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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這篇社論鏘然大氣，擲地有聲。中國時報的這篇社論像是文人閑適筆墨。

聯合報被目為保守派，中時接近自由派，但中時主筆和記者似乎直到今天拿不出像樣的支持廢除死刑的論說。

事實上，這幾天來兩大報上沒有出現一篇像樣的支持廢除死刑的論說。一個至少不可輕忽以對的社會主張的理論能力和論辯能力如此低下，這是非常少見的。

道德高調最好收起來，主打“生命權”的說服力也不高 -- 這一點大概連中時的主筆和記者都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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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475136.shtml
政務官在信念與責任之間的平衡
【2010/03/15 聯合報】【聯合報╱社論】 2010.03.15 03:40 am

短短一周，兩名內閣閣員在政策風波中掛冠請辭。所不同的是，楊志良對漲保費的專業堅持得到不少民眾肯定，同時也為保費調整排除了若干障礙；而王清峰拒執行死刑的道德訴求攪翻社會一池春水，卻讓問題的思辯走向倒退，更讓政府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楊志良和王清峰為理念不合而求去，較之官員因貪贓枉法而去職，或為戀棧而不惜出賣公權力，至少留下了獨特的身影，其品操難以一筆抹煞。雖然吳揆還在極力慰留楊志良，但兩位平素風評不惡的政務官以如此爭議的姿態求去，其間輕重是非確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楊志良是學者出身，王清峰原為人權律師，均素有不錯的專業形象，這也應是他們獲邀入閣的主因。兩人既投身政治，即應以專業能力服務新的角色，以求有利於社會和人民，未料兩人最後都卡在個人的信念求去。兩相比較，楊志良的堅持是基於決策理性，以維持健保制度的健全為出發；而王清峰的廢死堅持，則只顧維護個人信仰，卻忽略了社會現實與職務角色。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王清峰的價值天平上，她心心念念四十四名死刑犯的生命權，聲稱願意為他們「下地獄」；但對另一端對治安存疑義的廣大民眾卻冷眼以對，亦對曾因暴行受難的家屬也幾無一語寬慰。即使廢除死刑是「國際潮流」，但一位法務部長面對本國人民的疑慮，能視若無睹嗎？王清峰在理念與實務之間的失衡竟嚴重到這種地步，不僅偏執，也倒置了本末。

政務官的個人信念是一回事，要將這個信念灌注到施政上，仍須透過合法及制度化手段來達成；但王清峰一再強調廢除死刑的必要，卻不設法尋求程序的完備。不僅如此，她在處理問題時連續作出過激表現，反讓事情愈發棘手。例如，她形容簽核執刑令為「殺人」，不啻妖魔化了部長的制度角色，也把這個原罪強加到繼任者身上。而她輕鬆下台而去，維持了自己「尊重生命」的形象和信念，遺下的「殺人」問題卻拋給政府和台灣社會去承擔。這種態度，確實頗有可議。

以法務部長之角色，王清峰原本有許多機會和管道向民眾宣導尊重生命的意義，以目的及手段兼顧的方式，徐徐向廢死的法制道路推進。但她捨此而不為，卻以驚世駭俗的言論推銷自己的信念；如此一來，反而把社會輿意的討論推向更保守的極端。經過此一事件，如果台灣社會對廢除死刑的抗拒更大，國際對台灣人權指標的評價下降，王清峰恐怕難辭其咎。她暴衝式的去職，可謂「輕於鴻毛」。

除了廢死，王清峰留下來的一課，還有政治人物如何實現「個人信念」的問題。王清峰為個人理念而去職，她稱自己是「做對的事」，這句話存在著莫大的弔詭。第一，做對的事，未必「做對事」。第二，對王清峰個人而言是對的事，對社會未必是對的事。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當年曾區分「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認為只講「信念」的政治家是不負責的政治家；因為他們只追求個人的心安與道德的純潔，卻忽略了公眾人物對社會的責任，怠忽了公權力的職責。「信念政治家」往往只是任性地發洩道德情緒，既不準備與他人辯論，也不準備說服別人，更不在意自己言行會帶來什麼後果。這種道德聖人或許原本即不應該進入實際政治操作的領域，因為在他們的道德優越感之下不容許別人與他們平等。

王清峰在強調生命權時未必意識到自己在誇示道德優越感；但政務官面對沸騰的民意，若只能退回到個人信念的堡壘，那等於宣告棄守公共領域。王清峰下台，真正令人惋惜的是，她到最後一刻對己身所負的責任倫理仍一無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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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2x112010031500310,00.html
不該用「婦人之仁」譏諷王清峰
2010-03-15 中國時報 【本報訊】
 
    　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因為堅持反對死刑而遭致極大的批評，以致於一提出辭職就火速獲准；先不論法務部長不簽署執行已定讞的死刑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值得注意的是，外界用「婦人之仁」來形容王清峰的態度，連女性政治名嘴也這樣批判王清峰；在王清峰之前也有刻意不簽死令的男性法務部長，但似乎並未得到「婦人之仁」這樣的評語，看來，社會上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還是認為不夠理性、過於情緒化是女性的特質。

    　「婦人之仁」強調的是女性缺乏原則的柔軟心；有婦人之仁不是件好事；這是個負面的詞彙。而相對於「婦人之仁」的用語則是「鐵娘子」，「娘子」與「鐵」說明了一般人對這兩個詞的反差性感受，也就是說，娘子本不該是鐵，應該柔軟甚至柔弱，因此，一旦娘子「鐵」了起來，那可就特別地驚人，特別地值得注目甚至側目，不用「鐵娘子」這種形容詞就顯不出這個女性做人做事的力道之強勁強悍；儘管最早被稱為「鐵娘子」（iron lady）的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自己並沒有不喜歡這個外號，但是一般而言，「鐵娘子」不全然是正面的形容詞，在以男性為主的政治界甚至企業界，「鐵娘子」一詞其實存在著男性有如「牝雞司晨」一般的價值觀：對女性掌權的某種不以為然。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如果有兩個男性企業家或者政治人物爭鬥，輿論鮮少會用「兩個男人的戰爭」來形容，但是如果有兩個女性企業家或者政治人物相抗，媒體幾乎少不了「兩個女人的戰爭」這種標題。為什麼有這種差異呢？很簡單，在大部分人既定的認知裡，兩個男人之間有戰爭，根本是一個常態、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因為男人的世界本來就是被設定在「競爭」、「搶奪」、「打鬥」的狀態裡，所以無論是私領域的感情，還是公領域的權力、利益，兩個男人使力互搶，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兩個男人的戰爭」這種說法並不具備想像力或吸引力，所以人們不會這麼形容。

    　但如果是兩個女人之間的爭奪戰，管他爭的是男人、孩子、金錢還是權力，一律會被稱為是「兩個女人的戰爭」，而且，只要這種形容詞一出現，立刻就會給人「兩個女人互相抓頭髮、扯衣服」的畫面，增添不少戲劇效果。「兩個女人的戰爭」有賣點，同樣也是因為這不符合大眾對女性形象的基本想像──理當溫柔婉約的女人打起架來、發生戰爭事件，當然很有話題、很具有吸睛效果，所以「兩個女人的戰爭」這種說法，大家用得樂此不疲。

    　然而，隨著社會價值觀的多元開放，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模式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女人有手帕交，手牽著手的場景並不讓人陌生，但是男人和男人是剛性結盟，手牽手不會是男性之間會出現的場面，但是，為了表現出彼此之間的情義關係，郭台銘和林百里，馬英九和朱立倫，不但手牽著手，還十指相扣；兩個大男人十隻指頭緊緊扣在一起的畫面，從前實在不是很常見，男人之間要表現情義相挺，大概做到擊掌、擁抱就很到位了，男人要手牽著手公開亮相就已經是一件讓人很彆扭的事，遑論十指緊扣。不過，就連被認為是「台灣成吉思汗」的郭台銘都可以和曾經外傳有挖角和搶單心結的「烏龜哲學教父」林百里在媒體面前十指緊緊相扣，看來，在被認為是陽剛、理性的男性世界裡，也開始流行起過往比較常見於女性之間互動方式了──兩個男性企業家和政治人物的十指緊扣，說明如今男人也可以有繞指柔的柔軟表達。

    　在這個一切表達都要表面化的視覺化時代，檯面上的人物很清楚「表演」的重要，如果要表達跟某人之間存在著善意與緊密的互動關係，單單只有口頭上、文字上的表示，似乎都還不足夠，甚至於，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也不夠，還非要搭配一些「形於外」的動作才行，也就是說，要以實際的動作讓外界「看」到兩個人毫無芥蒂，合作密切等。

    　然而，如果郭台銘可以用跟林百里十指緊扣，來表現出一種男人之間的情義，並且也達到了取信於外界的效果，那麼，為什麼還要用「婦人之仁」來形容主張廢除死刑的王清峰呢？或者，「婦人之仁」的定義也該改變了，缺乏是非觀念的膚淺善意、短線良心，並不是女人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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