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blog.tianya.cn/post-2432440-108704496-1.shtml
豈有文章覺天下
邵建  2015-12-29 22:02 星期二

近日聽過教現代文學同事的一堂課，講的是沈從文，受到啟發。在談及沈從文作品中的人文關照時，以《湘行筆記》中作者對故鄉人物的態度，與魯迅作了一個對比。1934年初，沈從文因母病回闊別十六年的湘西探親。路途中幾乎日日給夫人張兆和寫信，而後又以這一路見聞的書信為素材寫出了溯沅水上行的《湘行散記》。不但鋪陳兩岸風光和鄉俗，更有各式精彩的人物故事。整個文本浸透了作者對故鄉風物尤其人物的情感。正如他在寫給張兆和的信中這樣說他在船上看水的感受：

「我看到小小的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鹚向下流緩緩划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先前一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要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那麼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活下去。不管怎麼樣活，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他們在他們那分習慣生活裡、命運裡，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對於寒暑的來臨，更感覺到這四時交替的嚴重。」（《湘行筆記．歷史是一條河》）

身在京城的魯迅也有返鄉的經歷，這可見他的作品《故鄉》《祝福》等。與《湘行筆記》對讀，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文字。當然，這出自兩種不同的心境。景由心出，人物亦由心出。魯迅對故鄉人物，相較於以上沈從文的「愛的禮讚」，其態度顯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雖然這八個字是魯迅早年在《摩羅詩力說》中對英國詩人拜倫的評價，但返身於己，儘管怒無明顯，哀憫之情卻字裡行間。同樣面對生存的艱難，沈從文筆下那些水上討生活的船夫，遇到灘上險情，須要光著身子跳進水去頂船，哪怕是冬天。不注意，即被旋流帶走。但那些昂揚的船夫，極少埋怨生活，平時用極為粗鄙的語言交談相罵，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達情緒。晚上船舶岸，有幾個小錢，便點著一節廢纜去吊腳樓找相好的女人。飲食男女，生老病死，這便是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喜怒哀樂，各盡本分。相較我們熟悉的魯迅筆底的閏土、阿Q等，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因此，對故鄉草根，儘管同出同情，魯迅筆底是「哀」，沈從文筆底是「愛」。其緣由在於，沈從文書寫的是那恆常不變的生存與人性，魯迅則是要用自己的文字揭示一種需要改造的國民性。

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對比。讀兩人的文字，即能感受到他們不同的敘述視角。沈從文是貼近自己筆底的人物，正如他回鄉乘船，是和船夫在一個小划子上，彼此距離咫尺。他們拉著家常雜務，吃水下撈上來的魚，又聽他們說各種故事。所以沈從文對自己筆下人物的講述角度是平視的。魯迅不然，他和他筆下的人物，無論閏土還是祥林嫂，總是有一層高高在上的隔膜。哪怕是少年時的朋友閏土，面對面，也有著無法拉近的距離。魯迅其實是用一種悲憫的態度打量和敘述自己的人物。這是一種帶有精英意識的俯視，俯視著顯示出各種病態的芸芸眾生。

沈從文並非沒有觀察到魯迅所洞察的那些病象，比如魯迅小說呈現出的國民性的麻木、愚昧、自欺欺人等，他卻在給張兆和的信中說：「小地方的光、色、習慣、觀念，人的好處同壞處，凡接觸到它時，無一不使你十分感動。便是那點愚蠢，狡猾，也彷彿使你城市中人非原諒他們不可。」（《湘江散記．第三張……》）這是一個例子，在《桃源與沅州》中，一個水手上吊腳樓尋歡，別人發問「『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裡有的你讓別人用，用別人的你還得花錢，上算嗎？』那水手一定會拍著腰間麂皮抱兜，笑瞇瞇的回答說：『大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錢不是我桃源人的錢，上算的。』」沈從文說：「他回答的只是後半截，前半截卻不必提」。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自己的妻子做別的水手的營生，正如自己也給別人的妻子做營生。但沈從文評論是：「便因為這點哲學，水手們的生活，比起風雅人來似乎灑脫多了，……他們的行為，比起風雅人也實在道德得多。」

一個批判，一個甚至於禮讚。這差異來自他們不同的文學觀。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的小說有治病救人的訴求，作者引為責任，同時帶有一種悲憫。沈從文不然，他認為他自己筆底下的人，「不需要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有著健康的人性，這是亙古不變的人性，包括它的一切優缺點。並且他們又各盡自己應當的生存義務，毫不含糊。一代代人如是不已，便構成了流水般的歷史。但歷史從來沒有記載他們。於是在《歷史是一條河》中，沈從文寫道：「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裡石頭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並表示「我會用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透人些！」

魯迅和沈從文，魯迅是前輩，沈從文是晚輩。魯迅不但成就了中國現代小說的體制，而且開啟了一個綿長的五四啟蒙文學傳統。沈從文雖為後者，但他的寫作未受啟蒙文學影響，而是走上了不同乃至相異的創作道路。初始寫作的他，先是受到過徐志摩的提攜。後來胡適又推薦他到上海公學去做文學講師。此時他與「新月派」走得較近，甚至被視為該派文人。這是一個帶有廣義自由主義色彩的文人社群。沈從文雖不是自由主義者，但他的創作與啟蒙左翼有著明顯的區別。在湘西書信中，沈從文向張兆和吐露：「我愛這種地方、這些人物。他們生活的單純，使我永遠有點憂鬱。……我多愛他們，五四以來用他們作對象我還是唯一的一人。」（《湘行散記．河街想像》）把鄉土故里人物作為書寫對象，沈從文肯定不是第一人，第一人毋寧是魯迅。但像沈從文這樣一再表白對鄉土草根的摯愛，並以「鄉下人」自稱，沒準他是率先。你可以說魯迅對故鄉人物也有著沈從文一般單純的愛嗎，儘管他有同情。魯迅其實是用醫生的眼光審視自己筆底的對象。啟蒙文學要在展示國民精神的痼疾，小說未必不是揭示並療治痼疾的一柄手術刀。所以，表現在故鄉的文本寫作上，魯迅的筆致是冷的、陰鬱的，沈從文的筆致是溫熱的、明亮的。

以上大體從作者的情感態度、視角、文學觀和文本筆致比較了兩位作家的差異。說到底這是兩種路徑不同價值取向也不同的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的啟蒙文學不但形成傳統而且佔盡主流。沈從文豈止孤軍，文革前的文學史，盡可以沒有他的位置。今天，沈的地位自不待言，他的不受任何政治意圖干涉的自由主義創作，與魯迅為發端的左翼啟蒙文學，實有辨析之意味。這樣的辨析，其意義已經未必在文學，而在文學背後的思想。即以魯迅論，他的文學無疑是一流的，但那指導他創作的啟蒙主義思想，未必就沒有問題。

問題在啟蒙本身。啟蒙文學屬於五四啟蒙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思想啟蒙。文學啟蒙和思想啟蒙彼此因應，在20世紀的歷史構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樣的作用取決於你的視角，你可以說它是成功的，也可以說它是失敗的。2012年《炎黃春秋》第二期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感知的啟蒙、新啟蒙、再啟蒙》，作者為原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穆廣仁。他是這樣描述自己當年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戰爭爆發，已經是啟科學與民主之蒙的五四運動之後18個年頭了。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經產生了魯迅、胡適等一大批啟蒙運動的先驅和大師。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最先讀到的是魯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在朦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啟蒙。當時，我確實是像剛剛從愚昧中初醒來一樣，啊，幾千年的歷史原來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一百年來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都還像阿Q一樣的無知和無助！幼小的心靈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個『初醒者』，去喚醒尚在睡夢中的人。」可以說，穆廣仁不是單數，而是一個龐大的複數。無數的穆廣仁集結成一種歷史力量。歷史證明，這是一種事實上已經決定了歷史走向的力量。這種力量的代表者之一胡風終於在1949後大聲宣佈「時間開始了」。是的，其實它從1919就開始了。五四啟蒙種瓜得瓜，其成功自不待言。但不妨這樣一問，如果眾多的「穆廣仁」讀的是沈從文（包括新月文人徐志摩、胡適、梁實秋、陳夢家等人）的作品，他們的人生選擇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況呢。

啟蒙往往是社會革命的前奏。法國啟蒙運動是法國大革命的先聲，五四啟蒙同樣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先聲。法國大革命和前此的英國革命不同，後者是一場靜悄悄的不驚動社會的政治革命，它幾乎就是上層博弈。法國大革命不然，由於啟蒙運動的發酵，它是訴諸廣場的、民眾的，因而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革命。當民眾一旦被發動，理性立即走向非理性，日常社會秩序亦隨遭破壞，最後革命成了絞肉機。因此，英法革命的區別就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區別。英國政治革命由於民眾不參與，社會不脫序，改革成本就比較低。五四啟蒙直接傚法的是法國大革命，此革命經由或包括文學啟蒙的催化，使眾多有為青年成為革命先驅並為之犧牲。但，啟蒙的弔詭在於：按康德說法，啟蒙是在人類一切事務中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可是年輕的穆廣仁根據魯迅小說的閱讀，就結論為「幾千年的歷史原來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一部華夏史如以「人吃人」三字化約，這啟蒙喚起的，是理性，還是非理性。

《湘行散記》中有這樣一則故事，沈從文當年的兩個朋友，做了當地小學教員。1927年，國民黨主導的北伐革命攻下武漢後，「兩湖方面黨的勢力無處不被侵入……燒木偶，除迷信，領導小學生開會遊行，對土豪劣紳刻薄商人主張嚴加懲罰，便是小縣城黨部重要工作。」沈的兩個朋友，「適在本縣做小學教員，兩人在這個小小縣城裡，居然燃燒了自己的血液，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情形中，成了黨的台柱。一切事皆毫不顧忌，放手作去。」對此，沈從文這樣評論：「工作的狂熱，代為證明他們對本題認識還如何天真。」果然，「必然的變化來了，各處清黨運動相繼而起，軍事領袖得到了懲罰活動分子的密令，把兩個人從課室中請去開會，剛到會場就剝了他們的衣服，派一些兵士簇擁出城外砍了。」（《湘行散記．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這未必不是一個與啟蒙有關的故事。為啟蒙所啟的兩個投身社會革命的年輕人，不僅其自身命運和所作所為，尤其是沈從文對他們兩人的認知評價，無不讓人掩卷沉思。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天下人並不需要所謂的文章來啟蒙，就像湘西那些船夫和吊腳樓上的婦女也不需要沈從文這樣穿長衫的人對他們作居高臨下的審視。好在沈從文沒有這樣的精英意識。他創作伊始所屬的新月自由主義，如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是自己站出來批判國民黨專制，而不是啟蒙民眾其實是要民眾去決鬥並以民眾為犧牲。這是兩種穿長衫的人，它們寫作的是兩種不同的文字。沈從文用自己的筆書寫健康人性，建構了一座文學審美上的「希臘小廟」。無奈那個時代並不能讓這座小廟長存，終於到了世紀中歷史劇變的時刻。我聽到同事轉述了一句沈從文不僅是自喻的歎息：

一艘又大又破的船想要掉頭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