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六我在洛杉磯的法國影展中看了一部很好看的電影，片名叫做L'homme Qui Marche， 與羅丹所塑的一個雕像同名，中文翻譯成「走路的男子」。這部影片描述一個俄國流亡作家，他曾經被關在古拉格十五年，步行穿過西伯利亞到莫斯科，最後在巴黎落腳。演這個作家的主角的臉很特別，在他暗沈的臉上有著一對像鳥獵食時的眼睛。這個作家在巴黎的生活呈現出個人與外在世界隔著一道不妥協的牆。他拒絕改變他對藝術的信仰，也因此犧牲他身體的需求，最後無家可歸，飢餓地倒在Les Deux Magot咖啡館前面的忙碌街道上死去。

我可以將這部影片視為給俄籍流亡作家Vladimir Splepian的獻禮。這部影片即是描述他在巴黎的生活。Fils de chien（中文意思是犬子）是他唯一出版的作品。在影片當中有一段作家朗讀其中精彩的文本內容。

以Outsider(l'étranger)為題材的藝術作品往往不是單一地呈現出一個事件或個人，更吸引人的是背後所反映出的整體文化背景。以這部影片而言，電影中的主角是Vladimir Splepian的分身，而許多這樣的分身集成俄國流亡者的生命經驗。如果將這個概念放大，從一個社會轉移到另一個或多個不同社會的個人或社群都會是這個題材感興趣的對象。如果將這個概念內縮，當個人觀看世界的角度與概念轉移到不同面向，從與外在世界的連結到切斷連結，即產生偉大的作品，卡謬和沙特等存在主義的作品即是其中的例子。

**本文原發表於http://blog.udn.com/bellaliu/180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