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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4 11:17 邵建(南京曉莊學院教授)〈風雨蒼黃五十年 —— 胡適先生辭世五十週年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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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刀湯㊣
GolfNut — 無心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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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蒼黃五十年 —— 胡適先生辭世五十週年感懷
邵建 2012-02-24 11:17 星期五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適先生辭世於台灣,至今已是五十年。風雨蒼黃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預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從時間維度,二十一世紀不但到來,並且走完了第一個年代,但胡適的世紀並沒有隨時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經過幾十年隔絕之後,與我們一度拉進距離的胡適,反而漸行漸遠漸杳如。當然,不用懷疑,胡適最終會回到我們中間,問題是,我們看不清一張胡適回歸的路線圖。

  以上的胡適,顯然雙關。他既是當年血肉之軀的胡適,也是一種文化象徵和制度象徵的胡適。作為前者,胡適永永不能再回我們中間。作為後者,我們已然經歷了五十年的蒼黃風雨,莫非還要等待另一個五十年的風雨蒼黃。幾年前,我寫過一本比較胡適與魯迅的書,意旨很明確: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思想脈系不同,文化資源有異,價值取向也大相逕庭。他們對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分別帶來不同的後果。直到今天,21世紀的中國,依然沒有走出胡魯時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當年胡魯的問題,也是今天的問題,當年胡魯的選擇,依然是今天選擇的參照。因此,在胡魯諸種不同的比較中,望能有鑒於21世紀的文化重構。那麼,21世紀的文化,如果以胡適為表徵,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文化呢。

  胡適一生,其言論涉及學術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將包括學術、思想和政治在內的整個社會文化系統構成一種體制。這個體制,其軸心是寬容、自由、與多元(這三個詞在語義上可以互文)。因此作為20世紀文化象徵的胡適,是一種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個惡劣而殘酷的世紀環境中,「胡文化」非但沒有形成其體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幾乎蕩然無存。即使胡適所在的那個孤島,抑或胡適去世的那個時刻,因其威權的重壓,自由只能凍芽一般蟄伏。直到胡適去世,他也沒能親見自己一生為之努力的文化成為一種制度。

  寬容-自由-多元,三詞連綴,可以構成我們人類世界不可須臾相離的價值譜系(否則就是一種奴役狀態),其中寬容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結果。胡適不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難得的敏感,見微知著,力誡不寬容的危險。1925年,面對那個時代進步分子火燒《晨報》事件,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毀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讀胡文至此,每每變色動容。胡適「憂於未形,恐於未熾」,不幸他的憂恐到底還是變成了歷史,並延伸為現實。歷史是人的選擇,現實是歷史的繼續。然而,在歷史中作出這樣選擇的,恰恰是胡適當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為新的人,同時包括大量為他們所裹挾的無知青年。這是報應,20世紀我們像敝屣一樣扔掉胡適,扔掉那寬容其表自由其裡的「胡文化」,這個民族就注定要長久地品嚐由自己釀出的苦酒。

  胡適生活的時代,是從寬容走向不寬容。胡適之後的時代,如果從不寬容走向寬容,那麼胡適給我們的啟示在哪。畢竟寬容的時代談寬容易,不寬容的時代說寬容難。今天,我們如何寬容。回望胡適一生,把自己當作理念的種子,同時自己也是播種者。寬容之於胡適,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為理念,一旦你做到寬容,這個社會便會減少一份慘酷。胡適一生,大體可以視為寬容精神或寬容人格的身體力行。但寬容僅僅表現為精神人格還遠不夠,必須制度化。1948年,胡適談自由主義時把寬容解釋為「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這種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難的。這裡,不妨引用胡適曾經引用過的《聖經》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裡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枝上。」胡適豈不就是這粒芥子的播種者,不但「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而且對未來始終抱持樂觀:播種在我,功成卻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這樣評價胡適:他什麼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

  這沒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適的身後,又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能夠作為的,便是當年胡適的作為。讓「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遙,我們也要保持胡適式的樂觀。胡適的樂觀並非盲目,儘管他自稱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時節。樂觀的根據在於,體制熬不過社會。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積累,這正是胡適所謂的「功不唐捐」。當整個社會經由無數人種子般的努力,它的變化必然導致制度變化而不是相反。胡適一生是播種的一生,而非收穫的一生。他沒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個時代,卻為下一個時代埋下了種子。今天,我們也都是下一個時代的種子,我們播種我們自己,我們耕耘我們所在的社會。社會是我們的立足,也是我們的力量。用社會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見的未來,無論風雨蒼黃,還是風雨如晦,我們風雨兼程並終將在這洗禮般的風雨中與胡適相遇;正如風雨過後,「胡文化」勢將使這塊古老的土地萬木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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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7 10:46 邵建(南京曉莊學院教授)〈胡適的「百尺竿頭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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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百尺竿頭掉下來」
邵建  2013-05-27 10:46 星期一

《胡適的前半生》是2007年底《瞧,這人》的重印(只增補了兩篇有關胡適的小文作附錄)。書出來後,蒙《北京青年報》徒手兄不棄,要我寫點文字,並向我提出幾個問題,其中一個我比較感興趣,不妨在此作答。這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新文化運動之後,胡適從「百尺竿頭掉下來」。

我們知道,胡適是憑借白話文運動暴得大名的,當白話文獲得勝利之後,胡適轉向社會政治問題時,便不受學生待見了。緣由很簡單,胡適非但不是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他自稱是個「不革命主義者」),而且還主張「好人政府」,參與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等。在學生看來,這是和軍閥走到一起了。所以學生說「胡適之在中國最近的文學革命上有相當的功績,但是他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於是那些進步的學生掉頭而去。比如,1925年北大一個學生叫董秋芳,開始還去找胡適。當胡適不能滿足他,不贊成他(們)用手槍炸彈解決社會問題時,便送給胡適一句「百尺竿頭掉下來」,就改換門庭直奔魯迅而去了。董秋芳後來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說1925年是胡適聲望在青年學生中的一個轉折點,以後,胡適便再也不能抓住那些要求進步的學生了,正如那些學生一般也不再去讀胡適了。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末,也就是說,在大陸的國民政府時代,胡適在進步青年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反動化,至少也是邊緣化了。前兩天在京時一飯局上遇見大律師張思之先生,他1947年考上在北京的朝陽大學,我問他老人家當時讀沒讀過胡適的書,答曰沒讀過。又問讀沒讀過魯迅的書,回答是當然讀過,而且對他參加革命很有影響(張老在朝陽讀書時就是學生中的地下黨了)。其時,胡適正在北大當校長,我奇怪那時胡適的書也不是禁書,如果要讀非常方便,但為什麼年輕學生就不讀了呢。張老先生沒有直接回答,而是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1950年代大陸開始批胡適時,《人民日報》的鄧拓交給王若水一個任務,寫一篇批判胡適的社論。王若水連連叫苦,我連胡適的一個字都沒讀過啊。只好臨時找胡適的書看,惡補一星期,才算完成批判任務。然而,1947年的王若水正在北大讀哲學系。學生都不讀自己校長的書,可見胡適對當時年輕人的影響。於是回到剛才年輕學生為什麼讀魯不讀胡,張老只說了一句話:當時那個宣傳,實在太厲害了。

胡適1949之後在中國大陸更成了反面人物,大陸這邊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台灣那邊一邊把胡適當座上客,一邊卻也要向胡適的「毒素思想發動總攻擊」。這就是胡適以及胡適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現在是21世紀了,自文革結束以後,讀胡已經不成問題。但在一切都淪為消費的今天,那些80後和90後,有多少人願意拿起胡適的書,接受由胡適所代表的那套具有人類普世意義的價值觀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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