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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劉曉波
Tuesday, November 21, 2006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不是源於內在的改革動力，而是源於回應西方列強的挑戰，現代化的起步也是向西方學習，從船堅炮利到君主立憲再到科學民主，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當然也是舶來品。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五四運動，在抗日戰爭前的中國社會，自由主義也曾一度與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一起構成三大思潮。

然而，中國自由主義先天不足，一直在社會動盪中左右搖擺，處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大思潮的夾擊中。百日維新失敗後，嚴復最早介紹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先後譯出《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書；梁啟超也撰寫了大量宣傳自由主義的時評；之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作為愛國運動的「五四」喊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民主啟蒙和民族救亡相混合，為知識界在政治上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筆。與此同時，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在蘇共的扶植下誕生，國共之間關於中國未來領導權之爭由此拉開序幕。

或者說，在現代中國，從來沒有過英美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有的僅僅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混合體，即便是那些自由主義的堅守者，也大都服膺羅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每況愈下，甚至已經找不到真正的信徒。

一 社會條件的先天不足

在持續動盪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先是淹沒於軍閥混戰之中，繼而又不得不服從抗日救亡的主旋律，最後消失在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勝利中。

從1916年－1928年的軍閥混戰期間，北京政府的輪換如同走馬燈，短短十三年間就歷經八任元首、三十八屆內閣、五屆國會，其背後操控力量全部是拿槍的軍閥，中央政府既無權威也無效率，唯有國民黨還能夠提出綱領性的政治主張。孫中山為中國轉型為現代文明設計了三部曲--軍政、訓政、憲政；蔣介石在蘇聯的軍事扶持下，通過「軍政」（北伐）基本完成了各政治力量的初步整合，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宣佈結束「軍政」而進入「訓政」時期，發佈了《訓政時期約法》。

與此同時，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界發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權運動」。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可視為這一運動的綱領性文獻。他還發表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他提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保障人權、厲行法治、和言論自由；與此同時，以梁漱溟和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成為一時亮點；到了1932年，中國似乎也看到了民主憲政的曙光：胡適等人創辦的《獨立評論》成為「人權運動」的輿論平台；同年年底，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權運動由輿論造勢走向組織化嘗試，12月17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正是在民間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在12月20日宣佈開始籌備憲政。

但是，隨著日本侵略中國步伐的加快，救亡再次成為壓倒性主題，蔣介石藉機推銷德國式的法西斯集權。為了盡快結束四分五裂的國內狀態，凝聚舉國之心之力來共禦外辱，自由知識界也開始轉向強人政府。在1931年「9‧18事變」的刺激下，胡適等人公開呼籲一個強有力的「好人政府」；1933年「福建事變」，曾經是胡適的政治同道的蔣廷黻、錢端升、丁文江等人在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上比胡適走得更遠，他們公開呼籲專制或極權。蔣廷黻的《民主與專制》、錢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和丁文江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便是當時的專制派的代表作。而胡適的《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和張奚若的《獨裁與國難》則是反專制的代表作。

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由自由主義轉向權威主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二十世紀初，維新派的頭面人物紛紛變成保皇黨，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嚴復。他不僅是最早向中國介紹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人物，也曾是提倡自由主義最有力的人物。他曾把西方發達和中國落伍的根本原因歸之於「自由」之有無。他說：「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頁2。）「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則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強修訂稿》，同上，頁27。）而在嚴復生命的最後十年，各路軍閥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角，維新變法一代已經被邊緣化了，昔日的啟蒙第一人變成今日的保皇黨，嚴復的政治思想也從自由主義轉向了權威主義，越來越寄希望於開明君主。於是，那位曾經致力於反傳統的啟蒙、呼籲中國急需自由的嚴復變成了回歸傳統和提倡「自由」緩行的嚴復。1912年，袁世凱任命嚴復出任北大校長，他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1914年，他甚至說：「今之所急，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志」（《民約平議》，《嚴復集》第二冊，頁337。）

由此，自由主義無法落實為現實政治制度的建設，剛剛開始的制度轉型被迫延緩，等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就完全吞沒了自由主義。

抗戰勝利後，在美國人的斡旋下，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國共兩黨舉行「重慶談判」並簽署《雙十協議》，無黨派的知識分子出於彌合國共之爭的善意，組成了國共之外的「民盟」，打出第三條道路的旗號，《大公報》與之配合，提倡「中道自由主義」；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啟動了憲政建國的歷程。而共產黨卻拒絕履行重慶談判中所承諾的軍隊國家化，非但不裁減一兵一卒，不上交一槍一彈，反而加快了軍事擴張的步伐。所以，中共拒絕參與憲政建國的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無法和平收編最大的在野武裝中共，雙方的兵戎相見就成為必然，爭奪中國領導權的慘烈內戰在兩黨之間展開，自由主義文人的論政之筆徹底敗於國共政客之槍。其結果，共產黨的勝利徹底封死中國自由主義，毛澤東極權之下，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合流徹底取代了自由主義。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自由主義也缺少民間土壤的培育，因而就無法變成社會的多數共識。在動盪不安的現代中國，不要說自由主義無法成為手握槍桿子的政客的政治選擇，即便只在思想啟蒙的層次上，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菁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從而形成了「知識界大聲疾呼而民眾不為所動」的上下脫節。正如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先生所感歎的那樣：「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退一步說，也許應當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而和我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作不下去。此足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頁575）

二 中國的自由主義本身的先天不足

中國現代自由主義難成氣候，不僅源於當時的國內環境的惡劣，也源於中國自由主義群體的先天不足。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大都採取「急用先學」的實用主義態度，他們忽視了個人自由的本體價值及其在自由主義政治學中的核心地位，進而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制度--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在青年一代知識分子中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尤為明顯。比如，1923年7月，在紀念北平中大十週年之際，舉行了一次公民常識測驗，在2,791張有效選票中，1,991票反資本主義，佔73％；2,096票贊成社會主義，佔76％。

首先，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大都把民主理解為帝制時代的「民本」，用天下為公的國家利益取代個人權益，用強制干預下的平均主義取代了自由競爭；他們的民主思想的底色是傳統的「重民」、「愛民」、「待民如子」的父母官意識。

其次，他們只強調自由的民族主義價值，僅僅著眼於自由對「富國強兵」的工具作用，即個人自由對國家的獨立和進步的價值。無論是早期的嚴復和梁啟超，還是後來的胡適等人，自由主義都是殘缺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比如，如果認真追究胡適的理論，他也只能算「半吊子」自由主義者。他在價值上堅守個人權利，但他在價值排序上把個人自由作為實現國家自由的工具。所以，他在經濟上偏好蘇聯的計劃經濟，在現實政治上尋求開明專制（「好人政府」）。

第三，他們的自由主義底色是偏好社會民主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所以，他們不相信古典自由主義而追隨羅素、杜威等人的民主社會主義，大都主張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國共內戰時期，一批自由分子主張 「第三條道路」（或中間道路），他們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綱領性文章表示：第三條道路就是「政治上不左不右，經濟上贊成合理的政府統調，文化上尊重個人。」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

即便是一直堅守政治自由主義的胡適，他不僅信奉杜威的哲學和政治思想，甚至信奉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今天翻看中國近現代自由主義者的言論，幾乎看不到一篇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完整論述。恰恰相反，中國的均貧富傳統與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結合構成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主流。

於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被中國自由主義置換成國家本位，經濟自由主義被置換成國家管制的社會主義。正如美國學者格里德所言：「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麼答案。」（《胡適與中國的文化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77－378）

2006年11月21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Tuesday, November 2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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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字是張鶴慈2006-10-11〈且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家之天下 -【答馮崇義先生問】〉的後續。主題仍然是【為什麼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1949年之後在共產黨面前潰不成軍？】。

文章很有獨到之見，但是有些論說和措辭不妥當，舉例 --『西方文明的根本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個說法是很難成立的。

這篇文字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攜手並立，然而張鶴慈於個人主義方面的情況論說不多，我來說一說。個人主義是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物，經歷過與歐洲的傳統倫理觀衝突妥協的過程，然後在歐洲成為自由主義的基礎之一。個人主義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之間的衝突更大，需要中國學者自己的理論建樹來協調，但是當年【打倒吃人的舊禮教】的社會運動是突如其來的一個反叛運動，這個試著衝破傳統牢籠的努力並沒有政治面向，主要的打擊對象是家庭家族裡的父權夫權，追求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主要以文學方式表達出來，然而社會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能融入中國的國情民俗的群己關係的理論配套很貧瘠。接著國難當頭，政治層面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當道，壓抑小我強調大我的意識形態抬頭，社會層面相對於家庭家族的個人自由就被國家層面要求團結禦侮追求富強的集體約束吃掉了，數以萬計的有志青年今天掙脫了家庭的束縛明天就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自由埋葬在延安或者“地下黨”裡面，整個情況是國家政治方面的大環境吞噬了缺乏理論思維根基的不完整的不堅實的個人主義。輝煌的民族旗幟與崇高的集體理想壓住了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民主的基礎不見了，民主的樓閣成了吸引人心的號召，借殼上市的是以謊言和殺戮為手段的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酷虐殘狠專制獨裁。“吃人的舊禮教”雖然不見了，最後夤緣際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吃人的新中國”，自由主義在這整個過程裡理所當然地沒有什麼地位，因為個人主義早已無聲無息地成了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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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網站

知識分子是如何被打斷脊樑的？
張鶴慈
2006-10-13

如果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的不是民主和科學，而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今天的中國完全可能會是另一番面貌。

西方的船堅炮利打掉了中華老子天下第一的驕傲，中國人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如人。但是中國人只是承認自己技不如人，而不承認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所以中國人開始的學習西方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的只是技術手藝等皮毛，而沒有去學西方的根本。

五四運動一般人都認為是洋務運動結束，開始了真正的從西方的根本去學習。今天看來，五四後的向西方學習仍然是急功近利，是實用的做法，如給一個重病人找藥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並沒有真正找到西方文化的精髓。

中國人的運氣真是太壞，中國開始虛心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正好是結束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的弊病暴露無遺，作為新思潮的社會主義剛剛開始露頭。

五四運動後提出的民主和科學當然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但不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我覺得西方文明的根本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不幸的是正好給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氾濫清理了道路。

為了勞苦大眾、讓人民當家作主等等提法完全符合所謂的民主。而唯物主義 -- 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橫豎正反總是有理的自然辯證法 -- 又完全符合所謂的科學。民主變成對民的強調，變成了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民主最後等同於無產階級專制。科學變成了經濟決定論，共產主義必然到來的宿命論。動態、發展的科學成為死的教義。

五四運動後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似乎是為了馬列主義量體裁衣製作的。以人民的名義剝奪了人民的自由，被叫做新民主主義。不允許批評，甚至不允許懷疑的教義，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獨裁專制的最不民主的社會，仍然可以叫做民主。沒有思想自由最違反科學精神的學說，也居然可以叫做科學。這不只是對初入大觀園的中國人，對有著自由民主傳統的西方也同樣具有相當大的欺騙性。中國人從民主科學的路滑向馬列主義，就幾乎是必然了。

一直到了今天，自然科學的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科學似乎還是兩回事。當事實和學說發生矛盾時，修復的辦法是：自然科學是修改理論，而社會科學是修改事實。

如果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則馬列主義就可能沒有那麼容易乘虛而入。共產黨只能利用集體主義，很難利用個人主義。馬克思的理論只有必然，沒有自由。同樣，對於中國的封建傳統，民主比自由更容易被接受和改頭換面地運用。

在中國，為什麼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最後都敗在馬列主義的手下，這當然和蘇聯的共產國際的滲透有關，但決定的因素仍然是中國自己的國情和人民的素質。

說到底，中國在五四後只能提出民主科學，而根本不可能提出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的確是缺乏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的土壤。

中國在四十年代的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中，除去馬列主義的信徒，除去不少的技術分子和相當多的沒有受什麼西方思潮影響的舊文人，剩下的已經就不多了。如果再把理論上算是自由主義者而骨子裡仍然沒有自由主義的精神 -- 如寫文章做演講說得頭頭是道回家就打老婆 -- 的人也除去，真正可以勉強算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可能是太少了。

就是這麼一點點的自由知識分子本身也存在形形色色的缺陷和問題。他們的身上中國儒家的影響很深，所謂的士的精神是從修身到治國，這點沒有什麼值得指責，但士為知己者用，甚至是士為知己者死，而這個知己又基本是指向統治者，就經不起推敲了。

知識分子作為清議，作為一種輿論監督的力量，是正確的選擇，即議政而不參政。但如果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真正的參與政治的博弈，那時候才叫做秀才遇上了兵。民盟諸君的悲劇是時代的必然。誰讓他們自不量力？

如果說美國對華政策的最大失誤是1949年丟失了中國，那麼，這裡民盟的功不可沒。中國的國內因素，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民盟是第三大罪人，它幫助了中共，糊弄了美國，儘管他們自己也是被糊弄的。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就算是其中最優秀的人，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考核也有許多處的不及格。我這裡只談兩個問題，一個是理論問題：對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和一個實踐的問題：對中共的認識。

一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的弊病暴露，整個世界向左轉移。蘇聯作為新生事物，作為新的社會嘗試，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整個西方，除了少數清醒的知識分子外，肯定讚美的聲音佔據了輿論。想想中國的文革在西方仍然有不少人讚美，也應該不難理解。

民盟諸君當然多多少少的知道蘇聯的人權自由的種種問題，但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卻仍然肯定。他們糊塗地提出要美國的民主蘇聯的經濟，根本不懂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政治上的自由，蘇聯的經濟就必然是蘇聯的專制政治。

另一個是民盟對中共的認識。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說出共產黨的自由是有無的問題的儲安平會仍然留在大陸。難道是他喜歡自由的無？

事實上，民盟諸君對中共還是基本瞭解的，雖然對其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夠。但問題的根本不是民盟諸君對中共的一廂情願的美化，而是他們對自己的過分自信。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制約中共，甚至可以改造中共。他們以為拿槍桿子殺出來政權的中共有可能聽他們的夢話。這種知識分子的在政治上的狂妄無知讓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文章所說的是知識分子的脊樑骨的被打斷，並不只是指自由主義者，但共產黨打得最狠的就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那些早已經信仰了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打自倒了，而那些雖然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但沒有剪斷和中國傳統的臍帶的人本來就不是知識分子的中流砥柱。

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又趕上了毛澤東這個混世魔王。秦始皇加斯大林的這個痞子王終其一生破壞文化，到臨死前，看著他的文革傑作，好不容易的吐出了一句話：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始終沒有赦免文科。

其實，看看今天的現狀就能明白195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中國又有多少人可以稱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今天的中國已經從集權主義的恐怖統治變化成為權威主義的維持性的統治，中國的竹幕早已千瘡百孔，外部世界的真實對中國人不再是什麼秘密。

如果你想瞭解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什麼不同。不管中共仍然想控制，但今天開放後的中國不得不成為地球村的一員。互聯網的威力動搖了中共的謊言統治的基礎。

但是，為什麼在今日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仍然是那麼形影孤單？自由主義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主義，為什麼真正身心都可以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仍然是三三兩兩。用民主、自由、人民、正義作為武器的人是前仆後繼，而真正願意以自由主義為自身追求的人仍然是屈指可數。

答案可能是，作為投資，自由主義是高風險低回報的愚蠢商業行為，是投入多收效慢的不精明的商業行為。

喜歡在賭場上一試身手的人看不起自由主義的小家子氣的。

今天在中國朝野上爭論不休的，自由主義仍然佔據著舞台的中央。我相信，不管前途多麼的崎嶇坎坷，自由主義將領導世界和中國的潮流。對專制獨裁的政府，同時也對以民主壓自由，以革命、正義、集體、國家、民族來壓個人的天賦人權的勢力，我都是不同政見者。

13.10.06. 墨爾本

(10/14/200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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