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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時代及對孔孟思想的簡單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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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喬茜

作者老田

先秦諸子的思想淵源具有非常大的共同性，雖然他們相互之間常常進行貌似水火不容的批判。因為先秦諸子都重視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思想遺產，而且都生活在一個農業占主導的農耕社會，而且都面對一個不太了解但是又決定性地影響人們生存狀況的自然，所以儒道法墨諸子的思想頗有相通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能理解其他諸子的思想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就無法很好理解儒家的主張。

中華文化的三大思想淵源是：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思想遺產、農耕社會的人生經驗、自然籠罩下的宗教情感主義。中華文化的人生態度是溫和的現世主義和溫和的道德主義，所關注的中心是個人的生存狀態，實現道路是在實現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道路上把握個人命運。由於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分化已經發生而且不可逆轉，所以整體利益的實現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需要人們的有意識的努力和合作，中華文化從而具有深刻的積極政治理念。

儒家學派主張以道德主義實現社會整合和社會教化，雖然“大同”不可能但是還應該為實現“小康”而努力，代表的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

法家認為道德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無可奈何地過去了，所以引入新的社會管理手段是必須的。但是中國法家思想與西方的法治思想根本不同，西方法治思想的中心是基於物權和利益關繫的調整，而中國的法家的目標是維護社會道德的地位。所以中國古代法律中基本上沒有民商法的地位，而且刑法也偏於嚴酷，這也很好理解---對壞人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道家特別是老子對道德主義失落的社會後果認識十分深刻，而且也認識到管理的悖論---要調和不同地位的主體去為共同的目標努力是何其困難，失去了道德自覺，社會管理就沒有根本出路。實際上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些管理學大師十個就有九個出自美國，這並非因為美國人特別喜歡標新立異、無病呻吟，而是現實中不停地有新問題需要答案，正如民間諺語所說的“按下葫蘆浮起瓢”。正因為老子對此體認深刻，所以他的理論底調也就更加悲觀，同時《道德經》雖然隻有五千言，但已經全面涉及到道德主義如何失落的社會條件，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社會危害，個人克服欲望制約的困難，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困境，這在一個很大的程度上全面涉及到微觀和宏觀的差別，短期利益和長期管理的不同，因此反而成為治國治兵的要道。

墨家思想除了來源於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遺產之外，更集中體現了農耕社會的人生經驗。墨子主張“強本節用”，實際上就是一種審慎的經濟決策方式，這種決策方式用今天的語彙來替代，可以稱之為“低成本運營方式”，因為農業的收獲很少，如果不盡量節省開支和避免風險，足以產生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的困難。

兵家思想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綜合應用。

各家學說都面臨一個難以預知和確知的自然界，在農業作為人們生存的主導產業的時代，這個自然界偏偏又無法回避而且對人們的生存狀況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各家對此無不含糊其詞地“任以自然”和言“天道”，並給予高度重視。所以儒家的基本經典中有《易經》，老子的“道”更是無所不在，墨子也一樣主張“天志、明鬼”，鬼神和自然也一樣關乎人倫道德，人倫社會甚至還是“參天地之化育”，中國的“天人合一”境界全面參雜著道德主義的現世情懷。

1、孔子屬於氏族社會解體的時代：孔子生活的時代對於孔子思想的意義具有決定性，中國歷史上沒有奴隸制和封建制時代，否則中國也將和歐洲一樣無法完成民族融合。奴隸制是一種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基於叢林法則）指導下制造出來的制度，正是因為奴隸制的充分發育，西方社會無法完全民族融合“希臘化”過程追究歸於失敗，所以後來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抵御遊牧民族的入侵，歐洲的封建制就是在遊牧民族入侵成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希臘奴隸制實際上是歐洲封建制的前提，而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則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條件。

孔子生活的時代，處於“王道衰微”的氏族社會解體的時代，曾經在社會上廣泛起作用的道德自覺開始喪失，社會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這個時代要求就是諸子蜂起和百家爭鳴的客觀條件。孔子從個人的生存狀況出發，希望保留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遺產，實現社會不同階層的整合和協調，並使用道德主義的精神遺產進行社會教化，用比較低的社會成本實現天下大治。在孔子那裡社會整合是一個前提性的步驟，而社會教化是一個最重要的管理手段，目標是實現“事前的主動協調”。

孔子的社會理想實現，需要相當程度的道德自覺，由於氏族社會的解體，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的分化，這個道德自覺在社會上是不容易維持的。所以孔子既不是以為“周禮”是上好的追求目標，而是因為這已經是道德自覺的最後一道防線，孔子的理想是“大同”，而孔子因為大同的時代已經難以恢復所以是在為小康而努力。而且小康也是不容易實現的，因此孔子實際上自己知道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所以孔子相當悲觀。

2、孔子的道德主義思想是有現實利害基礎的，而不是什麼空洞的說教。孔子的道德也不是西方的那種道德–-馬克思稱之為“社會價值規範總和”的東西，也不是五四之後人們所指稱的“喫人的禮教”的那種東西。孔孟的道德是個人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的結合，是決定個人生存狀況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的統一。孔孟把家庭人倫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隱喻，道德的深刻意義在於個人獲得的物質利益無論膨脹到何種程度，都是無法根本改善個人的生存狀況的，所以道德主義所主張的“利群”和“利他”，正是在社會上換取並實現對他人的真誠關懷與幫助的良好互動基礎，也是個人把握自己命運追求幸福的要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積極政治理念，個人利益的良好實現有賴於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實現，個人在利益上的主動讓步，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犧牲，而是具有更高回報的交換。所以儒家把家國並稱，把修齊治平放在一起相提並論。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這是所有個人生活安定的前提，而且進行社會整合和社會教化，毫無疑問一個基於積極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國家機構是必須的，而共同利益的實現也有賴於大家在國家指導下的共同努力。實際上孔子對此相當悲觀，因為由於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分化之後，共同利益的實現已經沒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孔子還是堅持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實現那麼部分實現道德主義也是好的，畢竟主動協調比放任紛爭好，投桃報李比以牙還牙好。孔子的悲觀也正是他的深刻之處，實際上到今天，孔子所憂慮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方案。孔子不幻想道德自覺有自然實現的可能，而是基於放任紛爭沒有前途的深刻認識，在春秋所記載的短短的272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民眾的苦痛和精英階層的罹難，那確實難以盡述，而這樣的社會成本並沒有換來一絲一毫的真正進步，正如孟子所言“春秋無義戰”，所以孔子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則把它繼續向前推演到“仁者無敵”的最高功利境界。整體利益雖然清楚地擺在那兒，但是社會並不總是能夠把個人利益自動地納入實現整體利益的軌道，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分化的陰影，無處不在，極大地妨礙了整體利益的實現。

3、道德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執行結果：中國社會整合程度比西方社會奴隸制和封建制時代好，所以實現了民族融合，抵制住了遊牧民族的毀滅性影響，中華文化的傳統能夠代代相傳。但是大同和小康都沒有實現，歷史進入一治一亂、一分一合的循環，每當精英階層忘乎所以地侵耗弱勢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之後，就有農民起義對這種極端的精英主義給予實質性的教訓，精英們受了教訓往往在一個時期裡會有所收斂，又能夠想起孔孟的教誨，部分地實現與弱勢階層協調，社會往往會進入一個時期的“治世”，時間長了精英們又會忘乎所以。

道德主義的最大缺陷是無法監督，最終要歸結到個人的道德自覺，這是一個到今天仍然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這個難題能夠解決，那麼今天所有的國際國內重大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這實際上也是全人類的共同難題。民主是無用的，現實的民主都是一種精英階層的政治分贓，如果能夠實現社會良好整合，那麼民主沒有必要，如果不能夠實現社會整合，民主隻能是加強精英階層的精英化努力，更加破壞社會整合目標的實現。今天西方社會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部分程度的整合，是來源於一個比較低層次的“物質財富充分湧流”，來源於建立在壟斷利潤基礎上的外部利益輸入，和在利益輸入基礎上的世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在這種利益輸入基礎上產生的彌漫整個西方社會的種族主義情緒，則是西方社會實現社會整合的精神糧食。利益輸入和種族主義是西方社會實現社會整合的兩大法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西方民主與第三世界國家相比，纔顯得比較高明一些，因為他們的精英們和平民階層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但是西方社會所實現的協調方式前提“物質財富充分湧流”，這個前提的實現要求在世界上撮取壟斷利潤並在資源分配上排除其他國家人民的發展機會，最大限度低占有有限的地球資源。這不僅導致與第三世界國家矛盾深重，而且自然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制約，因為西方實際上是放任人們的欲望達到無法兼顧生態與環境的地步，所以西方的“社會協調方式”是無法學習和推廣的。而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商結合，則是西方民主的經典形式，民主最根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向商人階層讓渡政治影響力。

正是因為西方基於精英主義的“消極政治理念”沒有普遍意義和前途，中華積極政治理念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缺乏足夠的自然資源支持而沒有現實的可能，那麼主動利益協調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

4、孔孟認為實現社會整合的前提是精英階層具有第一責任：首先是精英們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與民眾的利益和欲望相協調，孟子反復提到“同樂”就是這個意思。孔孟與後來宋明時期的“理學”在實現社會整合問題上有根本的區別，孔孟言必稱君子應該如何如何，而宋明時期已經是特別關懷弱勢階層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所以孔孟所宣揚的重點在“王道”首先針對精英階層，而理學宣揚的重點在“禮教”首先針對弱勢階層，理學極端化以後成為一種宗法依據，發展為一種本土精英主義，成為壓迫弱勢階層的“喫人的禮教”。因此五四以後儒學地位的動搖，實際上程朱陸王做了“堡壘從內部攻破”的內部破壞角色，儒家最重要的社會整合思想被他們拋棄了，社會教化功能單方面無限制地膨脹社會教化功能，最後不可能不被社會優勢階層利用成為“喫人的禮教”，不管程朱陸王他們原來是如何考慮的，最後在社會上落實的結果和五四諸公的批判相差無幾。區分孔孟和程朱陸王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無法認識到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的道德主義，和西方道德觀念（作為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的根本差別。

5、道德主義的認知和實現手段：道德主義的實現，需要個人的高度自覺；而個人的自覺當然取決於個人抵制自身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過分強烈願望，所以“感覺第一”的消費主義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義，是實現道德自覺的最大障礙。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過程，就是克服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最重要最實用的修煉過程。一個人如果經過艱苦的勞動鍛煉，經過困苦的洗禮，毫無疑問他的意志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磨練，他的欲望就能夠得到自己相對輕松的克制，他的品行就具備進步的條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纔能夠理解古人所說的“行千裡路勝讀萬卷書”，因為古代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外出不僅是免不了饑餐露宿，而且缺乏理想的代步工具也免不了要“勞其筋骨”，“行千裡路”所得到的意志磨練是遠遠比讀書得來的領悟深刻，畢竟“紙上得來終覺淺”，“知”和“行”的結合需要個人意志的力量大於欲望的強度，古人說“非知之難，是志之難”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這種道德主義修身過程的重要性，在現代科技充分發展之前，對個人的生存狀況的改善確實具有第一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不僅修身是“致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尋求個人心靈安逸、獲得良好人際關繫的不二法門。實際上即使在今天西風嚴重毒化的臺灣，有一個高震東先生大力推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育法”，他“忠信公專”的學生，就遠遠比臺灣大學的畢業生更受資本家的歡迎。人人都知道，沒有道德自覺精神的人是無法予以有效管理的，也是難以相處和共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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