向你們發出通令：立即沒收資產階級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給利息的作法。（以下刪去若干字）

「上述條令，自張貼日起，即時生效！若有違犯上述條令者，我們將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

北京十四中紅衛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這段由一群十七八歲的「紅衛兵」寫成的《告全國人民書》中所使用的六個「不許」以及大量的命令式言語行為，與話語者的身份和權限不符。說話人並不具備行使這一行為的權力。因此，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具有奪權性質的話語只能算作無效話語。受話者可以不必理睬。但是，如果說話人不僅僅是停留在言語行為上，同時還將言語內容付諸行動，並未得到社會力量的抵制，那麼奪權話語就可能成為事實，可怕的事件就會發生。事實上，文革的悲劇就在於大部分人默認了這種話語強權。

１．３再來分析違背誠意原則的言語行為。

違背誠意原則，有時候並不是人們的初衷，更多的時候是不得已而為之。最原始的違背誠意原則的原因恐怕是懾於一種權威或心理高壓。孩子撒謊通常與父母的高壓有關。文革中的政治高壓造成了一代中國社會群體的「集體說謊症」。即使是一代偉人鄧小平也同樣不能倖免：

「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事實上，鄧小平當時完全是言不由衷。這也是一出歷史的悲劇。

這種集體說謊症不僅造成了時代的悲劇，也嚴重影響了文革以後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現在整個社會的絕大部分話語者幾乎都在違背這一原則，它造成了整個民族文化的異化，造成民族品格的災難。實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文革中形成的一大怪異就是言必稱「最高指示」，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語錄」。而實際上說話人並不真的要實行語錄中的內容。就連一對戀人申請結婚，也要先說上一段：「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而實際上很可能這兩個人是同鄉，結婚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結婚。但是必須這樣說。這樣的行為形成風氣，後果便是踐踏了人最基本的誠實，人人言而無信。一個社會多數人說假話，或者在公開場合一定說假話，並且形成一種「規則」，這是極其可怕的。這一負面影響集中反映在幹部身上：台上說的與台下說的、當面說的與背後說的可能完全不同。文革的這一流毒至今影響著中國社會。當今中國社會上所有的陰暗面，包括貪污腐敗無不與這種違背誠意原則的言語行為有關。

有作者批評近年來的一些流行歌曲「不是源於真切的感受，而是源於某種方向性的引導和趨奉，」例如「『那個喜呀，那個樂呀，那個敲呀，那個打！』（陳紅演唱《喜樂年華》）『咱老百姓真呀真高興！高興！高興』（解曉東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過年才包餃子，今天我天天過新年』（李殊演唱《中國在改變》），『福到千萬家，家家都是一幅畫；安居樂業享天倫，國泰民安滿中華』。（金彪、楊洋演唱《福到千萬家》），『四海同慶恭喜發財心呀心相通，花也紅心也紅富貴在手中』（尹相傑、於文華演唱《滿堂紅》）。」這些詞作者似乎根本看不見「上千萬的下崗職工和五千萬的貧困人口問題。還在那兒反覆狂呼「高興」，虛偽加上蠻橫，最終聲嘶力竭。」「加上詞作本身粗陋低劣，所以使人怎麼聽怎麼覺得是『那個空呀，那個假，那個淺呀，那個傻！』」

從這些現象上我們看到了醜陋的文革語言假話、空話、大話的翻版。

２、文化對應原則

文化對應原則指的是文化範式和語言系統的對應關係。不同的文化範式決定了不同的語言系統的結構，同樣不同的文化圈有自己的言語行為方式。我們將這種原則稱為「文化對應原則」。

不同的社會群體普遍接受相應的文化模式。典型的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別。例如東方文化中謙虛和自貶容易讓人接受，是一種美德；而西方文化普遍接受鼓勵和讚揚。長幼有序、等級觀念在東方有由幾千年的傳統，而西方普遍接受個人自由和平等意識。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模式，談不上好壞優劣。

不同的文化模式有相應的語言系統與之對應。這種文化模式進入了語言的音位系統和詞彙系統。它左右著人們的行為規範。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典型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對他的長輩用不帶有敬體形式的言語方式。我們也很難想像一個美國人用東方言語交際形式對他的下司說話。

一個社會群體普遍接受的文化範式，不太容易改變。雖然東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因此，現代社會對偶爾違背傳統文化範式的言語行為大多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但是，在東西方文化完全交融之前，違背傳統文化範式，仍然是很難接受的。如果一個社會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突破傳統文化範式的言語行為，它預示這一社會系統出現了問題，和可能伴隨深刻的社會變革。我們來看看當時只有二十來歲的譚力夫在文革中的一次集會上演講的結尾：

「關於階級路線的問題，你們來一百人，我一個也能對付！（掌聲）老實告訴你，我們的根子硬，我們的根子在哪？（群眾：毛主席！）你看，這還怕什麼？（大笑，熱烈鼓掌）有人說共青團要打爛，連黨也算上，該砸爛的就砸爛（掌聲）。連這個學校我看都得砸爛！（熱烈鼓掌）有人跟我講什麼黑格爾，費爾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澤東！（熱烈鼓掌）

（譚力夫：在８．２０辯論會上的發言，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１９６８）

從上面的言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年輕而又狂妄的「風流」人物。他漠視任何權威，把大言不慚當作氣勢豪爽。東方文化的那種溫文爾雅、有禮有節蕩然無存。只有在這樣的心態下才可能出現踐踏師道尊嚴、斯文掃地、摧殘千年禮儀文化的慘劇。於是我們在下面看到的是又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場面：

「打倒「孔家店」！火燒「孔家店」！把孔「泰王」拉下馬來，砸它個稀巴爛！我們要把一切舊勢力的代表打倒，什麼周公、魯公；什麼宗聖、復聖；什麼聖諭，什麼欽賜，統統見鬼去吧！」

（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糞土當年萬戶侯」，我們就是要騎在「聖人」的頭上拉屎拉尿！

（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００支隊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

這樣的言語行為完全和中國古典文化、和東方的儒家文化完全不同。可以算作是對中國文化的經典背叛。這種背叛的後果是造成文化斷裂和信仰危機。對一個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來說是一種難性。

３、平和原則

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其多數成員的心態是相對平和的。不平心態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不平心態不應該占社會的多數。平和心態表現為平和的言語形式，反之，不平和的心態往往表現為過分激烈的言語行為。同樣，一個社會不可能不出現激烈的言語行為，問題是當我們研究一個社會時，言語激烈形式的分佈和頻率就成為我們考察這一社會的重要指標。當激烈的言語形式達到一定頻率，分佈達到足夠的平面，整個社會必定出現一種非正常的心理傾斜，其內部組織將出現相應的變化。

心理平和原則還包括語言單位的使用機率。一個社會往往有一些社會熱點問題，這些都是語言的時代特徵。但是當一些反映社會熱點的語言單位的使用幾率超過正常範圍，這也說明社會群體的心態發生了嚴重傾斜，與之共生的是一些不正常的社會行為。

文革中嚴重違背心理平和原則的語言現象就是「語言暴力」。至今為止還讓人心有餘悸的語言就是：

火燒×××、踏平×××、打倒×××，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些言辭的使用頻率相當高，當時在全國幾乎隨處可見。

我甚至見過「油煎×××」的標語。所用言辭之激烈，可謂曠世空前。

再請看下面的例子：

「今天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統帥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後勝利衝去了，資產階級要徹底完蛋了！」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００支隊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

「我們什麼也不怕！這個反我們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誰他媽的敢反「自來紅」就讓他嘗嘗我們「自來紅」的厲害！」

（《兵團戰報》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

「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闖！我們現在要起來為革命造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反動派的反，造一切剝削制度的反，造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反，造阻擋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飛速向前發展，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就在我們眼前！」

（北京十四中紅衛軍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這裡，不能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都以不大具體的萌芽狀態在一月革命風暴的後期被社論提了出來，應推翻的腐化階級，應砸爛的舊的國家機器」。（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００支隊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激烈的言辭反映了一種激烈的、甚至是被扭曲的狂熱的心態。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通常會出現過激的行動，其直接後果就是物質和肉體上的傷害。文革中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的校舍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窗，自殺、被殺的知識分子無以計數。這樣的歷史悲劇實在值得後人借鑒。

４、準確原則

「自我論證性」的意思是說話人對自己的話語可以做出相應的論證。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其主體的語言表述不是隱諱的、空泛的、甚至不講理的。相反，它應該是實在的、可見的、所指邊界清晰的、可論證的。否則，便成為一種語言暴力。如果社會大量充斥前者，則是社會機體不健全的表現。這種言語形式不僅表現在篇章結構中，也會反映的在語言的詞彙系統中。對一些模糊性詞彙的創造或不適當的使用都可能加深這一社會矛盾。　

這一原則體現的是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法規的健全、個人的自信和相當高度的安全感。如果社會成員之間嚴重缺乏以上所說的幾個社會基本條件，直接反映在言語交際上就是言語的空洞、隱諱和無理證明。　

４．１無理證明　

記得文革中有一首歌頌文革的歌曲，開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　

這是比較典型的無理證明：「好，就是好」。　

再請看下面的例子：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世界宣告」。。。。。。　

這些也是無理證明。說話人憑什麼說「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又憑什麼說「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至於「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更是不用證明的。無理證明是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語言強權。　

無力證明的另一種變體是大量地違反充足理由。下面的例子：　

「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得力干將陶鑄就是「袁世凱」式人物中的一個。袁世凱式的人物都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黨篡政篡軍的陰謀家。他們第一個特徵就是千方百計貶低毛主席，貶低林付主席」。　

（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００支隊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　

在這裡，貶低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就成了「野心家和陰謀家」的證據。這也是一種語言強權。

４．２空泛言語行為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這種言語形式司空見慣。最多的是見於大幅標語，例如：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問題是這樣的話語通常缺乏主語，在一個句子中有明確的行為動詞，但是沒有確定施事主語，那麼惟一可以推定的就是「一切人」。但是如果做出這樣的推定又是錯誤的，因為他肯定不包括對立面的人，也不包括無力實施這一行為的人。那麼，這一施事主語又是指稱什麼呢？這樣的語法結構在文革中鋪天蓋地，它甚至我們已經麻木了一代國人的神經。即使是文革過去二十幾年的現在，出現類似語法結構相同的標語，也已經不容易被人們所警覺。人們已經忘記了「提出話語的權力、實施話語的對象」這樣一些最基本的語言學問題了。這種隱去話語所有權、話語實施人的言語行為，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這對一個民族始終保持清醒的判斷力是相當有害的。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常常見到一些領導幹部，開口就是「高舉。。。。。。理論偉大旗幟」已經成為一句口頭禪，如果你問起他這個「。。。。。。理論偉大旗幟」的內容是什麼，他絕對可能一臉茫然說不出個所以然。這是一種典型的無實質性內容的空話。偏偏這些空話說得最多的人受上級領導的青睞。這不能不說是文革的後遺症。空話至今仍然被人們沿用的翻版常見的是「大力提高」「認真加強」「堅決貫徹」「堅決擁護」如此等等。所有這些形容詞都沒有量上的規定，語義模糊，彈性很大。「大力」「認真」「堅決」如何定義？語言學家無法給出一個語義特徵集。如果一個社會絕對歡迎空話，不能不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　

語義空泛的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文革中「我們」的使用。事實上到後來，「我們」已經成為為自己壯膽同時又推卸責任的一種方法。雖然在一般的言語表述中，「我們」可以用來表達謙虛，但在文革後的今天，我們每個人似乎更應該有勇氣承擔責任。只有每個人都承擔起自己應付的責任，才能做到職責分明。「我」就是「我」，「我」不是「我們」。　

言語空泛的另一個例子是：「有關部門」中的「有關」，現實生活中，很多事情一到了「有關」方面，就全沒有了。沒有人負責。當前要消除文革遺風，要改革的一個環節就是在我們的文件中消除「有關部門」，將它背後蘊涵的真名對像公之於眾，責權分明，以提高工作效率。

看似豪情的大話。領導幹部好大喜功，為了討好上級說大話，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有了。只是到了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看看下面的例子：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舉足輕重的重大課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像的預見，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世界宣告，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００支隊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

短短的幾行字接連用了「世界矛盾的焦點」「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震撼世界的」「雷霆萬鈞之力」「氣吞山河」這樣大詞，這種思維方式跟「三年超英國」、「解放全人類」、「畝產萬斤糧」沒有本質區別。這種語言除了欺騙人民，討好上級，最後自欺欺人外，還鼓勵了自我膨脹的心理，最後走向沙文主義。　

４．４言語隱諱

政治高壓的一個後果出了造成假話之外，另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造成言語隱諱。有兩種情況，一是少說話，讓人不得要領；二是說些冠冕堂皇的話，或者有話不直接說，繞著彎子，有的就故意就用個模糊詞，同樣讓人不得要領。有些典型的詞已經被大家所接受，例如：組織問題、個人問題、生活問題、進步了，如此等等。　

這些文革語言的後遺症集中反映在領導幹部的言語生活中。典型的是言語程式化，從「老幾條」來到「老幾條」去，講的儘是原則性道理和難以操作的號召或規定，味同嚼蠟，毫無生氣，更缺乏新意。更有的人在大會上不會自己講話，也不敢講自己的話，總是拿著準備好的稿子照念不誤。甚至讀起稿子來還結結巴巴，時有錯漏。有的同志連開個小會，連講幾分鐘話，也無法離開講稿半步。　

從語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的投入和所要表達的意思之間有一個恰當的「量價」關係。如果一個人對要表達的意思所投入的語言量（或曰：言語成本）遠遠大於社會平均標準，就屬於一種非正常現象。言語隱諱屬於一種遠遠高於或低於正常標準量的語言投入行為。這兩種行為都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降低言語交際的效率。如果一個社會在整體上發生了類似的偏差，就屬於一種不正常現象。清代末年的「文字獄」所造成的後果就是社會整體的緘默。相反的情況則是言之無物，說了半天聽話人仍然不知所云。在這樣的社會中，聽話人要想聽懂領導的話，必須練就一種特殊的本領，要學會從話中聽話，聽出弦外之音。這種極大地浪費時間精力的交際方式已經成為官場上的一種象徵。想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到了有話不直說的境地，這樣社交是多麼的可怕。　

一點餘言

語言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一種理論叫「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大意是人的語言會對思維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一理論在相當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如果說語言和思維是相互相成的，為什麼語言不會對思維產生影響？由於理論思維主要是通過語言進行的，一種語言模式使用久了，勢必對思維產生影響。　

如果我們不徹底清除文革語言對我們的惡劣影響，如果這個民族繼續充斥大量的大話、假話、套話、空話、無效話語，甚至用語無恐不用其極，造成的後果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整體素質的下降，整個民族將缺乏信任，產生信任危機，這將嚴重影響社會的組織和效率。當今社會上流行的諸多弊端包括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長期的不到肅清，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已經產生了信任危機。如果再不清除這種惡劣的言語方式，我們這一代人將會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留下最為恥辱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