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中國名人錄》第三版, 1925年)

思想與學術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pragmatism實證主義）哲學。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

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

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

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

《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

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卻乏朦朧的趣味。

《嘗試集》出版後，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

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

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47至第653頁）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但大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

《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孔子研究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

「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故...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見胡適《容忍與自由》──1959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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