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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社會中的臺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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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社會中的臺灣民主
                   
                                          馬海軍 文章來源: 民革中央

        2004年的臺灣“總統”大選似乎以陳水扁的就職可以告壹個段落了,然而這次大選所造成的臺灣社會分裂卻以如此分明的態勢呈現在世人的面前,禁不住引起人們對臺灣民主的思考。在當今世界,“選舉”幾乎就是“民主”的同義詞。但在這場現代西方式民主選舉中,人們看不到選舉揭曉後作為競爭對手的政治人物的握手和解,只看到“泛藍”勢力民眾因質疑選舉不公而進行的持久街頭抗爭;看不到現代民主應有的公開透明原則的體現,而是伴隨著“槍擊”、驗票所帶來的壹連串的疑問;看不到民主選舉中應有的冷靜、客觀、理性的選擇,只看到選民們壹張張憤懣、緊張、激情的面孔。這場選舉使臺灣政治人物所標榜的“臺灣民主”呈現出眾多的異質因素,人們不禁要問,臺灣的民主怎麽了?臺灣社會的分裂要怎樣彌合?要回答這些疑問,我們還應該從臺灣社會結構的歷史和現實中去尋找答案。

1.族群社會的歷史背景

    從臺灣歷史上來看,臺灣社會的形成主要是17世紀以來大陸移民的結果。到19世紀中葉以後,臺灣才漸漸過渡到定居社會。進入臺灣的漢族移民,大多屬於兩種情況:壹是迫於生計來臺灣進行墾殖開發的經濟移民;二是由於政權更叠或其他政治原因而往島上避難或尋求待機發展的政治移民。這些移居臺灣的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等分別按照地緣關系聚居在壹起,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把傳統的中國宗法社會結構也帶到了臺灣。由於臺灣沒有經過大陸那樣劇烈的社會變革,宗法勢力在許多地方特別是非都市地區依然非常強大。這些毗鄰而居的不同的族群常常由於爭奪土地、水源等經濟資源發生分類械鬥,械鬥中的相互仇殺又加劇了固有的利益沖突,形成了族群之間的矛盾。

     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逃臺灣,又有200萬左右的國民黨軍公教人員及其他的大陸人遷到了臺灣。由於國民黨政權在臺政治資源分配不合理,1949年以前居住在臺灣的本省人感到受到了來臺的外省人的壓迫,這樣又產生了“省籍矛盾”。2000年,臺灣當局的政權實現了第壹次政黨輪替,臺灣本土的民進黨上臺執政。民進黨依照“臺獨”理念,大力鼓吹“臺灣優先”等本土化觀點,推行壹系列本土化的“臺獨”政策,又使居住在臺灣的外省人產生了淪為“二等公民”的不安。“省籍矛盾”又以另外壹種形式呈現出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17世紀以來的臺灣史就是壹部貫穿著族群矛盾的歷史。在這樣壹種充滿了對立、疑懼和不信任的族群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很難形成平等協商、寬容妥協的民主精神,臺灣的民主發展受到了族群社會結構的先天性制約。

     由於存在著族群區別和宗法社會的結構,宗法社會的政治傳統得以在民主選舉中表現出來,即以姓氏、宗族乃至本省人和外省人為區隔標準的集體性的投票占據了主流,而個性化的投票意向在集體意誌的壓抑下居於弱勢。這樣壹種投票格局,幾乎就是族群之間的爭執在民主社會中的表現,只不過不再訴諸於赤裸裸的暴力,但族群矛盾的仇恨心態是壹樣的。同時集體性的投票格局又為政治勢力和政治人物操縱選舉提供了方便之門。

2.“臺獨”勢力挑動族群矛盾

    臺灣社會的族群對立固然是導致臺灣民主異質化和撕裂臺灣社會的壹個重要因素,然而族群矛盾的發作進而影響臺灣民主的發展還有深刻的現實政治背景。這種政治背景使族群矛盾中的“省籍矛盾”顯得格外引人註目,成為研究臺灣政治發展無法繞開的議題,甚至可以把任何涉及權力和實質利益的沖突都可以化約為“省籍矛盾”。這種現實的政治背景就是伴隨著臺灣政治的民主化轉型而來的“臺獨”勢力在島內的泛濫,“省籍矛盾”的激化與“臺獨”勢力的挑動有直接的關系。

     當前角逐於臺灣政壇的是“泛藍”和“泛綠”兩大政治勢力。以國民黨和親民黨為代表的“泛藍”勢力均脫胎於1949年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在“泛綠”政黨的眼中,曾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是壹個專制、獨裁、腐敗的政黨,國民黨政權是壹個長期壓迫臺灣人民的“外來政權”。因此,取代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具有臺灣人民“出頭天”的象征意義。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泛綠”勢力從產生的時候,就深深植根於臺灣本土,在黨綱中明確了“臺獨”的政治訴求。雖然民進黨也在政綱上主張各個族群地位平等,和睦相處,但是對民眾的政治宣傳卻口口聲聲強調“臺灣人要出頭天”、“臺灣人要做自己的主人”等。這種宣傳中所指的臺灣人是1949年以前居住在臺灣的漢人,有時甚至不包括客家人,僅僅是閩南人。這樣的宣傳等於間接否認其他的族群也是臺灣人。由此可見,民進黨為了獲取本土資源的選票支持,不惜撕裂臺灣社會,挑起“省籍矛盾”,將以國民黨和親民黨為代表的“泛藍”勢力貼上外省人的標簽,從而把自己合理化為本省人利益的代表。

     再從民進黨的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經歷來看,許多活躍在政壇的人物是威權政治時期反對國民黨當局的“黨外運動”中的受刑者、受刑者家屬或者是受刑者的辯護律師。如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等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坐牢者,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也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登上了政治舞臺,而陳水扁、尤清等則是這些坐牢者的辯護律師,甚至辯護律師本人後來也有入獄的經歷。這樣的經歷背景使他們在與以國民黨、親民黨為代表的“泛藍”勢力競選的時候,是無法以平常心態來看待對方的,不管國民黨執政還是在野,這樣的心態都會起作用。同樣的心態也必然激起對方的強烈反彈。

    在固有的族群紛爭的矛盾下,在“臺獨”政治人物的操控下,在這樣的仇恨、猜疑、緊張的心態下,作為民主制度中心地位的選舉已經不再是關於政權爭奪的“和平革命”,而恰恰有了“階級革命”的妳死我活的鬥爭氣氛。對於民主的價值理性的追求已經讓位於權力的追求,民主選舉只具有工具理性的價值,即選舉只是爭奪政治權力的工具,而不再是體現追求民主制度的理想。於是,在選舉這壹民主制度的外衣下,暗箱操作和選舉中形形色色的舞弊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選舉過程中引發的壹連串疑問和與現代民主制度不相符的情形都有了答案。

                                  

       
那麽,這樣的民主選舉究竟會給臺灣社會帶來什麽呢?首先就是臺灣社會的嚴重撕裂和固有族群矛盾的加劇。在這樣的分裂社會中,執政的黨派無法實現社會整合,又缺乏民主協商和寬容競爭對手的心態,忽視對方的正確意見。這樣就加劇了朝野爭議,導致政策執行無法得到社會的自覺配合,從而使政府空轉,到頭來損傷了整個社會的利益。陳水扁的第壹個任期已經證明了這壹點。其次,它會使民主走向倒退,從而為專制主義的擡頭提供土壤。英國哲學家羅素指出:“就權力心理而論,我們看到恐懼、憤怒和各種共同的激情會使人們盲目地追隨壹個領袖,而這位領袖往往會利用他們的信任使自己成為專制的君主。因此,若要保護民主,那麽重要的是避免產生普遍激情的環境,同時對群眾進行教育,使他們不易產生這種心態。”而“臺獨”政治勢力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選舉中煽動族群情緒。臺灣的選舉就是壹種充滿了“恐懼、憤怒和各種共同的激情”的選舉。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分裂的社會沒有集權就不能存在;而和諧的社會有了集權就不能存在。”臺灣社會中“李登輝情節”的發酵和瘋狂的“扁迷”,李登輝、陳水扁任期內展現的“權力的傲慢”恰恰就印證了兩位學者的論述。

     臺灣人民受殖民和受威權統治壓迫的歷史使他們渴望民主的社會制度,也使整個社會在面對臺灣近代的遭遇時染上了濃厚的歷史悲情。然而,臺灣政治轉型中的現實卻是這樣令人失望。這確實需要臺灣人民的政治大智慧,走出族群矛盾的怪圈,識破“臺獨”政治人物的煽動,創造壹個真正的祥和的民主社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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