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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首發

2006年西藏的ＧＤＰ相當於四十二公里地鐵的造價
-- 讀「西藏經濟增速創十年新高」有感
王維洛
(作者為工程師，現居德國)
Friday, January 05, 2007

一、新華社報導「西藏經濟增速創十年新高」

2006年12月25日新華社報導，西藏經濟增速創十年新高。新華社記者在西藏自治區經濟工作會議上獲悉，2006年預計完成ＧＤＰ290.3億元，同比增長13.2％，增速創下十年新高。

ＧＤＰ又稱國內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駐單位在一定時間內所生產的最終使用的產品和服務的總和。國家統計局規定，一年總產出（即一年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減去中間投入（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和轉化的物質和服務的價值）即為國內生產總值。國家統計局認為，國內生產總值扣除了總產出中的中間投入，只是各單位增加值的總和，不存在重複計算的問題，因而能夠比較準確、客觀地反映某個區域的一個時期內的經濟發展和可供消費及使用的經濟實力。

2006年西藏預計完成ＧＤＰ290.3億元，不及東部地區一個縣市的ＧＤＰ。ＧＤＰ290.3億元只相當於北京建造四十二公里地鐵的造價。至今，在全國所有的省、直轄市、自治區中，西藏仍然是中國ＧＤＰ最低的。國土面積和資源遠遠落後於西藏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名列全國倒數第二，但是在五年之前，也就是在2001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ＧＤＰ就達到298.4億元，高於西藏2006年的水平。

二、西藏固定資產與ＧＤＰ的比例為80比100

2006年西藏ＧＤＰ的增長主要依賴於固定資產的增長，而不在於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西藏2006年的固定資產的投資高達231.1億元。把固定資產投資和ＧＤＰ做一比較，為80比100。固定資產投資與ＧＤＰ的比例為80比100，這就顯示了西藏固定資產投資過重，對經濟的持續平穩發展十分不利。

其實，中國最近十幾年的ＧＤＰ的增長主要也依賴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特別是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比如2006年西藏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如青藏鐵路、高級公路、和水力發電、水利設施的建設。中國經濟政策基本是仿照二戰之前德國的經濟政策，用國家投資和私人投資建造大量的基礎設施，比如大量修建高速公路、新建鐵路線、或者更新鐵路系統、大量興建水利設施、大量投資城市新的交通體系如地鐵和輕軌等等，以此來拉動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取得國民對政府的支持。但是人們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最終經濟效益低。比如修建青藏鐵路，主要是出自政治考慮，而最終工程經濟效益則是負數。基礎設施建設的最終經濟效益低，這並不排除私人投資和承擔基礎設施建設的企業、企業主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而且往往是企業、企業主的利潤越高基礎設施的最終經濟效益就越低。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最終經濟效益就更低，這是因為中國基礎設施的單位造價過高。中國高速公路的造價在每公里五千萬元到一億元，中國地鐵的造價在每公里七億元，中國的水力發電裝機造價在每千瓦一萬元，其造價水平都可以和德國的平均造價相比美，甚至高於德國。而德國造價之高也是世界有名的。中國基礎設施造價高是ＧＤＰ高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建造的武漢長江大橋總造價不到一億元。現在一億元只能建造一百四十米的地鐵。中國基礎設施的單位造價中，工人的人工費用要比發達國家低許多。但是在中國，一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從規劃立項審批到招標建設，中間幾經轉手承包，有關的政府官員和企業主都要利用權力和關係賺大錢，這樣造價就上去了，就和世界發達國家的造價「接軌」了。所以貪污受賄對ＧＤＰ的增長有很大的拉動作用。

三、西藏2006年的ＧＤＰ增長高達百分之二十多

新華社的報導中並沒有直接報導西藏2006年的ＧＤＰ增長速度，只是說同比增長13.2％，增速創下十年新高。同比增長13.2％就是說，與2005年相比還要高出13.2％。如果西藏2005ＧＤＰ增長速度為X%，那麼2006年就是X%+13.2％。

2001年西藏自治區的ＧＤＰ為138.73億元，到2006年的290.3億元，在五年期間內ＧＤＰ翻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六。ＧＤＰ的發展速度應該是全國最高的。特別是2006年，增長速度比2005年高出13.2％，應該在百分之二十幾之上。為什麼新華社不直接報導這個全國第一的高增長速度呢？

這和中國領導的喜好有關。在鄧小平、江澤民時代，ＧＤＰ的發展增長速度越高，成績越大。所以那個時候千方百計把ＧＤＰ的增長速度往高拉。但是在胡溫的領導下，追求的是在中央宏觀控制下的ＧＤＰ的較快增長。胡溫中央政權的權威不夠，政令難出中南海，所以他們特別看重的是地方諸侯是否「和中央政策保持一致」，而不在於這些諸侯「搞經濟」的本事。這個從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倒台就可以看出來。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女多餓死」。而到了唐朝，皇帝又喜歡豐滿的「楊貴妃」。

在中國，統計計算ＧＤＰ是各級統計局的任務，確定ＧＤＰ則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事。中國統計局分三級設置，最高一級是國家統計局，中間一級是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統計局，最基層一級是縣市的統計局。

各縣市的統計局在完成本地區的ＧＤＰ計算後，必須先上報縣市黨委和政府，縣市黨委書記和縣市政府首腦會根據政治需要和上級首長的喜好，對本縣市的ＧＤＰ數據進行修正，然後才能上報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統計局；然而在各縣市的統計局尚未上報ＧＤＰ數據之前，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統計局已經完成本區域內的ＧＤＰ數據的計算，然後上報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和政府。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政府首腦根據政治需要和中央首長的喜好，對本區域的ＧＤＰ數據進行修正，然後上報。各縣市上報的數據的總和和省、直轄市、自治區統計局上報的數據之間有很大的誤差；同樣，國家統計局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統計局尚未完成上報數據之前，就已經「計算」出全國的ＧＤＰ的數據，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審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後確定發佈的ＧＤＰ數據。但是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上報ＧＤＰ的總和和國家統計局發佈的ＧＤＰ數據之間又有很大的誤差。

為了避免下級統計局上報的ＧＤＰ的數據偏離太大，上一級統計局都會預先公佈預測數據，來「指導」下級統計局的ＧＤＰ的數據的統計和計算。同樣，各級政府年初發表的經濟發展目標（ＧＤＰ的增長速度）也對ＧＤＰ的數據的統計和計算有很大的影響。

國務院在2006年初制定了經濟發展目標，ＧＤＰ的增長速度為8％。但是每一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ＧＤＰ的增長速度都會在8％以上，但是又不能高出太多。這是因為這個ＧＤＰ增長速度和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政府負責人的政績直接相關，同時他們必須顧及中央的宏觀控制政策的面子。同樣，縣市的經濟發展目標（ＧＤＰ的增長速度）又都在省、直轄市、自治區制定的發展速度之上，同樣也不能高出太多。一位中國官員告訴筆者，一般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指標比國務院高2-3個百分數，縣市又比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指標再高2-3個百分數。這就是中國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秘密。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已經發出了信息，今年全國的ＧＤＰ的增長速度為10.5％左右。西藏2006年的ＧＤＰ增長實際高達百分之二十多，偏離全國平均增長速度太多，新華社就不能直接報導了。否則，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一出台，就給全國各省市的諸侯一個錯誤的信息，以為中央領導改變了觀點，放棄宏觀調控政策，追求ＧＤＰ的高速發展。這樣，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會爭先恐後地向西藏看齊，將上報的ＧＤＰ增長速度往上調，爭做全國第一，你來個高達百分之二十多，我來個高達百分之二十多。那人們就會問，中央的宏觀控制政策的效果在哪裡？

前幾年一直有人把全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ＧＤＰ及其增長速度都列出來，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做比較，發現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ＧＤＰ之和遠大於國家統計局的ＧＤＰ，因為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ＧＤＰ增長速度都在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ＧＤＰ增長速度之上。這就說明，不是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ＧＤＰ及其增長速度是虛假的，就是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ＧＤＰ及其增長速度是虛假的，或者全部都是虛假的。這都是「騙人的數據」（德國多德蒙特大學數據統計系教授的話）。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Friday, January 0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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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7/01/09/liangjing/>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經濟向何處去？
梁京
2007.01.09

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能夠持續下去嗎？會不會出現一個危險的拐點？一個災變點？早在十年以前，就有各種悲觀的預言。但是，儘管這些悲觀的預言者抓住了大陸經濟的不少要害問題，大陸經濟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一再令悲觀派陷入尷尬。

悲觀派究竟出了什麼錯？難道大陸經濟真有一種其他國家沒有的免疫能力，能夠永遠在缺少法治與公平的環境下高速增長嗎？確有一部分人產生了這樣的幻覺，但是，包括許多樂觀派在內，多數人並不相信大陸經濟有這種神奇的免疫力。大陸經濟增長的奇蹟背後，有一些獨特的制度因素和歷史機遇，比如大陸獨特的土地和戶籍制度，給大陸全面扭曲土地和勞動價格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而港資、台資又成功地把大陸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引入了出口加工業，搶佔了冷戰結束後全球貿易擴張的先機，這無形中擴大了舊體制下經濟增長的空間。

問題是，這樣一來就減輕了大陸政治改革的壓力。「六四」之後大陸的當權者們利用手中的強權，把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老年化尚未至的「人口紅利」統統用於支持短期繁榮，用於增加權勢者的收入。十幾年下來，人民幣升值壓力日增，農村青壯勞力的資源日漸枯竭，眼看「和平紅利」和「人口紅利」就要被吃光，而大陸經濟並沒有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還要面對城鄉鴻溝不斷加深的社會危機。

看來，大陸經濟正在迅速地滑向危險的拐點，這一回，狼有可能真的要來了。大陸官方最近承認，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已從二十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一向為大陸經濟政策辯護的樊綱也開始承認消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窮人太多，尤其是農民，不是不想消費，而是沒有錢消費。按世界的平均趨勢，大陸目前的經濟水平，消費率應超過60%，也就是說，正是大陸的體制和政策，把億萬百姓 -- 特別是把農民 -- 的消費壓到了一個極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報告說，中國大陸工資佔GDP的比重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將近十億農村人口的純收入還不到GDP的10%。這些數字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足以發生革命。大陸的高壓體制再有效，人民的承受力畢竟是有極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作為就成為決定危機如何發展的關鍵。最近一期的「動向」雜誌透露，面對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各地政府確實是在擴大消費，不過不是擴大百姓和窮人的消費，而是擴大自己的消費。一份呈報胡錦濤的內部報告說，僅200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行政超支的規模就達到了五千多億人民幣。這相當於近兩億內地農村人口一年的純收入，也超過了一億多農民工一年能夠帶回家的全部現金！

「動向」的報導還說，胡錦濤批示：「怎麼辦？怎麼解決？怎麼總結？這種狀況不允許再發生。請政治局、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出處理、規範意見。」不難看出，胡錦濤震驚之餘，並無良策。

地方政府無視中央，瘋狂擴大行政支出，說明地方官們對胡溫的路線並不合作也不看好，他們不顧現實的危局，藉中央權力鬥爭和地方換屆，在權力過期之前紛紛出手，再撈一把，這種預期和行為，正是危機爆發最有效的催化劑。

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38%到28%？工資佔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12%降到10%以下？在官肥民瘦這個危險的趨勢上，中國經濟已經走了太長的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正在逼近一個歷史性的拐點，而這個拐點很可能就是危機爆發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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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sec_main.cfm?iss_id=20061210&sec_id=4104>
香港《蘋果日報》2006年12月10日

為甚麼「世界工廠」出不了精品名牌？
陶傑
2006-12-10

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美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幾時升值」成為全球金融投資界虎視眈眈的一場經濟豪賭。人民幣一旦升值，雖可減少中美兩國貿易逆差，二○○八年如果是民主黨上台，則中美貿易逆差的政治紛爭必將加劇，但人民幣升值，即使是一點點地累進增長，也必定導致中國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外資在中國的企業產品將不會再是世界工廠的廉價貨，外資必將進一步遷往越南、印度、印尼，尤其是中國出口一向優強的低技術紡織品。人民幣不升值，則中國日漸引起國際民憤，不但向歐美長期輸出通縮，而且要為第三世界失業人口上升負責。世界經濟結構的穩定愈來愈依賴於人民幣的幣值。說好聽一點，是中國影響力舉足輕重，坦率地說，是中國十三億廉價勞工人口自私地在「打茅波」。佛利民的自由市場經濟碰上了世界工廠的中國問題，平抑不了國際恐慌。美國倒不必擔心，因為美國產業工人早已向技術層面提升，美國的紡織廠早已倒閉多時，美國可以置身事外，向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聳聳肩，兩手一攤：方今全球的經濟霸權看到了沒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帝國主義。

許多專家提出，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人民幣一旦升值，即走上八十年代日本衰退之路。但日本有一個很強的護墊，日本是先完成了高科技的工業轉型才加息，加息之後的九十年代，雖然韓國的三星和現代抓住日本貨昂貴的劣勢，拚命搶佔高科技出口市場，但日本電子產品的設計無論如何比韓貨優勝。日本底厚，衰退十年，終於在小泉任內反敗為勝。因此中國經濟專家警告：中國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內必須換取時間實現「產業升級」，即不再製作出口成衣和皮鞋，向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汽車業進軍。然而問題的瓶頸正在這裡：產業升級，升不上去，上有日韓高科技和汽車產品佔奪了市場高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高科技產品又沉迷於短視的盜版抄襲，發明人才嚴重短缺，十年樹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在眼前，中國產業不但要脫離非技術的勞工低層，還要跨越半技術的日用品中層，進佔高科技的精品階層，時間來不及了。因為產業提升必須全民創意的誕生或解放，創意的萌芽都必須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就以中國廣佔優勢的造鞋業為例，中國製造的皮鞋雖橫掃全球，造來造去都是廉價貨，無法出產貴格的名牌。名牌皮鞋仍是意大利人的天下。以女裝精品費拉嘉謨（Salvatore Ferragamo）為例，費拉嘉謨近年高薪挖角，由阿曼尼（Armani）挖來蘇格蘭名設計師白力克（Graeme Black）效力，是歐洲時尚界的一件大新聞。

費拉嘉謨五十年代有一段輝煌歲月，其出產的高跟鞋穿在瑪莉蓮夢露的腳上，成為荷李活夢工場的虛榮產品。因為明星，費拉嘉謨的高跟鞋一時增值，名牌效應風靡全球，但後來遇到顧客年齡老化、產品缺乏身份認同、市場萎縮的危機。白力克上任之後，為了擺脫阿曼尼以黑為主的創作窠臼，跑到法國南部的普旺斯去尋找靈感。在法國鄉間的一個清晨，他在河邊騎腳踏車，看見淡紫的雲靄把天空讓給魚肚白的日光，在田野之間，一片薰衣草的深紅。白力克停下單車，他很感動，把這個清晨的靈感化為費拉嘉謨的一個高跟鞋系列的全新色譜。這就是創意的無價增值。與許多意大利名牌一樣，費拉嘉謨是家族企業。創辦人費拉嘉謨誕生於一八九八年，他不但有藝術家的品味，還有科學家的理性。在美國荷李活推銷品牌的時候，他還到南加州大學學習足部的人體解剖，研究人的重量如何落在足踝和腳掌的支點，並在鞋面內加入弧度適中的鋼片，瑪莉蓮夢露在《七年之癢》裡穿的是費拉嘉謨，格麗達嘉寶看見了，大為羨慕，到翡冷翠旅行，一次就買下七十雙費拉嘉謨的高跟鞋。產品的升級不一定像日本一樣，由紅Ａ塑膠面盆提升到新力電器，意大利人從來不造電器，也不造電腦，但衣服、皮鞋、手袋，意大利名牌不斷有創意的增值，在中國大陸設廠，僱用湖南四川的民工，設計意念品質控制牢牢掌控在意大利人手裡，中國只能跟在後面偽冒。

如此一來，則中國自己出產的皮鞋能在西班牙賣七歐元一雙，即使能打垮西班牙本國的低檔造鞋業，也只能贏得西班牙產業的一片罵聲。人民幣一升值，西班牙的鞋商就不會罵了，因為中國的皮鞋銷量會衰退，但費拉嘉謨、阿曼尼、Gucci至少未來五十年都會在中國市場節節領先。意大利的鞋子為甚麼是名牌？因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人就擺脫了神權的專制，人的心靈得到解放。達文西是人類有史以來智商最高的發明家，就是意大利人。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短暫地淪於法西斯之手，但意大利人酷愛自由，政府寬容開放。只有自由的國家才可以佔領創意產業的市場高地，蘇聯和北韓何曾出過名牌？至於古巴，是共產國家，古巴出產雪茄，但雪茄是天然的農產品，正如中國的金華火腿，與人的創意無關。

中國的工業，即使在「解放」前就很落後了。中國的老闆事必躬親，他不會高薪聘用一個設計師，給他一筆旅行經費，叫他去地中海浪游三個月找靈感。中國的產業文化只講實用不重包裝，中國人以為重內涵，形象設計不值錢，於是中國的「品牌」不出杭州張小泉的剪刀、無錫榮德生的麵粉、香港梁蘇記的雨傘，只能在華人世界裡自養自足，無法建立國際通行的品牌。中國缺乏獨立人格的培養，只重整體的統一和諧，而品牌的創意增值偏偏是一個人的才華與上帝的天機閃電交擊時的作品。日本貨早期也模仿，正如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社會制度也模仿歐洲，但日本人從模仿走向創意，以漫畫產業為例，是戰後重生，實現了全面的民主之後的事。這就是中國產品無法趕在人民幣升值之前實現「產業提升」的理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人文精神的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沒有思想家和藝術大師，也必然不可能有經貿的精品名牌，只能繼續內而翻盜西方的知識產權，外則挾世界工廠的血酬低成本繼續為西方的名牌加工出口。中國本身的產品，由於缺乏創意和設計的巨大增值，只能繼續製造一億件襯衣，換購一架美國的波音客機。人民幣升了值，民族的文明尊嚴卻一再貶值。在那一個清晨，設計家白力克獨自一人在法國南部駕自行車，他發現了靈感驚懾、魚肚白晨曦交光的日出，中國人的思想和創造力的日出，一百五十年以來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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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2/08/economy_hushaojiang/>
自由亞洲電臺

是什麼妨礙中國經濟「由快變好」？
胡少江
2006.12.08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天在北京結束。中國的官方媒體在此次會議進行中和會議結束後，都把經濟發展由「又快又好」變成「又好又快」的提法作為解讀會議精神的重點。顯然，這種宣傳口徑是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所直接授意的。雖然其中不乏文字遊戲的成分，但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憂慮。

的確，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在過去二十七年舉世矚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其發展質量卻一直令人不敢恭維。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藉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核心技術基本上是依賴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中國企業從中賺取的只是微薄的加工收入。本來，依靠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本身並沒有錯，但是，作為一個大國，長期無法形成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實在是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的一個重要表現。

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也十分巨大。中國的環境污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不到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七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佔到世界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國。中國造成的環境破壞不僅加劇了全球環境惡化的程度，更使得中國人民承受巨大的代價，首當其衝的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健康。

中國經濟的結構也呈現出長期無法根治的不平衡現象。居民消費的比重低得出奇，只有百分之四十出頭；而過度投資的衝動卻始終無法得到遏制。雖然中國政府近幾年來採用強制的行政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但是效果卻並不如人意。截至今年底，宏觀調控已經進行了三年，但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卻是有增無減。顯然，這種依靠投資來增長的經濟結構既不能給民眾帶來實惠，也無法長期持續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過程中將「好」字突出來是有道理的。只是在突出「好」字的同時，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擺脫不了思維慣性，不肯放棄對經濟發展「快」的要求。其實，好的經濟發展一方面要求經濟結構的合理協調、對環境的保護、和對資源的節約、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另一方面也自然包含了合理的經濟發展速度。中國政府捨不得在制定政策時放棄求快的思路，每年都人為的制定沒有意義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這本身就是中國經濟難以由快轉好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經濟運作的直接干預也是中國經濟增長長期「快而不好」的一個原因。這種干預既體現在政府官員對許多重大投資項目的直接決策，也常常表現在政府對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尤其是大型壟斷性國有企業的保護上。這些做法妨礙了合理的經濟競爭，常常使得寶貴的資源被濫用，也使得消費者的利益遭到嚴重的損害。

腐敗的政府官員也是中國經濟質量提高的一個重大障礙。由於官員們的普遍腐敗，使得中國的企業將許多力氣放在對官員們進行賄賂上，而疏於通過艱苦的努力來提高創新能力。許多本來很有生命力的企業由於無法應對高昂的應對腐敗的成本而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夭折了。前幾天，《人民日報》透露，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資料，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的六年間，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原本十分具有活力的個體工商戶以每年一百三十五萬戶的速度消失。而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是「高昂」的應對工商管理部門的成本。我想，不僅僅是個體工商戶，不知道還有多少具有活力、方便民眾的經濟實體在腐敗的吏治下消亡？

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具有良好的發展質量，關鍵在於能否有一個優勝劣汰的合理機制。這種機制的建立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直接關係到政府的作用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真心想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絕對不應該忘記和迴避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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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document.cfm?documentid=1137&charid=2
《華盛頓觀察》週刊2005年第39期

查找中國經濟模式的軟肋 -- 專訪華裔經濟學家黃亞聲
李焰、徐琳
11/9/2005

「中國今後二十年能否建立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制，不在於外國企業是否願意到中國投資，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能不能自己站起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副教授黃亞聲2005年11月2日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如是說。

就在採訪的次日，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在《中國經濟季報》中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在2005年達到9.3%，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並判斷：中國處於有利的宏觀經濟和金融背景中。當世界各國在今日驚歎於中國的經濟成功，甚至紛紛揣測她逐漸壯大的經濟實力可能改變日後的國際格局時，黃亞聲卻冷靜地提醒道：「中國在發展內資方面不如印度。」

中印的改革方向不同

「中國最豐富的就是人力資源，並依靠它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FDI）。但與此同時，中國卻忽視了對本土企業的扶持。這一點，從二十世紀90年代才開始經濟改革的印度要做得更好。」黃亞聲比較道。

他介紹說，「在金融改革中，印度願意讓國內銀行私有化，同時允許國際銀行進入。如果你到印度去看一看，在當地辦得最好的一定是印度本土的私人銀行，而不是來自美國的花旗銀行。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最瞭解印度市場情況的肯定是內資的銀行，比如，比較偏遠的地方外資大銀行往往不願涉足，那裡的商機都被本地銀行獨佔了。由此可見，印度銀行改革相當成功。」

「反觀中國，除了民生銀行有四分之一的民營資本以外，其它都是國有銀行。」黃亞聲說，「中國金融業的呆帳、壞帳由來已久，但是每一次政府都靠注資的方式試圖挽救，均不見效。這就相當於給國有銀行更多的錢去『揮霍』，卻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現在，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不但沒有將經濟觸角伸展到大城市之外的鄉村和邊緣偏遠地方，反而將那裡的很多分支機構撤回來，或打破，或出售支點。這如何能有競爭力？」

在他看來，金融體制的弊病直接影響了中國民營企業發育不良。「中國大銀行在貸款時，總喜歡貸給外資大企業，而後者往往是資金充裕，並不需要太多的貸款。相反，中國的本土企業在成長初期最需要的就是銀行的資金支持，但卻因為對方門檻太高而得不到貸款。但是，從一個國家經濟長遠利益著眼，鼓勵私營銀行的發展是幫助民營企業成長的重要融資手段。」

「值得慶幸的是，最近兩三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保護私營企業的『三十六條』出台後，馬上中國就有私營企業涉足石油業，這是在過去二十年內聞所未聞的。」黃亞聲不無欣慰地說，「但是，扶持一個企業就像養一個孩子一樣。這還是需要一個過程。印度90年代開始扶植內資，到90年代末才見成效。」

黃亞聲在研究中發現，中國能保持高速的GDP增長，外貿收入是主力軍，佔了70%的份額。這也是中美兩國經常爭吵不休的原因之一：從紡織品配額的提高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中美貿易問題很多都是美國的問題。」黃亞聲說，「我認為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不應該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不該升的就不要升。繼續升值對中國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對本土的私營企業而言。」

中國內需不足，農民消費能力尚待開發

黃亞聲分析道，「中國本土企業最近幾年發展並不順利，贏利率一直在降低，它們中的出口企業賺錢空間也都是很小的，過去這麼多年一直都靠低成本產品。如果人民幣匯率上漲了2%～3%，對它們來說影響很大。」

「中國50%以上的出口都是靠在華的外資企業的業務，它們和民營企業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做的是出口加工，從美國、韓國進口材料後在中國加工，然後再將成品出口西方。人民幣的升值雖然讓外資企業的出口價格貴了，但是進口時也便宜了。因此，它們出口成本的升高能從進口成本的降低中得到抵消，影響並不大。」黃亞聲話鋒一轉，「但是，中國民營企業用的原材料都是從本地採購，因此，匯率提高只會對其出口造成壓力，而沒有其它辦法彌補。」

將視野放遠，黃亞聲說：「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幣值，而是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性太高了，而這種高依賴性歸根結柢是因為國內消費需要不足，佔中國總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收入增加很慢。改革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仍然無法為幾億農民都多買一台洗衣機，或是將他們家中的電視換成二十吋的大彩電。」

「要提高農民消費能力，首先要減少他們的支出。若是農村孩子上小學還要每月花費幾百元人民幣，怎麼才能有錢買別的東西？」黃亞聲一語道破問題的所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的GNP也是每年以8%的增長，很大程度是靠農民的收入增加和消費增長在支持。那十年可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到了90年代，中國則把農民的一部分收入挪入城市，才造成農民實際生活水平降低。」

10月26日，美國又將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訴諸到WTO討論，以施壓後者加強反盜版的力度。談到這個議題，黃亞聲開出的經濟處方仍然與眾不同。

「知識產權問題的確在中國存在，但是問題在於，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經歷這個過程。」他說，「美國經歷的時候是二十世紀初期。那時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範還不健全，也沒有這麼多壓力。現在中國經歷這個過程則遇到了一系列環境的限制。中國自身來說當然應該注意。」

然而，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本土公司本身沒有多少知識產權。任何一個國家開始重視保護知識產權都是在本國公司強大了，有了自己的產權後，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它的重要性。」

「中國過去的政策都是限制自己的本土企業去創造知識產權，別的國家卻在拚命扶持。」黃亞聲又回到了他的核心論點上，「本土企業得到的研發資金少，怎麼有能力開發出新的技術？沒有知識產權的創新能力，自然談不上有強烈的產權保護意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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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1/14/commentary_liangjing/
《自由亞洲電臺》

溫家寶宏觀調控的大麻煩 -- 官越調越肥，民越調越瘦
梁京
2006.11.14

在大陸，關注經濟形勢的人都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溫家寶的宏觀調控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投資增長的速度依然高居不下，而居民消費的比例還在下降。對於百姓來說，最容易看到的一個事實就是政府試圖抑制房價的努力完全失敗了。11月 5日，大陸建設部房地產司副司長姜萬榮在一個報告會上不得不承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效果「成效還是初步的、不穩定的，部分地區房價上漲的壓力依然較大」。

在這種形勢下，各種批評之聲也越來越大膽地出現在媒體上。一週來，一向敢說話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再度成為媒體的寵兒。任志強此番言論的中心就是從根本上挑戰溫家寶抑制房價上漲的合理性。任志強的核心觀點是，房價上漲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溫家寶把抑制房價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大陸經濟的問題不是房價太高，而是工資太低。

幾乎與此同時，在菁英階層中頗有影響的《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在最新一期上發表了「『房地產新政』方略需調整」的社評，也加入了批評當局的合唱。胡舒立批評溫家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堅持已經證明是失敗的行政手段，結果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房地產價格「且調且漲」。胡舒立還特別指出了溫家寶房地產新政下出現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房價全線上漲遠超中低收入層負擔能力，另一方面是有權有勢的中央機關、事業單位繼續蓋房、分房，且標準越改越高，以「經濟適用房」之名對本單位員工行福利分房之實。而且，蓋房和購房資金其實都來自銀行，風險高度集中於銀行體系，政府調控的難度成倍放大。

在胡舒立看來，溫家寶的主要錯誤在於沒有把「供需兩方的實力導入市場」，因此不能借助市場的力量來恢復失衡的經濟。事情果真如胡女士想像的那樣簡單嗎？在旁觀者看來，大陸的現實不僅是政治上官權遠遠大於民權，而且在經濟上官家財富的實力也遠遠大於民間的實力。這是因為大陸的經濟轉型不僅沒有經歷民主化的過程，也沒有經歷私有化過程。國家控制的資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力量對比之下，徹底釋放市場力量的結果，最大的可能是把小民逼上絕路。遺憾的是，以胡舒立為代表的一批大陸菁英至今看不到這一點，仍然沈溺於對市場機制的迷信之中。

最近，北京大學的宋國青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明大陸主張市場化的主流經濟學家當中終於有人開始認識到大陸官肥民瘦的現實對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宋國青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當前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個人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實行了八年刺激國民消費的政策，然而這八年中個人消費佔GDP總量的比重下降了八個百分點，而且在繼續下降。」

宋國青文章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他給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大陸老百姓的消費上不去並非因為他們有錢不願消費，而實在是因為錢太少。宋國青指出，在總體上大陸的儲蓄率確實很高，但國民總儲蓄中居民的個人儲蓄僅佔30-40%，而國家控制的政府和企業儲蓄佔了大半邊。

自1978年以來，大陸的國民收入在官府和民間之間的分配經歷了一個U字型。先是放權讓利，走向官瘦民肥，然後是宏觀調控，走向官肥民瘦。從官瘦民肥到官肥民瘦的大逆轉起自朱鎔基上臺，尤其是1994年的稅制改革，這個趨勢越來越強，目前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四年間大陸財政收入從兩萬億直逼四萬億人民幣。溫家寶宏觀調控，調來調去，官越調越肥，民越調越瘦。不知溫家寶自己是否認識到這決不是什麼好兆頭。溫家寶 -- 也包括胡錦濤 -- 的麻煩在於，不從根本上改變官民資產實力的對比，無論是行政手段還是市場手段，都只能是越調越官肥民瘦，從而加大官逼民反的危險，但要徹底扭轉官民資產的實力對比，胡溫能有這樣的膽識和魄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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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1362&ad=11/10/2006>
《觀察》

不看GDP增長，要看GDP的有效累積與淨值增加
徐昌生
November 10, 2006

GDP這個概念這幾年著實很火，與我們的生活如影隨形：經濟發展如何、官員政績多少、民眾富裕與否都和它密不可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儘管GDP這個概念還不很完善，但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出一個比它能夠更好地描述財富增加與經濟發展的指標。

正是因為社會普遍地認為GDP的增加就意味著經濟發展財富增加，上級政府就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地方官員更是把招商引資作為第一要務，因為只要吸引了大量的企業投資，當年當地的GDP增長速度就會往上猛竄，官員的政績自然也就上去了。

其實，又何止是官員陷入了GDP崇拜之中，就連很多經濟學家也迷失在GDP的陷阱中。百度一下「經濟學的破窗理論」，大約有一萬多篇關於「破窗理論」是與非的口水文章。何謂「破窗理論」？簡單的描述是：一個頑童打破了鄰居富人家的窗戶，鄰居富人就得更換新的窗戶，這樣就會使安裝玻璃和生產玻璃的人就業。這些人拿到了工資之後又可以購買其他的商品，如此循環往復，便能不斷地促進GDP的增長，便能促進經濟發展。

有很多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都支持這種「破窗理論」，他們認為這位鄰居是位富翁，日常用品已經買了許多，還有大量錢攢存在銀行不肯消費，只有打破玻璃，才能迫使其潛在的購買力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從而促進GDP的提高。支持者的觀點頗有一些經濟學大家凱恩斯的思想影子，即通過人為干預來拉動內需。

普通的老百姓看到這樣的理論只能是一頭霧水！打破窗戶明明是件壞事，怎麼在經濟學家嘴裡就變成了促進經濟發展的好事呢？如果因為其有錢存在銀行不肯消費，便要打破其窗戶促使他大把花錢，那還不如放一把火把他的房子燒掉？大部分老百姓不相信這樣的理論，他們寧願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直覺。是老百姓的直覺有問題，還是GDP的理論有缺陷，或者說是我們的官員與經濟學家思考問題時出現了遺漏？

通過兩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便能讓我們感覺到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遺漏在何處？

先看一例：九八年江西鄱陽湖濱湖地區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大量房屋被沖毀，大片莊稼被淹沒，老百姓哭天抹淚痛心疾首。次年，老百姓硬著頭皮或支儲蓄或舉債務搞災後重建，建築運輸等業一片繁榮，這一年的GDP是往年的130%，但老百姓反倒感覺自己的生活質量比原來差了一大截，自己擁有的財富也比原來少了許多。原因很簡單，洪水把多年來的勞動成果毀於一旦。

勞動成果是什麼？它就是往年GDP的有效累積。當這些歷經十幾年甚至幾十上百年建成的GDP被洪水沖得無影無蹤之後，來年重建帶來超出正常增長速度的GDP，無論如何也彌補不了幾代人辛苦勤勞的心血結晶。老百姓之所以痛苦，乃是因為災害帶來增長的GDP遠遠比不上已損毀的過去累積的GDP。

再看一例：現在各地都在搞工業園，省地縣甚至鄉鎮一級也有，招商引資來的企業都在園區跑馬圈地，其架勢非常氣派，其藍圖非常宏偉。但是，有的廠房建成以後並未投產就閒置起來，有的企業圈了一塊地之後便雜草叢生，這些投資雖然使鋼筋水泥的生產企業產品賣出了好價錢，雖然使建築工人在短期內拿到了吃飯工資，週邊的老百姓卻並不認同這種行為，他們執拗地認為，這是實實在在地勞民傷財，除了浪費了土地，還浪費了人力和物力。

那些閒置的廠房與圈草的圍牆的確是增加了當地的GDP，不過它們對於社會來說只是累積了一堆無用的物質，而非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老百姓之所以痛心，乃是因為這種招商引資帶來的GDP是一種徒有其表的無效GDP。

如果一邊是GDP增加，一邊是GDP的消失，或者是GDP在不斷地增加，但增加的卻是一些無效的GDP，那麼再高的GDP發展速度也並不能證明社會的財富在增加經濟在發展，因為，只有保留下來並為人們所需要的GDP才是真正的GDP，已經消失或者是無效的GDP只能證明我們過去做了太多的無用功。

除了類似於水災的自然災害原因之外，還有沒有人為的原因導致GDP在不斷消失？除了工業園的閒置廠房與土地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無效GDP在不斷地被製造出來？

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很多地方的城建規劃是朝令夕改，房子是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屢建屢拆，每一次的拆遷過程不都是過去GDP的消失嗎？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興土木，大馬路大廣場大公園層出不窮，有的學校斥資數千萬修造一個大門，有的城市在幾無人煙的郊區大道上通宵亮燈，這些遠遠超出實際需要的面子工程難道不是無效的GDP嗎？

還有的例子比較隱蔽。一塊地本來價值20萬元/畝，但政府從老百姓手裡強行收購過來只需花5萬元/畝，然後再以15萬元的價格賣給開發商，GDP增加了10萬元，可實際上與這塊地的原值相比還虧了5萬元，這不是GDP的消失嗎？當企業創造了20萬元GDP的時候，國家卻要投入15萬元的GDP來治理被污染的環境，那麼這個企業所創造的20萬元GDP中不是有15萬元是無效的嗎？

在我們為每年7-9%的GDP增長速度超過世界大多數國家而歡呼的時候，在我們依據現有的GDP增長速度理論上算出多少年後可以趕超英美日的時候，我們是否想過我們的GDP都是真實而有效的GDP嗎？這其中有多少已被消失的GDP所抵消，又有多少是無效的GDP在累積？市場經濟制度完善的西方國家每年恐怕沒有這麼多消失或者無效的GDP吧！

什麼樣的GDP才能反映出本地的富足程度？什麼樣的GDP才能反映出當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很容易明白，只有GDP的有效累積越多，這個地方才會愈加富有；只有當年的GDP增加的淨值（新增的GDP減去消失的GDP）越多，才能反映當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愈快！兩個概念配合使用全面考察，方能對一地的經濟發展狀況財富擁有程度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僅僅使用GDP增長一個概念，遠遠不能反映出一個地區真實的財富狀況與發展速度！

呼籲政府與學界趕快摒棄單一的GDP增長速度崇拜情結，起用GDP有效累積與淨值增加兩個概念，用以指導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當更加科學嚴謹的經濟指標被納入到政府的考核範疇之後，各地官員自會改變目前只顧追求GDP增長速度的盲目衝動行為，定當更加理性地處理好GDP增量與存量、有效與無效的關係，使GDP與百姓的生活改善社會的財富增加經濟的繁榮發展同步前進，如是，此當是百姓福祉國家福音。這應該可以看作是認真落實中央政府所提倡科學發展觀的一部分吧！

作者惠寄    轉載請註明出處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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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摘個要。

這一課“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很簡單。三條。

第一條：這種事屬於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級政務，不該由民間來辦。

第二條：這種“利為民所謀”的好事衹能由中國共產黨來幹，不能由自由派知識份子來幹。

第三條：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至今不動手？因為民間社會民間組織的發展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偉大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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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0/27/commentary_hu/>
自由亞洲電臺

尤努斯在中國將成為階下囚
胡少江
2006.10.27

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和由他創建的格萊明貧民銀行共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的獲獎似乎得到了舉世的認同，甚至連經常指責諾貝爾和平獎具有「政治傾向性」的中國官方媒體這次也對尤努斯的獲獎表示了讚許。

設在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在宣佈今年的獲獎人時指出：「尤努斯和格萊明銀行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是因為他們致力於從社會的最底層進行努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除非最底層的人群能夠找到一種消除貧困的方式，否則持久的和平是無法取得的。」

尤努斯和他所創建的格萊明銀行獲獎的確是當之無愧。這位孟加拉經濟學家從年輕的時候起便對弱勢群體充滿了同情和關懷。一九四零年出生的他在幼年的時候便是童子軍的積極參與者，童子軍的格言「隨時準備著」和「每天都做好事」早就成為他畢生的信條。在他幼年的世界裡，充滿了對他人的愛和對弱者的同情。在尤努斯和他的組織的網站上，人們不難看到這一段經歷對他未來的深刻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在尤努斯追求博愛的同時，大部分與尤努斯同齡的中國人正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尋求快感。那些如同尤努斯一樣追求愛的中國人卻正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中備受煎熬。

在獲得本科和碩士學位後，尤努斯獲得了美國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赴美留學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所美國大學做過三年的大學助教授後，他在三十二歲那年回到了貧窮的祖國，在首都達卡的一所大學裡任教，同時投身於扶貧事業。

他利用小額貸款扶貧的想法來自於他在扶貧過程中與大學附近一個村莊的貧窮婦女們的接觸。他發現，當地的貧窮婦女為了維持生計，大都從事一項編製竹製傢俱的工作。這個行業的投資少，盈利也不高，但是對於貧窮家庭來說十分實惠。問題是，由於銀行不願從事小額的貸款，所以那些婦女們不得不向高利貸者求貸。為了幫助她們，尤努斯首先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了二十七美元作為首項貸款。他的小額信貸業務便從這裡開始了。

一九七六年，尤努斯發起成立以扶助貧窮婦女為主要目的的小型貸款銀行－格萊明銀行。尤努斯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有志於扶貧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階層的支持。三十年後，他的銀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兩千多家分支的金融組織。這種扶貧的模式也在二十三個國家得到了推廣。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發達國家的個人和非政府組織也紛紛效仿他的做法。

但是類似尤努斯的做法在中國卻遭遇了滑鐵爐。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也是一位充滿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他曾經試圖效仿尤努斯的做法，在中國的貧困地區進行小額貸款扶貧工作。不少北京的知識分子自動集資，與茅先生一起進行這項工作。茅先生的小額貸款業務得到了貧困農民歡迎，在經濟上也具有可持續性。但是中國政府卻通知他們，他們的做法違反了金融管理規定，必須停止。於是尤努斯似的小型貸款在中國不得不半路夭折。

客觀上分析，中國政府並不是不想扶貧，問題是他們有比扶貧更優先的目標，那就是維持國家的壟斷和政權穩定。中國的國有銀行至今仍然是壟斷金融市場的力量，任何對這種壟斷的挑戰都不被容忍。河北民間企業家孫大午就是因為無法向官辦的銀行貸款自行籌集資金而身陷囹圄的。不難想像，假如茅于軾不停止小型貸款的嘗試，假如尤努斯在中國，等待他們的肯定會是牢獄之災。

尤努斯在發放貸款時，為了保證款項的及時歸還，要求貸款人組織起來互相擔保。所以，小型貸款走到哪裡，類似的互相幫助互相擔保的組織便建到哪裡。這更是會觸動中國政府脆弱的神經。他們絕不會容許任何不由他們控制的跨地區跨行業的非政府組織存在。君不見縱使中國有八億農民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容許成立農會的現實嗎？就憑這一條，假如尤努斯在中國，恐怕他非得把中國的牢底坐穿不可。至於他的格萊明銀行？連門兒也不會有！不知道中國的官方媒體在讚許尤努斯的時候是否也想到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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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9840&ad=10/11/2006>
《新世紀》【特稿】

陳良宇案背後的矛盾
管見
2006年10月11日

中共高層查處陳良宇，迅速地通過香港媒體放出種種「內幕」，欲將事變限制在「反腐敗」，並故作深沉地要人們跳出中共權力鬥爭的「局限」來看待此事，用心可謂良苦。不過，顯然出自上海陳良宇派系中人之手的署名「笑笑」的文章卻不客氣，一篇《胡錦濤被套牢陳良宇是贏家不是輸家？》，寫得生動逼真且殺氣騰騰，讓人大開眼界。

中國大陸的腐敗是其極具特色的政治體制下的惡果。試圖將「反腐敗」與大陸專制政治切割開來，且聯繫國際反腐敗的趨勢，從具體轉向抽象，想的是不錯，效果則難說。

然而，看「笑笑」的文字，祝均一、陳良宇等人簡直是大義凜然且忍辱負重的國之棟樑，為上海民眾的利益不惜斷送其個人政治前程，堪與中共之諸多先烈比肩了。只是，從「笑笑」文中可見，中紀委查案固然盛氣凌人，其外調武警擔任保衛畢竟尚屬自保之舉，而上海當局出動大批警力包圍中紀委調查組卻實在相當過分，十足的「地頭蛇」壓制「強龍」模樣。而「陳良宇既是輸家也是贏家」的關鍵之舉，所謂「上海提高社保和勞保發放標準的政策」，查當時的報導，卻只見「高齡納保」。上海提高社保和勞保的民生保障之舉應該是比「高齡納保」更為重大的變化，但筆者不才，卻未能查到相關報導。同時，未見中紀委被趕出上海，卻有上海民眾示威的報導，「笑笑」的文字也就只能參考而已。

但是，「笑笑」所言，陳良宇要用其行動「來徹底砸碎中央對地方為所欲為的局面，徹底砸碎步步為營企圖否定鄧小平、江澤民改革路線的人的妄想」，顯然不完全是空話套話，有其實際的內容。這一場弄得像是政變似的事變，其意義看來遠遠超出「反腐敗」，而涉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大局。

「中國的重大矛盾」

看著眼前這一場背後矛盾錯綜複雜的政治事變，筆者不由得想到，六月末七月初，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接連發表兩篇以「中國的重大矛盾」為題的報告，認為西方人士的「宏觀」角度往往導致「忽略了闡釋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張力──宏觀與微觀之間的角力」，他則嘗試以「反宏觀」來分析中國的現實矛盾。

羅奇的那一番分析與眼前這一場事變恰形成某種對照。

羅奇認為，「在舊有的國有經濟模式中，經濟的控制權是近乎絕對的，但在日益市場化的經濟裡則不然。權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鄉鎮層面分散，使得北京在執行宏觀調控時遇到極大的困難」，而這個現象的背後是「中國持續的分散結構和日趨的市場化並行存在」。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投資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地方層面的項目，由結構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國銀行體系來融資進行」，地方銀行的影響力「把監管機關和央行的角色矮化」，而「『分散效應』的盤根錯節也影響了中國的高層政策官員」，「削弱了在宏觀層面的政策拉力」，「如果中國官員在政策調控上出手過重，投資行業面臨崩潰的風險便很大」。

這一分析，的確觸及到現實深層的矛盾。

中國大陸經歷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政治領域裡基本保持著其傳統的專制結構，經濟領域有了很大的變化，市場化有很大的進展，然而其基礎結構也依然保持著，國有體制仍然處於支配地位，並藉助於新的改革爭議而積聚起新的擴張能量。

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觀察，所謂「北京模式」或「中國道路」的價值理念的經濟基本點體現為「越是經濟外圍的東西，像銷售、輕工業、服務業，越是市場化，經濟的核心部分像交通、運輸、通訊、金融等等，還是社會主義，尤其是金融體系，中國改革這麼多年，金融體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

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的「社會主義」的「帽子」不是空洞的標籤，其實質即為保持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不變，甚至發展。這一點現在已是越來越清楚了，而且不斷地祭出種種的什麼什麼「安全」或「國家利益」來為其保駕護航，不斷地刮起什麼什麼「旋風」來動員民眾予以支持。

在國有體制與市場經濟發展之矛盾的基礎上，羅奇指出的「持續的分散結構和日趨的市場化並行存在」之矛盾發展起來了。

結構分散與市場經濟並不矛盾，其實它倒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而與中央集權或中央計劃經濟相對立。中國的問題則在於，它的結構分散仍然是行政性計劃體制的某種延續，表現為行政結構「條」與「塊」之間的利益博弈的狀態，而這種結構下的集中與分散則並非取決於市場。

在改革中，行政權力結構有限度地分散化，傳統的高度集中導致壓抑地方積極性的局面有所緩解，倘若能向聯邦體制演變，當為很有希望的發展。但是，國有體制下政府控制市場、壟斷資源的基本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變。

特別是金融體系，開放民營的程度有限，聽命於政府、服務於國有經濟的本性仍然保持著。中國數十個省市，在浙江出現了「自下而上、創業型、市場導向型模式」，那裡的銀行早就開始向私營企業放貸，它們成為中國業績最好的銀行。可以說，浙江體現著市場經濟的自然發展，而中國大部分地區卻一般地仍遵循著「依賴於大規模政府投資、國家行業政策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外國投資」的模式，其銀行業本身的競爭被扭曲、其集中受到制約，相反，因服從於行政權力的分散而分散，形成了行政分散環境下的地方權力－金融體系，於是，政績考核體制支配下的地方投資衝動、發展衝動、及其利益保護主義逐漸地抵消著行政分權改革的進步性而走向反面。所謂「科學發展觀」體現著對這種現實的某種反思，而要改變這種現實卻極其艱難。

行政體制改革的趨勢是地方分權，向聯邦體制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趨勢是民有民營格局取代國有格局，在競爭基礎上，集中與反壟斷並存，然而，在現實中，國有體制在變革的浪潮中竭力維持著其基礎結構，地方分權有所進展卻受阻於政治制約，難以發展為聯邦體制，於是，競爭終究受到壟斷的阻擋，反壟斷立法難以觸動行政性壟斷的現實，則經濟增長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拼的是資源消耗，付出巨大的環境代價，而現代市場經濟中極為重要的金融業卻因為仍然只是以扶持國有經濟為己任，不要說以金融業推動經濟的競爭與集中，其自身的競爭與集中尚且處於扭曲的狀態。

在如此具有「中國特色」的矛盾狀態中，「中央計劃經濟」分解為「地方計劃－市場經濟」的混合物，而市場經濟本身增長、創新的「自下而上」本性則隱藏在這種分散狀態的地方體制背後，使其在增長過程中舉足輕重。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格局，再加上黨政派系的複雜分野，陳良宇之類重要地區的大員其「尾大不掉」也就毫不奇怪了。

腐敗與反腐敗，看上去黑白分明。即使腐敗之人舉起「反腐敗」利劍砍向其它腐敗之人，也同樣會贏得掌聲。然而，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之中，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卻是一盤複雜的棋局，其中的是非攪成了一團亂麻，且暗箱操作，黑幕重重，我等局外之人只能看個大概，根據有關跡象推測一二，那麼，現在也只能說，腐敗普遍地蔓延，普遍地反腐敗當然有阻力，也有現實的成本，而有選擇地反腐敗成為現實的選擇，順便地也就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中共高層查處陳良宇，是以「反腐敗」為名義而行維護中央權威之實，而武警的人事調動佈局成為其中重要一環，足見幕後矛盾之尖銳。「笑笑」為人們描繪了一幅其中的圖景，看上去似乎比爆料「反腐敗內幕」報導描繪的圖景更為真實了一些，只是，或者以「反腐敗」而掩飾權力之爭，或者以頌揚地方豪傑而掩飾其腐敗劣跡，都不足為訓。

中共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整治上海之際，唱出了「防範『特殊利益集團』衍生」的高調。

這一高調的出處，據「笑笑」披露，是溫家寶 ── 中共的這位總理認為，上海已經是一個「懂得利用官民結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團」，而中國落後和窮困地區「懂得利用官民結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團」情況比上海還要嚴重。

地方的官民結合，成為共同利益體，在中國，這實際上是聯邦體制的自然基礎，是一種自然趨勢。中共為維護其一己私利而無視這一點，是實際上不願意看到這一點，或根本反對這種趨勢。中共的一己私利是其「特殊利益」。

在這一特殊利益支配下，中共反對根本改變國有體制支配的格局，反對政治改革而維護其一黨專制，反對聯邦制而維護其中央集權，這樣，才使得地方的利益也同樣地扭曲為所謂「特殊利益」，出現中共所謂「特殊利益集團」。

筆者已多次指出過，中共已經形成了《共產黨宣言》所明確否定的「特殊利益」。按照《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中共則的確已經有了這種「特殊利益」。它為維護其專制地位，根本不准其它政黨真正能成其為政黨，根本不准真正能成其為政黨的政黨出現 ── 也就是說，其它政黨生存的條件是其不得爭取執政的地位，只能匍匐在中共腳下成為「花瓶」，美其名為「參政黨」。為維護它作為這種「特殊政黨」的地位及其「特殊利益」，中共不惜動用國家機器，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權利，使得今日之中國成為中共之家天下，國庫成為中共之黨產，腐敗遍於國中，清廉不容於仕途，貪官污吏橫行霸道，平民百姓苦而不敢言。

在中央地方關係方面，則比較複雜。

中共反對聯邦體制，堅持在地方有限分權的狀態下依然保持中央集權。它堅持維護國有體制的正統地位，就使得市場經濟發展被嚴重扭曲，「可持續發展」的活力被追求GDP增長的「地方計劃－市場經濟」所壓抑，以「科學發展觀」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大權操之於中央政府。顯然，這不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狀態，卻是計劃體制下的常態。

改革不能不走地方分權之路，而在國有體制支配下，地方分權難以改變政府控制市場、壟斷資源的格局，則地方「特殊利益集團」應運而生，在中共這一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羽翼下撐起其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共倘若要「防範『特殊利益集團』衍生」，必要的功課是「從我做起」，先檢討中共自身，看看是否能夠改掉它自己的頑症，否則，自己種下不和諧的種籽，卻要求收穫「和諧社會」之果，天下豈有這等美事。

現在，中共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即將結束，無論它順利或不順利，也無論它如何追求「和諧社會」，它面臨的矛盾客觀存在，倘若沒有相當的理論智能和政治智能，僅僅只靠筆墨裝飾或政治權術，就不過還是「技止此耳」了。

(10/11/2006 3:28)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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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中央政府殺雞嚇猴推行宏觀調控
胡少江
2006.08.18

八月十六日，溫家寶親自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內蒙古新豐電廠項目違規建設和重大施工事故作出處理。除了對七名直接責任人員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和送交司法部門法辦外，還責成對項目違規建設負有領導責任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楊晶以及副主席岳福洪、趙雙連向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

內蒙古新豐電廠建設項目是在二零零四年四月開工的。項目的主體是兩台三十萬千瓦燃煤機組，工程總投資約為二十八億九千萬人民幣。按照國務院處分決定的說法，這是一個「越權審批、違規批准徵地、虛假申報、突擊建設、違反招投標程序」的「六毒俱全」的項目。更加上項目開工一年後該項目的汽輪機主廠房發生坍塌事故，導致六人死亡，八人受傷。

處理違規項目和懲罰重大事故的責任者理所當然。但是為什麼在此項違規建設發生兩年和傷亡事件發生一年以後中央政府才大張旗鼓地舊事重提，作出涉及眾多省級高官的處分決定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宏觀調控，多次三令五申制止地方啟動大型建設項目，但是收效甚微。於是，這次專門挑出內蒙古作為典型，殺一儆百，以此向各路地方諸侯表明中央政府保證其政令暢通的決心。

中國經濟過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超高速度增長，環境、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經濟結構長期扭曲、經濟效益得不到提高。這樣的增長不僅無法持續，同時也無法提高企業和國家的長久競爭力和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宏觀調控來恢復理性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問題是，為什麼在時隔數年之後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仍然得不到基層政府和企業的響應，從而使中央政府處在這樣一種令不行禁不止的尷尬處境之中呢？

這主要在於中央政府的大多數宏觀調控政策師出無名。本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項目建設的成敗與否本來是投資者自己的責任。如果宏觀經濟出現過熱的情況，中央政府應該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等手段來進行間接的調節。這也就是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例如，如果投資過熱，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提高資金使用的成本，迫使那些效益不高的項目停止推出，從而導致資金需求的減少。

這種由市場作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媒介的做法可以為各類不同的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條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能在這樣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企業一定是有效益的企業。

但是，現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卻是以直接控制為主。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審批建設項目。這種恢復計劃經濟的做法不僅不科學，而且也不公道。例如，在不少行業，尤其是在電力、通訊、航空、能源開發等領域，中央政府管轄的企業具有壟斷地位。這些中央企業享有高額壟斷利潤，卻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向消費者提供有競爭力的服務。正是在這些行業中央政府對新上項目的審批最為嚴格。這就難怪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抱怨中央政府是藉宏觀調控之名、行維持中央企業的行業壟斷之實。

當然，中國經濟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國家進行間接調控的現實操作會十分複雜。尤其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和金融中介的動力機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有些間接調控的政策可能會失靈。但是無論如何國家也沒有直接決定項目能否上馬的道理。你又不是所有者，又不對企業的利潤和虧損承擔任何責任，你有什麼權力來代企業作出投資決定？更何況你自己還有利益捲入其中，你如何能叫地方政府和企業心甘情願接受這種不公平的調控？

宏觀調控的政策既然師出無名，於是只有通過中央政府的權力來強力推行。不錯，地方的各級官員是由中央來任命的，這正是中央政府拿內蒙古領導人來殺雞嚇猴的本錢所在。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畢竟已經多元化了，各級官員不僅有著地方的利益需要維持，而且個人也常常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不少好處。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強力來維持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做法的成本恐怕只會越來越高，效果只會越來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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