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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報》第264期(2006年8月21日)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從「抗藥性」到「負作用」
楊逸鯤
2006年8月21日

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否失敗？

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10.9％，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其中第二季度增長11.3％，創十二年來新高，投資增長29.8％，貿易總額近8,000億美元，貿易順差614億美元，外匯儲備增加1,222億美元。如果下半年中國經濟不出現顯著蕭條跡象，那麼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年增長8%的目標很可能成為水月鏡花。國際貿易順差快速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也呈現加速趨勢。而這一切恰恰是發生在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的過程中，無疑顯示了中國當前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失敗。

也許有人會說，當前斷言經濟調控失敗為時尚早，其效果在中長期逐步顯現也未可知。殊不知當年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就已經有過一句反駁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名言：「從長期看，人都是會死的。」言下之意，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就在於其短期內的效果，如果三個月到半年，或者最長不超過一年時間，經濟政策沒有發揮應有效果，那麼只能認為該政策已經失敗。而中國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已近兩年，其成效卻如抱薪救火，適得其反。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去年同期，中央聯合七部委祭出「組合重拳」整治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市，其結果是，經過短暫的調整之後，房價仍然穩步上升；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天子腳下、首善之區」的北京今年第一季度的房價飆升近20%。中南海的「雷霆手段」剛出新華門就已經成為「和風細雨」了。這似乎是在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宣告：中國的經濟已經告別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歷史，步入了「越調越旺、越控越亂」的新時代。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缺乏並非近日才有的現象。1993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其後歷時近三年的經濟調控終於於1996年實現「著陸」。雖然此後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但至少說明，儘管結果不甚令人滿意，90年代中前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實現了預定方向上的目標。但此後為了應對自1997年開始的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現象，中央政府連連出招，存款實際利率甚至下調至負數，但存款餘額依然居高不下，大眾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至2002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重新出現高增長，但增長來源主要為加入世貿之後的出口順差激增及大規模的投資拉動，而由於消費需求不足引發新一輪通縮的危險至今仍潛藏在炙手可熱的中國經濟增長背後。中央政府反通貨緊縮的無力已經反映出中國經濟對於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時至今日，在新一輪給經濟降溫的宏觀調控過程中，我們看到的結果卻是與政策預期方向背道而馳。這無疑昭示了中國經濟不僅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而且更進一步產生了與調控目標相反的「負作用」。

這是一個讓經濟學者們哭笑不得的結果。從中央調控的手段上看，既有從經典理論中推演出來的經濟手段：調整銀行利率及貨幣投放量水平，嚴格控制信貸規模等等；也有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的行政手段：從國務院到各部委各種政策文件連連下發，嚴格控制大中型建設項目的上馬。但所有的措施似乎都失去了在其他地方或者在歷史上發揮過的效能，揚湯止沸，轉而火上澆油。

經濟過熱來源 -- 建築與房地產業、能源產業、原材料產業、出口相關產業等等 -- 究其原因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加。面對經濟學的邏輯，我們只能感到困惑：投資的資本主要來自銀行貸款，為何各種貨幣手段無法發揮抑制投資增長的效能？固定資產投資的項目需要經過國家審批，為何嚴格控制下的項目審批政策卻導致了更多新項目的開工？我們面對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運作方式？

經濟手段的失效表明了中國經濟市場化運作的缺陷：政府對於市場運作的強干預和職能錯位導致了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使中國經濟表現出特有的非驢非馬式的「官辦市場經濟」。客觀地說，中國政府對於經濟運行的干預程度較之計劃經濟時期已經大大降低，但其干預的效能卻絲毫不能低估。經濟運行中的關鍵要素都在政府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自然資源、能源、土地等等要素政府對其有全面的控制權；資本的獲取，無論是通過銀行貸款還是資本市場融資，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參與的印記；勞動力，中共當局出於政治考慮而禁止獨立工會的存在，使得勞動無法通過集體談判的形式與資本分庭抗禮，因此很難獲取勞動生產率中的適當比重作為勞動報酬。對戶籍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曖昧態度更使得一億二千多萬農民工不得不日復一日的生存在勞動權利保障的真空中，充當最廉價的要素投入，為風光無限、炙手可熱的經濟增長付出血汗。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資本只要能夠獲得與權力的共謀，剩下的事情就是坐地收錢了：首先，通過權力，可以獲取低廉的自然資源、能源、和土地；其次，勞動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沒法不是廉價的；另外，只要有權力的斡旋和保駕護航，獲得項目批准、銀行貸款、和市場融資也非難事。低廉的成本造就了資本的高利潤回報，區區一兩個百分點的利率上調對其利潤而言可以說是九牛一毛。

能夠與權力達成共謀的只能是強勢資本。所謂的收縮信貸、市場准入的限制等苦果也只能被那些無法取得與權力共謀的「邊緣資本」所獨享。如果強勢資本在權力的庇護下得以免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那麼調控的最終失效也就不難預料了。

而資本與權力的共謀，在當前中國的制度環境下，無疑是一件低成本、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堂而皇之地說，可以獲得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加--政績所在；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增加更只是個公開的秘密而已。所以只要是一個稍具經濟理性的人都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在此毋庸贅述。

需要強調的是，縱觀經濟過熱來源，每每是國家控制程度最深的行業部門，這些部門也只有強勢資本才能進入，調控對其難以發揮預想的效能。而對那些「只能」按照市場規律經營的「邊緣資本」（如中小型企業）而言，則無力抵禦調控的重拳。貸款和市場准入難度的增加只能進一步提高這些企業的「高死亡率」，而降低他們原本具有的「高出生率」。而正是這些苦心經營的「邊緣資本」才與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才真正決定著市場運行的健康程度。宏觀調控很有可能造成的後果是壓制市場的內在活力，鼓勵進一步的投機行為。這個後果的危險程度不可小覷。

如果說市場的缺陷只能說明經濟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的話，那麼解釋「負作用」的產生還需進一步分析經濟之外的領域--政治體制和行政體系。宏觀經濟調控的「負作用」就是地方對中央政令或明或暗的反抗的後果。

市場經濟的改革使經濟運行的自由程度顯著提高，同時也削弱了中央直接控制經濟資源的能力。但擺脫了中央直接經濟控制的地方政府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政策指導下，儘管動員資源、干預經濟的範圍有所收縮、手段也多轉為間接，但絕對能力卻是更加獨立且不斷增強。在此格局下，局部利益相對於整體利益的位置上升，中央權威的下降不可避免，並不斷受到地方利益的挑戰。

當中央政令同地方利益發生衝突而遭遇阻力時，中央通常可以以個人政治前途為價，購買地方大員的忠誠。這曾經是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前期屢試不爽的法寶之一，如今卻也不太靈驗了。問題就在於，地方官員忠誠於上司獲取陞遷的單一激勵方式已經被更多元的利益驅動所取代。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近三十年間，不僅地方經濟發展成為官員獲得陞遷的政治資本，而且地方政府無論是集團利益還是個人利益已經與當地資本之間形成了剛性利益紐帶。所以，雖然地方官員在經濟調控中的表現也能為自身積累一定的政治資本，但調控一旦傷害利益共同體中某一方的利益，整個共同體便會產生強烈反彈。

面對這樣的權力結構，如果高層由一鐵腕人物控制大局，通過自身的絕對權威使封疆大吏畏服。那麼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協調一致尚存希望。但自鄧小平西去之後，中國已然告別強人政治時代。在「常人政治」的格局下，最高統治者只能在各方力量的較量與妥協的夾縫中艱難經營。如今中共的最高統治層派系之爭洞若觀火。對應高層權力的劃分，地方權力也各有所屬。對立陣營中的封疆大吏非胡溫親信嫡系，只要胡溫繼續主政，政治前景已不樂觀。因此即便他們配合中央進行經濟調控，非但不能為個人爭取到更大的政治發展空間，且在原來陣營中也難立足。所以對於這些諸侯而言，陽奉陰違、暗地掣肘成了最佳選擇。此招可收一石二鳥之效，經濟上使集團和個人獲利，政治上打擊對手。由此觀之，原來行之有效的中央對地方諸侯的激勵機制也因新的政治格局而效力大大縮水。令胡溫政權尷尬的事實是，幾個中國主要經濟大省的諸侯與自己都是離心離德，指揮不靈。在這種「半身不遂、高位截癱」的局面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中央政府只怕也只能慨歎力不從心了。

由此，宏觀經濟調控「反作用」的出現也就不難理解了：經濟過熱的部門通常在一定時期內恰恰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部門，各種資源迅速向這些熱點匯集。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出台增加了進入這些市場的門檻。在中國「官辦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強勢資本借助與權力達成的共謀，通過行政手段排擠對手、抑制競爭、形成壟斷，並藉機加大投入，以期製造更大的泡沫從中牟利。中央政府對地方諸侯激勵不暢、制約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對中央的宏觀經濟調控陽奉陰違，暗地憑藉手中行政權力瞞天過海（例如把本需中央審批的大項目化整為零，把項目審批權留在地方，以便順利上馬等等），協助利益共同體中的強勢資本動員資源、製造壟斷，對過熱的經濟火上澆油，為集團和個人贏取政治和經濟利益。

如此格局之下，宏觀經濟調控抑制了有效的市場競爭，地方權力逆中央旨意而行，與強勢資本聯手製造更大的經濟泡沫。經濟調控焉有不「越調越熱、越控越亂」之理。若如一些學者所期望，重新回到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經濟自然回到政府控制之下。我們且不用爭論市場、計劃孰優孰劣。但就目前中央政府的能力而言，宏觀調控尚不能有效推行，遑論整個經濟的全面逆向轉軌。恐怕即便鄧大人再世也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了。

就目前情況而言，宏觀經濟調控非但不能解決投機與過熱，反而會扼殺市場的真正活力--公平競爭，對中國的市場經濟產生長遠的負面效果。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過熱且調控失效的狀況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長期不兼容造成的積累性矛盾。擺在中共高層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從短期看，宏觀調控要取得成效，必須完成政治權力的整合。這就只能寄希望於胡溫在十七大人事佈局上施展雷霆手段，迅速完成政治權力的集中。但是這種轉變非但不能治本，治標的效果也是短暫的：如果「人治」的政治框架因此而進一步強化、各級政治權力博弈的規則依舊，那麼類似今天的情況在今後只會不斷出現且長期持續，那麼中國經濟將在一輪又一輪的「低迷-過熱-低迷」的怪圈中逐步走向崩潰。這無異於「飲鴆止渴」。從長期看，唯有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啟動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法制和民主的框架下，重新確定政府職能，劃分行政職能，才能期待市場的良性運作，並使中國獲得持續的發展動力。

（此文簡本已在《動向》雜誌2006年8月號發表，這裡發表的是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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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期 (200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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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雙順差」得不到糾正的真正原因
梁京
2006.08.07

朱鎔基執掌經濟大權不久，「雙順差」就成了大陸經濟的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什麼是雙順差呢？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大陸經濟與國外經濟往來不平衡，不僅在貿易中多給了人家貨，而且在資金往來中還多給了人家錢，其實質就是中國大陸向其他國家 -- 尤其是向美國 -- 發生財富淨轉移。近年來，這個趨勢越演越烈，有專家估計，中國大陸每年等於向美國上貢六百至八百億美元，相當於五千至六千億人民幣。這筆錢相當於大陸兩億多農村人口一年的純收入，或者近一億農民工一年的工資，超過大陸民工工資總額的一半。與此同時，大陸政府對本國人民基本福利的投資卻少得可憐。大陸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支出到九十年代末每年還不到六百億人民幣，整個九十年代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支出還不到七百億人民幣。

絕大多數中國人聽到大陸每年向美國轉移幾百億美元收入一定會問，這是真的嗎？倘若這些都是事實，大陸當局豈不是發瘋？為什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窮國年年要向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國納稅上貢，把上億勞工的工資讓他們來消費呢？天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如果說當年晚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強賠款是因為打了敗仗，那為什麼自吹正在崛起的中國大陸還要繼續給洋人白送錢財呢？

不過，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大陸每年給他們送錢花早已是明擺著的事實，以至於在美國國會上，當議員們對一些項目預算爭執不下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讓中國人去買單吧！」美國加州大學的教授德龍去年也在大陸的《財經》雜誌上向中國人發表了他對中國大陸向美國轉移收入的估計。他的估計是六百億美元。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知識菁英們為什麼要對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裝聾作啞呢？尤其是那些在媒體上風頭出盡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難道他們還不懂得「雙順差」就是單方向輸出本國資源嗎？

最近，也就是在「雙順差」持續了十五年之後，才第一次有一位大陸官方經濟學者站出來向大陸的公眾解釋「雙順差」對大陸民眾的福利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位學者就是大陸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余永定。余永定在不久前大陸官方經濟學家的一次聚會中公佈了他對「雙順差」的研究報告。根據余永定的估算，中國大陸向美國轉移的福利高達八百億美元，其中四百億轉移來自大陸出口產品價格低估，另外四百億來自大陸向美國的資本輸出，主要是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庫券。余永定難能可貴地向大陸公眾說了一句大實話，那就是「雙順差」實在是對中國人大大不利的一件壞事，而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余永定也不得不在文章中替朱鎔基辯護，說大陸當年走上「雙順差」是事出有因。問題是，一個國家偶然出現「雙順差」可以被理解，但如果像大陸這樣，偏離正道十五年，還不知道止於何時，世界上絕無僅有，顯然不能用偶然性來解釋。

中國大陸長期的「雙順差」不僅充分說明當權者治國無能，更深刻的是，這個事實再次揭示了中國政治菁英齷齪的哲學，那就是為了私利不惜出賣一切。當雙順差剛剛發生的時候，確有人質疑大量購買美國國庫券是否明智。朱鎔基的回答是，投資美國的國庫券比投資國有企業收益要高。但事實是，朱鎔基從未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也從來沒有糾正大陸金融系統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儘管中國民營部門的資本收益遠比投資美國國庫券要高。

有人會問，出讓如此巨大的福利給美國，大陸當局難道是有意的嗎？這樣做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我相信，由於壓制言論，大陸當權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出讓了多少本國的福利。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對他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讓民營企業得勢，不能讓家奴得勢，而要讓自己得利。有大陸學者估計，大陸權勢集團在「雙順差」大量輸出本國福利的同時，攫取了價值幾十萬億人民幣的財富。這恐怕就是「雙順差」一直得不到糾正而且還要繼續下去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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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過熱的經濟難降溫
胡少江
2006.07.28

中國人民銀行一周前宣佈，將從八月十五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零點五個百分點。而半個月以前，中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上調了零點五個百分點。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頻繁地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來緊縮銀根，這種做法並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真地是對經濟過熱憂心忡忡。

存款準備金是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的資金。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一國的中央銀行要求境內的金融機構向其繳納的存款準備金佔其存款的總額的比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也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當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提供放款及創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這樣做如同減少貨幣供應量，因此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效應，如市場利息率提高，投資被迫縮減等等。

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是中國政府難以駕馭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今年上半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百分之十點九。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點五；第二季度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三。這表明，中國過熱的經濟不僅沒有降溫的跡象，反而呈現出一種加速的趨勢。

伴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結構卻繼續惡化。最重要的表現是中國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有增無減。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三十，約為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三倍。由於出口的繼續高速增長，中國的外貿順差也增長迅速，外匯儲備竟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二。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對環境和資源所帶來的壓力越來越難以承受。

過去一周，中國領導人頻繁地就經濟過熱問題發表講話，要求盡速降溫。就在中國人民銀行宣佈第二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當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將中國的各個花瓶「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召集到中南海，對他們發表了要求加緊宏觀經濟調控的講話。這個講話對於那些花瓶黨的領導人而言無異於對牛彈琴，但是琴外之音卻是對著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領導人。三天之後，胡錦濤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直接向地方領導人喊話，要求他們執行紀律，配合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緊接著，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又在國務院的會議上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已經公開實行了三年之久，三年的實踐證明了這一調控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中央政府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和各種經濟主體在這一問題上仍然我行我素，而完全無視中央政府的權威。就連直接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銀行系統也是如此。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提供的數據，今年前六個月人民幣信貸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新增貸款額竟佔去央行預定全年指標的百分之八十七。

因此，在繼續中央權威的中國領導人看來，中國過熱的經濟能否降溫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領導人為何如此頻繁地發話，中央銀行為何在兩周內接連兩次宣佈提高存款準備金利率。

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是央行貨幣政策工具中最為激烈的一種。它能直接凍結商業銀行資金，強化流動性管理，因此能在短時間迅速減少貨幣供應量。但是這一政策工具的負面效應也不少。一是它無法真正的解決中國經濟中結構不良的問題；二是準備金率的提高往往會導致貨幣量減少過快而出現問題，因此容易形成反彈。正因為如此，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個工具一直是很少使用的。

中國政府不得不使用這一政策，這是因為除去存款準備金制度外，其他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沒有明顯的效果。例如，由於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而且資本帳戶的管制嚴格，因此公開市場的業務基礎差；央行票據多次發行效果不顯著，成本頗高；再貸款和再貼現業務在商業銀行的巨大存差面前也是不現實的；由於金融市場尚未真正形成，銀行和企業難以受到加息的約束，同時加息則可能造成企業經營困難，並對剛剛緩過氣來的中國股市產生頗大的副作用。

可以預見，中國政府最新一輪的貨幣政策相當於對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踩了一腳急剎車。這在近期無疑會有一些效果。問題是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有良好的對策。因此，急剎車之後，經濟重新過熱會很快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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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貨幣政策抑制不了大陸過熱的經濟
2006.07.30　 工商時報  工商社論

    幾天前，大陸人民銀行宣佈調升人民幣存款法定準備率○．五個百分點，達到八．五％的水準，這是人行四個月以內連續第六次祭出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而上次緊縮政策到這一次只有短短的十七天。預估這次調升準備率只能減少一千二百億人民幣的貨幣供給，為什麼人行會這麼頻繁的調整其貨幣供給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大陸經濟一直處於過熱的階段，其中好幾個指標都指出，如果大陸不加大緊縮貨幣供給的力度，未來經濟景氣過熱時想再加以處理，一定困難重重。

    首先，大陸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一一．三％，不但高於第一季的一○．二％，也是自一九九三年以來最高的一季。快速成長的經濟活動對於商品的需求就會增加，同時造成通貨膨脹壓力。其次，為因應經濟活動的增加，企業的貸款也會不斷的擴大，大陸整體商業銀行今年前六個月的新增貸款總額增加到二．一八兆人民幣，已達到人行今年目標的八七％。換言之，大陸銀行體系的熱絡已超過人行的預期。第三，我們看到大陸M1與M2的成長率變化很大，即在推出貨幣政策的當月M1與M2的成長率立即下降，但在下一個月以後又立即大幅上升。換言之，小幅度的貨幣緊縮政策似乎難以抑制快速成長的經濟需求。第四，今年以來，雖然貨幣供給量在快速成長，但同時大陸的利率水準仍然在攀升，表示大陸貨幣需求的增加非常快速。

    目前尚可慶幸的是，大陸上半年的通貨膨脹率只有一．二％，顯示物價情勢尚可。然而，不在物價指數內的房屋價格卻仍然蠢蠢欲動，使得大陸當局必需採取嚴厲措施抑制房地產過熱。譬如，為打擊民眾炒作房地產，大陸幾個月以前規定購買房屋後不得在五年內轉賣，否則必須支付交易稅。最近，大陸進一步要求海外人士必須持有在大陸地區住滿一年以上的證明文件才能購買房子。雖然，這種規定的確可以收到抑制海外人士投機行為的效果，但屬於非市場性規定，會對市場行為產生扭曲效果。也就是說，這種規定會對大陸房地產市場的運作產生沒有效率的結果，這也就是大陸只利用貨幣政策解決總體經濟問題必須支付的代價。

    其實，造成大陸經濟活動過熱的主要原因除了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外，另外一個則是快速成長的國外部門。過去三年來，大陸外匯存底每年都以二千億美元的速度在成長，這是全世界國家中都不曾有過的現象。大量流入的外匯會造成國內貨幣供給增加的壓力，尤其是中國大陸又極力抑制人民幣升值，在人行大量買入外匯下，同時必須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以達到沖銷貨幣供給過量的窘狀。目前，大陸就是陷入此種標準的情況。

    然而，今年上半年大陸的外匯存底又大幅增加一二二三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二○％，大幅增加的外匯存底更是加深對大陸貨幣供給的壓力。因此，從政策效果來看，大陸目前一再調整貨幣供給的政策固然可以收到一些緊縮的效果，但是明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卻對大陸景氣過熱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

    去年七月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八．二七上升到八．一一，近日來雖然再上升到七．九八左右的水準，但是顯然不足。有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大陸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二○到四○％左右。在此，我們不願預測人民幣的最適匯率，但是不斷增加的外匯存底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只要大陸外匯存底累積速度不停下來，人民幣就應該有往上調升的空間。

    總而言之，總體部門可分成國內部門與國外部門，決定國內部門價格(及物價水準)的主要因素是貨幣供給，決定國外部門價格(及匯率)的主要因素是外匯存底的變化。這兩個部門會交互影響，如果要有效的控制總體經濟，就應該同時考慮貨幣供給增加率與匯率；反之，如果只企圖用其中的一種政策來達到兩個目標(控制物價與匯率)，通常只會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中國大陸應再認真考慮調整匯率，而不能只是一味的以調整貨幣供給來解決經濟過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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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xun.com/hero/heql/1_1.shtml>
何清漣簡介

何清漣，女，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8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任雜誌和報紙編輯。

其主要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該書收入《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1996年此書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收入《希望書庫》再版）。並參與《中國現代化史》及《關鍵時刻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個問題》的撰寫工作。近年來以國情研究聞名於中國知識界，其論文主要見於《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與《東方》（北京），其中《中國當代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中國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財富與貧困--現階段貧富分層評析》、《權錢交易：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的特點、途徑及社會成本》、《經濟學理論與屠龍術》等文均產生頗大社會影響，受到海內外學者廣泛的好評。

《中國的陷阱》被認為剖析中國轉型期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自發私有化進程」中，以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作一縱軸，通過幾次資本積累高潮來展示：中國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什麼樣的方式，來完成這一在其他國家需要歷時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以及國民是在一種怎樣的經濟倫理觀念支配下展開追求財富的活動。在下篇「危機與選擇」中，具體分析社會對自發私有化進程的不良反應，以及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將起巨大影響的那些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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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22%E4%BD%95%E6%B8%85%E6%BC%A3%22+%22%E5%AE%89%E6%B0%B8%E6%9C%83%E8%A8%88%E5%B8%AB%22&btnG=%E6%90%9C%E5%B0%8B&meta>=
約有37項符合"何清漣" "安永會計師"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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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b5/6/5/25/n1329675.htm>
《大紀元》

安永報告放而又收，中國銀行壞帳再惹關注
何清漣
2006-5-25

【大紀元5月25日訊】

5月25日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掛牌海外上市的預定日期，而著名國際會計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於5月4日發佈了一份年度報告，稱中國銀行壞帳高達9,110億美元，招致中國政府嚴重抗議。而由這份報告引起的一系列爭議再次將中國銀行系統的巨額壞帳帶入傳媒話題，更是給中國銀行上市蒙上了一層陰影。

安永的報告與中國政府的反駁

安永公司發表的這份年度報告稱，全世界的不良貸款去年達到二十年來的最高峰，總額達到1萬3千億美元，中國金融系統擁有的壞帳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可能高達9,110億美元，約佔全世界不良貸款75%。僅中行、建行、商行、及農行等四家最大金融機構的呆帳就達3,580億美元之巨。這個數字是中國政府公佈的壞帳數字的兩倍多，總額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8,536億美元。

安永會計公司每年都對世界各國的不良貸款進行調查，該公司在2002年估計，中國的不良貸款總額為4,800億美元，三年多來增加近一倍。報告說，這一次估計的數字升高是因為該公司能更多地接觸不良貸款數據，中國貸款的迅速增長導致可能出現新的壞帳。現在的新數字是信息交流改善、新一波大規模借貸、以及對這一問題涉及更多的金融機構的認識的結果。

安永報告發佈之時，正值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在香港99億美元首次公開發行的路演前夕，而且中國工商銀行的上市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因此之故，中國政府對安永這一報告立即做出強烈反應。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負責人高調發話，說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曾長期在中國從事有關金融機構的會計審計業務，「而其發表的這份所謂研究報告不僅嚴重扭曲了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現狀，而且與它對中國多家金融機構的審計結論嚴重不符，其結論荒唐，令人不解。」

誰能免受「浮士德契約」的限制？

按照這位官員公佈的數字，截至2005年底，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5.41%、3.84%、4.69%、和2.37%。而今年一季度中國境內商業銀行(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為13,124.7億元人民幣（約合1,330多億美元），比年初下降137.6億元，不良貸款率為8%，比年初下降0.6個百分點。

由於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造假蔚然成風，這位負責人公佈的數據未必讓人相信。但有趣的卻是安永態度的改變。安永全球首席運營官鮑爾‧奧斯林（Paul Ostling）已經下令對這份引起中國政府嚴重不滿的報告進行內部調查，並表示這份研究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壞帳的報告「缺乏事實依據……，該數據估計有誤」，而且在公佈之前沒有通過安永正規的審核程序。

毫無疑問，安永被中國政府抓住了「痛腳」，這「痛腳」就是這份報告與安永對中國工商銀行的審計結果自相矛盾。由於此前這項業務，安永陷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堅持壞帳報告公佈的數據是真的，那麼它為中國工商銀行等幾家銀行所做的審計就不真實，它的職業信譽將面臨極大損失；如果堅持此前審計報告的真實可靠，那麼這個壞帳報告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兩害相權取其輕，安永只能選擇它自己認為損失最小的一項。

而事實是：安永撤回報告，信譽損失亦相當巨大。此前安永曾經發佈了成百上千份報告，並在業內享有很高的聲譽。而安永這份報告得出的結論，與其它考察中國不良貸款的獨立顧問機構（其中包括普華永道）得出的結論並無不同。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指出，「微軟(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已在中國簽訂了「浮士德契約」（浮士德是德國大詩人歌德長詩劇本《浮士德》的主角，曾與魔鬼簽訂契約出賣靈魂）。如果顧問公司感到他們也不得不這樣做的話，那就太令人遺憾了。」

銀行巨額壞帳──中國經濟的軟肋

安永雖然已經撤回報告，但中國政府扼制干預獨立報告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使中國銀行系統的巨額壞帳問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為了抵銷安永報告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為了給中國銀行5月25日香港上市壯行，中國銀監會(CBRC)於5月16日在其網站上發佈一項通知，該通知有兩條主要內容，一是要求國內五家最大銀行在財務重組之後，應將不良貸款比例持續控制在5%以下；二是要求國有商業銀行財務重組後應將資金充足率保持在8%以上──中國所有國有銀行過去正是因這兩項記錄不佳備受指責。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銀行系統的壞帳到底有多少？由於中國銀行系統的財務處於極不透明狀態，壞帳數目簡直成了一個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能估計大致數目。

這裡且列舉近三年來有關中國銀行系統壞帳數目的一些估計：

於國際金融界而言，中國壞帳比率一直是個謎，有關它的討論由來已久。據筆者此前蒐集到的各種數據，至少有三種說法：

先介紹中國政府的說法：截至2004年3月底，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達到1萬8,900億人民幣，約占貸款總額的19%。此後，中國政府於這一年11月22日宣佈，截至9月末，中銀集團（由四大國有銀行改組而來）不良貸款比率降至5.16％──但中國政府並未說明使用甚麼方法，使得壞帳比率在半年之內迅速下降了近14個百分點，因此讓那些為了降低一兩個百分點而苦苦奮鬥數年的外國同行看了迷惑不解。

國際評級公司標準普爾2003年10月發佈的報告稱中國壞帳高達44－45％；

而中國學者巴曙松、高輝清等人撰寫的《中國金融風險評估報告》（2004年）估計，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高達35％。

瑞銀集團對壞帳的估計

安永的報告並非空穴來風。報告中安永指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包括中國工商銀行）的壞帳高達3,580億美元，遠高於1,330億美元的官方統計數字。這多出的2,250億美元壞帳與早先瑞銀集團(UBS)一份研究報告公佈的估計數據相同，這份報告公佈了自2002至2004年中國貸款激增導致的新增不良貸款額估算額度。而瑞銀集團（UBS）董事總經理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公開撰文談過這一估算數額。

安德森指出，準確估算中國不良貸款的數字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有三個基本數字可以反映大致狀況：第一，中國政府在1998年確認國有商業銀行有1,700億美元不良貸款正待清理；第二，21世紀之初，國際金融業界獨立估算數據指出銀行資產負債表上還有4,500億美元左右的不良「遺留」貸款；第三，2002－2004年這段經濟過熱期間產生了一批新的不良貸款，據估算可能高達2,250億美元。如果把這些數字加在一起，中國的銀行體系在過去十五年裡形成了近8,500億美元不良貸款，約佔同期信貸淨額的40%左右。

安德森對中國銀行壞帳數量的估計與安永差不了多少。但他的聰明之處在於兩點：首先是他「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清理掉了4,000億美元壞帳，其次是他並未有類似安永那樣的「痛腳」抓在中國政府手裡。也許是上述兩個原因使得中國政府未便找瑞銀的麻煩。

不過，安德森的看法與許多金融業行內的觀察人士不同，這些觀察人士的看法是：在2005年底前從商業銀行清理的4,000億美元不良貸款中，實際上只有一小部份出售給了國內外的專門資產回收機構，另有90%劃到了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AMC）的帳面上，而AMC基本未對資產做任何處理。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只不過把呆帳問題從國家財務報表的某一欄目轉到了另一欄目，並未真正解決爛帳問題。

安德森還有一段話更像是專門說給中國政府聽的表態。他評論說：「這是個令人不解的矛盾：在大多數國家，大量的呆帳是經濟陣痛來臨前的預兆。相比之下，在中國呆帳更像是經歷經濟陣痛之後的殘留信號。」

銀行的巨額壞帳到哪裏去了？

儘管中國政府未曾向外界透露它們迅速降低銀行高壞帳比率的秘訣，但會看的看門道，國際業界都很清楚這秘訣的法門。

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最初確曾戳力清理銀行壞帳，僅僅是處理最初剝離的1,700億美元中的1,400億美元，就用了長達六年以上的時間──其中 900億美元通過直接回收和出售，500億美元通過債轉股。無奈中國銀行系統宛如得了敗血症，輸進去的是健康血液（大量資金），而流出來的卻是壞血（大量新形成的壞帳），用中國金融系統的行話來說，就是「前清後欠」，清理了部份舊的壞帳，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壞帳。

這些銀行系統永遠也清理不完的壞帳使得中國銀行海外上市受到嚴重阻滯。中國政府乾脆採用了一個「聰明」辦法，成立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將這些壞帳劃到這些公司的帳面上，總之，只要這些壞帳不留在銀行的帳面上就行。

外國銀行難道不清楚這點？答案是否定的，他們非常清楚。尤其是近幾年參與審計中國銀行業務的評估機構，如安永等──為了到美國上市，能夠通過美國證券市場的「薩奧法案」（全稱Sarbanes-Oxley Act，簡稱SOX法案，美國國會2002年7月通過），中國不得不僱請好幾家聲譽很好的外國會計師事務所幫助審計，這些公司除了獲得巨額酬金之外，還真是掌握了不少中國金融系統的內部財務機密，只是出於種種原因不能外洩。

國際金融業鉅子們也無一不清楚中國金融系統的不良狀況，但為了到中國金融市場搶灘，獲得中國政府的市場准入，大多數都只能裝糊塗。因為一談到巨額壞帳，不但得罪中國政府，還得面對自己銀行股東的質詢：這樣的劣質銀行，買它幹甚麼？

中國銀行壞帳的源頭到底在哪裏？

在討論壞帳根源時，國際社會將之歸結於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對此，筆者只能說，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僅僅只是形成銀行壞帳的原因之一，而且已經成為歷史。導致銀行產生巨額壞帳的主要根源在於中國金融系統的嚴重腐敗。

銀行系統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據中國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稱，僅2005年審計署發現的一千多起案子，就有一半以上來自國有銀行，涉案金額大都在億元以上──如果要為中國經濟領域的腐敗排隊，近年中國土地審批中的腐敗可列為冠軍，而亞軍則非金融腐敗莫屬。

與中國其他部門的腐敗一樣，金融腐敗也有一條完整的食物鏈，處於最低端的是各種類型的金融客戶，比如貸款者等。由於金融資源的壟斷，處於食物鏈低端者被迫向食物鏈上端者提供賄賂，形成了貸款者賄賂銀行負責人與信貸人員的局面；而金融機構也需要將部份租金上供，為的是從金融監管機構和政府部門那裏獲得商業機會或換取對其違法違規行為的放縱、赦免。這種一環套一環的腐敗就構成了中國金融腐敗的食物鏈。

那麼，這些客戶需要支付多少好處呢？據《中國金融腐敗研究》的調查顯示，企業一次性直接支付的「融資費用」大約佔本金的4%，而農戶與個體工商戶支付的「好處費」約占6%。客戶平時為了與金融機構維持良好關係，還需要不斷地花錢打點，培養「感情」。據估計，用於「感情投資」的錢佔整個貸款總額的比例，企業約為5%，農戶約為3%──在中國的企業裡，「融資費用」被堂而皇之地列入企業正常帳目。

兩項相加，借貸者為了獲得貸款必須付出的「融資費用」竟然相當於支付9%的年利率！「融資費用」再加上正常的貸款利率，則企業和農戶拿到貸款的實際利率高達15%～16%，跟民間私下拆借的貸款利率大體相當。也就是說，從貸款成本看，對於企業和農民來說，國有金融機構跟民間借貸差別不大。

那麼，為何企業和商人仍然選擇到國有銀行貸款？原因很簡單：民間借貸，一是借款數量有限，二是到期就得還錢，否則，借款人就有人身安全之虞，因為放高利貸的人一般都為黑道人物，對借貸逾期不還者往往以暴力威脅。而從國有銀行借錢，只要打點週到，不僅可以借到巨額資金，甚至可以拖欠不還。眾多貸款者正是看上了這一點，才願意行賄貸款。如此一來，中國各銀行周圍形成了一大群劣質客戶，善於與銀行做不正當交易。這些善於作假者往往更容易得到貸款優先權。

中國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只要產生腐敗的制度不改，產生壞帳的根源就永遠存在。

完稿於200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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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完整的聲訊轉寫稿。電臺供應，SCF校對。

請仔細讀或者仔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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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
《中國經濟評述》節目
壞帳是中國第一顆不定時炸彈
12.6 MB.  128kbps.  節目長度：13分47秒
<http://media.soundofhope.org/audio01/2006/5/7/report_nonperfor_0505.mp3>

英國《金融時報》五月三日在頭版報導，中國實際的壞帳金額已經高達九千億美元，不僅高於官方的統計，同時超過中國八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並且還在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2002年中國的壞帳約有四千八百億美元，三年多來增加近一倍。本台記者就此採訪了美國泛美投資集團副總裁、評論人士草庵居士和經濟評論家伍凡先生。伍凡認為：中國的第一顆不定時炸彈就是金融危機。

伍凡說道：溫家寶講，中國有三顆不定時炸彈，一顆是金融危機，一顆是能源危機，再一顆就是社會動盪的危機。「現在的銀行死帳、壞帳、賴帳已經超過了九千億美金了，超過現在的海外存款。現在的海外存款中間有一大部分還不是中國政府的錢，你不要以為存款都是它的，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中國政府的錢。我們現在回過來算這個錢能不能相對，外匯存款8,500億美金，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外國直接投資到中國來，把美金拿到中國來投資，中國政府收了人家的美金，換成人民幣，8比1換給外國投資商，把那個美金寄到外國去了，一旦外資說我要撤資了，我走，我要回家了，你就要把美金還給我，這時候它的外匯錢就要還回去，所以那個錢不完全是中國賺來的錢，等於是一個庫存錢，就好像賭錢買了個籌碼放在手上。」

草庵居士表示，中國的壞帳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五年前我有文章說中國的壞帳達到50%到70%，其實當時海外社會很多人不大認同這個觀點。中國政府公佈的壞帳大約在25%左右，日本、美國普遍的壞帳率都在3%以內。「中國金融界的壞帳實際已經超過50%了，這次海外的一些專業機構披露出來，實際上只是證實這個東西，從這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一點，就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保持這麼高的外匯儲備？這次也從側面證實了一點，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壞帳太多，它不得不保持一個高的外匯儲備，以防止經濟崩潰。」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新發放的貸款總額比一年前猛增了60%。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指出，自1997年開始，安永設有分支機構的國家壞帳情況普遍獲得改善，但中國是少數例外，中國的壞帳金額仍以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

伍凡分析說道：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的壞帳，有幾大原因。「中國的國營企業，一些是爛的，壞的，那麼把中小企業賣掉，賣給私人，或者賣給外國。其中還養了五百家以上 -- 這些企業大部分是不賺錢的，或是賺了錢以後都給他們裡面的老總分掉了，交不到國庫。這些企業你要養著，你不養，那麼共產黨統治的根本就要斷掉了。它的國營企業是養這些工人階級的，或者是你的稅收主要靠這一部分，這個稅收還是不夠，國庫要補充，養著這些企業，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黑洞。這個黑洞在1996年到1997年朱鎔基在位當總理的時候，一次就劃撥了一萬四千億人民幣，14,000億人民幣差不多相當於2,000億美金，一次就把黑帳沖平，化掉了，就劃給了另外四個公司，成立了收債公司。這些收債公司現在也在賣，用非常低廉的價格賣給外國，等於這個錢全部用國庫抵帳。」

草庵居士表示：「原因在哪裡？尤其最近幾年中國的壞帳增長非常快，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呢，中國大陸從200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陸續投入了3,000多億美元，將近4,000億美元，彌補銀行壞帳，比如說用外匯儲備銷壞帳剝離等手段，政府已經投入了3,000多億美元，3,000多億之後還又增長將近4,000億美元的壞帳，而且現在高達9,000億美元，這個就跟中國的制度跟經濟政策有關係。」

有報告指出，造成中國壞帳大增的原因包括對外公佈消息的透明度增加、貸款增加速度過快引發的連串問題、及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壞帳持續增加。

伍凡說道：「從1997年到現在又累積了18,000億人民幣的黑帳，18,000億這個數字我又到中國財政部和中國銀行的網上去查，果然有這個數字，18,000億，那就是說溫家寶他講的是有根據的。這18,000億現在往哪裡走？18,000億又是兩千多億美金，這是官方的，有沒有帶水，我不敢肯定。剛才我們所提到的9,000億，這9,000億美金是誰提的呢？是英國《金融時報》，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可信度非常高的一個報紙。溫家寶以及朱鎔基所處理的已經有4,000多億了，有一半了，另外還有一半的錢往哪裡去了呢？另外還有一半的錢養那些共產黨的幹部、官員。」

草庵居士進一步分析到：目前造成壞帳很多的問題是由於中國目前經濟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同時又靠投資來拉動增長，同時房地產業作為中國政府的主要部門。「為什麼壞帳這麼多呢？主要是投資浪費和房地產業的泡沫。出售土地地方政府能夠有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就大量的出售土地，要把房價炒上去，它就搞拆遷。而這種情況形成之後呢，地方政府有很多收入，才能維持政權，才可以把百姓的錢拿到手。但是土地如果總是低價出售，政府拿不到更多的錢，所以它要把房價炒上去。炒上去之後呢，炒作房地產它要把房子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這樣逐步反覆循環就把整個房地產都給炒上去了。本來沒有這麼高的價值，炒上去的結果就是矛盾轉移到中央銀行上去，比方說四大國有銀行面臨著很多房地產的壞帳，因為本身不值這個錢，但是只要一炒上去我就可以把中間的差價拿走，而最終承擔責任的還是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行政開支非常巨大，是一個全世界效率最低的、最不公平的一個國家，所以在這方面呢就造成整個財政支出的超支，中國各級政府無論是從鄉鎮到縣省市到中央政府全部是超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的國債是越發越多，而發完之後大部分的人頭費沒有真正的投入到建設當中。所以這種情況也造成中國開支過大，造成壞帳多。」

中國金融系統擁有的壞帳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高達9,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大大高於中國政府的官方數字，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有專家指出，中國必須徹底改革國有企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金融系統的壞帳問題。

伍凡舉例說道：「官員怎麼花錢？每一年要花三千億的汽車費，光養著小汽車，官方的小汽車，三千億人民幣。每年出國旅遊，官方去培訓和旅遊用了三千億。以各種各樣的名目補貼官員，漲工資不講，還有補貼，國內的療養休養等等各種補貼，又用三千億。九千億，九千億又是一千多億美金了。那麼加起來有五千多億美金了。還有開銷 -- 貪官污吏從銀行裡面盜款，從企業裡面盜款，每年盜款出去的錢，比較舊的一個數字，每年往外流五百億美金，那麼十年就是五千億出去了。這個錢怎麼出去的呢？各種各樣，想盡一切辦法，從公家的錢變成私人的錢。到外國投資，外國投資以後就變成私人的錢，你就收不回來了。投資到哪裡？全世界各地都有，這些官員拿著公家的錢到美國買土地，買房產，買股票，這些錢都往外跑，現在往外跑的通過這個渠道，通過私人官方渠道逃出來的錢，貪官污吏逃出來的錢，已經相當於外國投資進來的錢，這個現象就是拉美現象，完完全全是拉美現象，就是投資的錢還不如逃跑的錢，那麼你國庫當然是空的。投進來的錢人家隨時可以走，隨時可以拿走，所以你拿進來的錢根本就抵不出外逃的錢。投資的錢如果看到不好還要走，所以等於double (雙倍)的往外流，這個錢慢慢的就加起來了。錢到哪裡去了？往那裡逃跑？就這樣逃跑。國庫不夠，中央政府怎麼辦呢？中央要收錢進來，要讓政府運轉，要養軍隊，養共產黨，養機構。」

草庵居士分析另一個原因就是官商勾結：「它們從企業和政府套錢，把錢拿到之後呢，它們根本就不還帳，反正我把抵押的資產跟企業就交給銀行，就是說，銀行貸款出去以後很多根本就沒有打算收回來，而且呢，很多人衹要能從銀行貸出款來就不打算還。因為大陸制度沒有保障，沒有信用制度，也沒有懲罰制度，所以企業破產之後呢，比如說借了100萬，就拿出二十萬三十萬去行賄，去給那個銀行人員，然後把工廠一倒閉，企業一倒閉，這個錢就不還了，這個錢就轉手成為自己的錢了，這也是造成大量壞帳的一個原因。」

安永公司的報告說，全世界的不良貸款去年達到二十年來的最高峰，總額達到一萬三千億美元。其中，中國的不良貸款數額最高，達到9,110億美元。

《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認為貸款迅速增長可能導致壞帳增加。他說：「中國的壞帳在增加，主要因為中國的銀行發放的貸款越來越多，因此它們把越來越多的錢貸給可能還不了貸款的客戶。所以，中國貸款的大量增加實際上意味著壞帳將會大大增加。」

伍凡進一步從稅收方面分析說道：「去年的稅收三萬億，三萬億人民幣，而去年整個的GDP的生產也不過是十四萬億，你要收掉了四分之一的稅，也就是說GDP生產的四分之一要拿去稅收了。稅收現在還在往上增長，各種各樣的稅，現在中國的稅收的增長率以及它所佔的GDP的比例，是占世界第二的。美國的稅收比世界上相當國家還要低得多，現在美國正在減稅，並且要永久性的減稅，不是年度的減稅，要長期永久性的減稅。中國是長期的在加稅，因為逃跑，把錢往外流，國內沒有錢，所以除了借用十四萬億的人民幣的存款以外還不夠用，那就要加稅，很可能以後還要變成開機器印鈔票，那人民幣就更貶值了。人民幣是外頭升值裡邊貶值，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草庵居士表示：從根本上看，這其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問題了，社會制度的問題。因為它沒有監督，一黨獨裁，獨裁專政，它不可能監督官員，並且也沒有新聞輿論去監督。「大家看到的是表面經濟繁榮，很多公款消費，實際上呢，私底下都是在行賄受賄，把錢轉到自己口袋裡去，在新聞封鎖的情況下百姓無從得知，根本就不知道，所以這種情況就造成中國的壞帳大量增加。而最近幾年，只不過是前幾年，江澤民時代朱鎔基時代那種腐敗的極度爆發，開始時大家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鬧，到後來是明目張膽，公開的進行，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量的壞帳增加一點也不稀奇，是非常正常的，相反的，如果說中國沒有出現這麼多壞帳，那反倒是稀奇的事情了。」

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認為，中國的銀行正處在解決壞帳問題的十字路口。另一家國際著名的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上星期也發表報告，對中國快速增加的銀行壞帳表示關注。

有專家認為，由於中國的經濟正在和世界經濟相融合，所以，一旦中國爆發經濟危機，受損害的不僅是中國，很可能會波及全球。

我們將進一步為您分析中國的壞帳問題，請您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以上是由希望之聲記者蔡紅、齊月為您報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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