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損壞蔣公銅像復原 蔣孝嚴夫婦獻花致意 【中廣新聞網】 

續樓下

國家秩序的體現－中山裝

續樓下兩篇

蒲添生的孫文青銅像
隨著時代的改變，穿著長袍馬褂的人越來越少，尤其在台灣，經歷過日治時期的五十年後，西裝的穿著反倒是最為正式。這種穿著也表現在孫文塑像上，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當時的台灣省黨部等十一個單位組成了「國父暨總裁銅像籌建委員會」，委請台灣著名雕塑家蒲添生鑄造孫文像，並於一九四九年透過捐款安置於台北中山堂 ，如今仍保留在原地點（圖七）。

蒲氏的孫文像「著西式大禮服，外穿大衣，西褲腳微折，國父面向正前方平視，兩眼炯炯有神，左臂下垂，手執演講稿一束，右手插於西褲袋中，兩腿微分，腳成八字形立於一鐵鑄圓盤上」 ，蒲氏在製作前曾見過郎度斯基氏孫文像的照片，又「搜羅了三四十張各式各樣的國父遺像」 ，最後則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國父在日本長崎演講亞細亞主義後拍攝的」 照片為藍本。特別的是，這張照片中的孫文穿的是長袍馬褂，蒲氏卻將袍掛改成了西服，這樣的更動絕非對照片藍本單純的模仿。

民國初年，受到西方國家穿著服飾的影響，人們也開始穿著西服，西服在官方制定的服飾條例中被稱為「禮服」 ，與中式禮服的長袍馬褂具有同樣地位，只是當時穿西服的人還只是少數特定階層，特別是新時代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官吏、商人和知識份子。孫文曾留學歐美，穿著西方通用的服飾是很自然的現象，他回到中國後仍常穿西服，也留下了不少照片。

然而蒲氏會選擇西服來表現他心目中的國父，極有可能是因為西服所隱含的西方智識文化、科學理性及進步等內涵。孫文早年也曾將西方進步思想的影響反映在服裝上，「在這種進步思想感召下，廣大留學青年紛紛剪去辮髮，穿起西服」 ，相較於傳統服飾，西服的確有種「新潮」、「進步」的味道，更同時具有國際性與世界性；當然在蒲氏自身所經驗的日治時期文化下，西服正是知識份子的標準服裝，反倒是長袍馬褂，對蒲氏來說就顯得較為陌生，他自然不會採用。

蒲氏孫像的曝光率相當高，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每逢孫文的重大紀念日，紀念儀式都會在中山堂的孫文銅像前舉行，各家報紙也會刊登照片解說 。然而，一九七五年蔣中正病逝後，全國引發塑像熱潮，中山裝成為官方定版的制式塑像服飾，孫文塑像也連帶受到影響，自此袍掛和西服為中山裝所取代，隨處可見身著中山裝的孫、蔣塑像。

陳一帆的蔣中正青銅像
一九六七年，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徵求藝術家製作孫文像（圖八），最後由雕塑家陳一帆入選，他選擇以中山裝作為孫文像的服飾，然而這次並沒有相左的意見出現，換言之，官方不再以「中國正統禮服」的理由來反對，情勢似乎有了改變。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病逝，故宮博物院在四月廿一日即決定塑鑄銅像，當時的蔣復璁院長便委請已是偉人塑像專家的陳一帆進行塑像，陳氏初步決定以「青銅鑄製一座九尺高的全身立像，服裝則以 蔣公生前最喜歡穿的中山裝為準」 ，同年十月四日就完成塑鑄並安置在入口處（圖九），而由王雲五先生主持揭幕儀式。

這座蔣像身高二七○公分，大於真人比例，且座台三公尺高，觀者自然必須抬頭仰望，蔣中正身著中山裝全身直立，右手持杖、左手持書本於腰際，面容自然微笑，神情愉快。當時這尊銅像曾引起廣泛討論，但焦點不再是服裝，而是蔣中正手裡拿的到底是什麼書，有人說是三民主義，也有人說是論語或唐詩，無論如何，真正令人好奇的是，陳一帆的孫文或蔣中正銅像都是中山裝，似乎回到「依照偉人生前服飾喜好」的製作觀點，而不是依照國家價值來決定，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單純？

待續

這尊孫文青銅像分主像及像座上下二部，主像為孫文全身坐像，高一六八公分，寬九○公分，前後長九十八公分，僅稍大於真人比例，因此當時又另行製作更高的水泥基座，以便產生仰視觀賞的效果。此像孫文端坐太師椅上，身著長袍馬褂，雙腳並坐，手撫平攤之「建國大綱」軸捲，神情莊嚴凝重，慎思肅穆；座椅扶手、背面及椅腳上，皆雕塑了屬西方式樣的植物形式花紋，主要為花朵和藤蔓交錯捲曲的裝飾性設計，以及部份的捲雲紋飾、回紋等中國傳統紋飾，佈滿整個座椅，緊湊而繁密。

像座部份高一四四公分，寬一七三點五公分，前後長九十八公分，較南京中山陵那座大理石像高一些，像座四周有六幅浮雕，主題分為「如抱赤子」、「討袁護法」、「震聾發瞶」、「出國宣傳」、「商討革命」以及「國會授印」。何明績先生曾為文對這六幅浮雕加以讚賞，認為浮雕「蓋其於二度空間內必因應三度空間之需求，而非一幅圖畫浮凸平面者即是」 ，事實上這種表現手法在西方雕塑傳統中，是再平常不過了，但若相較於一九八○年代，塑像潮期所大量粗製濫造的「偉人故事浮雕」 －這些浮雕都是直接由圖畫藍本加以「浮凸化」（圖五、圖六），就會發現何先生準確的批判是其來有自的。

孫文塑像服飾的爭論
姑且不論這尊銅像的藝術價值，郎氏在一九二八年塑造孫文像時，光是該給孫文穿上什麼衣服就傷透了腦筋。郎氏本身傾向於用長袍馬褂，他曾在日記上表示：「因為這樣才會保持他的神祕與特色，也使別人對他刮目相看（一九二○，十月十五日）」 ，意味著郎氏是從「創造性」的角度來權衡，他語詞中使用到「神祕」及「特色」等字眼，皆屬創作欣賞的辭彙範疇，當然多少也隱含著西方觀點，畢竟對郎氏這樣一位西方人而言，中國的服裝自然是奇特多於熟悉，而郎氏所提到的「別人」，恐怕也只是他自身品味的投射罷了。

至於另一派持穿著中山裝意見者，以孫文之妻宋慶齡為首等人的想法則是認為，「以當年中山先生因它穿著簡便、實用，經常喜愛穿它，此服飾也因它而名『中山裝』」 ，因此應當以中山裝為塑像服飾，期間宋氏還親身前往歐洲督察製作過程，然而中山裝最後還是沒有取得認可。像這種純以孫文平時生活為出發點，來自最親密的伴侶的意見，顯然不敵「官方」基於國家立場的價值觀：長袍馬褂才是代表中國正統的禮服。

當時包括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在內的一些元老，皆認為應採用長袍馬褂為宜，以為這才是中國正統的禮服（北洋政府或者後來的國民政府「服制條例」以長袍馬褂為男子禮服）。

長袍馬褂這種服飾是自清末以來，由官員服飾逐漸演變成的傳統服裝 ，在民國初年官方的規定中，成為「常禮服」的形制之一 ，一般穿於正式的應酬場合；一九三○年代《服制條例》 中亦規定為一般性的常用服，也是用在交際場合的正式禮服。長袍馬褂是傳統的中國服飾，一般皆稱作「國服」，也因此在文化上便具有「傳統的」、「國族的」性質，這種性質在當時政治局勢不穩定的狀態下，對追求統一政權的「正統」主義者，是無需疑慮的唯一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