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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古士塔夫  副市長: 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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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痛悼念1989年6月4日為中國民主而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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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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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移駕到Kejo發起的標題為「鄭智化」的討論,並參閱張貼音像內容。


下面這篇連結說,六四要「四十五週年」才會獲得中國政府「平反」(這詞有點封建,不喜歡),http://www.geocities.com/johnlock213/lam20030608.html

我認為不需要四十五年,我大膽預測十到十五年,也就是胡錦濤後一屆政府的第二任期末尾:

1. 六四「動亂」稱謂將被廢止,將另有述詞(從「事件」到「抗議運動」到「民主運動」都有可能。)
2. 六四強力鎮壓將被判定為錯誤。
3. 六四犧牲者及遇害者將被追悼、賠(補)償。
4. 因六四被禁止回國者、被判刑者將被特赦。
5. 六四決策者(應皆已死亡)將被(黨的決議)追究責任。
6. 政府興建建物予以紀念,政府負責人將出席表態。

六四不需要「平反」,只要求還原!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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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紀念(六A四)二十週年專文:認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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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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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20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今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都有紀念活動。我們認為,這段傷痛的歷史,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史不絕書,中外皆然。過去半世紀,包括美國、東歐、韓國、東南亞等都曾出現,並在社會留下了長久的傷痕。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流血衝突造成的怨恨與恐懼不會隨時間消逝,握有公權力的政府永遠有責任虛心檢討,設法癒合傷口。我們認為: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沈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台灣也曾經歷類似不易化解的歷史傷痛,不論民國36年(1947)二二八事件或民國40(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製造了不少冤魂,也讓很多人失去自由與健康,許多家庭因而破碎,妻離子散,痛苦終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蒙上怨恨與恐懼的陰影。民國76年(1987)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政府花很長的時間,拿出很大的決心與誠意,經由調查、認錯、道歉、建紀念碑、立法補償、恢復名譽、設國定紀念日並降半旗等系列作為,期能撫平歷史的傷痛,促進社會的和解。這一段努力實踐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的歷史,對台灣、對中華民族、乃至對其他國家都具有正面意義與參考價值。

  「六四」之後20年間,海峽兩岸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除了參與1966年聯合國「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簽署)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批准)外,並多次提出「人權白皮書」,今年4月也正式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儘管國際社會對此褒貶不一,但是這些作為顯示,大陸當局已經願意直接面對這個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過去20年間,台灣則經歷民主化的過程:解嚴之後,從開放組黨、國會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省市長民選,到總統直選,台灣一步一步回歸民主憲政常態。人民並以選票在8年內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台灣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上個月,台灣也批准了這兩項聯合國人權公約,並轉化為國內法,未來將以兩年時間,徹底檢討相關國內法律,以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

一年來,兩岸關係開始改善,雙方敵意逐漸降低,經貿來往與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兩岸在60年的軍事衝突與政治對立之後,不約而同開始採取具體行動,關切人權議題,尤其令人感到欣慰。這種良性發展不該只是歷史的偶然幸運,而應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才能為兩岸人民造福。

我們認為,歷史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明燈,記取歷史教訓不是為了深化仇恨,而是為了策勵未來。如今兩岸關係的緩和,已為台海和平帶來曙光,我們認為:兩岸之間,最不需要的就是軍備競賽或外交惡鬥。兩岸之間最需要的是法治與人權的競相提升,這些普世價值應該成為兩岸人民永遠共同的語言,來為中華民族下一代子孫開創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這是我們對「六四」20週年的感言,也是對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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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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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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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以什麼比"提供真相"更能瓦解符號的神話性了~~

延伸的思考:所有被符號化(概括性名詞,911,228,921,54,64,101)的集合概念是否之于學理研究探索都有"不能承受之重"? 因為會嚴重流失符號的象徵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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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天安門三壯士悲慘命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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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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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Jeffery33

 節錄(全文
曾慧燕:天安門三壯士悲慘命運始末
 
    
    
 驚天動地的1989年六四事件,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徵意義:一為民主女神出現在北京天安門;一為來自毛澤東故鄉的三名湖南青年(史稱「天安門「三壯士」),用內裝顏料的雞蛋投擲弄污懸掛在天安門城樓的巨幅毛澤東畫像;一為王維林在北京長安街隻身擋坦克。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17年,當年將雞蛋投向毛像的「三壯士」,為這一擲付出慘重代價。如果說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空前的悲劇,天安門「三壯士」的悲慘命運,更是六四事件至今一個還未結束的悲劇。
    
     「三壯士」中的余志堅,原職湖南瀏陽縣達許鄉連頭小學教師,當年25歲,被判無期徒刑,2001年9月獲假釋出獄。另一位是喻東嶽,原職湖南瀏陽日報美術編輯,當年22歲,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獄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癒,今年2月22日獲釋。第三位是魯德成,原職湖南省汽車運輸公司瀏陽分公司司機,當年26歲,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獄,2004年底從中國大陸逃往泰國,2006年4月獲加拿大政治庇護。
    
    17年還未結束的苦難
    
    1989 年5月23日,是北京當局宣布戒嚴的第四天。三名湖南青年在當時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地──北京天安門城樓,懸掛了一巨大橫幅,上書:「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接著,他們相繼向毛像投擲內裝顏料及墨水的雞蛋,一向予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毛像,立刻被斑斑點點的墨水濺污。
    
    由於當時天安門廣場充滿「陰謀論」,留守廣場的學生面對這一突發事件,誤判為中共公安便衣蓄意製造事端抹黑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為了不給當局鎮壓藉口,部分學生糾察隊成員,將三人「扭送」公安局「法辦」,造成他們遭重判的悲慘命運。六四過去17週年,三人個人及家庭承受的苦難迄今尚未結束。
    
    對於「三壯士」之一喻東嶽在獄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的悲劇,以及三人17年來所受的苦難,當年的天安門學運領袖,如今紛紛表示愧疚。可惜,喻東嶽現在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也不認識父母家人;再說,失去的青春和付出的代價如何能補償!
    
    今年5月4日,「天安門一代」的王丹、吾爾開希、王超華、劉俊國、李恆清、郭惠、潘強、安田、蔣品超、金岩及余厚強等人,在一份歡迎魯德成獲得自由的連署聲明中沉痛反省:「在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魯德成等三人向專制的象徵──毛澤東像投擲顏料,並因被當時在場的部分學生送到公安局,導致他們承受了沉重的代價。作為學生整體中的一員,作為八九學運的一分子,我們對魯德成有著深深的歉疚。」
    
         
在為「三壯士」鳴不平的海內外人士中,最難得的是湖南自由撰稿人陳少文。2002年6月,他完成長篇報告文學《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詳細介紹了「三壯士」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他們的悲慘命運,這是最早對「三壯士」事件展開反思及表示內疚的文章。 
    
陳少文在文中高度評價說:「天安門三君子的行為,震撼了中國個人崇拜的傳統文化:他們對中國個人崇拜的傳統文化發出了強烈的信號,給老百姓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代表了中國幾千年來下跪文化的結束。他們三個人的行動不僅是個人的行動,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們的行為不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代表了世界價值觀的呼應。」 
    
陳少文指出,喻東嶽等三人向毛像扔雞蛋,這在自由國家不過是借以表示憤慨的抗議行為,在中國,卻如一顆原子彈爆炸在千千萬萬人民的心裡,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震撼」。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令國人驚心動魄的壯舉,竟是來自湖南毛澤東家鄉的三位青年壯士所為。 
    
 三壯士走在歷史前面 
    
  現在紐約「中國人權」工作的前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是最早對「三壯士」悲劇命運展開反思及表示內疚的學運領袖之一,2005年3月,他撰寫《天安門的歷史教訓──我見證的砸毛像事件》一文,沉痛檢討學運得失。 
    
他表示,六四事件後,許多參與者從思想角度進行了反省,當時由於他們許多人對中共體制內的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沒有根本轉變,甚至因當時物價飛漲,毛的威望反而有所回升,還有人抬著毛像遊行,「三壯士走在了歷史的前面,而這正是悲劇的所在」。 
封從德說,造成三壯士的悲劇,還有組織結構上的原因,這點外界很少注意,「但作為運動組織者之一,我難辭其咎」。早在1990年底,他就寫下備忘錄,後來再不斷提高認識,「以期從這一悲劇中汲取一點教訓」。 
  
     
    
封從德回到廣場不久,一位同學來廣播站報告學生糾察隊捉住了三個「便衣」,「他們將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難道剛才是毛澤東的幽靈在興風作浪?封從德詫異萬分。經了解,他才知道,當天下午2點,那三名被學生懷疑是「便衣」的人,用水彩顏料灌在空雞蛋殼裡,擲到毛主席畫像上,當即被在場的學生和市民抓住。他們被審查了兩個小時,開始什麼也不說,後來才掏出證件,說是湖南毛澤東家鄉來的教師和記者。「他們的證件像是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禍於學生運動!」因此,廣場學生立刻召開記者會撇清「這不是學生干的」,隨後三人被移交公安局。
    
    封從德當時認為這樣做有欠考慮,因此責備了那同學幾句:「怎麼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並不是便衣,那不等於斷送了他們的前程。」
    
    六四事件後,封從德與妻子柴玲(後離異)在大陸逃亡十個月,才經香港到法國。後來聽說喻東嶽在獄中已精神分裂。「過了很多年後,我才明白這一事件的意義,也對當時學運犯下這一失誤的因由有了一些認識,尤其是組織上的原因,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
    
    他說,當時外界和多數當事人,都以為押送「三壯士」去公安局的決定,是學運最高組織「北高聯」或「廣場指揮部」做出的。事隔多年,封從德澄清,實際上,恰恰是因為這兩大組織當時沒能主持大局,或者說,正是因為當時運動組織出現權力真空,才導致悲劇的發生。
    
    歷史事件不無遺憾
    
     八九民運期間,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主要分為北高聯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和外高聯 (外地赴京高校臨時指揮中心 )兩派,一度形成天安門兩股勢力之爭。現居華府的「自由中國運動」負責人連勝德,當時是外高聯總指揮,被視為決定「三壯士」命運的關鍵人物之一。
    
    連勝德不同意封從德「天安門廣場出現權力真空」的說法,同時對如今天安門學運領袖紛紛對「三壯士」表示歉意的做法不以為然。他在接受《世界週刊》訪問時坦承,「是我下令將他們三人送交公安機關的」。連勝德是四川人,原為天津中國民航學院學生,六四後入獄兩年,1994年流亡美國。
    
     他說,現在回過頭來看「三壯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們三人的思想境界遠遠在學生之上,代表一代人與中共專制徹底決裂的覺醒,但在當時來看,似有「拔苗助長」之嫌。他對「三壯士」的悲劇命運覺得難過、痛心,但至今仍堅持當時將三人送交公安的做法無可厚非。 
    
連勝德說,魯德成等三人當初作出涂污毛像的驚人之舉,事前並沒有與當時的學生指揮中心協調溝通… … 
    
        
 一票之差定三人命運 
    
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團部分成員,曾與連勝德等外地學生產生矛盾。封從德指出,「權力真空的出現,導致廣場喪失決策機制,而最終將三壯士送去公安局的決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員的要求下倉促作出的,按余志堅回憶,是一個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僅多一票就決定了三人悲劇性的命運。至今無法確知哪裡些人參與了投票,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組織投票的並非已回高校的北高聯,或第二天才成立的廣場指揮部。從現有資料來看,當時直接處理三壯士事件的關鍵人物,基本上不是當時運動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測是,這次投票實際上是當時在場的一些骨幹臨時湊合起來的。」
    
    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首任主席周勇軍,對「三壯士」事件的反省非常徹底。他在2004年8月 4日,寫下長篇調查報導《我與『湖南三壯士』事件》。
    
     周勇軍作為八九學運的發起人、領導人之一,也是「三壯士」事件的知情人和當事人之一,十多年來一直關注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的命運,並嘗試用各種努力引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注,引起學運領袖們對歷史的反思。最初由於中外媒體和八九學運領袖們對這個事件普遍持冷漠態度,他的努力沒有達到顯著效果。
    
    2002 年7月,紐約《黃花崗》雜誌發表湖南陳少文的報告文學《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周勇軍說:「看完這篇文章,我深感內疚,為了肯定三壯士潑墨毛像的正義行動,進一步沖擊國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並把三壯士事件擺到海外華人和國際與論面前,在《黃花崗》主編辛灝年先生的鼓勵下,我帶領趙品潞 (八九民運工自聯代表之一,已故 )、葉寧等人到中共大使館門前,重現三壯士向毛像投雞蛋的行為,並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喻東嶽,公正地對待這三位湖南人士。這次行動開創了海外華僑、民運界和國際輿論關注湖南三壯士的新階段。」
    
    其後,為了還歷史以真實面目,也給三位受害人一個公正的交代,周勇軍花了許多功夫,對「三壯士」事件進行深入調查了解。
    
    「三壯士」之一余志堅獲釋後,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當時是高自聯學生把他們送給了中共當局,廣場學生對他們三人的態度基本上是冷漠和不信任,學生糾察隊曾讓他們蹲在地上,學生領袖就是否送他們到公安局的問題投票表決,結果以一票之差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不過,當時的外高聯總指揮連勝德不記得有投票表決這回事。魯德成表示,他不怪連勝德等人將他們送交公安,實際上天安門一代為喻東嶽捐款時,他每次都看到連勝德的名字。「這就已經說明問題了」。
    
    周勇軍回憶,1989年5月23日下午1點左右,趙品潞從外面回來向他報告說:「天安門城樓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個人向毛澤東像潑了墨水,幾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軍馬上讓趙品潞帶領工人糾察隊前去察看究竟。
    
     「約半小時後,趙品潞帶回來一個外地人,衣著十分樸素,神態疲憊。……我問他為什麼向毛主席像潑墨水,他沒有回答,帶著一臉的沉思。我將工自聯中所剩不多的麵包和汽水給他吃,他小聲的說了一聲『謝謝!』我當時和趙品潞等工人領袖商量讓他自己走,這事沒必要管,可是不一會兒劉渙文、韓東方兩人從廣場中心回來,說高自聯要人,並說高自聯已逮住另外兩人,需要他們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當時雖然已離開廣場學生的領導工作,但天生的紀律與服從觀念沒讓我多想,就決定讓劉渙文、韓東方等人將這個人送到高自聯去了。」
    
    後來,周勇軍得知,這個人是喻東嶽,「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該有的一切,我後悔當時沒有給他更多一點的保護。」
    
     周勇軍向當時曾擔任糾察隊總指揮的張健核實情況,張健表示,因為當時大兵壓境,學生運動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給當局找到鎮壓的口實,不想有人火上澆油。「現在想起來,當時沒放他們,很內疚,很後悔,這是我們的錯誤或者叫誤會。我當時做為糾察隊總指揮,我的任務就是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學生的生命安全。」 
    
        
    他強調,時間是最好的證明,「三壯士」向毛像擲雞蛋之舉,現在已被列為八九民運最具象徵意義的三件大事之一,跟自由女神、王維林擋坦克並列,歷史已還他們公道。 
    
     
    原載《世界週刊》
    (6/5/2006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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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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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六四後面加上暴動、事件、風波、鎮壓、到屠殺。
也可以看到從兩側往中間靠攏的趨勢。兩個對立的看法終究可以達到共用詞彙。
除了中國官方的詮釋之外,其他國家與其政治人物在用詞上的逐漸改變,也值得思考。

另外一種是不提六四當天了,乾脆講八九就好。這中國官方聽起來也比較不刺耳。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其他國家與其政治人物慢慢地把以前講硬的條件,慢慢放軟。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人是硬頸的。事實比修辭還要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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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平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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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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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洛角
古士塔夫

老師這個題目大啊,牽涉到中國封建時代歷史、中共黨史、西方政治史以及很多黨史個案。拿一個case讓一位碩士同學寫,挑戰就很大了。

目前中共書籍確實一般稱六四為「風波」,這大概是要緩和矛盾,改善形象,也或許是自反有愧。但十三屆四中全會毫不客氣的指稱為「動亂」。依照黨史,前屆黨大會、中委會對重大事件的決議,除非有後來的同級會議推翻、改正,不然似乎不能說官方的立場已經改變。黨史上,六四,毫不含糊,仍是「動亂」。

另外,「平反」一詞從左傳就已經出現過,後來主要用於古代訟獄,大意就是「回歸正位」的意思。在現代中文法律中,同時有「平反」和「恢復名譽」兩種用法。但學生總感覺「平反」的歷史積澱,有較多上對下的解懸嘉惠之意。不如「恢復名譽」好些。就像看到黨史上,常常容易有種被平反者頌揚黨給予「平反」決定的英明正確偉大。所以個人偏好「恢復名譽」。

這只是一種語彙的感覺,說不上有什麼研究,還需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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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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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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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六四已經不叫「動亂」,而是「風波」。

「平反」是因冤假錯案而來,已經是中共歷史的一部分。「平反」在共黨執政的國家可能是一特殊現象,就中國而言,有足夠的資料寫出一篇論文來。我曾草擬一粗糙的綱要,一直沒寫,現丟出來,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中共平反學:從冤假錯案到平反〉
壹、前言

  • 定義
  • 概念、理論(相關概念:中國的、西方的)
  • 放逐、中央官員貶到地方後再回到中央
  • 黨內平反 vs. 黨外平反
  • 大案 vs. 小案

貳、平反的傳統:蘇共、東歐、中共建政前

  • 富田事變
  • 延安整風
  • 湘西肅反
  • etc....

參、冤假錯案的形成

肆、平反機制

  • 平反的要求及提議
  • 執政需要
  • 上訪
  • 什麼條件可平反?

肆、平反個案分析:劉少奇、彭德懷、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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