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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之說近來好像頗為得勢，這個“理論”或“觀念”最根本的弱點是：人民在紅太陽一手主導翻雲覆雨巧妙操弄的政治動亂與社會動亂大局裡有多少份量可以與“毛澤東的文革”相提並論？

當保皇派與造反派都高舉紅寶書天天巴望著最新的“最高指示”有利於或甚至偏向自己的時候，“人民的文革”在哪裡？

“人民”政權成立之後，紅太陽向來自認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向來無法無天，人民向來衹是工具 -- 既是黨的工具也是他的工具。文革之前人民基本上是馴服工具，文革動亂的起始就是紅太陽給工具以某種不馴服的權利，然而一切都是算計，工具仍然是工具，改變的不過是人民轉變成紅太陽一個人的工具。紅太陽為了自己的一些目的(個人權力問題、繼承問題、“理想”問題、[鬥性])要“徹底整黨”，他要對黨搞大破大立，為了名正言順，更為了能保證成功，他需要來自黨外的更大的力量 -- 就是“人民”的力量，他更需要軍隊作終極保鑣，他成功了，而這整個“目的-手段架構”貫徹文革始終。秦始皇總要有人為他辦事，為他下達“最高指示”給人民，四人幫就是這樣發家的。人民後來以四人幫為箭靶子，甚至有人開始反對秦始皇，那是在吃夠了文革的苦頭之後追溯到了文革的甜頭 -- 也就是那個不馴服權 -- 的根本來由。每個人反省的程度不一樣，所追溯到的源頭不盡相同，然而文革之“動”給了一部份人民後來在“靜”中檢討的機會以及表達檢討成果的勇氣。啟蒙在動之後，不在動之前，動是在得到不馴服權之後的血氣衝湧，然而是被動，不是主動，靜也是被動，但是靜讓這部份人民思索到那個不馴服權在紅太陽的全盤考慮裡的意義，其中又有一些人進一層領會到人民對統治者的不馴服權應該是人民的天賦權利，這些人帶動了當時的民主潮，裡面一部份人後來成為大陸的體制外異議者或海外的民運鬥士以至於今。“毛澤東的文革”在一部份人民自發隨即帶動全國風潮的四五天安門運動裡被大多數人民否定了，這一點無可置疑，四五天安門運動在另一方面掀起了比例可觀的人民不再甘於充當統治者的工具 -- 不管是馴服工具還是不馴服工具 -- 的歷史新頁，這一點也無可置疑，但是所謂的“人民文革”這個觀念掩蓋了文革全局的真貌與結構，因為文革造反派 -- 集體而言 -- 正是“毛澤東的文革”的熱烈“贊助者”。

文革造反派並沒有“反黨”，衹不過是“奉旨”“反黨官”。共產黨無止境地以“專政權”“改造社會”，民怨就會不斷地累積，毛澤東很清楚這一點。鳴放搞成反右，陽謀半假半真，何況後來又餓死了那麼多人。『民氣可用』 -- 如果人民有了“某種”不馴服的權利。

“雜音”是有的，遇羅克的〈出身論〉就是典範。雜音會觸動人心，引人省思，甚至會 -- 在事過境遷之後 -- 開花結果，但是這些“文革毒草”當時都很快地被壓制下去，“最高指示”控制局面迅速而且有效。

這是一場巧妙的政變。沒有什麼“造反派”，唯一的造反者是毛澤東。黨是狡兔，人民是走狗。走狗汗流浹背，也得了馳騁之樂。狡兔到手，走狗固當烹。

沒有什麼“打著紅旗反紅旗”。紅旗就是紅太陽，就是紅寶書，就是最高指示。

一部份奴隸最後終於看清楚了自己的奴隸地位。這個過程充滿了奴隸的血淚，然而不過是奴隸主的整個遊戲過程裡的一小部份。

事情簡單明白。文革屬於毛澤東，不屬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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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

誰在選擇性地忘卻、抹煞文革的記憶問題
張三一言
2006-11-20

張鶴慈在評論文革時說：「人們的冷漠，是希望用忘卻抹煞記憶。而一些人的憤怒，是希望竄改記憶。」

最渴望忘卻抹煞文革記憶的是共產黨；因為文革記憶全部都是共產黨罪行記錄。其次是跟隨共產黨逼害他人者，因為記憶會把他們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受逼害者因為不堪回首而不敢回憶不願回憶。

另外一些人，因為思想方法或觀點偏頗，雖則出於善意，在回憶中亦可能會出現偏差。其結果也會「忘卻、抹煞記憶」。

要反對忘卻記憶、抹煞記憶，要保存記憶，最關重要的是「尊重事實」。意圖忘卻記憶、抹煞記憶者欲達目的，並不是都用全盤否定事實的方法，多數是用扭曲事實、特別是選擇性記憶的方法。例如，中共為了否定文革，就用如下「記憶」方法達到目的。扭曲事實：文革＝造反、造反都是造反派做的；選擇性記憶：除四人幫外、共產黨是受逼害者、逼害共產黨的是江青四人幫和民眾中的造反派。

「尊重事實」指的是要保存原汁原味的歷史真相；歷史事實是一，回憶就是一，事實是二，記憶中就必須保留二；是甚麼形狀、是甚麼顏色，歷史事實應與記憶相同。

第二個最關重要的是在歷史真實條件下作出符合邏輯和常理的判斷。

以下就選張鶴慈提到文革中「人們的冷漠，是希望用忘卻抹煞記憶」、「希望竄改記憶」問題，談談幾個具體的意見。

[一]、文革中受逼害者應如何回憶文革？

張鶴慈和我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但是在回憶文革時並不相同。

張鶴慈說：「沒有挨過整的可能不多，同樣，沒有整過人的恐怕也不多。…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人，談起在文革的經歷，全部都是受害者。」──流露出對逼害者不懺悔不滿和認為現在聲稱是被逼害者並不一定是真實的情緒。我認為這情緒是合理的，但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逼害人者有各種情況，一是至今還認為逼害有理者（我相信這一類是多數）；一是知錯但不願表歉意者；一是「不回憶者」，不管對或錯，過去就算了，想都懶得去想它。這三種人差不多佔了逼害者全數。你要現在還在逼害人民的共產黨當權派寫（回憶）「狼吃羊史」，你要保皇派寫（回憶）「作倀史」，要害人者自暴家醜，可能嗎？若中國人能像德國人反省納粹那樣，當然是天大好事；但是中國民族素質並沒有上升到這種水平。所以是強人之難，不現實的。從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觀之，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因為這些逼害者不夫子自道逼害史，於是沒有這些人的文章；留下的當然都是被害者的了。這就是「談起在文革的經歷，全部都是受害者」的客觀原因。可見「談起在文革的經歷，全部都是受害者」不是構成說「受害者」有假的理由。

既然中國人的素質如此，現實可行的做法是，由受害者把受害和害人的事實寫（回憶）出來。能做到這一步就很好了──即使不能窺歷史全貌，起碼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真相了。現在已經有人這樣做了，其中，王友琴、宋永毅、周倫佐、劉國凱、武振榮等人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正當難得的有人出來回憶和保留歷史之時，而且還在做得很不夠之時，提出「談起在文革的經歷，全部都是受害者」的質疑是否恰當？

我不但不反對人們對作假之事提出反證，還力加支持和鼓勵。我真心誠意人們拿出造反派逼害人、造反派逼害人作假成為受害人的事實。這和我認為造反派在特定期間內曾是毛的打手和幫兇的說法是相一致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造反派是文革中長期和最終受逼害者這個基本事實。懷疑或否定造反派是文革受害者就是扭曲事實、就是選擇性記憶──準確地說是只准我選擇的記憶，不准與我觀點相反的造反派的記憶。

文革中，我幾近家散人亡，是誰逼害我了？從逼害始到做終結結論的，最高的是毛澤東五人幫；執行的是百分之一百本單位原黨當權派以及上一級原黨當權派；附勢幫兇者百分之一百是本單位和外單位的保皇派。我所有在廣州受逼害的同學、親友、或聽聞者受到逼害的絕大部分（從初始到終結）都是原單位黨當權派和保皇派中人。我想強調一點的是，作為我所知的受害者群中，我們一群人是清清楚楚、確確實實知道和劃清哪些是保皇派，他們所保的皇是些甚麼東西。我希望張鶴慈說明一下，他受到的是造反派民眾逼害還是受到保皇派民眾逼害，最重要的是說明逼害他的主導者是不是「管著他」的黨當權派？倘若張鶴慈認為沒有保皇派造反派之分，那麼也請他說明一下，當時參與逼害他的「群眾組織」到底是保逼害他的當權派的，還是造當權派的反的？

[二]、說道理和評論人物，第一要素是「尊重事實」

張鶴慈：「說什麼保皇派，應該都是對敵對組織的稱呼，我還真的沒有聽說什麼組織自稱是保皇派。」

── 1、這個說法只能說明沒有一個名叫「保皇派」的派組織，不能證明沒有這個派的「實體」。既然是「敵對組織的稱呼」，這就正好證明它本身就是一個組織了。

── 2、這個說法，只能說明沒有「自稱的保皇派」，但不能否認存在「被稱的保皇派」。同樣是，不叫它「保皇派」並無法否認有這麼一個派的實體存在；只是對這個派叫甚麼名字有不同意見而已。正如，確確實實有一種被人稱為賊的人，儘管「我還真的沒有聽說什麼人自稱是賊」，但是，並不會因為我沒有聽過自稱為賊者，就證明這個世界沒有賊存在。總不能因為賊不認是賊就可以「忘卻」人類世界有賊吧。

張鶴慈：「所謂的保皇派的皇，當然應該是指劉少奇，鄧小平。這裡，就必須問一問有沒有這個皇。如果連這個皇都沒有，談什麼保皇派？」

──玩弄概念，「皇」必須是皇帝，起碼必須是「皇＝劉少奇」；因為沒有這麼一個「皇」所以就沒有保皇派。這只是咬文嚼字、玩弄概念；沒有實際意思。眾所週知，所謂保皇派指的是「保本單位當權派」的群眾組織。保皇的「皇」只是用借意的方法給對方一個貶稱而已；現在用字典原意來駁別人的借意；真是開玩笑。

這種因為不叫這個「名稱」所以沒有這個「實體」的推論在邏輯上是錯的，實質上也起到「選擇性地忘卻、抹煞文革的記憶」的作用。「保皇派、造反派、逍遙派」是文革史中極重要的史實和概念，現在選擇性地忘卻了「保皇派、造反派、逍遙派」，其「抹煞文革的記憶」的作用是明顯不過了。

張鶴慈：「我以前已經說過。把文革開始的工作組的帳只算在劉少奇身上，就像把文革只算在四人幫身上一樣。都是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劉少奇在文革開始的做法是中共一貫的做法，…」

── 1、說道理和評論人物，第一要素是「尊重事實」。工作組到底是誰搞的？既然是劉少奇夫婦搞的，帳就必須算在他們的頭上。這是尊重事實起碼應做的事。把五人幫中的為首者隱去，把罪責全歸次要的四人，「把文革只算在四人幫身上」違背毛澤東是罪魁禍首這個事實，是絕大的不尊重事實，所以不可接受。這和實事求是地把工作組的帳只算在劉少奇身上是不同的。並不能因為劉少奇的做法是「中共一貫的做法」而減輕劉的罪責。正如，貪污腐敗是今天所有中共黨官的做法，但是並不能以此為理由為具體的貪官推卸罪責。一夥人同是犯罪集團成員是一回事，每一個人做了甚麼事應負甚麼責任是另一回事。不應該用這個集團一貫如此而否定或減輕當事人的罪責。

請問，為甚麼要「選擇性地忘卻、抹煞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罪行的記憶」？

── 2、為了不「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去否認事實，去推卸劉少奇應負的罪責，是只講目的不擇手段，是「站穩立場車大炮」。這種思維方式為嚴肅說理者所不取。這種觀點除了「選擇性地忘卻、抹煞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罪行的記憶」之外，還扭曲了文革的歷史真相。正確的思路是，罪魁禍首毛澤東犯了甚麼罪就是甚麼罪，其下屬犯了甚麼罪就是甚麼罪；分清罪責，不互取代、不互包攬。

[三]、現今只有兩種文革史觀

現今存在兩種文革史觀（資料和歷史著作）。一種是共產黨給出的，一種出自民間。

共產黨史觀的典規由十一屆三中全會、六中全會定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篡黨奪權，利用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殘酷迫害，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定調後，通過喉舌和豢養文人鑄就文革就是四人幫煽動造反派逼害幹部的形象定胚；同時把所有不馴服於黨、不聽黨話、不守黨法的一切行為都說成是造反、動亂。例如，組黨結社是造反＝動亂、維權是造反＝動亂、學生運動工人農民運動造反＝動亂…於是在人們腦中形成「文革＝造反」、「造反＝反黨」、「反黨＝造反＝動亂」的不可動搖的觀念。現今有些自覺地強烈批毛反共的自由人士不自覺地卻接受了文革是「反黨＝造反＝動亂」的觀念。

和黨官對立的是民間文革研究。民間文革研究才開始，主要做的是資料搜集和初步研究。我們現在見到的主要有王友琴、宋永毅、周倫佐、劉國凱、武振榮等人在做。有一個情況頗值得注意，幾乎所有文革研究者和著作都是持「人民文革」觀點的，起碼不反對這一觀點。

也請人們注意另一些現象。

其一是，那些被人指稱為保皇派的至今不見他們提出自己的文革觀點，也不見有他們自稱是自己的文革著作 ── 一是因為他們不敢、不願回憶，力圖遺忘文革。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觀點，即使發表了文革意見也完全融合到「黨的觀點」裡面去了。這是因為今天的黨正統繼承者正是他們文革時所保的「皇」，皇的觀點完全代表了他們，沒有相反意見是正常的事。

其二是，在民間存在一種反人民文革觀點，而且相當強烈。這些觀點既沒有足夠的史料，也沒有研究成果支持。民間反人民文革派的觀點在對待造反派問題方面和共產黨是一致的。這一現象很值得探討。共產黨用抹黑、醜化、否定造反派來達到「選擇性地忘卻、抹煞文革的記憶」的目的，一些對待造反派與共產黨持相同觀點的人到底是起了保存文革記憶還是忘卻、抹煞文革記憶的作用？值得深思。

其三是，文革後的民運維權中有一批來自造反派的人，這些人是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是由造當權派的反、由反抗黨發展下來而進入民主運動的；他們可以而且樂於說自己是繼承造反派精神。但是，保皇派中沒有這種人，即使有，他們也是與自己原保皇精神決裂而來；沒有見過一個自稱是繼承保皇精神促進民主的。

保皇派祈求割斷和忘卻歷史，造反派力求保存和繼承歷史，彰彰明甚。

2006/11/18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700/50/8000/500/647491.asp>
張鶴慈：談王友琴－－附談造反派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700/50/8000/400/647380.asp>
張鶴慈 有關保皇派

(11/20/2006 1:44)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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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的說法強調老百姓 -- 做為一個集體 -- 在文革中利用機會追求實現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這類說法 -- 乃至大規模的理論構建(如劉國凱) -- 企圖從人民的角度和立場在文革這段悲慘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綜合過程中尋出一些有正面的“大歷史”價值的美好內容，然而是以樹掩林以丘遮山，很容易被基本事實、邏輯、和常理常情常識打倒。即便動機純正，這些文革史研究者其實是“人民史觀”的受害者。“人民史觀”之站不住腳不必多說，但卻是近代真真假假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所共同奉持的神主牌。

張鶴慈隨手寫了這篇文章批駁【人民文革論】裡的一個主要論點，他說他『不想多花時間糾纏』。我支持他的“懶惰”，因為【人民文革論】完全是個謬論。

這篇文字分成五個部份是我切的。張鶴慈使用標點符號一貫非常不審慎，我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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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8731&ad=5/24/2006>
《新世紀》網站

和毛澤東文革合二為一的人民文革
張鶴慈(墨爾本)
2006-5-23

{引言}

人民文革中的以為文革是中國兩百年來最民主自由的時期的說法，是人民文革說中的最次的產品，我不想多花時間糾纏，但仔細分析，所有的人民文革發展下去都會和這種說法同流合污。主張人民文革的人，不管如何的想標新立異，其實，他們在爭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回到毛澤東的文革論：劉鄧執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是鎮壓人民的，而毛澤東是人民的保護者。這個文革論是最為荒謬和最讓人不能接受的。

{分析一}

文革的另一個主線是接班人的問題，文革從整接班人開始，到立接班人為高潮，再發展到整接班人、再立新的接班人為結束。

集權國家，獨裁者都是終身制，無一例外。但他們有一個無法對抗的敵人：死亡。所以，他們必須考慮接班人的問題。赫魯曉夫燒了斯大林，給毛澤東一個不小的刺激。他和他的樣板秦始皇一樣，想著傳世千秋萬代。毛很在意他的身後的評估。他自然十分關注接班人的事。

集權國家的頭，是有第一，沒有第二，或是有一群第二而接班人都不在這些第二中，而都是第三第四流的人物。就是因為這些第二的互相制約，所以接班人都不是那些元老。斯大林、赫魯曉夫、華國鋒、江澤民都不屬於第二。【林彪就是犯了大忌，他這個厚黑學的老手也會利令智昏，當了副統帥，還寫進了黨章。自己把自己送進了斷頭台。】

毛澤東面對著死神，是怨恨和無奈，毛澤東面對著接班人，是怨恨和有奈。一個站在毛澤東面前的接班人，使他感到十分的不舒服。毛的後半生，是不停的立接班人，不停的整接班人。和歷代皇朝不一樣的是，毛澤東沒有可以接位的兒子。血緣的接班人的爭奪，歷史上也還有不少刀光劍影。而非血緣的接班人，即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接班人，使接班人的確立的難度加大，爭奪也必然更加激烈。一旦接班人確立，就破壞了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的原則。第二的出現，就是本人不想拉幫結派，也自然會有一些人押寶在新的領導。這些人並不是反對毛澤東，只是同時伺候著老主子和新主子。說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是毛澤東的夢話。如果劉少奇真的反對毛澤東，歷史也許會有不同的發展。說劉少奇有點得意忘形，是確切的。正因為劉少奇沒有想反毛澤東，所以，他才會忘了在毛澤東面前必須小心翼翼。

{分析二}

人民文革的作者拿不出什麼劉鄧鎮壓人民毛澤東保護人民的例子，只拿出文革初期的所謂第二次反右。說劉鄧執行了反動路線，是說他們保護了牛鬼蛇神，鎮壓得不夠徹底，不夠狠。我們分析一下所謂的十七年的反動路線。如果說這十七年是反動路線 -- 就是說這十七年基本是做錯了，但我們看，這十七年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反右、大躍進等等，文革中哪一個被否定了？就拿文化部為例，武訓傳、紅樓夢、胡風、反右、……哪一個在文革時被否定了？反而是文革結束後，通過大量的平反，否定了十七年的大大小小的運動。

為什麼十七年的劉鄧都是鎮壓不力，到了所謂的第二次反右就變成了鎮壓群眾了？第一次的反右，是那些右派應該被鎮壓，所以不算是鎮壓群眾？毛澤東既然肯定第一次的反右，為什麼會否定第二次的反右？文革初期的劉鄧的第二次反右不過是毛澤東要整肅劉少奇的陰謀。

劉鄧的所謂第二次“反右”是存在，但一、文革是毛不是劉發動的，第二次反右也應該記在毛澤東的賬上。二、劉鄧的做法是49年毛澤東、共產黨的一貫的做法，如工作組【四清】，為什麼這次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對路線？以前的那麼多次的階級鬥爭為什麼就是無產階級鎮壓資產階級？三、當時的毛是否如江青所說，被架空？二次反右時，毛在幹什麼？文革開始時，雖然毛澤東不像文革中那樣成為神，但他一直是絕對的第一把手。我認為這是毛的陰謀，正像說北京不發姚文元的文章被指為獨立王國。姚的文章直指北京副市長，組織上招呼不打，北京不登是正常的，上海的不打招呼、突然襲擊的做法倒是不正常，如果毛加上按語，北京知道是毛澤東的意思，北京不可能不發。

毛發動文革，目的明確。劉搞第二次反右，為什麼？就是感到來頭不善，在左膀右臂被斷時，除了緊跟、求自保，搞什麼第二次反右，這麼做能反擊毛？毛就是不設陷阱，不拿此事做文章，劉也會從第二變到第七，劉鄧是在緊跟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所以，劉鄧的二次反右不是他們有什麼個人目的的行為，只是緊跟毛澤東時被這個痞子王耍了。說劉鄧二次反右是為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保護自己 -- 劉鄧為什麼要保護自己？如果文革的目的一開始不是要整垮劉少奇，那麼為什麼他們要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如果文革的目的一開始就是要整垮劉少奇，他們發動第二次反右就能轉移鬥爭的大方向？

{分析三}

我這裡不得不問一句，人民文革的鼓吹者所使用的人民和毛澤東使用的人民可有任何區別？文革中的牛鬼蛇神和其家屬是不會有文革是中國最民主最自由的時期的感慨的，何止是上百萬千萬的牛鬼蛇神，全國文革中被整肅、自殺、被殺、被關、被管、被批鬥、被下放的人是很難發出文革是中國兩百年來最民主、最自由、心情最為舒暢的時期。文革中被迫害的人是以億計算的。【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一）規模性武鬥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十二萬三千七百多人；（二）二百十五萬幹部被批鬥，三十萬二千七百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十一萬五千五百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四百八十一萬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萬三千多人；（四）農村有五百二十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及家屬被迫害，有一百二十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編者按：此數超過土改中地富死亡二十二萬的五倍）；（五）有一億一千三百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五十五萬七千多人失蹤。】認為文革是一生最為美好時期的，這樣的人當然有，是那些根正苗紅、在文革中可以任意橫行的造反派，是那些毛澤東用來整肅走資派和鎮壓牛鬼蛇神的打手、工具。

我們說文革是毛澤東這個痞子王領導的痞子運動。痞子就是邊緣人中道德最低下的那一部分人，在正常的社會，按遊戲規則行事，這些人不可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他們就要另開途徑。文革中，毛澤東利用的就是人內心裡最黑暗的一面：仇恨、妒忌、對暴力血腥的滿足、對別人苦難的幸災樂禍、折磨他人時的自我優越的心理快感。不管口頭上講得多麼好聽，心裡的齷齪是無法掩藏的。文革最能激起人民的不是毛澤東語錄，不是社會公正，不是主義、理想，而是我不好你也別好的仇恨的發洩，是少奶奶的牙床上我也要滾一滾的變態狂，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暴發戶心態。就好像是一群街頭的小無賴，好不容易等到了，商場著了火，他們可以趁火打劫。不論他們說的多麼的光明正大，意識和潛意識裡，痞性是基本的動力。毛澤東給這些痞子們另開了一條途徑。但能夠擠進門的是太少了，這就是為什麼這些造反派在整肅了牛鬼蛇神和走資派以後毫無例外的都開始了打派仗。

我說文革是痞子運動，是說文革是在毛澤東這個痞子王的絕對領導下的運動，主導運動的是痞子和痞性，而不是人民和人民性。我更喜歡用痞性，而不用現在常用的狼奶哺養出來的狼性。狼性有野性的一面，痞性是奴化了的狼性，主子需要他們殘忍時，他們才會顯示他們的狼性，而且是按主子的眼色行事，或叫做奉旨造反。

{結語}

在今天，一些人民文革的鼓吹者，在反對人民文革的聲音中，越來越變得肯定和美化文革，越來越肯定和美化毛澤東。他們的人民文革越來越和毛澤東的文革合二為一。我想，那些嚴肅的人民文革的研究者是否會就此止步？

23、05、06 墨爾本

(5/24/2006 8:52)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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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43/343spfeature/spfeature03.html>
《爭鳴》2006年5月號(總第343期)

文革是中共集體犯罪的結果
宋永毅(美國)
2006-5-1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賬，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對象，劉少奇和鄧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們也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毛和劉鄧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後被人為地誇大

劉少奇和鄧小平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劉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裡，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從他這個單一身份的角度，有意無意地推演出毛澤東和劉鄧在政治上（不是經濟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後重新執政的鄧小平正是利用了這一被人為誇大了的「分歧」來建立他執政的合法性。

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吊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為最後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後，他和他的家屬仍然認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有著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起源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劉鄧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都為之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劉少奇為大。例如，劉少奇是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第一人。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劉少奇以「反修專家」的身份回答：「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再如，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的估計，比毛澤東還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百分之二十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彙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而劉少奇還進一步認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國內學者蕭冬連在論述六十年代初期劉少奇和毛澤東極「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裡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這裡，劉少奇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反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劉少奇對於毛澤東對文化藝術等方面的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非但是完全贊成的，他更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四清運動」是文革的預演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拉開序幕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著另外一場尚未結束的政治運動，那就是「四清運動」。這場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完全作為一種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思考的。他強調指出：這場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他恐怕還是第一個中共的領導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助長了運動的左傾傾向，更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把這一經驗作為一個中共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向全國批發了。姑且不論「桃園經驗」的極左和荒謬，它更大的危害性還在於劉少奇向全黨、從而也向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利用自己的夫人參與上層政治的範例。在劉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麼幹過。劉以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搞的「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和「桃園經驗」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毛澤東大大地發展了劉少奇開創的「夫人參政」的經驗，在文革中已經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了。

其次，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最後，劉少奇的所謂的「四清」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復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極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文革初期毛劉「兩條路線鬥爭」是一個偽命題

一個無法抹殺的簡單史實是：劉少奇在文革發動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投了贊成票的。那麼，他對文革--即便是一個把他最後送入骨灰箱的政治運動--也就起碼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一點不僅為越來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認識，連劉少奇的兒子劉源都不得不承認。

然而歷史的真相還在於：劉少奇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的問題要遠遠超過一種一般性的「失職」。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所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沒有什麼「抵制」，而是千方百計地揣摩緊跟，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在夥同或追隨毛澤東和他關於文化革命的胡思亂想迫害一大批下級幹部，甚至自己的親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劉少奇都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異議，相反只是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石下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一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劉主持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劉鄧不僅舉手贊成，更積極實踐。鄧小平五月三十一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五月二十三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一起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竟然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在七月二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一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一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一書記烏蘭夫。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八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從中央到地方的負責文藝、教育、和宣傳的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以中央的名義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由此可見，在抓「黨內走資派」上，毛劉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條路線」的分歧。

當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隊大整無辜的幹部和群眾，殺氣騰騰地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的過程中，劉鄧除了表現出他們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外，還表現出了他們個人領導的中共政治運動的獨創的殘酷性。但是，決定和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是事先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批准了的。在這方面，毛的權術是「引蛇出洞」。如果劉少奇不派工作組，他在回京後可以指責劉「放棄黨的領導」；如果劉派了工作組，則是「鎮壓群眾運動」。無論如何，他都會找出「兩條路線」分歧來置劉於死地。

文革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劇根本就不在於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什麼「分歧」和「抵制」。他和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經過了毛的批准，並且每周向毛彙報的。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位，無論劉如何表現，都會找出藉口除之為快。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所謂的文革初期的毛劉「兩條路線鬥爭」完全是一個偽命題。

劉鄧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就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為了埋葬一個至今還沒有被埋葬的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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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還要研討毛澤東與文革？

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了，毛澤東也已經死去三十年了，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研討？首先，毛澤東沒有受到公審。毛澤東的罪惡已在很多著作中披露出來了。李志綏先生、高華先生、高文謙先生、何方先生、張戎女士最近的書都有翔實的記載，建議大家去讀一讀。文革中的「四人幫」應該改成「五人幫」，禍首就是毛澤東。毛對國家、民族、人民犯了那麼多十惡不赦的大罪，非公審不足以昭事實；非公審不足以平民憤！哪裡還談得上要三七開、四六開、五五開？然而，在今天，電視上的毛澤東還是那麼英明、偉大、慈祥，頌揚毛澤東的書藉還源源不斷，頌揚毛的歌曲還在敲擊我們的耳目和神經，還有人把他奉為神明……。我們可以抓住文革批判毛澤東，前推四十年，後移四十年，找出制度根源……。

其次，文革流毒尚未肅清。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繼承人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等根本無意批毛批文革。既然文革在哲學場面上是「鬥爭哲學」的展現，那麼，當需要時，「階級鬥爭」還是一抓就靈，想想八九年的六四吧，鄧小平不是繼承了毛澤東的衣缽嗎？聽聽他講的，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的語調，同毛澤東如出一轍啊。文革中的「高、大、全」和今天的「偉、光、正」和三個代表有根本區別嗎？沒有啊，文革無法可依，今天形式上看是有「法」了，然而依了嗎？單舉一例，「五人以上去上訪」，被稱之為「惡訪」，這算什麼法？三人行必有我師，五人行必有禍害啊。還有很多事例，暫不多舉了。第三是我們在這裡談文革與毛澤東，就是要捍衛我們的記憶，拒絕遺忘，學習袁偉時先生，不能讓我們的後代不清楚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因為時間關係，我今天只對毛澤東與文革的關係進行了簡單的剖析，對毛澤東的罪行還未進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希望大家都能來關注和深入研究這個問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以毛澤東和文革為鏡，可以燭照出我們身處的社會和身邊正在發生著的一切的哲學層面、制度層面、精神層面的缺陷。美國的黑人民主鬥士馬丁路德金曾經有一篇很著名的講演叫《我有一個夢想》。在今天，在這裡，我也想向大家說，我也有一個夢；如果有一天，毛澤東的殭屍不再污染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的醜像不再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毛澤東、鄧小平、及其它劊子手受到公審；我的兄弟姐妹的權利受到真正的保護；人的自尊得到充份的自由的彰顯；人民代表是我手中選票選出來的；政府不再敢濫用公權；公民能自主選擇信仰；汕尾村的悲劇不再重現；太平村的農民兄弟姐妹能真正享受到太平；人人都成了憲政國家的公民，上帝的公義暢行於神州大地；那麼，即使我長眠於地--今天，我已是花甲老人了--我也將含笑九泉。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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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06年4月號（總第155期）

紀念四五運動三十週年
胡平
2006-4-1

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門運動三十週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病逝。由此觸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自發悼念活動。在4月4日清明節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參加者多達百萬人次，悼念活動很快地就轉變為抗議活動，其矛頭直指「四人幫」乃至毛澤東本人。像這樣一種民間自發的針對中共最高當局的群眾性抗議活動，四五運動實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來的第一次。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時代的開端。

「京城處處皆白花，風吹熱淚灑萬家。從今歲歲斷腸日，定是年年一月八。」這是在四五運動期間湧現出的千千萬萬首悼念周恩來詩歌中流傳較廣的一首。但諷刺的是，沒過兩三年，國人就把一月八給淡忘了。這證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衹是藉題發揮。如果說在當初確有不少人對周懷有極強的感情，那也是因為在看上去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對比於「四人幫」和毛，他們衹能把自己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隨著毛死，江囚，華下，鄧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沒有人比毛澤東本人更理解四五運動的意義了。據說，在四五期間和之後，毛澤東曾經對他的親信明白地講：「悼念周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毛還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

這就是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現代獨裁暴君一樣，毛澤東一方面壓迫人民，蔑視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製造和維護其深受萬民擁戴的神話。四五運動無情地撕下這張畫皮，還原其獨夫本相。這不能不使毛深感淒涼。原先毛衹擔心自己像斯大林那樣死後被否定，如今他卻發現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雖然他可以贏得眼前，但是他已經輸掉了歷史，無可挽回地輸掉了。

也多虧有個四五。正如1979年全國十三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的發刊詞裡所說：「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衹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多虧有個四五，我們終於在暴君還活著的時候就對他大聲說『不』，從而向世界、向我們的子孫後代證明了我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

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揭示出民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四五運動到四人幫被抓，其間衹有六個月。歷史的報應來得太快，那就極大地鼓舞起人們對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樂觀信念。從此改革的浪潮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可是歷史沒有重複。在紀念四五運動三十週年的今日，中國的民主大業依然任重而道遠。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堅定我們的信念。所謂信念，就是對不確定的未來堅持一種確定的態度並為之不斷努力。應該說，中共專制統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為有太多的人放棄了抗爭，坐等歷史必然性的自動實現，而歷史卻從來不是命定的。這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經開始逆轉。

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變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繚亂。世人在驚訝之餘又深感困惑。他們發現很難對今日中國社會的性質給出準確的定義--原有的政治學概念似乎都不適用；更難對未來中國的走向作出預測。

不過有兩點認識越來越清晰：一、中國還沒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歸路，二、未來的亞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的前景有賴於中國的選擇。由此，我們更加感覺到中國民主化的艱鉅，也更加感覺到它的重要。新的歷史條件需要我們有新的通盤思考，我們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戰略，振奮精神，凝聚力量，推動中國民運的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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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問題：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變異。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中華民族社群心理被文革摔得支離破碎，慘不可言。無論哪個階層，都經歷了「靈魂深處」的變異。它的後遺症現在正日益凸出。我今天只能簡單地提示一下。

文革的目的，按毛的說法，要保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不到共產主義決不罷休。可是，今天十三億中國人究竟有幾個人堅信「英特耐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我舉個例子，鄧小平「六四」大屠殺期間，有個叫袁木的傢伙，大罵美帝國主義是邪惡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天敵。那廝在電視、報紙上曝光露了臉，給人印象他是冥頑不化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然而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的回憶錄裡面說，屠刀的血還沒有揩乾淨，他的女兒就悄悄地到美國大使館去申領赴美簽證了。對方提到袁木的講話，她說：「他是他，我是我」。人家又大聲問：「你來辦簽證你的父親知不知道？」她小聲的說「知道。」於是我產生聯想，那些宣傳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的高官的子女為什麼都往共產主義的天敵美國英國跑，卻不去幫助共產主義的兄弟國家古巴、朝鮮等呢？這些說明，對共產主義的普遍懷疑和否定已經是不須置疑的社會現實了。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變異的表象之二是對以一黨專政制度的極不信任。文革的現實自不待言，文革結束三十年後的現實同樣令人失望。政府現在天天都在喊改革，不從政治制度著手，怎麼改？連選一個村長都會黑幕重重，遑論更高層的民選。「維權」成了現在最矛盾的集中點，官民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制度缺陷如月之蝕，早已顯現無遺。你要中國百姓相信一黨專政制度優於其它制度，那好辦，一是真正民選；二是公佈高官財產並允許民眾調查；三是讓民眾真正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四是讓無限政府變成有限政府或曰「畏民政府」；五是，算了，我就不講了。按遠宏先生的說法，這些都不過是些常識性的東西。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變異的表象之三是信仰缺失後的苦苦追求。毛澤東是無神論者，深信「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可是他又得意於《東方紅》把他頌為「大救星」，這是不是矛盾？不，毛澤東要大家不信神，其根源蓋出於他把自己造成神。文革就是一個造神的災難性運動。神化破滅後，毛澤東的醜陋嘴臉盡白於天下，中國的百姓再也不信他了，信誰呢？法輪功的李洪志；天主教基督教信上帝耶穌；佛教信釋迦牟尼；伊斯蘭教信他們的真主；道教信李老君張道陵。近三十年，中國的民眾在信仰上追求可謂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本質上是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爭論，內核卻是精神寄託與心靈安放在與制度的變遷較勁。這較勁還會繼續下去，直到有一天，人們的選擇由一元到多元，再由多元歸一為止。

文革引起社群心理變異的表象之四是對制度、對政府、對官員的不信任。有一種說法，目前不是貪官有多少，而是有沒有清官？自貢的劉正有先生說，制度是政府制定的，是維護政府的。每一個新規定出台，老百姓就多了一重災難。一個政府喪失民心到這種地步，追根溯源到文革是應該的，必要的。鄧小平號召讓一部份個人先富起來，那到底是誰先富起來了，首先是鄧的家族富了，李鵬的家族富了，江澤民的家族富了。接下來呢？反腐敗要動真格的，就要先從竊國大盜們，從最大的那個貪官，那個把國家都貪污了的人開始清算起。這樣百姓庶幾可以有點信任的。但是，辦得到嗎？

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變異的表象之五是族群的道德素質整體下滑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如果說毛澤東把全國人民拋進了一個政治煉獄，鄧小平則把全國人民摔進了一個利益的角鬥場；這兩個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帶給人民的卻是無所得後的破罐破摔。再加上一些無良媒體的鼓譟，中國人的精神真真快要垮了。四十年前，中國號稱是無吸毒無娼妓的國家，四十年後，中國吸毒販毒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娼妓躍居世界第一。有一首民謠；中國娼妓二千萬，神仙見了也打顫，建議派到台灣去，整他一個稀粑爛！今天，大家想想，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貪官？到底有多少無骨文人？到底有多少不良媒體？到底有多少黑社會？

還可以再說下去，因時間關係暫時打住，以後再研討吧。

社群心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晴雨表。我希望非暴力的實現公民社會和政治轉型，所以批判文革引起的社群心理的變異也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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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談的第四點：文革是對普世價值的全面挑戰。

文革發生在一九六六年，距現在已經是四十週年了。那個時候天賦人權這個概念已經比較普及了。但是在文革中間，除了一個人的人權得到維護以外，所有人的人權都受到了一種挑戰。連劉少奇炙手可熱的國家主席，鄧小平這樣不得了的人都被打倒了。那個時候感覺到人的權利沒有任何保障，這時正是天賦人權在歐洲開始吹風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說法是在那個時候，最早是由高幹子女成立的紅衛兵，把教師和所謂的反動當權派拿來毆打。有一個非常瘦弱的女孩是北京師大的叫宋彬彬，據說她就親手打死了好幾個人，但現在她在美國否認說她沒有打死過人，只是打傷了人。這個時候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如果被打死了沒有任何人出來指責，即使你不是地富反壞右，他都可以隨時隨地以一個非常小的名義把你拉來關起。據說成都小天竺有一家人，這家人的成份中等，是職員。他有三個小孩，分別取名為愛國、愛民、愛黨，但最後把父親抓來關起，說他是愛國民黨。從這裡可以看出那個時候整個人權真是全都被蹂躪了。

在這個人權被踐踏的時期，江青發明了一個公式，這個公式是毛認同的。叫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階級報復。從她發明這個公式就可以看出文革是對天賦人權的挑戰，也是對民主制度的否定。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個「四大」，叫大民主，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這個提法彷彿就像是民主了。但是請大家注意一點，當時確實大字報滿天飛，任何人都可以寫大字報，但只有一個人你不能寫，那就是毛澤東你不能寫，不僅毛澤東你不能寫大字報，而且對毛澤東的語錄都奉若神旨，對立的兩派隨時隨地都把它當作御賜寶劍應用來攻擊對方。在文革中西南局的那個大混蛋李井泉的兒子寫了一篇「炮轟。。。」的大字報，是針對毛澤東的，就被他的革命同學活活打死了！

毛的「民主」前面有個限制語叫「集中」，康生一語道破天機：「民主」只是一個名詞，「集中」才是最重要的。文革是所有意見都「集中」到毛澤東那兒，由毛澤東的所謂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就是隨便幾句屁話--定於一尊。「最高指示」一下達，全面噤聲不敢再有它說，全國百姓只有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的份。。。。這種大民主是獨裁的變種，它與普世的民主價值相差何其遠何其大啊！

文也是對自由的挑戰。毛澤東的自由觀是，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放蕩不羈，其它人--包括他的親密戰友--絕對不允許有所謂的資產階級的「自由」。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他就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自由」而「主義」，自然要反對。毛澤東羅列的十一種自由主義的表現，同普世價值的「自由觀」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文革一開始，按毛的說法，多數人民有自由，取締少數人的自由，是社會主義的特色。而他就是多數人的代表。可是我們享受到的自由是什麼？舉文藝創作為例吧，整整十年，只有八個樣板戲；三部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兩部小說--《金光大道》《艷陽天》，啊，還有一部《歐陽海之歌》也應算上；一幅畫--《毛主席去安源》；一部評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這就是文藝創作自由結出的碩果！再舉生活的例子吧。當時連穿衣服都要革命化，軍帽軍衣、軍褲軍膠鞋就是當時的流行裝。你如敢穿喇叭褲上街，自有剪刀侍候；你如果敢燙髮，不剪你個陰陽頭算你僥倖。對這種無產階級的自由我們只有敬謝不敏！

同時，文革也是對法制的挑戰。毛澤東曾自詡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在文革中，他就是法，他就是天。有兩個例子耐人尋問，一個是毛澤東參加政治局會議，一手拿「黨章」，一手拿「憲法」。請大家注意，毛澤東這一「壯舉」是他感到腹背受困時作出的，也就是說，他不利時就會講遊戲規則了。另一個例子是劉少奇剛被批鬥時也援引憲法，說他是共和國主席，要受憲法保護。其實，別說是文革期間，就是文革前後，又有多少人真正遵守遊戲規則。只不過文革期間所有的法律蕩然無存，再精嚴的律令比起「最高指示」來不過是衰草一根。那時所有的一切都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不是獨裁又是什麼？

還有很多例子，還有更深的剖析，限於時間，我不再深入下去。提供這條思路，目的是通過對文革的批判，落實到對普世價值的啟蒙，以及對公民社會的實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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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文革凸現的制度缺陷。

就是在文革中，我們這個制度有什麼樣的缺陷？我現在只講一個，是關於接班人的問題。

大家可以作一個對比，凡是民主國家，它不會有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接班人的問題。為什麼呢，布什下台了，他決不會推薦哪一個人，克林頓下台了，也不會推薦什麼人，都是你們自己去爭，先在黨內爭，然後跟對方爭，這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問題。但是凡是一黨專政的國家，都有接班人問題，封建皇權制國家，也有這個問題。我看現在中國的電視是發瘋了，天天都是這個王朝那個王朝的，你一打開中央電視台，儘是演的奴才該死的戲，完全是發瘋了。但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這個皇權繼承中間若干爾虞我詐腥風血雨。雍正是老四，他到底是怎麼當上皇帝的也有很多說法，還有很多類似的。那麼這個一黨獨裁的國家就有三大特點。第一個特點，凡是在位的都要作到死，不死決不罷休，而且在死前一定要指定一個自己最信任的人。列寧是臨死時才交的權，斯大林也是到死才交給馬林可夫，馬林可夫坐不穩才拿給赫魯曉夫，而赫魯曉夫當政時迫於形勢有所開放，赫魯曉夫就被勃里日列夫所取代。而朝鮮金日成是一直坐到死交給他的兒子金正日，金正日現在還未死已經準備交給他的孫子了。還有一個最老的古巴的卡斯特羅，坐了五十多年依然沒有交。他們要交都要經過自己的選擇。

文革中間說的一條理由就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怎麼樣解決呢？毛澤東已經發現自己定的接班人不可靠。毛指定的接班人序列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他對劉和鄧的喜歡始於七大，因為劉率先提出來毛澤東思想應該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要寫入黨章。後來，四九年以後又把它寫入憲法。這討得了毛的歡喜，把他列為第一接班人，鄧小平列為第二序列接班人。文革非常奇怪，首先就把第一接班人取下來了，而且毛澤東親自上陣，寫了一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最後弄得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而鄧小平留下來了，為什麼？在一九五六年，劉少奇彭德懷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時候，鄧小平堅決站在毛澤東這邊，因此鄧小平是以觀後效，但他這個以觀後效也無法解決接班人問題。這時毛又想起了一個人，就是林彪。林彪按照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的描述，是中共體制內的一個異類。林彪從四九年以後對權慾不是那麼迷戀，但毛為了解決接班人問題，文革中把他捧成了副統帥，並且還寫入黨章和憲法。（我這裡順便說一句，凡是法制國家的憲法不應該一再的修改，中國迄今為止已出現的成文憲法是十一部。）這時看來接班人問題好像就解決了，但誰也沒想到的是「九一三」以後林彪由過去的捧毛求存發生突變。因為自林彪上台以後大家都知道所謂的紅寶書 -- 毛澤東語錄 -- 人手一冊就是林彪發明的，而且我個人認為當時林彪想到你鄧小平劉少奇會吹毛澤東，要吹我比你們更會吹。於是就出現了空前的「一句頂一萬句」、「五百年才出一個」、「千年難出」等等。反正這些所有的吹捧都無比肉麻，都是林彪所說的，而當時毛是欣然接受了。但是沒有想到林彪突然來了一個殺毛求變，林彪在11.13墮機於溫都爾汗以後，毛澤東受到了空前的打擊。既然文革是為了解決接班人問題，現在三個接班人都不行了。那時毛澤東雙目失明四百多天，所有的文件都靠張玉鳳給他唸。這些就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當然，後來實在沒有什麼辦法了，才確定華國鋒為他的接班人。在這裡我想說一點的是華國鋒是否是毛的長子，現在還有爭議，但我本人贊同華是毛長子的說法。因為我看的資料非常能說服人，而且至今為止未見任何闢謠。去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靈堂上的花圈華國鋒署名為兒子華國鋒，兒媳XXX。所以從這裡能夠看出，毛實在是沒有法子了才把這個不太中用的華國鋒作為他的接班人。那麼這個接班人問題只是文革中的一個現象，這凸顯的是制度的缺陷。因為我們這個制度儘是靠指定，你說要得就要得。華國鋒無論從智力、從資歷、或是從別的方面，他都不夠來領導一個國家，更不要說其它的了。因此這個制度缺陷在後來都體現出來了。

鄧小平後來通過一些內部政變把華國鋒掀下去了，但鄧小平一直沒有擔任過一把手。這是因為鄧小平雖然是作為毛原來定的序列接班人之一，但是他還是發現有些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他推出了趙紫陽、胡耀邦。但這個制度缺陷就體現在你推出的那些接班人你又要控制他。鄧小平一手推出了胡耀邦、趙紫陽，又一手把他們打壓下去。後來據說也有過換掉江澤民的想法，元老們說事不過三，才打消了。特別是趙紫陽一直被軟禁至死，而去年開始在有限地悼念胡耀邦了，但這還遠遠不夠。這個制度缺陷就在為了一個接班人問題讓成千上萬的人在文革中消失了。因此我們在批判毛澤東的時候，我們在批判文革的時候，一定要看到這個制度缺陷的根本是什麼？

從鄧小平打下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推出了一個比較喜歡作秀的江澤民，然後鄧小平又隔山打鳥地指定江澤民之後是胡錦濤。我認為這一類問題都是制度問題。制度問題的解決方法只能夠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黨內需要搞成一個真正的現代政黨，黨外應該真正地民主選舉，使黨政合一變成真正的黨政分開，使政教合一變成政教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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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3/31/wenge/>
自由亞洲電臺
北京文革紀念攝影展受阻
2006.03.31貼出  4:05

今年是文革結束三十週年，一批攝影師星期四計劃舉行攝影展進行反思，被北京方面阻止。與此同時，在廣東汕頭的澄海開設的首家民間紀念館卻仍能生存甚至擴建。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燕明的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3/31/m0331ym.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3/31/m0331ym.mp3>

據香港星島日報的消息，一位叫李曉斌的攝影師以及攝影界的朋友，原定星期四在北京美術館附近的一家文化酒吧舉行攝影展反思文革，邀請了包括中國社科院在內的知識界的人士參加。他們只想低調進行，不料，北京警方星期一通知酒吧，指攝影展「與中央精神不符」，不宜舉行，要求「以大局為重」。收到通知後，主辦者馬上以「口口相傳」的方式，通知取消展覽。本台星期四向知情人士瞭解情況：（錄音）「原來準備在今天有一個影展開幕，是四月影會辦的，有一些文革方面的題材，現在因故取消了。」

主辦人之一的李曉斌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現在是自由攝影人。星島日報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去世，天安門廣場在清明節爆發大規模悼念，藉此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李曉斌幾乎經歷了全部過程，拍攝到一張張驚心動魄的作品。據瞭解，這次攝影展是由他創辦的四月影會和北京的《大眾攝影》雜誌合辦。

不過，在廣東偏遠的汕頭市澄海，首家民間集資興建的文革博物館在當地幹部的默許下得以生存甚至擴建。

澄海曾是文革浩劫重災區，武鬥死難者四百多人，當地一處叫塔山的山坡上埋葬著七十一人。汕頭都市報去年報導，前汕頭副市長、市委常委彭啟安集資千萬元，建成近六百平方米的民間文革博物館，二零零四年底對外開放。記者星期四致電管理博物館的塔山旅遊區管委會，對方表示：（錄音）「我們現在專稱這個文物館就投資了起碼兩千多萬，還不斷在擴建，籌到錢就再擴建一個節目，籌到錢就再擴建一個節目，好多地方都寄東西到我們這裡來，寄書啊資料啊，因為有的地方他們保存了這些材料，他們那裡沒有辦這樣的博物館，我們這裡有。」「今年來參觀的人比較多一點，今年我們開始總結了形勢比較好一點，汽車都開到我們塔山大門口。」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導致千萬人死亡。中國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文革，並認為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從未舉行公開的悼念和反省。在剛剛結束的兩會期間，四十多位政協委員聯署要求籌設文革博物館未果。文化部長孫家正又公開表示今年不會舉行紀念活動。

原北京經濟學週報副總編高瑜認為：（錄音）「因為文革是毛澤東對中國犯下的一大罪孽，而且是政治動亂中最大的一場，一清算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更成問題了，所以現在不允許反思文革，還是要維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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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蘇共批判斯大林為毛澤東搞文革埋下了伏筆。

我們在追尋文革的產生原因時，很多人把它歸於毛的個性使然。實際不全是。這裡有個人的因素，也有民族的因素。剛才遠宏先生提到民族集體懺悔的意識，我非常贊同。那麼我在這裡談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外部因素。毛澤東與三個人非常相似，第一個，斯大林，第二個，希特勒，第三個，秦始皇。他把古今中外獨裁者的品性集於一身，於是出了中華民族的一個怪胎，這個怪胎就是毛澤東。這個毛澤東無論從哲學上，還是從生活上，都是怪胎。你可以想一下，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可以數十年不洗澡；喝茶時要喝最苦的茶，甚至用手去撈茶葉來咀嚼；並且在未進中南海之前長期拉野屎。你說這樣的人在生活上是不是一個怪胎？但這些生活上的東西我們還可以原諒。

但是在他發動文革的時候，我們追尋文革原因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有一個外部原因。我原來曾經研究過一個問題，因為過去我曾經給人家講過黨史，講黨史的時候我就搞不清楚，這個中共剛剛成立的時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想當時的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都是教員，不可能有多高的工資，但那時看他們好像不缺錢用。開會的地方不對了沒有關係，去租一條船就是了，好像就是不缺錢。最後通過有些資料的解密我才知道，他們的錢，中共早期的經費全部是蘇共提供的。但是蘇共也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我給你提供經費，你必須按蘇共的模式來進行革命。於是我們看到整個的組黨，整個的原則，都是從蘇聯（蘇共）來的。甚至我們後來的教科書，譬如我曾經在電大教過文學概論，最早寫這個文學概論的人叫葉以群，而葉以群是把蘇聯的文藝學引論原封原樣地移植了過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從蘇共「政治第一，文藝第二」這樣衍生過來的。因此，中共當時雖然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實際上是蘇共的一個附庸。

但是蘇聯自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比列寧更殘忍地鎮壓了非常多的人，甚至於他的好朋友奧爾忠尼啟則都被他殺了，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在蘇共內部，多數人對他敢怒而不敢言。為啥子呢？他有一個秘密警察頭子叫貝利亞，只要斯大林暗示一下，他不滿的人便非常迅速地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們現在常常強調毛澤東反對斯大林，實際上未必如此。因為他無論從哲學觀點，從生活態度，從行為方式這些方面都同斯大林好像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只是一個人放在了俄羅斯，一個人放在了中國而已。所以他是把斯大林學得非常精的。

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毛的政權鞏固了，經過土改，經過三反五反，經濟上完全是國有化了，另外在政治上經過多次的批判，批武訓，批胡風，批胡適等，很多人都開始晉陞了，當時全國是一片「歌舞昇平」。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文藝，我把它概括為頌歌遍地的文藝，儘是頌歌。三頌，第一頌偉大領袖的偉大，第二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第三頌勞動模範的勤勞。三頌時代，那時候你在文藝界裡很少找得到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一切硬是好得很，一片光明。

但是沒有料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號，蘇共內部以赫魯曉夫為首作出了批判斯大林的決定。而前提是斯大林去世之前指定了他的繼承人馬林可夫。後來由於宮廷政變，馬林可夫下台，赫魯曉夫上台。赫魯曉夫上台以後聯繫了一些人，秘密地處決了以前專門秘密處決人的貝利亞。他們提出來應該批判斯大林。第一批判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第二他們覺得應該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展開一場和平競爭，當時叫做「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朱德，朱德去了以後感到非常吃驚，這被奉為老大哥的蘇聯居然敢批判斯大林。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開，這時蘇聯批判斯大林的這股風已經在中國和東歐國家傳遍了。對毛的壓力很大，這時曾經在七大上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的劉少奇突然提出來我們也要防止個人崇拜，防止斯大林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毛澤東顯得非常被動。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開，非常有趣的是毛澤東只致了開幕詞，劉少奇作了長篇的政治報告。當時大家感到有些異樣，隨即提出對黨章進行修改。彭德懷當時提出，為什麼我們的黨章要把毛澤東思想寫進去呢？毛主席是偉大，但寫進去還是不妥。當時劉少奇附和，多數人也附和。於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的黨章上沒有毛澤東思想五個字了。儘管毛澤東很謙虛地表示刪去可以，但是他心裡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平衡。同時毛表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把他的權力交一部份出來。毛也做到了，一九五九年他把國家主席交出來了，理由是他要多用一些精力來鑽研馬克思主義，但是直到他去世，他還是沒看過除共產黨宣言而外的任何馬克思著作。我說這個是因為我研究過毛澤東，我把他的全部讀書筆記翻完，因為知道毛有一個習慣，他凡是看過的書都要作一些點評，以表明自己看過。後來有御用文人說我們經常看到主席在翻《資本論》，可惜沒有留下批注，這簡直是無稽之談。翻《資本論》，我還翻過呢，因為看不懂，我就沒看了，怎麼能說翻一下就是看過了呢？那麼這一個蘇共五六年的批斯大林對毛的震動很大，而且五九年確實劉少奇就擔任了國家主席。毛澤東一交出國家主席就感到非常後悔，為什麼呢？因為他發現他的政令不通了。曾經有過一個資料說到了文革前毛突然到政治局去，一手拿黨章，一手拿憲法，他說，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有發言權；我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有發言權。可以看出這個時候他的處境已經非常微妙了。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他個人的因素，個人的因素就是從五六年開始他覺得有大權旁落的感覺。而作為一個獨裁者，如果有了這種感覺，他是會發瘋的，所以最後毛澤東開始發瘋，發動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想建立一個他所謂的理想國。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上海大學的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毛澤東是個五四青年。毛澤東呢，他還有通過發動文化革命來改變中國現狀的想法。但我覺得毛雖然是一個五四青年，但他更重要的是一個希特勒的崇拜者。雖然他沒有提希特勒，但他提了並讚揚了秦始皇。甚至於他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才幾百人，我們比他坑得多得多了。因此蘇共這個五六年批斯大林搞的這個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運動對毛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再加上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配合，使毛澤東有大權旁落的感覺，所以他希望通過一場運動，這場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因為在文革之前，所有的運動都是中央下文從上而下開始的。唯獨文革是自下而上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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