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4日，是緬甸脫離英國獨立59周年紀念日。對這個全球數一數二最封閉的國家而言，各種現代化手段都無力推進政治改革，唯一的“藥方”也許是重新恢復廢止多年的君主制。

緬甸1988年曾掀起民主運動熱潮，但遭到了軍方政府的殘酷鎮壓；緊接著，國際社會對其實施了長達10年的經濟制裁，但民主的種子依然未能落地生根。1997年，緬甸加入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意味周邊國家承認其軍政府的合法性。雖然多位聯合國特使曾呼籲緬甸政府作出民主改革，以換取國際間的援助，但緬甸的最高權力機構“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PDC）對此毫不動心。

邁入了21世紀，緬甸局勢卻與過去60年毫無區別：經濟仍在崩潰邊緣搖擺不定，發展與國際社會隔絕，國家處於自詡為緬甸民族主義衛士的軍方統治之下。從軍政府的錯誤邏輯中可看出，緬甸社會的病根很深。回顧緬甸令人痛苦的歷史，就能看出這一點。

在今日的緬甸，歷史根脈幾乎無跡可尋。百姓曾引以為豪的一段文化，已湮沒在荒廢已久的歷史陳跡中。作為緬甸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彪勇善戰的“貢榜王朝”（Konbaung，1752～1885）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跡，而“阿瓦王朝”（Ava，1364～1555）和後來“曼德勒王朝”（Mandalay）的華麗宮殿，也早毀於戰火中。

1885年被英國滅亡後，緬甸最後一個皇帝錫袍王（Thibaw）被帶往印度，君主制從此在緬甸不復存在；而這段不體面的歷史，卻成了緬甸人們對過去的重要回憶。英國一度考慮重新扶持緬甸的君主政治，但最終作罷，使緬甸向現代社會進化的過程中留下了一片文化真空。

在《大河迷失的腳步》（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一書中，緬甸籍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1962-1972）的孫子吳丹敏（Thant Myint U）寫道：“沒了國王的緬甸，變得與以往格格不入，因為昔日那些支撐國家的思想與體系都不復存在了。”

透過這部以個人感性的角度描述緬甸歷史之著作，人們可以深刻瞭解到，緬甸社會目前之所以患上如此根深蒂固的頑疾，完全是因為其歷史心態所遭到前所未有的傷害。

吳丹敏寫道，1885年後的緬甸發展可謂漫無目的。“緬甸還未準備好如何繼承歷史時，便一下子被推入了現代社會，不得不四處搜尋新思路，並不斷承受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折磨。”透過這些優美的文字，吳丹敏努力尋找緬甸目前問題的癥結──國人苦於追尋迷失的歷史碎片卻徒勞無果。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和柬埔寨相比，緬甸常常與“封閉”聯繫在一起。在被英國人佔領時期，緬甸只是英屬印度的一個省（當時叫Burma，而非現在的“Myanmar”）。事實上，這幾個東南亞國家今日的統治文化與傳統，都可追溯到那個時期。在印度婆羅門教的影響下，衍生出了君主政體習俗；而在君主制的引導和扶持下，最後產生了由萬物有靈論與佛家信仰交織在一起的東南亞佛教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唯有共存才能維持社會穩定，指明社會發展方向。

且看看泰國人的經驗吧。1767年，緬甸軍隊攻入泰國的舊京城“阿育他”（Ayudhya，又稱大城，位於曼谷以北），之後泰國就開始迷失了方向。在隨後的多年中，糧食大幅減產，鄉黨橫行，百姓饑不擇食，甚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這段黑暗的歷史如今在泰國已鮮為人知，因為其後恰克里（Chakri）王朝在1782年建立，在今天曼谷的朝披耶河（Chao Phraya River）興建新王宮，並恢復了君主傳統和秩序，在宮殿修建過程中甚至還使用了阿育他被毀王宮中的磚石。

再看看1990年代內戰結束後的柬埔寨。沒有人知道紅色高棉的高壓統治（1975-1979），實際奪去了多少人的性命，有估計可能多達200萬人非正常死亡（當時全國人口不過700多萬）。在統治的3年零8個月裏，紅色高棉頒佈了理想主義的“零元年”政策，把城鎮居民趕到鄉下勞動，大量處決知識分子，為的就是“改造”社會，割斷柬埔寨與舊歷史的聯繫。

儘管出現了如此血腥的歷史斷層，柬埔寨在內戰一結束後，便毫不猶豫地致力恢復印度教與佛教精神相結合的君主制度。柬埔寨王室雖無實權，但通過重振宗教習俗和皇家芭蕾舞等文化復興，君主制成功沖淡了紅色高棉統治的悲慘歷史，再次確認了君主制在國家文化中的中心位置，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現任首相洪森的大權。

然而，緬甸就沒有這樣的好運。在《大河迷失的腳步》一書中，吳丹敏發出了這樣的歎息：要是錫袍王更長壽一些，他能不能在緬甸獨立之後，再次當上國王呢？他還在書中提到，貢榜王朝的一些王子曾嘗試重建昔日的輝煌，但無果而終。在1948年共同實現獨立夢想的，是一班曾受日本軍方思想洗禮的年輕軍官，以及一群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政客。

更重要的是，吳丹敏指出，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緬甸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蕩然無存。緬甸只是英屬印度的一個省，而非一個獨立存在的殖民地，因此當時在緬甸吃皇糧的全是印度人。“慢慢地，舊緬甸的城市特色走向衰落，舶來品卻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泰國始終都沒有割斷為君主制服務的官僚體系，印尼擁有荷蘭人培養出來的公務員系統，馬來西亞則確立了由馬來人充當統治者的體制，但現代的緬甸，卻像一艘無人掌舵的大船。結果是，緬甸由一支40萬人的軍隊控制了國家，而不受任何機構的制約。

重建君主制能幫助緬甸恢復平衡嗎？它能幫助統治者緩解目前的孤立狀態，並令他們對文化重新產生信心嗎？它能幫助軍隊領導人放下“拯救國家、避免分裂混亂”等的心理負擔嗎？

從實用和現代的角度看，君主制有可能鋪平軍隊放權的道路。泰國王室，就一直在平民政府和軍隊之間尋求權力平衡，以免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

若某位緬甸將軍登上王位，照理說也會建立相應的政府機構，以限制軍隊的權力。就實現平民政治而言，這方法雖然不是最有效的，但同樣會異曲同工。

“團結”和“原則”是緬甸偉大民族英雄昂山將軍最為推崇的宗旨。在1988年的民主運動中，他的女兒昂山素姬也繼承了這兩個口號，但這場民運結果遭到了軍政府鎮壓。在今年的獨立節慶祝活動中，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大將丹瑞（Than Shwe）呼籲全體國民加強團結，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維護聯邦的完整和民族的團結，他認為這兩者至今仍受外來威脅。

重建君主制，按道理應能幫助緬甸實現團結，至少能了結軍方與國內多個少數民族武裝從1948年糾纏至今的鬥爭。從最近的舉動來看，丹瑞似乎也意識到了君主制能起到巨大的團結作用。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把首都從英國人殖民統治時期的仰光，遷至了昂山將軍曾率領緬甸獨立軍進行鬥爭的彬馬那（Pyinmana，仰光以北約400公里）。

丹瑞將新首都改稱作奈比多（Naypyidaw），意為“王國的王城”。今天，丹瑞已可以在那裏裝修華麗的官邸裏接待客人了。據說，他露面時，當地人不得不下跪，因為那裏根本沒有椅子可坐。

在東南亞歷史中，軍人建立新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泰國的恰克里王朝就是其一。至於緬甸，問題在於似乎沒有人相信丹瑞能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他如今已有70多歲高齡，加之身體每況愈下，也沒有多少時間向世人證明他是合適人選了。丹瑞也許有復辟君主制的想法，但卻難以指望由他去實現這個計劃了。

可以肯定的是，緬甸必須做出改變。就像吳丹敏在《大河迷失的腳步》中所說，“在緬甸，事情絕非僅僅把軍隊趕出政府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能取代目前軍政府的國家體系。”也就是說，緬甸不得不一切從頭開始，從迷失的歷史碎片中尋找靈感。

作者Michael Vatikiotis是《遠東經濟評論》前編輯，目前是亨利•迪南人道主義對話中心（總部位於日內瓦）的新加坡地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