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神宮：

在明治神宮很少見到伊勢神宮那樣的杉樹和檜樹是因為營造時植物學家按東京的氣候環境而種植了椎樹，橡樹，楠樹等常綠闊葉樹，期待它們百年後會成長為壯觀的自然林。開工之後，即從日本各地以及中國東北(舊滿洲)，朝鮮貢奉樹木達十萬餘棵。當時保有的365種的樹木由於氣候等原因變成了如今的247種。而數量卻大量增殖，達17萬株以上。竣工五十周年之際所做的調查表明，林區僅用五十年的時間就進入自然林狀態，·受到了世界的矚目。現在還有二十多位護林人員終日精心照顧。（http://www.tcvb.or.jp/ch/infobythem/trip10-06.htm）

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駕崩時，國民希望在東京營建皇陵，無奈宮內廳已經在京都伏見勘定了土地，於是國民便發起「在東京建設神宮」的請願運動，明治神宮於焉誕生。為了營造神社林，政府召集了當時眾多的精銳學者，指揮人物是本多靜六（1866－1952），中心人物是其弟子本鄉高德與上原敬二。本多靜六是日本林學、造林學之父，也是日本最初的近代公園「日比谷公園」設計者，全國各地大約有百處以上的公園都是他設計的。 一般來講，日本的神社林大都以杉樹林為主，本多靜六卻推翻了至今為止的常識，選擇了櫧、櫟、樟、楠等常綠喬木。當時自全國各地徵募來的供奉樹木，總計有 370種、10萬株左右。本多的造林方式是「自然更新」，就是日後不用再利用人工植樹，或是播種增加樹木，而是任其自生自滅，自給自足，以便能夠一直維持著樹林的自然生態。這在當時是最先鋒的林學思想。據說參與植樹活動的義工青年，總計11萬人，造林期間則是6年。 明治神宮的神社林，所有樹木的榮枯盛衰，都經過嚴密的計算。按照計劃，第一次林相的主樹是松樹，這是為了保有神宮初建之際的威容與景致。數十年後的第二次林相，樹林最上層的松樹大致開始枯萎，變成絲柏、花柏、扁柏等針葉樹支配樹林最上層。第三次林相是100年後，由橡、櫟、櫧等常綠喬木佔上風。第四次林相則在150年後才能顯現出來，這時應該會出現常綠喬木的天然林，其他樹木都會消滅。目前已經經過80年，樹林的成長與樹木種類的增減，完全按照當時的計劃在進行著。只是樹林的進化速度稍微快了一些，而且利用野鳥傳播種子的棕櫚，也在逐年增加。這是因為東京平均氣溫逐年增高，再加上都市上空特有的熱氣所造成的影響。（http://www.ylib.com/travel/notes/a_oneroad010613.htm）

台北植物園：

林業試驗所附屬的台北植物園位於台北市西南，距離總統府約半公里，在博愛路南端，佔地約８公頃。溯至西元１８９６年，日本統治台灣時，在小南門外空地
先闢建苗圃，由殖產局之林業試驗場管理，面積初不及５公頃，而後迭經購地擴建，一度達１５公頃之多，除一部分供育苗外，餘均予劃分區域，闢為母樹園，低窪處則挖掘為地沼，分別自台灣或日本採運母樹植於園內，並插名牌，以資普及植物教育。西元１９２１年，中央研究所成立，接管林業試驗場，另設林業部，苗圃正式改名為植物園，除繼續原有工作外，植物園亦派員前往歐、美、澳、非、洲及東南亞一帶，多方面收集樹種，運回培育。到西元１９３０年左右，園內已栽種１１２０種植物，其中泰半為國外引進者，對於學術及自然科學之教育貢獻殊鉅。不幸，二次大戰期間，園區建設中輟，樹木枯損殆盡。（http://tpbg.tfri.gov.tw/Default.aspx?tabid=378）

KEW GARDEN：

鴉片戰爭以前，外國人的行動尚侷限於廣東。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亦不例外，以廣東為其收集標本的基地。英國的科學機構，不論是博物館或是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希望透過當時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者取得中國的標本、園藝知識和各種商業作物。當時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多為業餘人士，或為增廣知識、或為獲取聲望、或為培養紳士品味，而勤於研究。此一過程使得英國人的領土擴張、商業利益與博物學的知識生產，相互糾結。 當時的博物學研究者主要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Canton Factory)的成員，還有來自英國的園丁。前者的正職雖然是貿易，但其中如Staunton, Morrison, Reeves等人，卻因本身的興趣，或是受英國科學機構之委託，在中國研究博物學。至於英國園丁，大多是短期的派遣人員，社會地位較低，若無本國駐中的贊助者支持，很難完成任務。這些業餘從事博物學研究的貿易商與專業園丁，角色不同，任務不一，卻同時穿梭於廣東的市場與花園，進行田野工作。博物學研究仰賴田野採集，而身處異域，人生地不熟，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必須仰賴在地行商的社會網絡。行商的花園，乃成為收集與交換園藝知識的重要場域。 雖然運送採集標本回國不易，標本存活至目的地者不多，但是長時期的積累之後，殖民母國優越的中心位置還是成形。殖民科學的特色之一便是以母國為中心，由世界各地源源不絕地向中心輸送物資和情報，不斷擴張中心的知識系統。英國博物學的發展亦不例外。1830年時，廣東市場上所見的標本、種子，已經無法滿足博物學研究者的需求。而鴉片戰爭的爆發開啟新契機，促使英國博物學研究者深入中國內陸。（http://sts.nthu.edu.tw/board/read.php?f=10&i=310&t=310）

本多靜六
1896 年齊藤音作等人攀登玉山東峰的路線係取道東埔溫泉、觀高及八通關，同行的林學博士本多靜六雖因瘧疾病發，停滯於東峰下的冷杉林內，卻是台灣史上第一份植被帶或生態帶的報導者，同時，他所採集的植物標本亦多成了科學上最早的引證，包括台灣紅檜、冷杉等等古老的裸子植物群。

紅檜的標本船運抵日本東京帝大，植物學教授松村任三命名為台灣特產新種，特以「福爾摩莎」拉丁語化為種小名，發表於 1901 年東京植物學雜誌第 15 期，即此學名定案迄今，從未有人質疑（Matsumura andHayata, 1906）。早期的紅檜標本採集，大抵皆出自玉山及其週遭山系，例如小西成章的竹山至鳳凰山脈之旅（1902 年）等。

本多靜六（1899；參看陳玉峰，1997）係台灣史上第一位描繪台灣植被帶的學者，其劃訂台灣的溫帶林為海拔 1,800~3,150 公尺之間，且檜木居針葉林的最下部，玉山山塊（應為郡大山脈西側）存在於海拔 1,650~2,250 公尺之間，混生杉木但比例少（20 比 1），檜木多為巨木，且老死木橫陳溪谷。其主張台灣林產應用首向此林帶下手，是以本多氏當然是檜木林帶劃分的嚆矢。
(http://www.mst.org.tw/Magazine/magazinep/Pureland/60%E5%8F%B0%E7%81%A3%E6%AA%9C%E6%9C%A8%E7%99%BC%E7%8F%BE%E5%8F%B2.htm)

本文於 修改第 5 次

安倍晉三首相於六日下午到位於東京代代木的明治神宮參拜，日本現任首相已有六年沒有前往明治神宮參拜。共同社解讀說，安倍首相可能是為迴避靖國神社參拜會引起外­交問題，改赴明治神宮參拜，以向保守層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安倍身穿大禮服現身明治神宮，他在禮簿上簽名「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以神道的禮儀參拜，並自掏腰包添香油錢。安倍於參拜後表示，明治神宮是很有由來的重要神­社，由於住處離神社很近，因此也常常去。以往日本的首相慣例會前往明治神宮參拜，但是到森喜朗前首相之後，已六年沒有現任首相去明治神宮參拜。

共同社指出，由於中共領袖訪日已大致抵定，目前要參拜靖國神社實有困難，因而改為到明治神宮參拜。此舉是安倍身邊的人提議的，安倍也希望藉此表明自己是保守主義­者。

特別是軍力。國際政治學者Waltz認為軍力是首要的。Mearsheimer認為物質力才是非物質力的基礎。而物質力，也是以軍力為首。
中國時報照片：日本海軍演習

洛公言重了,小弟尚未恢復神志,講起話來顛三倒四,唯恐到此胡言亂語,徒惹笑話

關於政治人物的形象學真的值得好好研究,一般都先從衣服(西裝,薄外套,polo衫,中山裝,牧師裝,軍裝,泳衣)著手,然後是配件(帽子領帶手錶眼鏡襪子鞋子之類的),我想很多人都或多或少談過,其實談的方向大致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最有趣的往往是同中求異,異中求同這樣的細節,更能展現出研究的細緻與精妙

至於動態的姿勢則是另一個大範疇,有時候從動態的影片剪影,和旁人的互動,大小動作,有的則是像之前的那張陳水扁雜誌封面,刻意擺好姿勢讓人拍的肖像,我以為前者的學問挺大,有時還得心理學領域的人才來分析,英國以前有個節目就專門講這些小動作,比方說麥克道格拉斯和他老婆牽手的時候,他會看她,她則是看群眾,這樣的愛情似乎有點小問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黛妃和查爾斯王儲身上,這是很細微的,有時候得用慢動作抓下來仔細分析

我以為,總是要從"選擇"的角度來看事情,也就是所有的衣飾動作都是詞彙庫,每一次的呈現都是造句作文,要呈現怎樣的符號意義都是選擇過的,而不是隨機,特別是那些公眾政治人物,比方說馬英九那張白兔臉,就不是"選擇過",但他的西裝襯衫領帶一定是挑選過的,頭髮造型也一定是刻意做出來的

西裝大概是蔣經國開先河,至少蔣介石很少出現這樣的模樣,小蔣當然還有小白外套的親民形象,以前還說老蔣的的軍外套有防彈功能,刀槍不入...小白外套顯然就是人人買得起,西裝自然有技術官僚,特別是對西化的延伸,目前的政治人物大多都在這兩種上面打轉,比較特殊的還有馬英九的泳褲,這一點就不是其他政治人物會選擇使用的,李敖的紅外套當然獨具一格,王建瑄的牧師裝扮似乎還有一兩位同儕跟進,想不出來了

諸公,您會選擇什麼呢?

小弟個人大概就是夏天穿搖滾T-shirt,牛仔褲,紅色慢跑鞋;冬天穿高領毛衣,獵裝,穿長統皮靴吧~~

• 引文：要幹公眾人物，得抑制非自主神經系統，實在辛苦。

還好公眾人物上厠所不必給人看。

關於小泉首相的新書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