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陰影

李敏勇

二戰後，日本結束對台統治時，台灣被大清帝國割讓五十年。半世紀的分離，台灣人與後來形成的中國人已經不一樣了。台灣小說家鍾理和的北平經驗：〈白薯的悲哀〉，反映了差別現象，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

一九四五年，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從中國大陸隨國民黨逃難來台的台灣新住民，在台灣經歷了和中國大陸差異超過半世紀的生活。儘管在台灣有「番薯」、「芋仔」的差別，但一樣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視為台灣人。

但是，台灣的族群政治仍然在「番薯」、「芋仔」的紛爭裡，民主化的政治轉型並沒有描繪出共同的國家想像。為了自救，番薯台灣人追尋新國家；但一個已然被消滅的舊國家形式仍然被芋仔台灣人供奉著。

許多非平民色彩的國民黨政軍特團關連者，很難面對民主化的台灣轉型，特別是絕對權力的失落。

他們在戒嚴統治的長時期，習慣於統治的權力位置。這樣心態被他們的繼起世代繼承。儘管這些人大多放洋，在美國的著名學府深造，回到台灣被佈建在權力的位置，但不盡有民主思維和進步的思想。

從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與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敵。許多權貴子弟的「反共愛國陣線」映照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愛國反共思維，支持法西斯化的統治。曾幾何時，這樣對峙，反向轉而針對台灣民主改革、自我建構的努力。這些人忘了：在台灣，「芋仔」不變成「番薯」，也變成「芋仔番薯」了。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迷惘正重複出現在新世紀的時際。主觀上尚未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一九四五年，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移入者，客觀上也已是台灣人了。但昔日鍾理和〈白薯的悲哀〉，仍成為潛在的〈芋仔番薯的悲哀〉。這樣的悲哀正窺伺著生活在台灣的人們。

有機會深化民主、建構一個小而美麗國家，並成為中國借鏡的台灣，應該從歷史汲取教訓，而不是複製亞細亞孤兒的命運。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