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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高估了的思想家
邵建 2015-12-04 18:54 星期五

顧準晚年最重要的思考，亦即最為人們稱道的思考是「娜拉走後怎樣」。這個「怎樣」是對革命成功之後而言。如果它是一個問題，源頭顯然還是法國大革命。在《民主與「終極目的》一文中，顧準認為：「從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但，1917不是源頭，它還有更深遠的背景。「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8]在顧準看來，屬於五四新文化的1917顯然脈絡於1789-1917的法俄歷史中。顧準的判斷沒錯，五四新文化從反傳統的文化激進過渡到直接民主的政治激進，由此開出被主流意識形態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顧準則是這一歷史的參與者。但，在其人生晚年，顧準發現，發源於1789年的法蘭西式的革命是會反噬的，它甚至「勢必要像蜻蜓一樣把自己吃掉。」[9] 1917年蘇俄革命即其證例（包括其後）。應該說，顧準的反思是認真、痛苦的，因為帶有他自己的切身體驗。但，遺憾的是，顧準的思考又是短板的，半截的，因而未得要領。

「娜拉走後怎樣」，歷史已經具出答案。這個答案是顧準不願面對的，這不符合當年他投身的理想，以致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只是，以1917年俄國革命為例，它帶來的顯然是比沙皇制度更為嚴厲的專制——此即「娜拉走後怎樣」的真實場景。顧準亦表示「要為反對這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10]然而僅僅是態度並不解決問題。娜拉走後為什麼這樣，才是真正的歷史反思。種什麼樹，結什麼果。正如胡適有言：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把眼光投向娜拉出走之前吧，它與「娜拉走後怎樣」直接因果。顧準並非念不及此。當他從1789梳理到1917時，聲稱：「可是這些發生在『娜拉出走之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勝利了。」[11]於是，歷史在這裡被他打成兩橛。沒有之前，安有之後。痛感於後，豈能不反思於前。正是在這裡，我們與其看到了反思，毋寧看到的是情懷：「我讚美革命風暴。問題還在於『娜拉走後怎樣』」。[12]這真是一種思維的弔詭，不知顧準思路的內在邏輯。

類似的表述邏輯再次出現，它有關十月革命：「考茨基是和平過渡論者，他的和平過渡論，事實上給希特勒準備了第三帝國，他錯了。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濁水，他對了。他和考茨基的區別，是無畏的革命和膽怯的庸人之間的區別，這是無疑的。問題還在『娜拉走後這樣』。」[13]顯然，「娜拉走後怎樣」已經成了顧準的一個情意結。其實打開這個結並不難，答案就在他之前的表述。一段完整的歷史，於前認同又於後痛惜，這是一種怎樣的邏輯斷裂。

1990年代以來，顧準在中國知識界被視為一個思想家，但他其實更是一個革命家，當然是帶有深刻反思意味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民主主義革命者，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亦即同等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私有財產終歸是要消滅的，我們消滅了私有財產，這很好」[14]）歷史人物可以尊敬，但不必抑揚，尤其過分抑揚。我尊重顧準，尊重並認同顧準在那個思想貧瘠的時代非常難得的思考，比如價值規律、比如市場經濟、比如終極目的，包括直接民主等。甚至有的思考極為深入，如「哲學上的多元主義」，這是顧準思考最精彩的地方。但，在20世紀最關鍵的問題上，也是顧準自己最看重的問題上，限於五四而無知其他，他顯示出自己思想上的短缺。因此，針對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對顧準的高度評價，我認為，這是一個被高估了的思想家。

[1]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頁
[2]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17頁
[3] 魯迅《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魯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頁
[4]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鍾書峰譯），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頁
[5]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頁
[6]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鍾書峰譯），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5頁
[7] 《顧準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頁
[8]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頁
[9]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頁
[10]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頁
[11]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頁
[12]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頁
[13]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頁
[14] 《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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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高估了的思想家
2015-12-04 18:54 星期五

晚年顧準雖然對20世紀的歷史深有反思，也頗有斬獲；但其思想框架依然以五四意識形態為支撐；並以其是非為是非，進而臧否歷史人物。梁啟超是顧準晚年的一個批評對象，他所批判的是梁啟超寫於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當1970年代顧準聲稱：「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早在1920年代梁任公卻表達了看似與顧準其實是與五四新文化不同的看法：「新思想建設之大業——據吾所確信，萬不能將他社會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從本社會遺傳共業上為自然的浚發與合理的箴砭洗練。」（以下梁氏引文及顧準對梁氏批評俱出《顧準筆記》，不另注）[7]以反傳統的方式推進現代化，這是五四乃至顧準的價值理路。梁啟超不然，在西方現代化面前，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梁啟超對傳統的態度既有疏通與開發，也有合理的針砭與淘洗。要其言，梁啟超對傳統抱同情之理解，並試圖對中西兩種文化作交互闡釋並調和。但，顧準在自己的筆記中抄錄這段話之前，先行下了一個政治評語：這是「梁啟超的政治反動的證據」。抄錄之後意猶未盡，又一言以蔽之「這不過是『孔老二萬歲』而已！」（前注書第200頁）

落實到五四民主，為捍衛新文化傳統，顧準引梁另一段話作靶：「美林肯之言政治，標三介詞以檃括之，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我國學說，於of、for之義，蓋詳哉言之，獨於by義則概乎未之有聞……[然而]實現by the people之方法，雖在歐美今日，猶不能作圓滿之解答。況我國過去之國情——因地理及其他關係所產生之社會組織——多不適於此類方法之試驗；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則不敢輕為理論的主張，亦固其所。」（前注書第199頁）顧準的批評和以上同調：「這完全是站在孔老二的立場上迎擊五四的科學與民主之談。」顯然，不是梁啟超而是顧準自己才是立場論而非思想論。另外，不止一次出現「孔老二」一詞除了時代投影，也顯示顧準自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啟超1922年的作品。是時梁對五四民主的確抱有相當的疑慮。《新青年》的民主是取消議會、不要代表、人人表決的「直接民主」。鼓吹者認為只有這種古希臘式的民主才能真正實現「人民主權」（比較喜劇的是，顧準對希臘式的直接民主多有反思，但他似乎未審《新青年》張揚的民主正是不要代表的直接民主）。這樣的民主顯然只有政治正確的意義，它對一個非城邦的大國根本不具備操作性，而且這樣的理論主張作為輿論鼓吹危害更大。梁任公對五四民主的隱憂不為無由。正因為這是舶來品，缺乏傳統的內因，又缺乏「可恃之方法」，因而「不敢輕為」。顧準批評道：「這等於是說，吃飯不能一次吃飽，乾脆不要吃飯，這是一種可憐的遁詞。」但梁啟超的意思是，吃飯不能一次吃飽，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不敢輕為」並非不為，此乃漸進論而非取消論。正如他這樣概括傳統政治：「要之我國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之精神」（前注書第199頁）如果以此概括梁啟超清末時的政治努力，不啻是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逐步推行議會代表制之民主而非後來《新青年》的直接民主。君主立憲不但是英倫政治革命的成功；同英倫一樣，保持君主虛位，實乃借傳統之殼生現代之蛋。這正是梁啟超對傳統政治的自然浚發和針砭淘洗。豈「乾脆不要吃飯」之有。

「『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之精神』，這原是1894年的口號。1922年，梁啟超繼續為這個口號辯護，這算是忠實於自己的歷史。然而他還要說『中華民國之成立並非無源之水』而不肯正視中國缺乏民主傳統，站在『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的對面，裝成一個民主派的樣子，實際上企圖繼續他的專制主義，這就是偽善了」（前注書第200頁）顧準其實缺乏與梁啟超的對話能力。1894年不是梁啟超的歷史，他的歷史是20世紀清末十二年的虛君立憲。在政治價值的排序上，梁啟超確實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一個立憲主義者。憲政先於民主。限制乃至掏空君主權力，逐步擴展民眾（政治）權利。這是清末梁啟超的政治理路。與當時的孫中山不同，如果孫是以民權亦即民主反專制，梁啟超乃以憲政反專制。梁氏當年以大量文字揭櫫憲政反專制的政治機理，同時警告民主反專制反而可能被政治強勢人物所利用從而導致新的專制。這樣的論述包括潛在於這種論述之後的西方政治學傳統（從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乃至《聯邦黨人文集》多有法治或憲政反專制的言述），顧準不妨是陌生的。他的政治學視角被五四鎖定，他的政治譜系顯然也是民主一詞獨挑大樑。比民主更重要的憲政，顧準或有提及，但顯然不是他的選項。以至憲政主義梁啟超這樣一個比新文化運動資格更老的反專制主義者，因其不反傳統，被顧準視為「企圖繼續他的專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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