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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穆旦，你越過幾座野人山？ —— 寫在《穆旦傳》邊上
徐迅雷
(光明觀察 2007年2月5日)
一個時代，愧對一位傑出的詩人；一幀背影，無愧一個復活的世界。他是穆旦，是查良錚，是詩人，是詩人翻譯家。他用語言的煉金術，鍛鍊了金子般的詩作，翻譯了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艾略特，滋養了現代漢詩的一代詩心詩性。今天，《穆旦傳》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一個中國詩人，從「查良錚」到「穆旦」，從生生死死到死死生生，如何一次次穿越了「森林之魅」。
穆旦有著玫瑰花般的童年。他的祖籍浙江海寧，原本就是人傑地靈；查姓是一個世家望族，而「良」字輩不僅有查良鏞（金庸）這樣的武俠小說大師，還出了教育家、法學家、實業家……1918年出生在天津的查良錚，童年旱慧，天資聰穎；他在小學二年級所寫的作文《不是這樣的講》（見《穆旦傳》第11頁），短短百餘字，刊登於當時的報章，不僅讓今天八股教學的中小學語文老師汗顏，而且會讓一些以「小說大師」自居的名家羞愧。
青少年時期的查良錚，接受了那個時代最為良好的教育：他12歲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8歲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5年，他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因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後來抗戰全面爆發，查良錚隨校大遷徙，長途跋涉到長沙，又步行3000里遠赴昆明，進入了著名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空前並且絕後的傑出大學，1940年23歲的查良錚西南聯大畢業後留校任教。那個時候的昆明，雲集了聞一多、朱自清、冰心、馮至、卞之琳等一大批著名詩人，而穆旦的詩歌創作也已卓有成果，如果他當好老師寫好詩，人生生活將是多麼的自在愜意。查良錚用「穆旦」作為筆名，是因為「查」字上為「木」下為「旦」，「穆」是「木」的諧音，這樣拆字取筆名，就像金庸先生的「金庸」來自「鏞」。
「位卑未敢忘憂國」，年輕的愛國的穆旦，在1942年，在25歲上，參加了「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抗日戰場。書生報國的武器不是槍而是「翻譯」。在異國他鄉，穆旦曾在杜聿明將軍那裏擔任隨軍翻譯。後來，後來大家都知道，「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場寫下了極其悲愴的一頁，不是「大敗而歸」而是「大敗難歸」：在滇緬大撤退中，杜聿明和戴安瀾將軍率領的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穆旦所在的部隊殿後，他們於是進入了原始森林的地獄。
若干年前，我在本地政協主辦的一張報紙的副刊上，第一次得知穆旦在野人山九死一生僥倖生還的經歷，就曾被深深震撼。現今我們都知道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艱難卓絕，而中國遠征軍穿越人跡罕至的熱帶叢林，其艱難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密林不透陽光，蛇蠍遍地，螞蝗叮咬，螞蟻在瞬間可以把一個人啃咬成一具白骨。纍纍白骨就成了「指路牌」。更為可怕的是，在野人山中，隊伍失散了，長時間沒有吃的東西，充飢的有毒野生植物，成了奪命「食品」。第五軍1.5萬人越過野人山而抵達印度的，只剩下三四千人，零頭都不到；隨軍撤退的40多名婦女，生還的只有4人；而整個中國遠征軍入緬參戰的10萬總兵力當中，戰鬥減員約1萬多人，卻有5萬人死在了野人山。穆旦，我們的穆旦，我們的年輕時那麼英俊帥氣、英氣逼人的穆旦，可是就進入了這樣的「人間地獄」！
穆旦得了瘧疾，馬匹早已倒斃，支撐生還希望的雙腿被叮咬而腫痛，更要命的是沒有吃的，他最長斷糧達8天！或許年輕的穆旦有著異樣的生命力，或者天意不滅非凡的俊才，在失蹤5個月之後，穆旦竟然死裏逃生，最終抵達了印度集合地。不承想，「餓死鬼」在穆旦生還之後還捉弄了他有一回：極度飢餓之後，差點又讓他死在過飽上！穆旦後來對誰也不再詳細回首那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是他的傑出的詩歌《森林之魅 ——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見《穆旦詩文集》第146頁），抒寫了那死亡森林與人的對話，其中最讓我震顫的是「森林」的一聲召喚：「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森林之魅》，是令人極度震驚的詩。在我看來，這是穆旦詩歌的頂峰之作，因為它來自最讓人驚駭的煉獄經歷。森林與人的交替宣敘嘆，讓外部世界瞠目結舌。那熱帶雨林的原始繁茂，那欣欣向榮的綠色，正是外來人類的森森地獄。連繁茂的野花都令人驚悸，穆旦留給我們的是這樣的詩句：「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野人山，就這樣嵌入了穆旦的詩歌、嵌入了穆旦的生命。今日在空調房裏早已被「調空」的詩人們，誰能寫得出這樣的詩句？
後來穆旦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後來穆旦結識了美麗少女周與良。周與良是著名藏書家周叔弢的女兒，周家也是家學淵源深厚的家族；與查良錚一樣，周與良也是「良」字輩，一個「良」字嵌入他們各自的名字，「良」字就是他們品性的象徵；或許也可以看成是「千里因緣一字牽」，這大約是冥冥中的安排。周家這「良」字輩中大學教授之多，被稱為「足能辦一所大學」，著名的就有周一良、周紹良、周玨良、周杲良，以及後來成為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的周與良。1948年3月和1949年8月，周與良和穆旦先後赴美國留學，最後穆旦成了碩士周與良成了博士。1949年12月，他們在美國結為伉儷，情深深雨濛濛……再後來，在1953年，他們夫婦輾轉香港回到了祖國 —— 愛國，對於穆旦來說，是一種深入到血液深入到骨髓的情愫。
來到上海，巴金夫婦成了穆旦的最好朋友，而巴金的妻子蕭珊原本就是西南聯大的校友，蕭珊鼓勵穆旦多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1953年5月，穆旦就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然而，誰能想到，1954年，穆旦因曾參加過「中國遠征軍」，被列為「審查對象」，成了「反黨小集團」的成員；1958年南開大學放出「一顆衛星」：穆旦是「歷史反革命」，降職降薪，逐出課堂，他的主要工作變成拿一把掃帚掃廁所；1959年，穆旦被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管制3年」，剝奪公民權利，進行監督勞動；1966年「文革」開始，被抄家、挨批鬥；1967年，被趕到勞改隊；1968年，被請進「牛棚」，妻子周與良也成了「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一關就是半年，以致要年幼的孩子輪流給父母送飯，11歲的長女查瑗勞累過度，這位像父母一樣長得美麗可愛的少女，有一次竟暈倒在公用廁所裏，不省人事，幸虧被好心的鄰居發現……
這是發生在人世間的真正的「悲慘世界」。穆旦和他的妻子，就這樣再一次無可奈何地進入了史無前例的「野人山」。這個「野人山」是人間的「野人山」，時間更長，境遇更為慘無人道 —— 不僅摧殘人的生命，而且剝奪人的尊嚴。1969年，穆旦和妻子都成了「牛鬼蛇神」，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春節前夕，穆旦跑幾十里地去看一看一直杳無音訊的愛妻，周與良在後來的回憶文章裏，記錄了那一情景：
「他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幾個月沒見面，他又黃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總會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淚水，臉色非常難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說了幾句話，他準備走了，要走幾十里才能回到住處。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幾塊糖留下，我堅持不要。互道保重後，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時。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遠了，才回村。從後面看，良錚已經是個老人了，當時他僅五十二歲。回村後，我立即被批鬥……」（見《穆旦詩文集》代序《永恆的思念》，第9頁）
這是一個讓我潸然淚下的細節與情景。這麼一位一個世紀才出一個的天才詩人，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回到了新的中國，不久就遭遇了這樣的「非凡待遇」；在春節前夕只能拿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幾顆水果糖送給患難妻子，而那個環境還迫使妻子不能接受這樣的「情誼」，否則「不知要批鬥多少次」。這一篇《永恆的思念》，用非常寧靜而質樸的筆調寫出，卻感人至深，不知道哪個年度隨筆精選本會想到將其收入，讓更多的讀者讀到。
那個年代，詩歌界的穆旦與思想界的顧準一樣，有著驚人相似的磨難，且有著驚人相似的境界與情懷，他們都是真正的人間大愛者。這裡不是「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的艱澀問題，因為一個時代裏一些掌控國家命運的人，他並不能代表「國家」，更不能代表「祖國」。
長夜孤燈。在無法進行詩歌創作的年代，穆旦改為詩歌翻譯，由一位著名詩人成為了一個著名的詩歌翻譯家。不願停下譯筆的穆旦，與不曾停止思考的顧準一樣，他們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臟，他們堅守了人類的良心，他們不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是「品格決定命運」。
穆旦穆旦，你的一生越過了幾座「野人山」！在身心備受摧殘之後，在迎來了東方既白的1977年，在抵達60歲的時候，身體未老先衰的穆旦因心臟病發而不幸逝世。這回不再是「奈何橋斷橋，鬼門關關門」。逝世前的一些時光，穆旦曾偷偷地重新執筆寫下了若干詩作，絕筆詩是《冬》，首章四節最後一句在初稿裏反覆吟誦的是「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這是多麼真實的人生寫照。
後來，穆旦終於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文學意義上的穆旦，「平反」卻來得更遲一點。北大教授謝冕說：「在長長的歲月裏，穆旦是一個被忽略的題目。他曾經閃光，但偏見和積習遮蔽了他的光芒。其實他是熱情的晨光的禮讚者，而粗暴的力量卻把他視為黑夜的同謀。」但是，真理從來不會被黑暗與謬誤長久地湮沒。時光抵達1994年，北大的一批文學博士，重新給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大師排「座位」，在「詩歌大師」排行榜上，穆旦被列為榜首（見張同道、戴定南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其評判穆旦的措辭裏說到：「穆旦並不廣為人知 —— 這正是中國的悲哀……穆旦潛入現代人類靈與肉的搏鬥的內部，他詩的力度、深度與強度抵達了空前的水準，構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部心靈史。」（見該書第3頁）
重新把穆旦拉回到大師的行列，是社會良心和文學良心的一次回歸。穆旦被稱為「九葉派詩人」中最為耀眼的一片「葉子」；世紀末之際，《穆旦詩集（1939-1945）》入選了「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到了2005年10月和2006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穆旦譯文集》8卷本和《穆旦詩文集》2卷本，這是裝幀非常精美的版本，放在我的書櫃裏，是那麼的出類拔萃。穆旦詩文譯文十卷本的出版，表明今日世界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兩套文集都只有印刷了區區一千本，偌大的中國，認識穆旦的人一定還是太少太少了，這個喧囂的時代，依然距離真正的文化文明還很遠很遠。
2002年，穆旦夫人、著名的生物學家、令人尊敬的周與良教授，在赴美探親時不幸病逝，享年80歲。穆旦和周與良的伉儷情深、患難與共，讓世人景仰。2003年9月，他們的骨灰合葬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坎坷一生由此可以在相擁相依中安息了。
當我讀到周與良《永恆的思念》一文，我的心弦再一次被這一段話撥動：「良錚最喜歡荷蘭畫家梵高的畫。這一位畫家一生坎坷，他活著時想用他的畫換一杯啤酒，都沒有人肯換……」是啊，記得遠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是學生的我，在大學校園裏，最讓我震顫與感動的書就是歐文‧斯通《梵高傳 —— 對生活的渴求》；今天，我們讀了《穆旦傳》，終於明白穆旦與梵高為何息息相通。穆旦一生經歷的苦難與梵高一生的苦難經歷，是多麼的相似！穆旦，就是東方的詩歌界的梵高。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讚美人生家國的苦難，但對苦難中依然執著挺拔的靈魂，不能不表示我們的敬意。今天，終於到了為穆旦立傳的時光了，這部感人的《穆旦傳》，作者陳伯良是穆旦老家海寧的文史工作者；已八秩高齡的陳先生披閱十餘載，傾力著就《穆旦傳》，這是一本嚴謹的、以「信」取信的著作；我多麼希望通過傳記、通過詩文譯作，讓穆旦進入更多人的視野，成為無形卻高聳的「口碑」。
梵高至死賣不出他的畫。穆旦從1959年之後，至死也沒有看到自己譯作的出版，但他相信未來，所以在那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慘歲月裏，穆旦白天掃廁所夜晚譯詩作，像苦難的梵高一樣堅持了下來。在畫家梵高自殺後多年，他的天才的畫作，在拍賣時衝上了千萬美金的天價；在詩人穆旦辭世後的今天，作為「中國現代詩的開拓者」，穆旦的天才詩作儘管不會出現什麼天價，但一樣是無價的瑰寶。
畢竟，穆旦是一個世紀才出現這麼一位的天才。我凝視穆旦留給我們的詩歌筆跡，它多麼端莊、多麼沉著、多麼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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