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聽人討論專業推廣方面的問題，其中，我接觸到的專業科目例子有：法律學(錢世傑)、經濟學(鍾文榮)、中提琴(趙怡雯)，另外，其實我也頗有推廣社會學的意圖。然而，這些科目之所以需要推廣，可能的原因有：社會大眾很需要這方面的知識、社會大眾或媒體對這方面的知識有誤解或恐懼感，或者是好奇心。

不過我想，我的社會學，推廣方式應該和錢世傑的法律學、鍾文榮的經濟學比較相似：透過時事評論、生活見解或書籍出版來進行。就這方面而言，上回參加恰恰的簽書會時，我和錢世傑以及「暢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老闆「區先生」聊了不少書籍出版的議題，在那當中，同樣有出版社工作經驗的錢世傑曾跟我說：「現在出書不好賺。」事實上，除了銷路的問題之外，出版書籍還得考慮文章的屬性。

如同「區先生」所言，現在台灣的閱讀人口，其結構已經和以往大大不同，大多數年輕人知識、訊息的來源管道，可能不再是書籍、報紙或電視，而是網際網路。然而，即便是書籍閱讀，可能偏好的類別或屬性，其分布也十分懸殊，以錢世傑的法律學、鍾文榮的經濟學、我的社會學來講，其相關書籍的分類，可能有閒書、教科書、工具書、論文專書等，若以年輕人來講，或許閒書會是比較受歡迎的。

當然，這是不考慮大專以上科系的論述，如果考慮這個社會人口統計變數，就如同我之前提過的，主修法律學、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科目的年輕人，也可能比其他大專以上科系的年輕人，要來得有「選購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之教科書、工具書和論文專書」之傾向；只不過，出版業者和媒體工作者談到目前台灣閱讀人口結構的變遷，可能都一致認為，相較於其他而言，年齡是最明顯的一個結構因子。

若要再把法律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推廣處境做個比較，以我的認知來看，可能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限制會比法律學多，正如錢世傑在最新的部落格文章所提的，我們一生當中都會需要用到法律學的知識或常識來處理問題，也會需要用法律學式的思考來看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想法，畢竟懂法律學的政治人物一卡車；至於經濟學和社會學，則分別因為數學模型和哲學色彩濃厚的理論，而被不少人疑懼。

更何況，懂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科目的政治人物，就如同鍾文榮跟我討論之後的結論一般：少，真的很少！也因此，即便是國內部目前最熱門的兩大論述主題：政治事件、兩性關係，各位必定也很少看到有人用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來討論，其中，政治事件倒還好，兩性關係的部份，從經濟學或社會學來進行分析，因為偏向日常生活的解構，所以都有引發誤解、疑慮反應的可能性。

至於法律學，可能社會大眾會對一個以販賣知識維生的法律人有這兩種不同的角色期待：一為憑藉強烈的正義感，來針對政治、社會事件進行法律評析；二為告訴讀者，如何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或進一步謀取利益。不過，我認為相較於經濟學和社會學而言，懂法律學的人還是比較容易受到重視，儘管經濟學和社會學可以分析許多法律學分析不了的社會現象、事件，不過，還是相對不容易被社會大眾重視。

所以，我才會認為，經濟學和社會學之專業科目推廣的限制，可能比法律學多，難度也比法律學高，不過，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目前國內的出版業普遍不景氣，除了閱讀的人口結構改變之外，訊息來源媒介使用傾向的改變，我認為，或許更是國內出版業不景氣的主要原因，如果給定「閱讀是一種休閒項目」這項條件，那麼，或許可以這麼形容出版業不景氣的主因：閱讀佔時間預算的比例大幅度地減少。

不過，還必須要考量這個閱讀傾向的問題：你是站在書店的陳列架前看書？還是把書買回家看？就此，出版業者會感覺到出版業不景氣，恐怕更關鍵的因素，是站在書店陳列架前看書的人，也遠遠多過把書買回家看的人，而之所以會如此，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對手上這本書的需求度不高，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阮囊過於羞澀，或者，書店從出版業者那裡進貨之後，又定了比進貨價格更貴的售價。

總結上述，法律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專業推廣，國內出版業的不景氣會是共同的限制，除卻教學、演講、研討會參與、期刊論文等閱聽群眾相對有限的模式外，這三門科目的推廣或許還有這個管道：上談話節目，不過，這也得看是上什麼談話節目，因為，不同類型的談話節目也有不同人口結構、社會背景的閱聽人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